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
21世紀已經過去20年。這20年裡，我們越來越多地使用「高速」「加速」「劇烈」「驟變」「創新」「多樣」來描述世界的變化、生活的變化。文學也一樣，從創作思潮到門類、題材、風格、群體，包括文學與生活、文學與讀者、與科技、與媒介、與市場的關係等等，都發生著深刻的變化，如何認知、理解這些變化，對於我們總結過往、思索未來都有重要的意義。為此，中國作家網特別推出「21世紀文學20年」系列專題，對本世紀20年來的文學做相對系統的梳理。
我們希望這個專題儘量開放、包容，既可以看到對新世紀20年文學的宏觀掃描、理論剖析，也可以看到以「關鍵詞」方式呈現的現象或事件梳理；既有對文學現場的整體描述，也深入具體研究領域；既可以一窺20年來文學作品內部質素的生成、更迭與確立，也可辨析文化思潮、市場媒介等外部因素與文學的交互共生；既自我梳理，也觀照他者，從中國當代文學延展至海外華文文學和世界文學，呈現全球化加速的時代，世界文學之間的相互影響與異同。
從文學史意義上來說，20年看文學或許略短，難成定論，難做定位，但文學行進過程中這些適時的總結又非常必要，它是回望，更指向未來。（中國作家網策劃「21世紀文學20年」專題已陸續推出，敬請關注）
「21世紀文學20年」專題系列之五：
我們向網絡小說「借鑑」什麼？
文 | 房 偉
經過二十多年發展，網絡文學已成為當代中國重要的文學現象。它擁有海量的讀者，廣泛的閱讀量，強大的資本吸納與文化產業轉化能力。電子閱讀的媒介轉換，使得網文相對傳統文學成本更低廉，生產更迅速，傳播與交流更快捷，網絡文學吸收國外類型文學元素，強化對中國通俗文學傳統、古典傳統與新文學傳統的連結，也形成了對當下生活的想像力和知識能量的爆發，從而使得網文的容量擴展驚人，時空視野闊大。與之相對的，則是網絡文學在藝術上的探索，吸收通俗文學、精英文學和後現代文化多種營養，形成了數百萬字「超級文本」的存在。可以說，網絡文學對精英文學及其背後的文學出版業，都造成了很大衝擊，也形成了反思參照的樣本。那麼，我們可以向網絡文學「借鑑」些什麼呢？
這是個容易引發「爭議」的話題。在網文界看來，不僅中國古典文學，且起源自「五四」的「現代文學」，都被命名為「傳統文學」。希爾斯在《論傳統》中感嘆，啟蒙運動之後，「傳統」的名聲「江河日下」。這種不斷以「傳統/創新」區隔的思維，其實依舊來自現代文學。「點擊量」、「訂閱量」、資本轉化率，似乎成為衡量網文價值的最高標準；另一方面，精英文學領域，以平等寬容態度看待網絡文學，討論小說背後的文化因素與社會含義，研究借鑑其優勢之處，也是比較匱乏的。我們更多看到「網文百分之九十九是垃圾」這類判斷。即使網文研究界，認為網文與純文學可「溝通互補」的學者，也是「非主流」。很多學者追隨網絡產業的定義，更強調自身「媒介特殊性」，無疑更加深了這種隔閡。
為何純文學創作對網絡文學的「借鑑」，有其必要性？
範伯群認為，中國現代文學應是「一體兩翼」狀態，五四新文學與通俗文學，成為互相平衡的「展開的翅膀」。文學史經驗證明，對通俗文學形態的吸納與轉化，也是精英文學發展的必要資源。比如，施克洛夫斯基指出，契訶夫將滑稽報刊「下品故事」改造成有藝術獨創性的「形式完美的作品」。巴赫金則認為，陀斯妥耶夫斯基的「復調小說」得益於不高雅的「歐洲驚險小說傳統」。錢鍾書的《圍城》，我們能看到「流浪漢小說」的影響。賈平凹的《廢都》對狹邪小說的化用，《林海雪原》對英雄傳奇的模仿，都是明顯的例子。從發展軌跡看，文學發展會經歷民間俗文學的「文人化」，也就是雅化過程，如唐宋詞、元曲等文類。小說也是這樣。文學的現代轉化中，小說的長度和內容含量，既有利於盈利，更有利於「模擬」生活體驗方式，包含各種複雜意識形態。現代中國小說，在接受西方文藝思想基礎上，實現了小說雅化。不同的是，這種雅化脫離中國古代小說傳統。陳平原認為，「五四」現代小說的發生，是西方文藝移植與小說地位從低向高位移的「合力」而成。現代小說繼承的主要是「雅文化」，即史傳傳統與詩騷傳統。它與從六朝志怪、唐傳奇、宋元話本到明清章回小說的「中國小說傳統」，有著結構上的「反動」。這也是五四之後，小說「雅俗分野」的結構性因素之一。五四之前，儘管小說地位被不斷鼓吹，但依然是「下裡巴人」。五四之後，新文學將「白話」發明權和定義權搶在手裡，並通過文學史、文學教育等諸多手段，將中國古小說傳統打入「俗文學」地位，比如，五四文學家對晚清鴛鴦蝴蝶派小說、黑幕小說的批判，並造成「現代意義」上文類的雅俗分立。
然而，這種「傳統的斷裂」，也造成中國現代小說的「先天不足」，即未能與文類傳統形成良性繼承。「雅俗對峙」的變化，民國初年是「雅興而俗衰」的五四文學崛起，其次是40年代趙樹理與張恨水為代表的「雅俗互滲」，再次是20世紀70年代港臺通俗文學興起。就大陸而言，最新的雅俗之變發生在90年代中期之後、21世紀之初。通俗文學以市場屬性贏得發展生機，儘管有時也以某種「純文學面孔」出現。80後「青春文學」，女性「身體寫作」，已帶有很強的類型文學氣質。90年代末，網絡媒介產生的文學形式，從北美的中國留學生BBS，發展到榕樹下、天涯兩大文學社區，再到起點中文網收費模式出現，盛大文學成立，直到閱文集團上市，新媒介引爆通俗類型文學發展，也很好連結了「中國小說傳統」。穿越、玄幻、盜墓、靈異、洪荒等小說類型內容、文化思維，抑或「擬章回」式「網文更新」敘事結構，都有中國小說傳統的影子，閃爍著蒲松齡式的詭異，還珠樓主式的幻境營造，封神演義式的瑰麗傳奇，三國式的歷史權謀設計，水滸式的暗黑底層描述。網文對中國通俗文學傳統的連結，也對追著西方文學一路狂奔的純文學界，提供了參考價值。
那麼，純文學作者，可以從網絡小說「借鑑」什麼呢？
首先，小說在網際網路新媒介語境下的「知識功能增值」，是網文給我們的啟示之一。小說之所以大行於世，與現代印刷業發展和啟蒙識字率提高有關。利奧塔在《後現代狀況》中以知識思辨敘事，指稱現代性宏大敘事思維的一個分支。工業革命時代知識大爆炸，天文、地理、海洋、生物、物理、化學、心理學、金融、政治學各類學科蓬勃發展，同時影響到了小說的知識容量。小說走出中世紀羅曼斯傳奇，不再糾纏於神秘傳說、宗教秘聞，而是在「內」和「外」兩個方面，形成啟蒙進步思維。殖民財富想像與冒險刺激，被賦予了現代性味道。十八與十九世紀現實主義長篇小說，尤其看中外部知識描述。比如，福樓拜與巴爾扎克筆下細緻逼真的「巴黎社會」。就內在性而言，二十世紀以後的小說走得更遠，意識流小說興起，文學對心理、夢境與幻想的開掘，造就了很多複雜人物形象與多樣敘事形態。陀斯妥耶夫斯基、託爾斯泰、海明威、君特格拉斯等大師，則致力於將外在知識與內在體驗相結合。然而，卡夫卡、舒爾茨等現代主義先鋒作家身上，內在與外在的分裂對立已異常緊張，也導致了小說空間化等傾向。這種傾向反過來強化文學對現實體驗的索求，甚至出現卡佛這種低詞彙量「藍領極簡主義」寫作。本雅明在《講故事的人》中，就看到了「經驗」貶值的危機。一戰之後，人們不再關心外部世界，走向了內心與世界的對立分裂。現代主義走向內心玄想，反映世界的荒誕與不可知，迷戀語言和敘事實驗。
這種傾向發展到「拼貼雜糅」的後現代主義，也導致了「文學類型」的萎縮。「類型學」甚至歸屬於「通俗文學」標配。「文學類型」發達，不僅是文體意識變革，更體現著文學反映現實社會「知識變革」的能力。羅燁的《醉翁談錄·舌耕敘引》在「小說開闢」一章分古典小說為「靈怪、煙粉、傳奇、公案、樸刀、捍棒、妖術、神仙」八類，顯示了古代中國人的社會知識及其文化想像。晚清是中國文學類型爆發期，梁啓超論及「新小說」類型，分為歷史、政治、哲理科學、軍事、冒險、偵探、寫情、語怪、社會等類型。這表現了晚清社會從傳統向現代轉型的巨大知識變化，比如，寫情小說由古典寫情變化而來，又與個性啟蒙有關；軍事小說乃鐵騎、三分等歷史軍事小說發展而來，又有現代意味；冒險小說與海外殖民有關；科學小說與現代科學知識有關；偵探小說顯示現代複雜人際關係，及邏輯推理的科學思維。
相對而言，現代主義對外在知識發展不再關心，認為是「過時」的現實主義態度。西方現代精英文學的類型萎縮，很大程度歸咎於「內在訴求」與「外在知識認知」的隔離阻斷。21世紀，隨著網際網路發展，出現了新世紀「知識爆炸」，特別是天文、生物、科技、金融、通訊等領域。而我國精英文學的類型變化卻日漸逼仄。20世紀90年代以來中國文壇形成的「鄉土—都市」知識形態，已不能反映當下世界的巨變。「鄉土」與「都市」依然是文學創作主流類型，並輔之以部分先鋒寫作，而學者小說、諷刺小說、歷史小說，乃至科幻、驚悚、金融等諸多晚清到現代文學時期就有發展的類型，卻很難有「類型的創新」。更令人憂慮的是，中短篇小說出現新先鋒化傾向，而長篇小說創作，出現「史詩」雜糅「後現代」的怪異組合。故事越寫越複雜，敘事越來越晦澀，解構的野心與建構的雄心並存。然而，可讀性越來越差，其對知識性的吸納，不再以「文體創新」與「內容創新」為突破口，而更多表現在「裝置性」知識雜糅與點綴。
與此同時，網絡文學的興起，在知識類型爆發上形成穿越、軍事、玄幻、科幻、奇幻、國術、鑑寶、盜墓、工業流、末日、驚悚、校園、推理、遊戲、洪荒、競技、商戰、社會、現實主義等數十個令人眼花繚亂的類型或亞類型，這些敘事類型還有互相交叉融合的其他變種。類型繁盛的背後是知識爆炸。這不僅體現了當下社會的知識變革，也表現出中國網文對古今中外知識的「巨大熱情」。比如，孔二狗的《東北往事》、獄中天的《看守所》、哥們兒的《四面牆》等「新社會小說」對底層生活的描寫；齊橙的《大國重工》、任怨的《神工》對中國重工業發展的講述，以及何常在的《浩蕩》與阿耐的《大江東去》，對中國改革開放四十年變革蘊含的巨大社會知識變化，都有著令人敬佩的書寫。中國穿越類型小說，表現出時間上跨越原始社會到未來社會，空間上跨越五大洲七大洋的「新天下視野」。衣山盡的《大學士》對中國古代政治制度，特別是科舉制度的逼真描摹，實心熊的《徵服天國》對中世紀歐洲史的精彩呈現，令人嘆為觀止。就科幻小說而言，咬狗的《全球進化》的「蓋亞意識」、「逆進化」等生物與天文學知識虛構，都很好地將科幻與故事、人物融合在一起。天瑞說符的《死在火星上》，甚至在附錄有數百篇天文、生物、科技方面專著與論文的名單，這都顯示了「新知識」對小說理念的巨大衝擊。
這種「知識對文學的衝擊」，還反映在作者知識背景的分化。網文作者大多出身金融、軍事、醫學、生物、製造業等理工科專業，純粹出身文科的很少，即使是文科，也並非文學類，而大多是歷史或社會學科。精英文學則大體延續新中國成立以來專業作家培養模式。50後、60後作家群，非文科專業向精英文學的流入，還是非常多的。比如，統計學出身的張潔，學電力的朱文，軍事彈道學專業的作家黃梵，商品學和計算機專業的王小波，其他如張承志的民族學學者身份等。這些非文學背景，都豐富了純文學書寫的知識含量和思維方式。而70後、80後，甚至90後精英作家群，這種知識來源的多樣性弱化了。即使非文科出身的純文學作家身上，我們也看到，現代主義乃至後現代主義文學知識的「強大束縛力」。很多年輕作家深陷現代主義、先鋒文學傳統，迷戀隱晦的哲思與語言實驗，對外部世界知識變化不敏感，也缺乏「突破而出」的能力與勇氣。這無疑值得我們反思。
不可否認，西方現代主義、後現代主義文學形態，與後工業時代消費主義有關，也與西方發達國家相對靜態的代際體驗與地域體驗，包括歷史體驗有關。然而，這種源自戰爭傷痕的現代主義，靜態生活背後的後現代消費奇觀，與藉助網絡媒體與全球化進程進行高速工業化的「中國文化體」，還有著很多差別。中國飛速發展的社會現實，超級現代性的豐富性與複雜性，都呼喚著精英文學的變革。特別在長篇小說領域，我們的審美趣味與知識構想，大多受到上世紀90年代到新世紀以來，已經經典化的長篇小說的制囿。知識容量的匱乏，導致經驗的匱乏，也導致長篇小說特有的認識社會功能的衰退。這無疑是越來越嚴重的長篇小說危機的內在因素。當然，不少嚴肅作家也在嘗試借鑑科幻、懸疑等類型，探索新的表現領域，也有不少成功經驗，如李宏偉的《國王與抒情詩》、王十月的《如果末日無期》等新作，就借鑑科幻、末日等知識類型，且融入了深刻的哲學思考。但這些作品，目前總量尚少。
其次，網絡文學「想像力」的爆發。這種想像力的發展，不僅表現在虛構人與自我的關係，探索人性深度的能力，也表現在虛構與想像人與社會、人與歷史、人與自然、人與宇宙的外在關係的能力。內在性的想像力發掘，精英文學特別是先鋒文學創造了驚人的成績，而在外部想像，特別是人與外在世界的衝突與和解，人與大世界的故事關係的能力上，則是非常不足。這也表現在精英文學的情節能力的退化。情節構造能力是小說基本功，也表現為作家對外在世界的想像性建構。中國有散文小說、詩化小說、哲理小說等諸多淡化情節的分支，而在現代主義與後現代主義思維下，有意迴避典型人物、典型環境與典型事件的現實主義創作律令，使得很多作家更熱衷語言實驗、隱喻性詩學營造。但是，在優秀的現代主義、乃至後現代主義作品中，我們依然能看到建構情節、精心構思細節對一個作家的重要性。在卡佛、麥克尤恩、耶茨、安吉拉·卡特等擅長中短篇小說的現代主義作家筆下，也閃爍著令人過目不忘的情節和細節。卡夫卡的《變形記》在甲蟲幻覺的「奇情」中見人性常態，科塔薩爾的《被侵佔的房屋》中詭異的鬼魂入侵，薩拉馬戈的《裡卡爾多·雷耶斯離世那年》的佩索阿與虛構人物的宿命糾纏，也都表現了「情節」這個古老敘事傳統的強大潛力。進而言之，情節能力也反映作家體察社會、了解人性深度、想像世界的能力。虛假蒼白的情節，平庸無力的情節，都是作家缺乏社會體驗性、缺乏想像力的表徵。
網絡文學追求文本衍生的資本性，情節想像能力至為重要。很多優秀網文，不是簡單追求情節刺激，而是吸取純文學在敘事視角、敘事聲音與敘事時空構造方面的某些經驗，創造了極為豐富逼真又異彩紛呈的小說世界。天使奧斯卡的《宋時歸》，發展現代歷史小說情節模式，繼承了晚清以來王少堂、陳士和等說書藝人，以「巨量情節」維持敘事時間的通俗小說傳統。它有「無低谷」的全高潮式敘事模式，小說開場就是危機，且有著不斷的危機衝突，以塑造典型人物與歷史情境。作家還發展了一種「超級情節」，即以核心事件為焦點，結合多重敘事角度與全方位宏大場景描述，極富閱讀代入感。小說只「汴梁驚變」事件，就寫了20萬字，卻精彩紛呈，令人不肯罷手。夢入神機的《龍蛇演義》是新國術技擊派代表作，情節構造能力也非常突出。它融合儒道釋傳統與人體科學，結合現代醫學與技擊技能研究，改變了「金古梁溫」開創的文人新武俠傳統。它的情節特點在於「奇中有奇」、「以奇寫正」，寫實狠辣，又包含對人體機能的合理想像，在對晚清武俠傳統的復古中，結合現代性自我的理解，創造了令人難忘的情節。忘語的《凡人修仙傳》、靜官的《獸血沸騰》、魯班尺的《青囊屍衣》等小說，也都有高超的情節建構。作為深層次探討人性、思考社會與文化的純文學創作，不能單純恢復「以情節為中心」的狀態，然而，網絡文學情節構造能力的提升，也值得純文學創作反思借鑑。對情節能力的再創造，可促使我們反思「近乎無事」，專注於荒誕俗常的現代文學傳統，進而促進我們對「中國故事」的現代主體性的理解。
最後，對網絡文學的「借鑑」，不等於否認純文學存在價值和發展空間。純文學創作與網文有著很明顯區別。「雅俗對立」是現代社會文學意識形態功能與商品功能分離，必然導致的「結構性存在」。比之網絡文學，純文學更易經典化，其「美典」的符號權威價值，是網絡文學難以企及的精神格局，也擁有權威的文學史學術闡釋地位。精美的文字感覺，精妙的藝術構思，細膩生動的描述，與多層次立體化的審美意蘊與思想含量，使之跨越時空限制，加強人類認識社會、反映人生的能力，提供積極的精神滋養與境界提升，塑造民族國家想像共同體意識，也塑造良好的現代人格。相比而言，雖然很多通俗文學可做到雅俗共賞，甚至化俗為雅，但在現代社會文化格局中，由俗入雅，由通俗入經典的過程，還非常困難。
其實，很多網文創作也借鑑了純文學因素。有關網絡文學的調查中，筆者曾問及「哪些純文學作品對網文創作影響最深」這個題目。很多網文作者選擇的都是餘華的《活著》《許三觀賣血記》與路遙的《平凡的世界》。這幾部經典小說，除了深刻的思想性之外，其藝術特徵上都有一種比較「利於溝通共鳴」的書寫模態。比如，餘華在《活著》《許三觀賣血記》中，放棄先鋒文學敘事空缺與延宕、敘事時序變化等「敘事迷宮」手法，而專注於對「敘事頻率」的改造。其「重複」的敘事手法，比如《活著》的多次死亡，《許三觀賣血記》重複性賣血情節，及敘事聲音的「反覆」，符合中國人「重複性敘事」審美心理，如「三顧茅廬」 「三打白骨精」等。路遙的小說，最動人之處在於「底層個人奮鬥」敘事模式。它充滿了理想主義的浪漫感傷與悲劇的挫折感，又對現實形成有效心理刺激和反思性。這種「底層奮鬥」的故事，也出現在當下純文學創作中，但鮮有路遙式真誠的道德態度與「確認現代自我」的倫理勇氣，反而過分誇大小人物的庸常猥瑣對宏大敘事的消解作用。網文之中，「底層個人奮鬥」故事常被賦予「個體神話」象徵，被轉化為「廢柴逆襲」心理定式，如「贅婿文」亞類型。同時，它也為「網絡現實主義」提供了內在心理機制，比如《大江東去》《浩蕩》等小說，都有這種「小人物奮鬥」的故事。這也符合階層分化情況下，普通民眾尤其是年輕人的特殊心理。
任何藝術門類要不斷創新，都須有「海納百川」的氣度與胸懷。縱向關係而言，純文學要積極繼承中國文化傳統，特別是通俗小說傳統；當下借鑑意義而言，純文學應關注網絡小說在新媒介語境下的變化。無論其書寫形式，還是表現內容，網絡文學的變化都可被吸納融入純文學發展的反思。比如，網絡文學的科幻題材對未來的科學想像能力；網絡文學對中國說書人傳統的發展，可用來反思純文學「可讀性問題」；網絡文學豐富的類型模式，也可以提高小說「溝通性」。從晚清梁啓超提倡的「新小說」，到五四小說，直到新時期小說，無論思潮流派還是藝術手法與創作思維，純文學創作對西方的學習借鑑，一直是「重中之重」。不可否認，西方文藝思想是中國文學不可或缺的養料，可進入新世紀，在中國不斷探索現代性道路、不斷展現出成功經驗的今天，僅從西方藝術出發是遠遠不夠的。「精英意識」也導致很多純文學作家過度追求場域意義「稀缺性」，不斷索求文字難度、文體難度、敘事難度。有的作家，以幾百萬字「大河小說篇幅」書寫故鄉精神史，卻流於混亂意識狂想與破碎拼貼的景觀，甚至完全無法形成有效隱喻性。另一種「逆向的先鋒」，則傾向於以敘事空缺、意義空白，抽空現實所指，將之變成「偽裝現實主義」先鋒寫作。這些「擬現實」「擬隱喻」新先鋒寫作，會加深純文學與大眾的「閱讀隔離」，導致讀者大量流失，也會造成自身的封閉與萎縮。
當然，網文還在發展過程中，很多特徵與規律有待於學者進行深度研究，也有待於純文學作家進行有效辨析。「網絡文學」也存在諸多問題，值得警惕與反思。比如，網絡文學文本，強化小說情節能力，也造成「升級打怪」循環敘事的「審美弱化」，及小說語言的粗糙混亂。網絡文學對現實因素的忽略，對遊戲性的過度追求，也導致文本缺乏深層審美與思想意蘊，缺乏反覆閱讀的「經典意義」。網絡文學必須借鑑純文學經典化質素，走向自身的經典化。由此，範伯群教授所言「一體兩翼」良性中國現代文學格局，才有可能真正實現。
本文2020年7月21日首發於中國作家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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