職業作家像小賣店老闆，你每天早上要做的事是把門打開。 「 像小說家一樣存在 」 是雙雪濤最大的心願。 為了這個心願，他開始寫作，從銀行辭職，又從瀋陽來到北京，想距離純粹更近，但事實上卻更為俗務相累。
文｜ 吳呈傑
編輯｜ 趙涵漠
攝影｜ 邢鐵軍
打開門
雙雪濤先生從未想過北京會以這樣的方式迎接他。2015年9月4日下午，他乘坐G220次高鐵從瀋陽北站出發，3小時58分後抵達北京南站。在中國人民大學的宿舍放下行李，他和前來接風的文學圈朋友們一同驅車去吃火鍋。不料天降大雨，在這個周五的晚高峰，整座城市 「 像一個爛泥塘一樣 」 ，半小時才艱難地往前挪動了一公裡。他在心裡暗罵： 「 一到北京就是下馬威啊。 」
時年32歲的雙雪濤是來北京報到入學的，他是人大文學院首屆創造性寫作研究生班（俗稱 「 作家班 」 ）的學員。一年前雙雪濤憑在《收穫》上發表的《跛人》剛獲得了些許名氣。27歲之前，他的生活與寫作幾乎毫無關聯，他是瀋陽一個庸碌的銀行職員，每天與數量龐大的鈔票打交道，做嵌入行政體系中的一顆螺絲釘，嚴格執行領導的想法， 「 領導說：弄！我們就弄。 」
相比而言，作家班同學來頭都不小，有人得過魯迅文學獎，有人小說銷量破百萬，導師們更是成名已久，閻連科、劉震雲、梁鴻都來了。來到北京的緣起是一次偶然，一位前輩作家翻《收穫》，看到了最末的那篇《跛人》。這個陌生名字的作品衝擊力太大了，她問《收穫》編輯要了雙雪濤的電話，直接打了過去： 「 你要不要來作家班？ 」
雙雪濤毫不猶豫地決定就此換一個環境： 「 我那會兒在瀋陽就是生活很平靜，天天工作……（但）我到了一個我有點要窒息，就是那種平靜和那種安全已經到了讓人不太舒服的時候了。 」 瀋陽是湖泊，但北京是河流——前銀行職員雙雪濤被召喚來了北京。
他念舊，此後只要回到瀋陽，總要找來關係好的前同事小聚。這時，他會想起在銀行的日子。 「 檔案放在哪裡 」 、 「 新做的表格在哪個文件夾 」 、 「 銀監局馬上就到，趕緊整理一下材料，不要給領導打臉 」 的咒語在那5年間箍緊了他的生活。那時他二十來歲，能喝小一斤白酒，跟客戶吹起牛逼也從不覺得可恥，最愛聽每月工資到帳響起《加州旅館》的簡訊音樂—— 「 Welcome to the hotel california! 」 但是他在其中始終是異類，並最終成了單位裡第一個裸辭者。
和雙雪濤第一次見面是在北京一個晴朗的秋日午後，他蓄了須，戴黑框眼鏡，一身運動裝，打算採訪完去踢球。在新的城市，他不再因為寫作而有點特殊、被大家遷就，相反，他身邊聚集了很多為藝術而活的創作者。聊到對北京的印象時，他眨巴著眼睛想了會兒，指了指窗外西斜的陽光： 「 每當這種陽光明媚的時候，我就特別特別喜歡北京。 」 愛來得輕巧，厭惡也就在一瞬之間： 「 每當霧霾的時候，我覺得北京是我能夠想到的最壞的城市。 」
雙雪濤迷戀北京的這種兩面性，這是任何一個東北城市都不具備的。北京有一種亂糟糟的活力， 「 像一隻大怪獸一樣往前衝 」 。東北則直率，明快，刀下必須見血。他在北京生活兩年，母親、妻子和4歲的兒子都還住在瀋陽。每隔半個月，雙雪濤會回家一次。
新書《飛行家》幾乎都是在北京寫的，雙雪濤的筆下第一次出現了移居北京的東北小年輕。有困惑，有分裂，有矛盾。
寫作、喝酒、踢球、看電影，在北京，雙雪濤心甘情願過上了 「 就這幾樣事來回做 」 的乏味生活。當然，也是為了向他的文學偶像、信奉 「 寫作是一種職業 」 的村上春樹看齊。他住在人大家屬樓的雙人間，床和書桌緊挨在一塊。每天9點起床，天光大亮時坐到書桌前，泡好茶水，手機調成靜音，等待還處於朦朧夢境的腦袋緩緩甦醒。菸灰缸和打火機是必備的，要放在不用轉頭就能摸到的地方。
寫小說是雙雪濤人生中最具耐心的時刻，理想狀態是 「 努力地吸一口氣，一口氣寫下來 」 。但靈感並不會總是眷顧他，解決方式只能是來回折騰式的纏鬥，卡殼了就把音響擰開，在《三套車》或《野子》的悠長曲調間靜靜吸上一支煙，歇一會再起來繼續死磕。一天下來，平均水平是800到1000字，也有顆粒無收的時候， 「 有時候5個字都很正常 」 。
職業作家像小賣店老闆，你每天早上要做的事是把門打開，有可能客人絡繹不絕，也有可能一個客人也沒有——他認可愛爾蘭作家科爾姆·託賓的這個比喻。總之，你只有打開門，坐在那裡，客人才有可能來。
李子長在地裡
9月中旬，雙雪濤在北京一家書店開《飛行家》的分享會，對談嘉賓是張悅然、編劇史航和《繡春刀》的導演路陽。現場的近兩百個位子早不夠坐了，站著的人群一直蜿蜒到場子外層疊的書架之間。對談結束後，一個胖胖的年輕人奮力擠開人群，揣著三本書去問 「 濤哥 」 要籤名。他說自己是中央戲劇學院戲文系的學生，仰慕雙雪濤許久，鬥膽要個微信。雙雪濤爽快地答應了，這個中戲學生拍手叫好，喊著 「 喝酒擼串帶上我 」 。
2016年，幾乎大半個文學圈都在談論這個橫空出世的文壇新秀——儘管他已經不再年輕了。這一年，雙雪濤陸續出了三本書，除了《平原上的摩西》外，《聾啞時代》、《天吾手記》都是積壓了4年的舊作。獎項也紛至沓來：華語青年作家獎、中國新銳文學獎、 「 紫金·人民文學之星 」 小說佳作獎、華語文學傳媒大獎。 「 遲來的大師 」 這句誇讚被印在了《平原上的摩西》的腰封上。
小說家趙志明評價雙雪濤 「 天性幽默，敢於自嘲，一件尋常的事情由他說來便也舌燦蓮花 」 。他第一次見到雙雪濤是在北京，一位詩人組織的家宴上。羊排佐以白酒的兩三個小時裡，這個瘦高的東北小夥掌控了全場， 「 在一群惰性元素中，雪濤作為一個活潑元素，是當仁不讓的酒司令，容易激發大家開懷暢飲。 」
雙雪濤說自己就是個普通人，因此順理成章地 「 和生活打成一片 」 。《平原上的摩西》的電影改編權交到了青年導演張驥手裡，過程異常順利。事前張驥還有些發怵，因為聽說 「 他這個小說前面好像去過一些公司 」 。兩人在微信上聊了幾句、喝了一頓酒後，覺得投緣，第二天酒還沒醒，就暈暈乎乎地擬了份合同，一人按個手印，這事就算應了下來。此後兩人成了常去吃涮肉的朋友。
一位作家朋友觀察到這位同齡人旺盛的噴薄的創造力，就像是排量3.0的汽車引擎， 「 一個汽車裝了3.0，它肯定用一輩子都是3.0的。 」 他從藏汙納垢的現實中來，這一點恰恰為他的文學創作提供了養分。
僅從成長軌跡上來看，雙雪濤和大多數工薪家庭的子弟沒什麼兩樣。從吉林大學法學院畢業後，他選擇了 「 父母那一輩眼裡頭旱澇保收的最優解 」 ，按部就班地進入瀋陽一家政策性銀行工作。欒紹華和雙雪濤同年進入銀行，在欒紹華的印象裡，直到2012年辭職前，雙雪濤一直都是單位的文藝骨幹。 「 創作劇本啊，帶著大家排練啊 」 ，他總能迅速讀懂交流對象的特點，讓人相處起來特別舒服。
欒紹華反覆向《人物》記者強調，雙雪濤 「 是在體制內會做得很好的一個人 」 。辭職 「 並不是說他因為和這個體制內的東西他感覺格格不入，他沒法在這裡頭生存，然後才被動有這個決定。 」
辭職兩個月後，雙雪濤第一本在大陸出版的小說《翅鬼》在瀋陽開發布會，不少前同事都專程去排隊買書，為他捧場。欒紹華覺得，同事們在通過這種方式對這個 「 逃兵 」 表示支持和尊重。
但雙雪濤對銀行歲月的回憶是另一個版本。
「 我就是不喜歡那段的生活，我覺得它其實不屬於我的文學世界。 」 採訪期間，雙雪濤罕見地皺起了眉頭。他在小說裡寫父母的下崗，寫耳聾口啞的中學時代，寫成為一名小說家後的苦悶，獨獨對那5年保持沉默。
在銀行時他做信貸員。具體工作是，政府要向銀行貸款做個項目——有時是棚戶區拆遷改造，有時是鋼鐵企業做融資平臺——需要報批走流程，他在其中負責審查。早上8點半上班，下午5點下班，典型的朝九晚五。他常常起晚了，慌慌張張套上西服，打個12塊錢的車，15分鐘後準點抵達辦公室，摸到自己的工位坐下來。工位三面都被圍了起來，有一臺電腦、一臺電話，Excel窗口應付突擊檢查似的攤著幾份財務報表。
這樣的生活常常讓雙雪濤感到恐懼， 「 裡面暗藏的核心的那種漫無止境的庸俗其實是特別可怕的。 」 通常來說，六七年時間能讓一個科員晉升為副處長，雙雪濤幹了五年整， 「 沒有任何這樣的想法 」 。
他嚮往更高更清澈的地方，但沒想過怎樣逃離當下，也沒意識到自己可以開始寫作，僅僅靠電腦裡下載的1000本電子書對抗看不到盡頭的時間。
「 不屬於這裡 」 的痛苦太真切了，他逐漸意識到：有的人是一個李子，李子就不能長在地裡。而他，就是那個被命運莫名其妙播散到地裡的李子。
翅鬼想飛
在27歲之前，雙雪濤從不自認是文學青年，也沒有過作家夢，偏要和文學搭點邊，恐怕是一點講故事的天賦。高中好友郭慶至今還記得雙雪濤給他們講《基督山伯爵》的場景。 「 他不像一般說書那種，可能 『 嘎嘎嘎嘎 』 給你什麼擬聲詞啥的，他不是這種。 」 語氣總是平靜的，到重點時音調稍微提高些，講到主人公唐泰斯為了越獄，鑽入運送神甫死屍的麻袋、被獄卒投入大海時，郭慶看到，波濤洶湧的藍色大海似乎就在他的面前。
促發寫作的動機來自現實。那是2010年，朋友轉給他《南方周末》上刊載的 「 華文世界電影小說獎 」 徵文啟事，第一名能獲得60萬新臺幣，合人民幣大概15萬。那會兒雙雪濤正為新房首付的籌措焦慮不安，這個啟事像是為他指明了一條生財之道。比賽在臺灣，他首先想到海峽，再想到徵服和被徵服，奴役和被奴役，進而想到自由。 「 我的名字叫默，這個名字是從蕭朗那買的。 」 他的腦海裡莫名其妙長出了這句話，它被用在了開篇，緊接著，故事開始了。
家裡正因為一些家族瑣事吵得不可開交，除去上班，他閉門謝客。21天，這個從未寫過小說的新人一口氣寫完6萬字的《翅鬼》，仿佛被上帝擒住了雙手。他常在深夜裡戰慄，因為自己的想像，和自己超越自己的想像，自己給自己的意外。至今回想， 「 那真是太令人懷念的夜晚，一切存在未知，只有自己和自己的故事。 」
中彩票似的，他真的拿了首獎，去臺灣呆了10天，生活突然變得特別魔幻——見了一些文化人（之前他一個作家也不認識），出了一本書，還上了他們的廣播電臺。他感到命運的奇詭無常，居然把他推到了寫作的道路上。臨走前，他在臺北康青龍文化區的小巷間亂轉，地上溼漉漉的，像是剛下過雨。一家二手書店大門口的燈上，他猛然瞥見哲學家殷海光說過的一句話： 「 像我這樣的人，在這樣的時代和環境，沒有餓死，已算萬幸。 」
從此以後的每分每秒，這個念頭在雙雪濤的腦袋裡再也揮之不去： 「 我想吃寫作這碗飯，赴湯蹈火，寫出牛逼的小說，還有，儘量不要餓死。 」
他那會兒尚在銀行任職，就此過上白天上班、夜裡寫小說的雙重生活。他寫自己的初中時代，學費高昂，成績落後，班主任暴戾且偏心。故事壓抑了十幾年，寫作過程也著實艱難， 「 就像是中了玄冥神掌，雖然沒死，不過寒毒在身，時不時就要發作。 」
這是這家國有大銀行20多年來的第一個裸辭者，整個人事處都不知道該如何辦這個手續。欒紹華為此勸過雙雪濤，換相對清閒的部門，留更多精力給寫作，但不要輕易丟棄飯碗。
雙雪濤給的回覆讓他記到了今天： 「 人這一生最後肯定是塵歸塵、土歸土的，但是唯有文字，唯有踏實的創作這個東西是可以一直存續下去，相當於人在這個世界上留下的痕跡，所以我想把這件事全心全意地做好。 」 他在銀行這個牢籠裡挖了一個地道，跑掉了。
辭職後的整整一年，寫的東西都無人出版，也沒能發表，就一直放在電腦的D盤裡。《刺殺小說家》也寫於那個時候。故事是一個前銀行職員被僱傭去殺一個小說家——雙雪濤表示這是 「 有意為之 」 ，仿佛他的兩個分身在相互纏鬥。小說家愛去大學足球場散步，小說外的雙雪濤則是去踢球。那是極大的一片土場，一旁矗著幾根灰敗的煙囪，冬天澆冰就成了溜冰場。寫《刺殺小說家》的時候是他在此15年踢球生涯的尾聲，仿佛是某種不甘在作祟，他總是要 「 幹到最後 」 ，從傍晚踢到天黑，踢到工作人員點燈，踢到整個場子只剩他一人。
他曾說，自己那時像是喬伊斯小說《阿拉比》中的少年，站在如叢林一樣的成人世界之前，緊緊攥著枚銀幣在手心，感到孤獨和戰慄。
即便僅從工作節奏的角度來看， 「 把這件事全心全意地做好 」 也沒有想像中的簡單，雙雪濤經歷過一場痛苦的自我變革。2014年寫《平原上的摩西》之時，他從銀行辭職在家已兩年。起初，一覺能睡到11點，起來吃了早午飯，坐在洗手間看幾行書，就又有了午睡的念頭。瀋陽的冬天白晝極短，有時雙雪濤起晚了，窗外漆黑一片，似乎天根本沒有亮過，仿佛狗熊陷入了一場錯過陽光的冬眠。
為了防止 「 有一天醒來，發現自己長出毛皮 」 ，他開始定鬧鐘，甚至還幻想過寫作之前穿上制服打上領帶，或者給書房裝一個打卡機（就像村上春樹做的那樣）。這部3萬字的中篇小說寫了七八稿，幾乎佔據了他2014年四分之三的時間，最後一稿是修補了一處醉酒的細節。寫的是他童年根據地之一的豔粉街，那是瀋陽市中心的一片棚戶區，從空中俯瞰，2000多戶平房如蚊香般一圈圈展開，有煤山、礦場、高粱地，還有充斥著刑滿釋放人員、詐騙犯、妓女、殘障人士的左鄰右舍。
像是一場曠日持久而要求太多的戀愛，為了防止被這個故事拖拽得越陷越深，雙雪濤搬到嶽母家，清晨再坐十幾站公交車回去，把自己家當成工作室，寫到快精疲力盡就趕緊收手。但每天晚上，他總還是惦記著那個獨立躺在空房間電腦裡的文檔， 「 我聽見那空間裡的心跳聲，怦怦怦怦，不太規則，有些力量，就像我從小生長的這座城市，永遠在腳手架和挖掘機的包圍之中，但是她還活著。 」
他全盤接納寫作帶來的快樂和痛苦。就像他在《翅鬼》裡寫的，在一個與世隔絕的雪國，帶翅的嬰孩被送入井下勞役，成為終生囚徒，但他們不甘心，打算鑿開一條通道，飛離雪國。
翅鬼飛起來了，再不願自斷雙翼。
最純粹的
雙雪濤認為自己的謹慎沒什麼大不了的： 「 小說集的擺放其實是個建築學，就是這個房間要衝陽，這個房間衝正北、衝南，你不能一把隨便擺，那你把馬桶挨著廚房肯定是不行的。 」
小說家的職業性除了規律寫作外， 「 他的作品是不是一個好活兒，是不是有職業的水準 」 同樣是個重要的判斷依據。據說為了清除小說中的贅肉，海明威會站立著寫作，雙雪濤想了另一個辦法，唱著歌寫。即便跑調得厲害，也要放鬆，保持舒適的手感。就算是中篇小說，他也會將其當作簡短的長篇小說來寫： 「 鍛造敘述，洗淨塵垢，壓緊命運，如同訓練一個肥胖的食客變成一個瘦削的士兵。 」 再就是不停修改，大多用十幾天，每天看幾遍， 「 樸素 」 是準繩， 「 寫時那些自以為機靈的比喻，那些自以為含義豐富的場景，有時候一個動詞就可以更好，所以十幾天主要是尋找詞語，卸掉粉底和唇彩。 」
但也有人在這 「 純粹 」 下嗅出了銅錢味。豆瓣上有雙雪濤的老讀者評價《飛行家》： 「 新世界大門打開後的迷亂，電影業人和錢帶來的眩暈。一本經常讓人想到電影場景、劇本、劇組的小說，失去了古樸與野蠻的衝勁，模仿、因襲摻雜著叫賣，像生存在櫥窗裡的模特。 」
和雙雪濤的三次見面都在北京麗都飯店旁的一家西餐廳。這裡聚集了北京一大批文藝工作者，尤以電影人居多，雙雪濤常在這裡談工作或踢球。 「 我那邊有熟人，過去打個招呼。 」 餐廳人來人往，他不時會碰上一兩個熟面孔。
一次閒聊期間，雙雪濤接了一個越洋電話。放下電話，他還是感到難以置信： 「 一個美國的做電影的顧問，說是要把我剩下的所有沒賣出去的作品（版權）全包圓了。我說這他媽是什麼，這是什麼玩法。 」 三天後，記者再次向雙雪濤確認故事的後續， 「 當然是不可能的嘛，那也不是賣白菜，對不對，不是東北冬天要賣幾百斤白菜。 」 他用輕鬆但認真的語氣說。
寫作曾是雙雪濤逃離世俗生活的樂園。他去北京，本是為了離純粹更近，但事實上卻更為俗務相累——每天都有無數等待回復的微信，每月都要至少準備一份講稿。過去雙雪濤不修邊幅，常蓬頭垢面、挽著褲腿在外走，現在迫不得已要登臺，只得在鏡子前把自己拾掇一番， 「 一時無法相認 」 。初春，他去廣州錄製 「 一席 」 的講演，前一晚飛機延誤到凌晨4點落地，睡了兩個小時，又強撐起來直奔彩排現場。一上臺，白熾燈閃得晃眼，底下五六百人在那兒守著， 「 腿一直在哆嗦……真的是講了上句忘了下句，很多東西都是靠原始的本能講的。 」 他對自己的表現失望極了，有些苦惱自己 「 應了一件從沒幹過的事兒 」 。
他越寫越慢，2016年成為產量最低的一年。相比中短篇，長篇統一的文學腔調需要屏氣凝神的漫長過程，在此期間，肉體或精神上的一點微小變化都會干擾到他。 「 我一旦這個精神頭一散吧，就效率特別低 」 ，因此，他夢想中要寫的100萬字大長篇只能無限向後推遲。
來到北京，作家雙雪濤有些恍惚：自己怎麼混到這個圈裡來了？他在創作談裡寫： 「 看某些名家招搖而過，穿行於各種局面之間，其實已喪失與世界交談的能力。看某些新作家低頭垂目，似乎清醒，轉身便與人合影，琢磨著找誰寫推薦語，為研討會奔忙，似乎也無甚大趣味。 」
真正在他北京的朋友圈裡的，數來數去只有六七個。最常聚的都是電影人，路陽、張驥、《白日焰火》的導演刁亦男，幾個老爺們一塊去涮肉館，熱騰騰的羊肉就著啤酒吞下去，局上不聊閒篇，就聊電影和文學。幾個導演最愛給雙雪濤推薦電影： 「 溝口健二你得看，除了小津和黑澤，這個也很厲害。 」 聊完附送張碟就散，下周接著約。
得獎後 「 迷迷糊糊膨脹的時候 」 也不是沒有過。通常會持續兩三天，最多一周，緊接著又會重新陷入焦慮： 「 我操，我就寫這玩意兒還沒有寫完。 」 張驥記得，有時聚會話題轉到這兩年大夥的變化，喝了點酒，雙雪濤總會紅著臉、絮絮叨叨地說： 「 這變不變，我就是寫小說的，那我就是寫嘛。 」 他曾在朋友圈發過： 「 小說家還是適合傾聽，上臺之後嘴角都有點表演的曲線。 」 像是某種自我警醒。
「 又是玄幻，又和電影拉上關係，局面已打開，順這路數走下去，不說前途，至少會步入錢途。 」 從《翅鬼》這樣的類型文學發端，沉下來轉入嚴肅寫作——作家田耳評價雙雪濤的寫作是一個 「 反熵 」 的過程， 「 這是一個寫作者聽從內心召喚的選擇。 」
「 老哥兒一個，獨資公司，一個人。 」 雙雪濤珍惜這樣的狀態，他的職業不是別的，就是小說家： 「 希望自己能像小說家一樣存在，而不是別的什麼玩意，單純的身份在現代社會好像有點不合時宜，但是恐怕是我唯一能嚮往的虛榮。 」
那小說家是誰？雙雪濤思忖該是滑稽的人，像是抗戰時期日本人打進來，一群伶人穿著戲服，扮成秦瓊關公騎著戰馬去抵抗。世道怪，人人都貼地匍匐，但他有翅膀，還能再飛一會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