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4年，76歲的美國著名記者哈裡森·索爾茲伯裡（Harrison Salisbury）懷揣著心臟起搏器，從江西到陝北，用了幾個月的時間，沿著當年紅軍長徵的路線進行了實地採訪，隨後寫下了《長徵：前所未聞的故事》這本後來引起廣泛關注的書。
鮮為人知的是，與他一同出發的還有他的妻子，70歲的夏洛特·索爾茲伯裡（Charlotte Salisbury），她以日記的形式詳盡記錄了重走紅軍長徵路時的經歷和遭遇，寫下了《長徵日記：中國史詩》一書。正如哈裡森·索爾茲伯裡所說，夏洛特是用女性特有的觀察事物的眼睛來觀察世界的。在書中，她寫道：「長徵的意義，我是深刻地領會到了」，「參加長徵的婦女們是尤其令人感動的。」
據相關統計，紅一方面軍參加長徵的女同志有蔡暢、鄧穎超、康克清、賀子珍等30人。紅二方面軍參加長徵的女同志有李貞、陳琮英、馬憶湘、蹇先任、蹇先佛等20多人。參加紅軍長徵的婦女，以紅四方面軍最多，有2000多名，曾編成婦女獨立師。參加紅25軍長徵的有周東屏、戴覺敏等7名女性，人們稱之為「七仙女」。長徵途中，物質極度匱乏，甚至連基本的生存條件都不具備，女紅軍以常人無法想像的意志和毅力，不僅克服了種種艱難險阻，還在籌糧、宣傳、擴紅、照顧傷病員等方面做出了巨大的貢獻。
籌糧的能手
在中國共產黨成立60周年前夕，鄧穎超接受了中國人民的老朋友愛潑斯坦（Israel Epstein）的採訪。在交談中，鄧穎超說到長徵中除了作戰外，最大的困難是糧食問題，「在我們到達之前，家家跑光，躲到山上去了。他們把糧食帶走，就連做飯的鍋、舂米的石碓也搬走了。」糧食是部隊的命根子，女同志們發揮自身優勢，成為解決這個困難的能手，為了籌糧，女紅軍們採取了多種方式。
沒收土豪劣紳的財物，是其中一種重要方式。紅四方面軍來到四川旺蒼縣的一個村寨時，得知該地有個橫行鄉裡的惡霸土豪，經過多次偵察，都沒有發現他的藏糧地點。女戰士郭長春是當地人，為了籌糧，她扮作這個土豪表弟的女兒，另一位女同志扮作丫環，前去探親。在郭長春的計謀下，把藏糧地點摸得一清二楚，最後與埋伏在外的同志裡應外合，收繳了這個土豪的糧倉，將多餘糧食分給了窮苦百姓。
耐心細緻做好群眾工作，是籌措糧食的另外一個重要方法。進入茂縣後，老百姓幾乎跑光了，家家戶戶關著門，偶爾碰到幾個人，也是見面就躲。針對這種情況，女紅軍劉堅後來回憶說，她們將七八個女戰士分為一組，分頭到深山裡去喊話，宣傳紅軍的政策，請他們放心回家，「有時一天做不通，就接連做幾天。搞不到糧食時，兩三天吃不上一口飯，餓極了就喝口冷水，工作還得照樣做。」後來有的老百姓被她們這種工作作風所感動，或者是把自己的糧食賣一點，或者是偷偷跑來告訴她們哪個山洞裡有藏糧。為了不使他們受到牽連，劉堅她們通常是繞道而行。
籌糧的工作常常是充滿危險的，一個叫吳順英的女同志籌糧時被地主家綁了起來，地主準備將她殺害，幸虧這家的長工跑來報信，才被及時救出。長徵時在總醫院二所當糧秣員的李蘭香後來回憶時，也講到一些女同志為了籌糧付出了自己寶貴的生命：「十二三歲的小同志張某某背糧過河，走到獨木橋中間，因身體衰弱，眼一花失足落下河裡犧牲了。董某某同志也才十二歲，在背糧時被敵機炸死。」
類似的情況常有發生，但不論怎樣的困難和危險，大家從來不叫苦、不畏難，總是滿腔熱情地去完成。劉堅說：「大家心裡想的是，只要能完成黨交給的工作，犧牲生命也在所不惜，吃點苦，受點累算得了什麼。」
宣傳的明星
1935年12月27日，中央紅軍長徵剛結束不久，在陝北瓦窯堡黨的活動分子會議上，毛澤東向臺下的聽眾說：「長徵是歷史紀錄上的第一次，長徵是宣言書，長徵是宣傳隊，長徵是播種機。自從盤古開天地，三皇五帝到於今，歷史上曾經有過我們這樣的長徵麼？」「它向十一個省內大約兩萬萬人民宣布，只有紅軍的道路，才是解放他們的道路。」「它散布了許多種子在十一個省內，發芽、長葉、開花、結果，將來是會有收穫的。」在長徵途中的宣傳工作方面，女紅軍同樣發揮了重要作用，做出了重要貢獻。
女紅軍們通過刷寫標語、張貼布告、演說演講等多種形式，宣傳黨的主張和政策，雖然形式簡單，但卻產生了極大的作用。在遵義休整期間，她們走上街頭，教唱革命歌曲，演出街頭劇，發放傳單等，在她們的影響和帶動下，許多人踴躍參加紅軍，其中不少就是以女紅軍為榜樣來投身革命的。紅一方面軍婦女隊隊長、博古夫人劉群先後來講道：「就因為我們竭力給各地民眾以良好的印象，所以老百姓喜歡我們，整個的長徵變成了一個驚人的宣傳巡行。」
軍內宣傳，是女紅軍們宣傳工作的另一項重要內容。無論是行軍途中，還是戰鬥前，都可以看到女紅軍們進行宣傳的身影。劉堅回憶說，在長徵中進行宣傳鼓動工作就可以稱之為「藝術」了，而從事這門「藝術」活動的大都是女同志，「每次部隊行軍前，我們通常派出一二支婦女宣傳隊先期出發，趕在部隊即將經過的大路旁或山腰上，做一些簡單的準備，待部隊路過的時候，就起勁地唱蓮花落，數快板，當拉拉隊，想方設法地活躍氣氛，給部隊戰士鼓勁。」尤其是宿營休息時，她們卻不能休息，她們不顧自身的疲勞，通過說唱等靈活多樣的形式，幫助大家消解疲勞、鼓舞士氣。
在紅軍中，康克清、劉英等是做宣傳工作的模範，蔡暢經常高唱《馬賽曲》等激勵大家的鬥志。楊尚昆的夫人李伯釗，能歌善舞，更是被譽為「赤色明星」。她不僅會作詞，長徵中與陸定一一起創作了《打騎兵歌》《兩大主力會合歌》等，還帶出了一批文藝隊伍。後來，她創作了著名歌劇《長徵》、話劇《北上》等。
長徵中曾任紅3軍團宣傳部長、紅四方面軍宣傳部長等職的劉志堅後來撰文寫道：「做好行軍途中的宣傳工作，目的是使紅軍指戰員在行軍途中振作精神，不怕苦，不怕累，不開小差，不掉隊。」「做好戰前和戰鬥中的宣傳鼓動工作，使部隊明確每次戰鬥任務和意義，在戰鬥中發揚不怕流血犧牲的精神，保證每次戰鬥的勝利。」女紅軍們生動活潑的宣傳，就是很好地起到了這樣的效果。
傷病員的天使
參加紅25軍長徵的女同志只有7名，都是護士，照顧傷病員是她們最重要的工作。長徵途中，醫護條件極為困難，但她們千方百計，因陋就簡，用土辦法救護傷病員。用過的敷料消毒後繼續用，直到破損得拿不起為止；藥棉沒有了，就拆掉棉衣給傷員包紮；藥品不足，就上山採草藥。她們以女同志特有的細心和耐心照顧著傷病員，幫助他們擦洗傷口、換藥、餵飯。
其實，在長徵途中，各方面軍的女同志都是醫護工作的主力，她們精心照顧著傷病員。正如曾任紅四方面軍婦女獨立團政治處主任的華全雙所回憶的：「傷病員鋪著我們的被子，蓋著我們的衣服。路上沒有護士護理，洗傷口、滌血衣、飲水、餵飯，都由我們承擔。為了不讓傷病員餓肚子，就用褲子裝滿糧食，掛在脖子上，扛著糧食，抬著傷病員走。休息時，給傷病員演唱自編的小節目，解除他們的痛苦。」
照顧傷病員的女同志們，在傷員多或是沒有其他勞力時，還要抬擔架。長徵途中，女同志們有著「三大員」的稱呼：衛生員、擔架員、給養員。董必武后來回憶了長徵途中女同志抬擔架的故事：「值得講述的，還是那些工作的女同志們。她們到衛生部是擔任照料抬擔架的民工和看護病員的工作，初出發時差不多有六十副擔架，途中一個人要管理三四副……照料民工的女同志跟著擔架走，跟得著前面一副，又怕後面的掉隊，跟著後一副，前面又沒有人照管……有幾次民工把擔架從肩上放下來，躺在地下不動，無論如何都不肯走，她們中體力健強的，就只好代民工扛肩。這樣幹的有四個女同志。她們是那樣的不怕困難，那樣去完成她們所負的任務，是許多男子所望塵莫及的!」
「這樣幹的有四個女同志」，其中之一就是鄧六金。在一次行軍途中，遇到敵人襲擊，抬擔架的一個民夫中彈，其他民夫扔下擔架就四處逃散了，鄧六金抬起擔架就走，膝蓋磕破，肩膀磨爛了，累得吐血。有的傷病員看見抬擔架的女同志肩膀滲血，腳底板滿是血泡，就要求把他們放下，但女同志聽了，掉著眼淚回答道：「只要有我們在，就決不會丟下一個傷員。」劉堅在回憶文章中寫道：「我們是這麼說的，也是這麼做的……我們克服一個又一個困難，始終沒有丟失一個傷病員。」
時任紅軍總政治部宣傳部長的陸定一稱讚女同志們英勇得很，「時時處處在慰問和幫助傷病員，總是不知疲倦」。長徵途中，正是有了女同志們認真負責、精心細緻的照顧，許多傷病員才得以恢復身體、走完長徵，她們既是部隊後勤的重要保障，也贏得了戰士們的高度稱讚。
艾格妮絲·史沫特萊（Agnes Smedley）在《偉大的道路》中寫道：「事實、數字和一路上千山萬水的名稱，都不足以說明紅軍長徵的歷史性意義，它們更不能描繪出幾十萬參加長徵的部隊的不屈不撓的奮鬥精神，以及他們所遭受的苦難。」長徵對女同志來說是一種超負荷的艱難跋涉，她們付出了青春、健康，甚至鮮血和生命；但是，她們又受到了一次前所未有的教育和考驗，正如劉堅回憶所說：「在這場教育和考驗中，我們深深地感受到紅軍這支革命隊伍，充滿了溫暖和階級友愛，從而更加自覺地將自己的命運同紅軍和革命緊緊結合在一起。」
二萬五千裡長徵是以我們的勝利、敵人的失敗而告終的。長徵不僅創造了可歌可泣的戰爭史詩，而且譜寫了豪情萬丈的精神史詩，鑄就了偉大的長徵精神，正如哈裡森·索爾茲伯裡所說：「這種傳奇式的犧牲和堅韌不拔的精神是中國革命賴以成功的基礎。中國革命將從這些奮鬥犧牲的傳奇故事中汲取無盡的力量。」這種精神，是不怕任何艱難險阻的紅軍將士寫就的，在這當中，女紅軍是不可或缺的一分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