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家祠由清末廣東72縣陳氏族人集資建成，但陳家祠的創建過程與隨後的管理，主要掌握在新會人、臺山人手裡，這兩個縣的「三行佬」長期執香港建築業之牛耳。陳家祠建築風格民間氣息、商業氣息太濃，不受廣府文人歡迎，它的身價名聲，主要得益於一場漫長的「出口轉內銷」運動。
陳家祠側影
新會人與臺山人
在陳家祠創建史上，新會人、臺山人佔有最重要地位，這一史實長期以來未能得到深入解讀。陳氏書院正座西三龕排位圖記載，到1893年為止，認捐主位最多的是廣東臺山（新寧）人，達1227人，新會縣第三位，為712人，南海縣771人，排第二位。只有釐清陳照南、陳炳章的來歷，才能透徹理解這一現象。
陳照南次子陳兆棠，於1891年考中順天鄉試第二十三名副榜（光緒《新寧縣誌》），他在參加廣東自治研究社時填寫的籍貫是「新寧」（臺山）。1901年辛丑庚子併科廣東鄉試，陳炳章長子陳始昌考中舉人，《題名錄》中籍貫寫的是新寧。梅江西村「陳氏祖祠」中，曾有一塊匾額是由「陳棟」題寫（林福傑：《新會風物掌故選》第196頁）。這個陳棟也是臺山人，道光廿九年拔貢，授雲南麗江知縣，升麗江知府，花翎候選道，是48名陳家祠「倡建紳耆」之一。筆者認為，陳照南、陳炳章這個家族是從臺山移居新會梅江。這一點，也與梅江村委副主任陳仕朋的家族記憶吻合，陳仕朋自述其祖先來自臺山縣衝泮。
梅江村陳氏祖祠
梅江村位於新會會城南面的衝積平原上，以出產「新會柑」著稱於世，早期東西南三面都是「海」（水面），最初由來自天馬村的陳氏族人開發，其後又接納了另外三個來自不同族源的陳氏族人：一支來自本縣天湖蓢（陳衝），其二來自臺山縣海晏、衝泮、高嶺、玉懷等村，其三來自本縣大澤鎮李苑村。故老相傳，天馬陳氏於嘉慶十幾年（1810年左右）來此開村，而後陸續有新會、臺山各鄉陳氏族人遷入。梅江村跟珠江三角洲許多地方相似，沙田開發的工作量十分繁重，需要大量勞動力作長期經營。率先移居梅江的天馬陳氏，或是感到自身力量不足，乃招引不同族源的同姓共同開發。梅江村的陳氏宗族，屬於鄭振滿所說的「合同式宗族」。
村中最早的廟宇「帝王廟」，建成於道光辛丑年（1841），供奉上帝、侯王、文昌君、陳巧。所謂「侯王」是指陳氏得姓始祖媯滿，於公元前1066年被周武王封於陳國，為周的諸侯國；陳巧（陳考）則是新會棠下鎮石頭村陳族始祖，相傳於元代得道成仙。（林福傑等：《話說梅江》第4頁）梅江村開村早期沒有祠堂，帝王廟供奉最遙遠的得姓始祖而沒有始遷祖，顯示梅江村表面上雖是單姓村，卻並非來自同一族源，沒有共同的始遷祖。
梅江村帝王廟
種種跡象表明，陳照南、陳炳章這兩個家庭最初來自臺山，具體哪個村鎮仍有待作進一步的研究。他們移居新會後，仍一直保留著臺山籍貫。陳照南之子陳兆棠考中順天鄉試副榜，是梅江村第一個獲得功名的人。1901年，陳炳章之子陳始昌考中舉人，梅江村得以建立祠堂。
陳杰卿文章中提到的陳家祠第三個創始人是他父親陳香鄰。陳香鄰為廣州七十二行商人代表性人物，在粵漢鐵路招股活動中十分活躍，也是清末民初廣州公益慈善領袖之一。他在七十二行當中屬於帳聯業，新會人，於廣州西關長樂街15號開設永康店。陳香鄰、陳杰卿父子長期參與陳家祠的管理。
1928年體育界人士利用陳家祠場地創辦廣東體育專門學校時，由新會翰林陳啟煇作主借出；據陳毓明《外海鄉事一斑》所述，陳啟煇也參與了陳氏書院的規劃與創建。1930年代，陳氏書院的重要契據由臺山人陳卓平（廣州愛群酒店老闆）負責保管，1937年陳卓平將陳氏書院契據請人送往沙面滙豐銀行代保管，不幸的是這批契據現已不知去向。（崔惠華：《陳氏書院始建年代考》）從1888年開始籌建到1937年，見於記載的陳氏書院實際負責人，除陳春畋為東莞人、陳蘿生（陳大年）為南海人，陳幹宸、陳新吾、陳俊生籍貫不詳外，陳瑞南、陳照南、陳啟煇、陳兆棠、陳香鄰、陳杰卿、陳卓平均為新會、臺山兩縣人。
陳潁川堂
陳家祠籌建初期，曾分別用「陳世昌堂」、「陳潁川堂」兩個實體收取捐款、收購土地。前文已論證，「陳世昌堂」是陳瑞南家族堂號。那麼，「陳潁川堂」究竟由誰控制、代表著什麼樣的背景？限於史料，對此作確定性的結論有些困難，但仍可從多個方面的跡象去作合理推測。筆者初步認為，「陳潁川堂」是由陳照南控制的堂號，充當陳氏書院的業主總代表。晚清時期的珠江三角洲，堂號可以有實際的指代對象，常常是指同一祖先的兄弟叔侄若干人，但也可以只是一個化名。科大衛引用的1910年香港首席大法官的判決書，對堂號虛指的情形有如下判斷：
首先需要陳述一個事實，由於一些我們至今還不太清楚的原因，中國人使用「XX堂」這種稱謂的時候，其實只是一個化名。它並不指代某個人，而是代表一筆特定的款項，參與其中的人們試圖使用或掌管這筆款項。雖然他們是否有權力這樣做，還要依據具體的案情作出判斷，但是我認為我們必須接受這個事實。我們知道有時一個人甚至會使用幾個不同的堂名……（科大衛：《近代中國商業的發展》，浙江大學出版社2010年，第65頁）
若筆者的推測無誤，陳照南使用「陳潁川堂」，對外代表陳家祠，對內代表著他和陳炳章家族均來自臺山，藉此吸引更多臺山華僑出資認購主位。
曾任潁川令的陳寔，多被廣東陳氏認作共同的祖宗，有許多不同的陳氏家族、宗族都用「潁川堂」作堂號，在這一層面上看，「陳潁川堂」似乎是個通用的符號。筆者注意到另一層面的事實，即從晚清至今，臺山陳氏族人喜歡用「陳潁川堂」來指代來自臺山縣的陳氏族人總體。1926年，臺山陳氏自治協會創辦《潁川月刊》，中間一度停辦，2000年復刊，由臺山市潁川聯誼會執行編輯工作。臺山氏潁川聯誼會在復刊《潁川月刊》的同時，即開始醞釀興建陳氏紀念館（合族祠），至2010年向海內外陳氏宗親籌集到2000多萬港元，仿照廣州陳家祠建築風格進行設計並動工興建，2016年建成時，直接命名為「陳潁川堂」。陳照南使用「陳潁川堂」作為接受捐款的實體，含有鼓勵臺山陳氏族人踴躍捐款的意味，臺山陳氏族人最終也在陳家祠擁有最多牌位。
新建的臺山「陳潁川堂」
陳家祠的香港元素
廣東民間工藝博物館王發志指出陳氏書院具有香港元素：「陳氏書院『德表』和『慶基』兩個便門內的地面不是用石材鋪墊，而是用從香港運來的磚塊鋪墊。每塊磚長約23.5釐米，寬約12.5釐米，高約5釐米。磚塊正面雕刻有網格狀的紋飾，可以在雨天起到防滑的作用，美觀實用。磚的反面雕刻著『HKB』字樣，全部英文字母寫出來就是『Hong Kong Brick』，漢語即為『香港磚』，表明其產地在香港。」（《陳氏宗族的精神家園》，第55-56頁）
還有不少學者提到，陳家祠內的鐵柱長廊不見於中國傳統建築之中，屬於明顯的西式元素。陳氏書院建築的香港元素、西式元素，應與陳照南、陳炳章在香港長期從事建築、建材行業有密切關係。嶺南建築史學者彭長歆，曾論述香港營造業對嶺南各地的影響：
在嶺南近代營造體系的形成中，香港是重要的源頭和參照系。英國在香港的殖民地建設中較早引入西方建築制度，使香港成為嶺南最早建立營造業資本主義生產關係的地區。由於熟悉西人建築活動的運行模式和技術特點，並能有效組織大規模建築生產，19世紀末20世紀初香港的建築公司在廣州等中心城市佔有重要地位，其中如林護的香港聯益建築公司和譚肇康的永利、浴利公司等。林護(1871～1933)，字裘焯，廣東新會牛灣鎮上升鄉飛龍村人。林護幼孤家貧，14歲赴澳洲謀生，工餘就讀夜校，後定居香港，從事建築業，隨後在香港創辦聯益建築公司，承建各項工程，為香港及華南建築業首位。與林護的經歷頗為相似，譚肇康(1875～1961)出生於廣東省新會縣雙水鎮上凌鄉，幼年喪父，家境艱難。光緒十六年(1890)，譚肇康前往香港謀生，工餘之暇，刻苦鑽研建築知識。其間曾一度赴加拿大謀生，返國後前往大連學習建築工程，後在友人幫助下在香港創立永利、裕利建築公司，業務遍及省、港、澳三地，與林護的建築公司並駕齊驅。（彭長歆：《現代性·地方性——嶺南城市與建築的近代轉型》，同濟大學出版社2012年，第284-285頁）
彭長歆以林護、譚肇康兩人為香港早期營造業的傑出代表，值得注意的是他們都來自新會。實際上，陳照南、陳炳章從新會前往香港從事建築業，要比林護、譚肇康還早二三十年。由此看來，香港開埠初期的建築業歷史，仍有廣闊的研究空間。
為符合陳家祠作為禮制建築的要求，陳照南在陳家祠工程中只是運用了少量西式元素，仍以廣府建築風格為主。彭長歆認為：「時值嶺南洋務建設最興盛的時期，並由民間最具開拓精神的商界精英主持，陳氏書院在建築形式和建造技術等方面所固守的地方性和傳統性顯然與其建造背景有相當程度的偏離，也從另一個角度說明民間審美在當時仍保持強大的文化慣性。」（同上，第286頁）
陳家祠之「出口轉內銷」
1910年12月17日，《香港華字日報》有一段話，道出陳家祠名聲在外的特點：「西關連元大街陳氏書院，規模極大，外人遊歷到省，必先往該祠參觀。」陳家祠從建成開始，在廣州及周邊並未引起太多關注，因為此類建築裝飾在珠江三角洲所在多有，陳家祠只是更為集中、規模更大而已。陳家祠之名聲大噪，實際出於「外人」的推介。此處的「外人」，是兼指外地人、外省人與外國人。到民國初年，廣州本地仍有許多長者見證過陳家祠的建設過程，心目中仍認為是「新」東西，並不是十分重視，加之風格上民間氣息過濃，不盡符合文人墨客口味。最早對陳家祠加以特別重視的，反而是一些外地遊客以及客居廣州、香港的外國人。
筆者所見最早的陳家祠影像於19世紀末由外國或香港攝影師拍攝，並印成英文明信片，文字說明為「Chan’s Ancestral Temple, Canton W.」（廣州西關陳家祠），可見門前廣場有兩對進士旗杆，其中三鬥的一對相信是陳照常進士旗杆，四鬥的一對則應為陳伯陶探花旗杆。
19世紀末的陳家祠
1900年，美國攝影家詹姆斯利卡爾頓環遊中國，從香港進入廣州，拍攝了一張陳家祠內4個小孩的照片，背景是月臺與連廊。這幅照片後來由Underwood & Underwood製作為明信片單獨發行。他在日記中寫道：
牆是磚砌的，院子的地面鋪著花崗巖石板，細長的柱子和嵌有石板的欄杆是用灰色的花崗巖製成，請注意欄杆上雕刻的葡萄生長的樣子，多麼精美！房頂上裝飾著精美的瓷器，從屋脊擴展到無言。穿過庭院的迴廊上有頂棚，到處都裝飾著色彩豐富的瓷器。可以想見這精美迷人的建築上雕刻的怪誕裝飾花費了多少時間。這些全是中國最好的工匠製作的。（利卡爾頓：《1900，美國攝影師的中國照片日記》，第28-29頁）
據1900年照片製作的明信片
1904年增訂英文版《廣州指南》中，專列一段陳氏書院的介紹：「這是廣州最精美的祠堂，據說其雕刻、裝飾作品在整個華南地區無出其右。該書院於1890年建設，用銀超過一百萬兩。它包括三座廳堂，用來展示來自各個不同家族的陳氏族人神主牌。」該書還在後面「主要景點」部分中再次列出陳家祠。
1905年，一本專供英語遊客使用的《圖像廣州手冊》（Pictorial Handbook of Canton）用相似的語言推介了陳家祠，並配發了一幅內景照片。1906-1909年間，德國建築師Ernst Boerschmann（柏石曼）在中國考察古建築時，拍攝了陳家祠的照片，收錄於後來出版的Picturesque China一書中。1928年，長居廣州的日本人森清太郎出版《嶺南紀勝》，收錄了三張高清的陳家祠照片，出版該書的目的之一是向日本人介紹嶺南各地風景名勝。廣州收藏家周俊榮先生收藏了大量1930年代以前的陳家祠老照片或用照片製作的明信片，從外文標註來看，顯然是面向外國人銷售。
陳家祠便門 柏石曼 攝
1956年5月19日，廣州市文化局呈文給市政府，首次提出陳氏書院的保護問題：「過去，來本市訪問的國際友人和國內文化方面的來賓，在參觀該祠後均建議應好好保存，有外賓並稱譽該祠藝術較之義大利中世紀的藝術有過之無不及。」1957年，陳氏書院在第一次文物普查中被定為文物建築。同年，「廣州市長朱光陪同羅馬尼亞貴賓參觀陳氏書院時，客人稱讚陳氏書院的建築藝術勝於歐洲18世紀建築，認為用作行政學校十分可惜，提議一次設計博物館。」也是同年，廣州市人大代表胡根天等聯名向市人大代表大會提出議案，稱：「國際友人參觀後認為不應讓其荒廢。代表們要求有關部分予以接管修理。」11月2日，廣州市人民委員會（即市政府）向文化局等單位發出的緊急通知中指出：「本市中山七路陳家祠是省人委指定保護的文物建築之一，祠內有各種珍貴的歷史上的雕刻藝術品，雕工精湛為國內所罕見，幾年來不斷得到國內外專家的讚譽，亟需指定專門機構妥善地加以保護，以免珍貴的文化藝術遺產遭受損失……」（《廣州陳氏書院實錄》第31-32頁、第44頁）這三份文件不約而同地以國內外來賓的讚譽作為要求保護的主要依據，這是與清末民國時期外熱內冷的現象一脈相承的。
陳家祠最終得到妥善保護和修繕，餘清江、胡根天、商承祚等本地專家學者的持續關注、呼籲起了重要作用，而他們的意見得到政府和人大的重視，也與他們強調陳家祠在國外的影響有不可分割的關係。陳家祠終於在一場漫長的「出口轉內銷」運動中，被認定為嶺南建築藝術瑰寶並列入文物、得到保護與修繕。
《嶺南紀勝》之陳家祠大門
一些隨想
18-19世紀的廣州十三行貿易與香港開埠，為珠三角底層人群提供了新的上升階梯。陳瑞南家族兩百多年裡一直沒有祠堂，足可證明其先代經濟條件不佳。陳照南自稱「布衣起家」。在香港多年奮鬥之後，出身底層的陳瑞南、陳照南都上升為商界精英。美國人把通過個人奮鬥取得成功叫做「美國夢」；一百多年裡，珠三角底層也曾有過「香港夢」，湧現出大批白手起家的商界精英，隨著階層固化形成，底層上升之路受阻，「香港夢」或已破碎。
陳家祠主要由底層出身的商界精英所創建，《倡建陳氏書院紳耆芳名錄》裡面的士紳多屬於陪襯。這個時期在珠三角湧現出來的大批新商人、華僑，希望通過在省城陳氏書院佔有一席以光宗耀祖，是集資得以成功的主要原因。陳家祠的集資規模高達100多萬兩，這個數字十分驚人；在陳家祠建成前一年（1893年），整個廣東省財政收入也只有430萬兩。（《廣東省志 財政志》第49頁）
陳家祠是由兩個僑居香港的商人陳瑞南、陳照南所發起建設，其中建築商陳照南擔任了最重要角色。陳照南及其族人陳炳章都從事建築行業，先代又都從臺山移居新會梅江村，這是陳家祠主位認購者中臺山人佔第一位的主要原因。海通之後，人多地少的臺山縣向海外輸出大量勞動力，曾佔北美地區華僑人數一半左右，在南洋各國也多有分布。多年辛苦拼搏之後，到光緒年間許多臺山華僑改善了經濟處境，衣錦還鄉，在家鄉重建美輪美奐的祠堂。在省城最大合族祠中供奉祖宗牌位，甚至捐出巨款以擺放「長生祿位」，可謂光宗耀祖、揚眉吐氣。陳照南洞悉華僑的內心渴望，爭取到來自臺山的最多捐款，其經營手法堪稱高明。
陳家祠祖堂
陳照南將籌集到的巨額資金用於屋脊、屋簷、門窗、梁柱、月臺等各處細部的裝飾，放手讓各裝飾店炫耀技巧，並將他們的商號刻在顯眼位置，將陳家祠變成建築裝飾業的永久廣告位，在辦理文化教育事業方面卻缺乏表現，1905年陳照南去世後，接任者才於次年興辦陳氏實業學堂。陳家祠的功能，實際上變成祭祀場所、交際場所與廣府建築藝術博物館的混合體。充滿民間性、商業性的建築裝飾風格不符合士紳的審美趣味，陳氏書院在教育方面的消極作為也令士紳不滿。他們唯有報以冷遇。就筆者所見數十幀老照片來看，清末著名陳姓士紳幾乎都沒有給陳家祠留下墨寶。
陳氏實業學堂 周俊榮藏
陳家祠創建史所表徵的意義，本文的論述仍屬初步，尚存在著更大的探索空間。清末士紳與商人的關係，存在著利用與反利用、控制與反控制、合作中有衝突、衝突中有合作等多層次關係，過分簡單化的概括皆不足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