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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0年3月30日,一場隆重的所謂「還都儀式」在南京舉行,隨著「中華民國維新政府」的五色旗緩緩降落,一面新的「國旗」被升起。這面「國旗」的旗端多了一條三角形的黃緞子,上書「和平反共建國」六個大字。南京「國民政府」首腦汪精衛以代主席兼「行政院」院長的身份發表了鼓吹「東亞和平,共存共榮」的講話。
1940年3月,汪偽南京「國民政府」成立後,隨之在南京成立了所謂的「中央軍校」,即偽黃埔。圖為偽中央軍校學員正在升起一面汪偽政權的「國旗」。與重慶國民政府的國旗相比,汪偽的旗幟上多了一條三角形的小旗,寫有「和平反共建國」六個字人是複雜的。汪精衛的確有值得驕傲的過往,少年的他,才貌雙全,刺殺清廷攝政王失敗,被捕後從容寫下「引刀成一快,不負少年頭」的絕命詩。這段往事讓汪精衛一度成為年輕志士的偶像,也令許多人不願相信這樣一個才貌雙全的志士會成為賣國求榮的大漢奸。但真正考量政治人物功過的,是其實際之作為。
清末刺殺攝政王之舉是汪精衛的政治資本,使他成為革命陣營中耀眼的新星。但在1925年孫中山逝世後,蔣介石成了汪精衛最大的勁敵,從那時起,儘管兩人時敵時友,但鬥爭一直未停止。1927年的寧漢分裂是汪精衛與蔣介石的首次公開交鋒,儘管對峙最終以雙方妥協而告終,但也埋下後續分裂的種子。可以說自孫中山逝世到汪精衛投敵這15年間,他大多數時間都在進行政治鬥爭,尤其是他與蔣介石漫長的鬥爭成敗,是影響其最終走向附逆深淵的關鍵因素之一。
1931年2月,蔣介石扣押胡漢民,此舉引發反蔣各派在廣州另組國民政府,形成嚴重的寧粵對峙局面。圖為廣州國民政府部分委員合影(左起):伍朝樞、汪精衛、李文範、孫科、陳友仁、鄒魯
國民黨政權是中國歷史上出現的第一個黨治政權,但又是一個不健全的黨治政權。從「中原大戰」等幾次鬥爭看出,儘管汪精衛以「黨統」的正統自居,卻因國民黨的黨力不足以支撐,最終只能依附於軍權。汪精衛參與的幾次規模較大的反蔣鬥爭,都需要依靠如閻錫山、陳濟棠等軍閥。抗戰時期汪精衛投日前,國民黨內恰恰也有大事發生:1938年4月3日,國民黨臨時全國代表大會推舉蔣介石任國民黨總裁代行總理職權,儘管汪精衛擔任副職,但這次會議也意味著蔣介石在黨內最高領袖地位的確立。蔣介石任國民黨總裁一事,意味著汪精衛一直自持的黨內地位連名義上都被蔣介石壓過。綜合其十餘年鬥爭史,絕對不可忽略政治失意對其所造成之影響。
數年政治鬥爭失敗固然是汪氏附逆的重要因素,但令其最終走向不歸路的原因,則可以從1938年至1939年兩年間的政治局勢以及汪氏本人作為進行復盤。1938年伊始,中日關係就發生重大變化。日軍攻陷南京後,日方開出一系列苛刻條件欲逼中方籤訂城下之盟。1938年10月11日,武漢會戰正進行,廣州也遭到日軍進攻,汪精衛卻向海通社記者發表談話,表示:「中國在抵抗侵略之際,同時並未關閉第三國調停之門,不過此次調停之能否成功,須視日本和平提議之內容為斷爾。如條件不妨礙中國之生存,則或可為討論之基礎,否則絕無談判之餘地。」不難看出,這番外強中乾的講話已公開放出求和信號。到了10月21日,也就是廣州被日軍攻陷之日,汪精衛對路透社記者發表的談話更為露骨,他聲稱:「如日本提出議和條件,不妨害中國國家之生存,吾人可接受之,為討論之基礎,否則無調停餘地。一切視日方所提出之條件而定……」1938年武漢會戰正在進行期間,汪已派人士秘密和日方進行談判。圖為當年7月25日,武漢會戰期間朝安徽宿松逼近的日軍部隊11月3日,日軍攻佔武漢、廣州後,近衛文麿內閣再次發表聲明,對中國問題直接攤牌說:「國民政府僅為一地方政權而已。然而,如該政府堅持抗日容共政策,則帝國決不收兵,一直打到它崩潰為止。」聲明發表後的11月30日,日方御前會議通過《日支新關係調整方針》,對於中方的條件更為苛刻。日本一方面聲明把重慶政府降格為「地方政府」,另一方面則宣稱「如果國民政府拋棄以前的一貫政策,更換人事組織,取得新生的成果,參加新秩序的建設,我方並不予以拒絕」。而汪精衛一方也在10月28日至11月6日,國民參政會第一屆第二次會議的開會詞和休會詞中,在外交問題上高談「和平」。但畢竟不敢公開違背《抗戰建國綱領》,參政員中也多有對和談提出激烈反對。到此為止,汪精衛的行為還只能算妥協、主和,尚不至於說其投敵附逆。沒有任何證據表明,汪氏在此期間的言行與蔣介石達成共識,倒是一直與汪派秘密接觸的日軍將領今井武夫的回憶錄中,有一段汪蔣之間的對話記載。11月16日,汪精衛當面怒斥蔣介石:「使國家民族瀕於滅亡,國民黨責無旁貸,我等應迅速聯袂辭職,以謝罪於天下。」蔣介石回應也很強硬:「我等若是辭職,究竟誰來負政治上的責任。」從蔣、汪兩人多年政敵的關係來看,說他們達成默契兩面押寶,邏輯上很難成立。
1937年5月,褚民誼率領京滇公路周覽團由南京來到雲南,圖為褚民誼(左一)與龍雲(左三)、何應欽(左四)合影。褚民誼是汪精衛集團的核心人物之一,1939年5月,他被秘密訪問上海的汪精衛拉攏,參與建立親日政府的活動
1938年12月9日,汪精衛再次向蔣介石面陳主和意見,說「現在中國之困難在如何支持戰局,日本之困難在如何結束戰局,兩者皆有困難,兩者皆自知之及互知之,故非和平無望」。汪氏心腹陶希聖也在寫給胡適的信中大談「和平」,說蔣介石對於日本的「和平」條件不假思索拒絕,「使汪先生及我們都感到一年半的努力進言都成了畫餅,更成了罪狀……我們不同的只是認定再打下去,只有更加淪亡,更加無望,應當及時謀戰爭的結束。」也是這次會談,雙方制定了汪精衛出逃的「行動計劃」,即汪精衛等人先逃往昆明,而後日本政府公布「和平」條件,汪精衛聲明與蔣介石政府斷絕關係,即日飛往河內,轉至香港。從賣國條款內容到叛逃計劃,已經很難用政見不同來論定。但即使如此,還是有人繪聲繪色地說,汪精衛在出走前與蔣介石進行了一次長談,汪對蔣說:「君為其易,我任其難。」這也是「雙簧論」的最早出處。那麼這個「君為其易,我任其難」是怎麼來的呢?是從褚民誼、梅思平等漢奸在戰後受審時的供詞中說出來的,他們抬出汪精衛生前這種論調,強調自己是受其蒙蔽。汪精衛在投敵之前,的確有過類似言論,「君為其易,我任其難」之說的最早散播者恰恰就是汪氏自己。可是儘管這話說得再好聽,汪氏的實際作為完全足以打臉。汪精衛附逆並非僅僅只出逃,還有個更為出格的計劃,他想憑藉自己在國民黨內的聲望,發起「和平運動」,號召地方軍閥響應,另立中央討伐蔣政權。這個手筆並不陌生,實際上是十餘年間政治鬥爭中,汪精衛常用的伎倆,只是以往只是單純藉助地方軍閥力量另立中央進行反蔣,而這一次卻不惜勾結外敵來發起新一輪的政治進攻。在汪精衛的設想中,「雲南王」龍雲會首先響應,四川繼之。他自己自然也不是去淪陷區南京當一個傀儡,而是利用西南軍閥之力量,成為新政府的首腦,同時也握有和日方討價還價的籌碼。一切準備就緒後,汪精衛於12月18日飛抵昆明,19日出逃至河內。日方於20日得知汪精衛成功出逃的消息後,近衛文麿於22日發表第三次近衛聲明,大唱「日、滿、華」三「國」合作的高調。12月26日,重慶方面做出回應,蔣介石嚴厲斥責了日本政府的聲明,直言那是「敵人整個亡我國家、滅我民族的一切計劃內容的總暴露」。沒想到僅在三天後的12月29日,汪精衛就發表《致中央黨部蔣總裁暨中央執監委員諸同志電》,對近衛提出的「鄰善友好」「共同防共」「經濟提攜」三點進行響應,表示:「以上三點,兆銘經熟慮之後,以為國民政府即以此為根據,與日本政府交換誠意,以期恢復和平。」這就是臭名昭著之「豔電」!從汪氏與日方秘密會談,西南另立中央計劃到「豔電」發表,一切行為絕非「曲線救國」可以解釋,而是在赤裸裸地破壞抗戰。至於「雙簧論」更站不住腳,假設汪氏策反西南的陰謀得逞,對於重慶政府無疑是滅頂之災。蔣介石即使要兩面押寶,也不至蠢到拿國家命運乃至自己的性命來做賭注。1939年5月31日,正式通電投敵後的汪精衛率周佛海等大小漢奸前往日本,與日本軍政要人談判建立偽政權的條件汪精衛原本就不是要去淪陷區建立偽政權,搞什麼所謂的「在淪陷區爭取權益」,而是要挖抗戰大業的牆腳,在西南搞分裂,另立中央與蔣介石分庭抗禮。萬幸的是這一陰謀沒有成為事實。「豔電」發表後,汪精衛發起「和平運動」,但他之前預計的龍雲、陳濟棠、張發奎等人並未響應他的號召。汪精衛在出逃前,曾與龍雲密會並告知其部分計劃,而龍雲只保證可以護送汪精衛出國,對於汪氏「和平運動」回應則模稜兩可。等到汪精衛發表「豔電」後,他所期待的群雄響應的局面並沒有出現,倒是龍雲等人旗幟鮮明地支持重慶政府,各路地方實力派反而參加了重慶對汪精衛的聲討,斥責其叛國投敵,是民族罪人。如此一來,汪精衛在西南建政的計劃宣告破產,這才將建政的希望轉到淪陷區頭上。汪精衛對龍雲等人的拉攏蔣介石並非毫不知情。就在1月3日,汪精衛親自寫信給龍雲,企圖拉攏其響應「和平」,但這封信被軍統人員偵獲,並拍成照片呈報。不久戴笠在蔣的授意下從香港秘密前往越南河內,部署一項特殊行動——刺殺汪精衛。刺汪小組以中國駐河內領事館為行動指揮所,陳恭樹擔任組長,組員有王魯翹、方炳西、餘樂醒、張逢義、唐英傑、陳邦國、陳步雲等軍統幹員。戴笠完成部署後即返回重慶,刺汪具體行動則落到行動組長陳恭樹身上。軍統人員很快得到情報,汪精衛的住所位於哥倫比亞路27號,是一棟堅固的三層別墅,牆上還裝有鐵絲網,戒備森嚴。而汪精衛終日閉門不出,要如何下手成為軍統人員遇到的第一個難題。刺汪小組最初想到的方法是下毒,因為他們得到情報,汪精衛早餐愛吃麵包,而他所食的麵包是由一家麵包店準時送去。組員餘樂醒是搞化學出身,他認為可以把送麵包的工人攔截下來,將麵包換成毒麵包,再由行動組成員偽裝成工人送去。不過在經過幾次試驗後,他們發現下過毒的麵包會出現很多黃色斑點,根本無法逃過警衛的眼睛,只好作罷。 1940年3月20日,汪偽「國民黨中央政治會議」在南京召開,汪精衛在會議上演講恰好此時行動組得知汪宅在找工人維修浴室的水龍頭。餘樂醒一看是好機會,既然食物下毒不成,那浴室下毒總是可以的,汪精衛總不能不洗澡。行動組的人冒充修理工,將一瓶毒氣偷放在浴缸底下,這毒氣瓶遇熱後揮發很快,毒性極強,只要汪精衛來洗澡必死無疑。沒想到汪精衛還真3天沒有進浴室,毒氣殺汪計劃也沒成功。3月20日上午,新的機會來了,華僑魏春風向刺汪小組提供情報,說汪精衛只帶了兩名警衛,乘坐一輛號牌為「39」的黑色轎車前往距離河內90公裡的丹道鎮法國旅館休養。陳恭樹深知機會難得,立即召集王魯翹、餘鑑聲、張逢義、唐英傑、陳邦國、陳步雲6人擠上一輛轎車,由陳恭樹親自駕駛追擊汪精衛。行至中途時,陳恭樹等人果然發現了「39」號黑色轎車,當時這輛車正停在紅河大橋附近的一片空地上,陳邦國認為此乃天賜良機,應趕緊行動,上去就打,兩槍敲翻汪精衛後即撤離。但餘鑑聲卻反對這樣做,他說:「不能胡來,還是判明車子上究竟是些什麼人,再決定下一個步驟。」陳恭樹認為餘鑑聲所言有理,決定先開車駛過「39」號轎車一探究竟。就在兩車相逢,浮光掠影的一瞬間,陳恭樹等人都清楚看見汪精衛、陳璧君夫婦坐在車內,而他們這輛車也同時引起汪精衛警衛的注意。「39」號司機立刻踩動油門,返回河內方向。陳邦國一看這勢頭,便知汪精衛已有警覺,大叫:「他們跑了!」陳恭樹緊急剎車,掉頭追趕。汪精衛的車開得極快,而陳恭樹的車因載人太多,車速追趕不上。直至一處汪車為紅燈所阻,兩車距離大約隔十車左右。陳邦國大叫:「我說衝上去就幹該多省事,這不是找麻煩嗎?」陳恭樹也知道這是最後機會,立即下令所有人下車徒步上前鋤奸。汪精衛的司機發現有人逼近,狗急跳牆,竟直接闖過紅燈,疾馳而去,陳恭樹等人雖立即趕回車內,但已無法追擊。軍統刺汪失敗,引起了汪精衛的警覺。陳恭樹也深知留給他們的時間已經不多,遂決定鋌而走險,直接到汪精衛寓所進行制裁。3月20日晚,陳恭樹召集人馬,向各個隊員分配任務後,立即行動。3月21日凌晨,陳恭樹等人開車至汪精衛寓所附近,先設計引開外圍的越南警察,然後繞至後院潛入。進入院子後,眾人發現一門緊鎖,只有通過這道門才能到汪精衛住處。陳邦國抽出斧頭連劈帶砍,後猛力將門踹開。也正是這一踹驚動了寓所警衛,王魯翹見形勢不妙,立即飛步上樓,陳邦國則開槍壓制聞聲前來的警衛。王魯翹奔至3樓,按照之前獲得的情報,找到汪精衛臥室,在餘鑑聲配合下以斧頭劈開門鎖,闖入後發現床鋪下有一身穿白襯衣男子,體型與汪精衛相似。王魯翹二話不說,舉槍就打,連開三槍全部命中,男子後重傷而亡。槍聲驚動了法國殖民當局的警察,王魯翹人緊急撤離,但仍有餘鑑聲、陳邦國和張逢義3人被捕。遺憾的是,被王魯翹擊斃之人並非汪精衛,而是汪氏的隨員曾仲明。此次河內刺汪行動雖然失敗,但也能從側面反映重慶政府對於汪精衛叛逃的態度之堅決,手段之激烈。所謂「君為其易,我任其難」之說不過是汪氏的一派謊言。當西南建政計劃失敗,又經歷了河內刺殺事件後,汪精衛索性一路走到黑,4月,他在日本特務護送下,抵達日軍佔領下的上海,5月6日正式通電投敵。5月31日,汪精衛從上海飛赴日本談判,開始籌劃建立偽政權事宜。汪偽政府成立前,汪精衛還在販賣「雙簧論」。他在「幹部同志會議」發表講話說:「我此次出來,日本總以為我與蔣先生唱雙簧,以為中國真欲媾和,我不妨將計就計,藉此為緩兵之計。我等離開重慶、發表和平通電之後,日本前方官兵不明真相,以為和平真正到臨,均已喪失戰意……故我等組織政府並非與重慶爭政權,乃為重慶作掩護,減弱日軍之戰意而緩和其攻勢。」儘管嘴上說是為重慶掩護,但實際上確實進一步在破壞抗戰,這年秋季,偽政權還沒正式粉墨登場,特務機構倒是在上海極司非爾路76號應運而生,由周佛海任特務委員會主任委員,丁默邨任副主任委員,李士群任秘書長。這個臭名昭著的特務機構被稱之為「魔窟」,從成立之日起就不斷迫害和殘殺抗日誌士,對中國軍民犯下的血債罄竹難書。1940年3月30日,汪偽政府在南京如期舉行了所謂「還都儀式」,然而這個偽政權只存在了5年就隨著日本戰敗而瓦解。抗戰勝利後,國民政府開始清算,褚民誼等漢奸為了給自己脫罪,也不惜對已死的汪精衛投敵罪行開脫。他在供詞中將汪精衛比作法國的貝當元帥,說:「貝當是維護法國人民的,他的苦衷情形與汪先生是一樣的,他的政府近乎南京政府。」1941年4月,南京汪偽政府舉行所謂的「還都」一周年紀念儀式,宣傳車上立有大幅汪精衛肖像維希政府是在法國全境淪陷的情況下建立的,而汪偽政府建立時,中國並未全境淪陷,國民政府一直在堅持抗戰。維希政府的成立對於反法西斯陣營固然會造成負面影響,但相比之下,汪精衛在戰爭尚未結束前叛逃,又企圖策反國內實力派破壞抗戰,投日後成立偽政權與正在抗戰的重慶政府敵對,組建特務機構殘害抗日誌士,將槍口對準自己的祖國,其性質實在比貝當要惡劣得太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