首席記者 於茂世 文圖 學術顧問 孟繁臻
引子
百忍堂，一個關乎張氏族群的著名堂號。
百忍堂，一個李唐以降馳騁天下的著名堂號。
百忍堂，起點在河南東北角，起初是一位大唐布衣的堂號。
這位大唐布衣，名曰張公藝，躬耕在當下的濮陽市臺前縣孫口鄉橋北張村。
早在1963年，張公藝墓即被山東省人民政府公布為重點文物保護單位；1964年，張公藝墓在行政區劃中被劃入河南，而今被定為濮陽市文物保護單位。
堂號，本是主人給自家的庭堂、書房乃至居室等起的一個雅號，譬如：陳寅恪先生的「寒柳堂」、馮友蘭先生的「三松堂」等。
堂號之本，自古及今，倒也沒啥大的差別。
只是，古代中國同姓族人大多聚族而居，或數世同堂，或以家族庭堂為中心分房聚居。久而久之，堂號也就成了同姓族人的共同記憶。
同姓族人為祭祀供奉共同的祖先，在宗祠、家廟的匾額上題寫堂名；堂號，也就此演化為祠堂名號，成為一個家族的共同徽號。
堂號，是家族用以弘揚祖德、敦宗睦族的標誌，與郡望一樣，既是姓氏文化的符號，也是尋根問祖的徽記。
堂號，不只是庭堂的名字，也寫在祠堂上、刻在族譜上、用在器具（如錢袋、燈籠等）上，乃至名之為店鋪，以致成了商號……大凡看重自己姓氏和族屬的人，都不會忘卻本族世代相傳的堂號。
一個堂號之所以能成為一個族群驕傲的典藏，大多與其祖上不朽的業績密切相連。
堂號，差不多成了「山寨版的衙門」：王姓的「三槐堂」，出自北宋開國名臣王祜「植三槐，自知子必貴」的預言，且有蘇軾的《三槐堂銘》推波助瀾；韓姓的「晝錦堂」，是出自北宋社稷重臣韓琦的堂號，且有歐陽修的《相州晝錦堂記》錦上添花……
張公藝，一位大唐布衣、鄉野村夫，其開創的「百忍堂」堂號，緣何「不朽」於歷史的長河？
中南海，毛澤東一問壽張縣
一問壽張縣，緣起《武訓傳》。
1951年初，崑崙影業公司拍攝完成《武訓傳》，在京、津、滬上映後，媒體上掀起了一陣歌頌武訓、讚揚電影《武訓傳》的熱潮。
到了3月，逐漸出現不同的聲音，其中引人注目的有賈霽的《不足為訓的武訓》、楊耳的《陶行知先生表揚「武訓精神」有積極作用嗎？》
楊耳即許立群，時任共青團中央宣傳部副部長。他的文章起先發表在1951年5月10日《文藝報》第4卷第2期上，說《武訓傳》是一部有嚴重思想錯誤的影片。
毛澤東約許立群到中南海談話，給予表揚和鼓勵，指示許立群再寫文章，深入探討這個問題，並說要在《人民日報》發表。
在這一背景下，人民日報、文化部組成了一個「武訓歷史調查組」，袁水拍（人民日報社）、鍾惦棐（文化部幹部）、李進（文化部電影指導委員會委員），與馮毅之（山東省委宣傳部）、司洛路（山東省聊城地委宣傳部）等，共赴武訓的故鄉山東省堂邑縣（今聊城西)與武訓「行乞興學」的地方山東省臨清縣等地，調查武訓的歷史和辦學情況。
調查組起程時，毛澤東赴前門火車站送行；實地調查結束，袁水拍、鍾惦棐、李進執筆撰寫《武訓歷史調查記》，經毛澤東修改後，刊發在《人民日報》上。
在這場批評中，對《武訓傳》最具殺傷力、也最富理性說服力的，就是《武訓歷史調查記》。
哈哈，遠了，趕快言歸「百忍堂」。
首先需要回答的是，李進是誰？
「調查武訓的問題，要說那是非常辛苦的。特別是，李進還是個北京來的女同志。到村裡去走訪老農，車進不去，一走就是一二十裡，都是司洛路陪著李進一起去調查。」臺前縣史志辦前副主任曹懷之先生說，「一二十天，其間也許建立起了某種信任，臨別之前，李進向司洛路說明了自己的身份——江青，也就是毛澤東夫人。」
司洛路一時驚奇，說：「我送你回北京吧？很想見見毛主席！」
江青竟然同意了，還把司洛路領到了中南海的家裡，毛主席還真的陪他吃了頓飯。
1951年6月17日傍晚，中共聊城地委宣傳部部長司洛路在江青的引導下，來到毛主席家中西北角的一個涼棚之下。
不一會兒，服務員將晚餐端了上來。江青隨即對服務員說：「請主席！」
服務員走進東屋裡，不一會兒，只見毛主席走了出來，還跟著兩位首長。司洛路快步迎上，握住毛主席的手，激動地說：「毛主席好！」
江青向司洛路介紹：「這位首長是彭真，這位是羅瑞卿。」
大家一邊說著，一邊走向涼棚。
毛主席在圓桌的西北方向坐定之後，司洛路偏南坐在主席右邊；江青挨著主席坐在東北面，東邊則是彭真、羅瑞卿。晚餐有海參、包菜、菠菜、炸魚……八個菜、兩個湯，還有甜酒、中華牌香菸。
席間，彭真、羅瑞卿悄悄問司洛路：「能聽懂主席的話嗎？」
「有的能聽懂，有的聽不懂。」司洛路面帶窘色。於是，彭、羅就當起司洛路的「翻譯」。
主席一邊喝酒，一邊不停地問，司洛路也就不停地答。
「你們那裡的地委書記是誰？」
「王維群。」
「你們地委管哪些縣？」
「有冠縣、堂邑、莘縣……」
「壽張縣歸你們地委吧？」主席沒等司洛路把話說完，就問起了壽張縣。
「歸。」
「你知道為什麼叫壽張嗎？」
「不知道。」司洛路一時不知所措，只好搖搖頭實話實說。
這時，主席繪聲繪色地講起了關於壽張的故事——
唐朝出了個女皇帝，叫武則天。她的丞相張九齡過90歲生日時，她給丞相賀壽，把一塊地方給了他。於是這個地方就取名叫「壽張」。
張良墓也是千古之謎，堪比曹操墓。要弄清哪個為真，壽張縣為紀念誰而設，也許正是個關節點。梁山好漢李逵坐衙的壽張縣，而今已不復存在。歷史上，壽張縣城一再遷徙，治所曾先後設在當下的東平縣、梁山縣、陽穀縣……1964年，壽張縣建制撤銷，金堤以南劃歸河南範縣；1978年，臺前縣自範縣析出，獨立設縣。梁山縣，1949年置縣；微山縣，1963年置縣。兩縣與臺前一樣，都是「新縣」。唐《括地誌》雲「漢張良墓在徐州沛縣北六十五裡，與留城相近也」——這個距離，與微山島上的張良墓是相符的；而再「北六十五裡」，也就到了壽張縣。因此，壽張縣與張良墓互相印證，乃為紀念張良而設，倒是可信的。
濟南城，毛澤東再問壽張縣
張九齡，玄宗李隆基朝的宰相。
何況張九齡(678年~740年)只活了63歲，與其90歲生日時武則天（624年~705年）作為壽禮賜給他的一塊地，名曰「壽張」顯然是有出入的。
但是，張公藝（578年~676年）活了99歲。唐麟德二年（665年），張公藝88歲，是年武則天陪同夫君唐高宗李治前往泰山封禪的途中，曾經蒞臨張公藝家，卻是不爭的史實：
《舊唐書》云：「鄆州壽張人張公藝，九代同居……麟德中，高宗有事泰山，路過鄆州，親幸其宅。問其義由。其人請紙筆，但書百餘『忍』字。高宗為之流涕，賜以縑帛。」
當下的臺前縣，在大唐壽張境內。
百忍堂，因張公藝在唐高宗、武則天面前手書「百餘『忍』字」，將「九代同居」歸根於「百忍」而得其名。
張九齡，百忍堂後裔，張公藝六世玄孫。
亂了，就是怎麼理，「壽張」之得名，也理不到武則天為張九齡過90歲生日這兒。
唐代《元和郡縣圖志》云：壽張縣原名壽良縣，東漢初年，光武帝劉秀為避叔父劉良名諱，改其為壽張。
戰國時期，這兒是齊國的剛壽邑；秦代，於此設立張縣；到了西漢，於此設置壽良縣。
緣何「壽良」？
張良「留侯」之封地在此，張良墓也在此（張良墓是微山湖中微山島上「三賢墓」之一。其餘兩賢，一曰微子，商紂王的庶兄，宋國開國國君；一曰目夷，微子17世孫，也就是《子魚論戰》中的子魚）。
《史記•留侯世家》記載，「張良欲從赤松子遊」，「乃學辟穀，道引輕身」，修起長壽神仙。
西漢置壽良縣，以紀念張良，比較可信；東漢劉秀為避叔父劉良名諱，改名壽張，還是在紀念劉漢的開國功臣張良，也比較可信——儘管秦代設立張縣，也許因為這兒聚居著張姓族群，但壽良改名壽張，大體還是因了張良。
何況，這兒的張姓族群，都自稱是張良的後裔。數百年之後，大唐布衣張公藝，還在說自家是張良後裔。
總體而言，壽張是紀念張良，捎帶著撫慰了張姓族群而已。與張九齡，乃至活了99歲的張公藝，是沒什麼直接關聯的。
但是，到了1957年12月，毛澤東視察山東，在濟南接見聊城地委書記朱永順、壽張縣委書記劉傳友，毛澤東卻把壽張縣之得名，歸在了張公藝的名下。
朱永順在《受益終生的教誨》中這樣寫道——
毛主席「問劉傳友同志：『壽張歷史上有個張公藝，九世同居，有沒有這回事？』劉傳友同志答：『有。在壽張城東關，至今還有張公祠堂。』主席說：『壽張縣，原來叫壽陽縣（當為壽良，陽、良當是由毛澤東的口音問題引發的誤解），後來為了紀念這位張公，把壽陽縣改稱壽張縣。』」
在其他人的回憶錄中，毛主席還風趣地說過這麼一句話——
「哦，九世同堂，十世就不行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