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夔（1924.06.13～2013.02.02），湖北沔陽（今仙桃）沙湖鎮人。1939年參加革命，1940年加入中國共產黨。中國人民解放軍原基本建設工程兵政治部主任，大軍區副職待遇離休幹部，第六屆全國人大代表，曾獲三級解放勳章、獨立功勳榮譽章。夏夔同志因病醫治無效，於2013年2月2日在北京逝世，享年89歲。夏夔同志的遺體告別儀式，2013年2月6日上午在北京八寶山革命公墓舉行。
抗日戰爭時期，歷任幹事、區委書記、科長、中共監沔縣委宣傳部長、新四軍襄南指揮部秘書等職。參加了多次反日偽「掃蕩」、重建洪湖抗日根據地等戰役戰鬥。
解放戰爭時期，歷任警衛團總支部書記、鄂西北軍區分區宣傳科副科長、科長、大隊副政治委員、營政治教導員、團政治處主任等職，參加了「中原突圍」、阜陽、高山鋪、橫溝市、三江口、江漢、沙市、宜昌等戰役戰鬥。
新中國成立後，歷任宣恩縣委副書記兼縣長、湖北軍區後勤部直屬政治部副主任、科長、武漢市兵役局副局長、湖北省軍區漢口軍分區副司令員，武漢軍區政治部群眾工作部部長，武漢軍區軍政幹部學校副政委、基建工程兵政治部副主任、主任等職，為部隊革命化、現代化、正規化建設作出了貢獻。
是第六屆全國人大代表，曾獲三級解放勳章、獨立功勳榮譽章。
初夏的北京，生機盎然。披著晨曦，我們迎著煦暖的和風，敲開了老將軍夏夔家的門。
年過八旬的夏夔，邁著矯健的步伐，滿臉笑容地迎了上來，握手寒暄間，我們深切地感受到，一生戎馬倥傯的老將軍，一定有著豐富的人生經歷，他的一頭鶴髮見證的是一個革命老人讓後人激蕩滿懷的戰鬥歷程。當他打開話匣子時，我們同在心裡驚嘆：果真如此。
1939年，抗日戰爭進入了更為艱苦的時期，已經15歲的夏夔，從沔陽縣城的震旦中學回到了家裡，他目睹敵軍、土匪搶掠騷擾，人民群眾的深重災難，心中苦悶至極。正在這時，他的父親偶然得到信息，設在松滋劉家場慶賀寺的湖北省第四區簡易師範學校附中部招生，由於當時沙市、宜昌一帶尚未淪陷，相對比較安全，父親為了夏夔的安全，把他送到了那所學校。
一踏進學校，夏夔就像走進了一個新的天地，學校的政治空氣濃厚，師生的抗戰熱情很高，同學們唱的都是像《我們在太行山上》、《遊擊隊員之歌》、《黃河大合唱》等一些他從未聽過的慷慨激昂的救亡歌曲，辦壁報、開晚會、搞校外宣傳，都圍繞著抗日救亡這一主題。在課程設置上，學校除了統一規定的國文、數學、理化、英語等外，還增設了「抗戰知識」這門課，專門講授抗戰的理論和實踐。平時，他在學校圖書室裡，如饑似渴地閱讀進步書刊，比如毛澤東的《論持久戰》，魯迅的《吶喊》、《彷徨》，蘇聯作家的《鐵流》、《毀滅》等等。
當然，一個人的思想轉變不能完全來源於書本知識，夏夔能夠走上革命的道路，與老師的教誨和影響是分不開的。這所學校名義上是國民黨政府「官辦」的，實際上是共產黨領導的、爭取和培養青年學生的革命學校，老師中大都是北京、上海等地的大學生，是「一二·九」愛國學生運動的積極參與者,他們利用一切機會向學生灌輸革命思想,積極宣傳共產黨的政策主張。實際主持學校工作的教導主任田綏祥是名老共產黨員，經常用「前方打仗，後方打牌」，「前方吃緊，後方緊吃」等生動、形象的語言來揭露國民黨的腐敗和消極抗戰。訓育主任史林峰來自延安抗大，他根據《論持久戰》、《平型關大捷》、《八路軍在敵後》等書籍編成「抗戰知識」講義，深入淺出地把敵後抗日根據地的發展壯大和國民黨的節節敗退作了鮮明的對比。所有這一切，使年輕的夏夔對中國的未來充滿了憧憬。
讓夏夔至今難以忘懷的是，1939年的寒假，他留在學校和一些家在淪陷區的師生一起過年，大家利用這個機會，在一起「指點江山」，分析抗戰的形勢和前途，討論時代青年的理想和使命，探索中國的未來。那份激動，那份壯志，讓老將軍現在依然激情難抑。
在學校師生的教育幫助下，夏夔的認識不斷提高，在革命的搖籃裡鍛鍊成長。1940年3月18日，他光榮加入中國共產黨，不久，他又擔任了附中部學生黨支部書記，還當選為全校學生自治會總幹事。1941年3月「皖南事變」後，他奉組織之命，轉移到鄂豫邊區參加新四軍，加入到敵後抗日遊擊戰爭的行列。
抗日戰爭期間，夏夔於1941年4月初到達我鄂豫邊區根據地。邊區黨委組織部立即安排他到邊區黨校學習。三個月後，調校部任教務幹事。當年11月，黨校師生奉命轉移到天漢湖區，接著又南渡襄河，在漢陽北部開闢新的根據地。這裡原是敵我犬牙交錯的遊擊區，一些地方建立有「兩面政權」，表面上是保長、聯保主任，暗中為我所用；日、偽軍來時，就以「維持會長」的身份出面應付。年方17歲的夏夔被分配到嵩陽鄉任區委書記，以當地小學教導主任的身份作掩護，不顧生命危險，在敵人眼皮底下對群眾進行抗日的宣傳組織工作。在此期間他曾多次隻身與日寇遭遇，但都憑著機智勇敢和群眾所掩護而化險為夷。1941年12月，日寇發動太平洋戰爭，武漢周圍敵軍比較空虛，我新四軍第五師主力乘機發起了三打侏儒山戰役，給偽「定國軍」第一師以殲滅性打擊，繳獲了大量軍火物資。在戰役過程中，夏夔負責動員嵩陽鄉的群眾積極參戰，搬運戰利品，並帶領部分年齡較大的學生在新收復的敵佔區開展抗日宣傳活動。
1942年3月，夏夔調天漢地委宣傳部任幹事。這一年天災十分嚴重，國民黨軍隊又乘機向我大舉進攻，根據地軍民生活十分困難。夏夔被派到基層任區委書記，從事徵糧和發動群眾進行減租減息和生產自救，多次參加韓家集、呂家巷、楊業陂等地區的反對日寇「掃蕩」的鬥爭。1943年初，調任邊區《七七報》駐襄河地委特派記者，五月初到新開闢的襄南地區進行採訪時，被當時的襄南工委派往新成立的監沔縣委任宣傳部長。19歲的夏夔只身前往監利縣周老嘴地區，協同在那裡活動的部隊和部分進步青年，先行建立抗日民主政權，召開人民代表會議，成立了監沔縣行政委員會，並擔任秘書長。不久，縣委書記和其他成員先後到達，分工夏夔東下洪湖，負責鞏固朱（河）北、開闢朱南兩個根據地的工作。1944年2月，夏夔奉調到襄南中心縣委任政治秘書，同時也是新四軍襄南指揮部的秘書，曾參加過攻克周老嘴、汪家橋及多次反「掃蕩」的勝利戰鬥，並先後接待過被我軍民營救的美軍飛行員4人。1945年5月，夏夔調往大悟山參加邊區黨校的整風學習。8月，日寇無條件投降，夏夔被派往「武漢解放委員會」工作，並一度進入武漢，策動偽軍向我投降。由於國民黨與日寇相互勾結，極力阻撓，我軍受降工作未獲成功，夏夔奉命仍回根據地工作。
抗日戰爭勝利後，國民黨政府從峨眉山走下來，在美國的幫助下，迅速搶佔一切大中城市和交通要道，悍然發動內戰。戰鬥在武漢周圍的新四軍第五師首當其衝，數千名浴血抗日的新四軍幹部戰士被迫實行中原突圍。
1946年6月，由於國民黨軍隊步步緊逼，夏夔所在的江漢軍區部隊從楊家河等地出動，進到柳林店整編，天漢中心縣委的部隊和軍區警衛營合編為警衛團，夏夔任團部總支書記。整編後的部隊迅速西進，夏夔隨警衛團經保康縣的報信坡進入鄂西北大山區。夏夔告訴我們，部隊越往西走，越感到溝深坡陡，山一座比一座高，一上一下少則要走二三十裡。談起這段行軍經歷，老將軍不禁詩興大發：每每爬到半山腰，只見頭上月明星稀，腳下雲靄繚繞，真是「舉頭明月近，回首白雲低」啊！
但行軍中更多的是辛苦和磨難，其艱苦程度是現在的人們難以想像的。每到一處，部隊總是用自帶的食鹽和銀元向當地老百姓換點糧食，大部分時間得靠吃玉米糊和南瓜湯果腹，這對於來自「魚米之鄉」的夏夔來說，簡直是一種煎熬。有一次，部隊行軍一整天，晚上只得露營在高山上，戰士們都沒有吃東西，而方圓幾裡路才有一戶住著茅草棚的人家，司務長只好給這戶人家幾塊銀元，在他家地裡掰了幾十個玉米棒子，分發給戰士們在火上烤熟後充飢。或許是太餓了，夏夔一連吃了好幾個，喝了幾口冷水後睡覺了。第二天，他開始拉肚子，一天得拉十幾次。夏夔慌了：要是因為這病跟不上部隊，就得留下來，這該怎麼辦呢？幸好衛生隊長給了他一小瓶「鴉片酊」，讓他一天幾次舀點路邊溪水衝服，才制服了這個行軍的「攔路虎」，避免了「掉隊」。
這時，中央決定，已經勝利突圍的中原部隊就地展開，堅持敵後遊擊戰爭，創造根據地，牽制大量敵軍，配合華北我軍作戰。夏夔被分配到新成立的鄂西北軍區第四軍分區政治部任宣傳兼統戰科科長。9月下旬，司令員李人林奉命率四個半連及一部電臺，組成江漢支隊東渡襄河到大洪山、桐柏山地區開展遊擊戰爭，夏夔擔任該支隊政工科長。經過四個月的艱苦鬥爭，支隊殲滅了數以千計的國民黨正規軍和地方武裝，牽制了敵正規軍三個旅，取得了重大勝利。但敵我力量過於懸殊，我又無根據地可作依託。1946年12月31日夜，受敵突然襲擊，幾乎全軍覆滅，大量敵人從四面八方不停地圍追堵剿，部隊晝夜不停地行軍作戰，隨時有被消滅的危險。在這萬分危急的情況下，夏夔向主要領導建議，迅速打過長江去，在江南地區開闢新的戰場。領導採納了他的意見，於1947年1月22日（正是大年初一）在沙市以東的郝穴鎮橫渡長江，進入湘鄂西地區。這一行動是這支部隊得以生存發展，為日後轉戰大江南北，長期在敵人後方堅持遊擊戰爭的關鍵。前進途中，夏夔參加了甘家場、張家場、暖水街等多次戰鬥。不久，另一支部隊也從鄂西北渡長江南下，會合後，兩支部隊奉中央指示，合編為「中國人民解放軍江南遊擊縱隊」，下轄一、四兩個支隊，夏夔被分配到一支隊二大隊任副政治委員。參加了大堰壋、磨崗巖等戰鬥。當年5月，縱隊渡江北上，參加了安家集等戰鬥，爾後，經鄂西北進入豫皖蘇解放區，部隊整編為中原獨立旅，下轄一、四兩團，夏夔被任命為一團二營教導員。參加了解放安徽阜陽、亳州及河南周口鎮等戰鬥，有力地配合了劉鄧大軍在魯西南的勝利作戰。7月初，劉鄧大軍越過隴海鐵路，挺進大別山，中原獨立旅列入野戰軍序列，在劉鄧首長統一指揮下，沿平漢鐵路東側徒涉黃泛區，破擊平漢路，在河南光山地區與劉鄧大軍會師，然後揮師南下，先後攻克河南新縣、湖北黃（紅）安及李家集、竹瓦店等戰鬥，並與劉鄧大軍所轄其他野戰縱隊並肩作戰，進行了高山鋪戰役，一舉殲滅敵整編第40師一萬二千餘人。
從中原突圍到高山鋪戰役這一年多時間裡，夏夔一直在戰鬥部隊中工作。先後兩渡長江、四渡漢水、六涉淮河、四次跨越平漢鐵路，歷經鄂、豫、皖、陝、湘五省八十餘縣，行程兩萬餘裡，參加大小戰鬥一百餘次。這是他革命生涯中最為艱苦也最值得紀念的重要歷程。同時，也受到了最大的考驗和鍛鍊。
高山鋪戰役後，中原獨立旅與第十二縱隊奉命西越平漢鐵路，收復江漢地區，夏夔率第一團二營又一次南渡漢水，重建第三（襄南）軍分區。二營抽出一個連分散開闢一個縣，其餘三個連和一營全部為軍分區的機動部隊，夏夔仍任二營教導員。這個地區是老根據地，位於長江北岸，鄰近武漢、沙市，戰略地位十分重要。國民黨先後組織二十餘團正規軍加上地方武裝對我軍進行了四次「清剿」，夏夔先後參加並參與指揮了橫溝市、汴河剅、積玉口、普濟觀等多次戰鬥，粉碎了敵人對襄南的一、二、三次「清剿」。部隊在戰鬥中日益成長壯大。1948年6月，二營擴編為十一團，夏夔任團政治處主任，又參加了反敵第四次「清剿」及三江口、新溝嘴、柴家集等重要戰鬥。1948年底，十一團與其他兩個團整編升級為江漢軍區獨立第二旅，夏夔仍任十一團政治處主任。1949年1月，為配合淮海戰役，江漢軍區集中獨一、二旅及兩個軍分區部隊發起荊門戰役，全殲敵七十九軍，活捉敵軍長。不久，又配合四野南下部隊，參加解放沙（市）宜（昌）的戰役。回憶起六十多年前的這戰鬥歷程，夏夔如數家珍。
1944年5月上旬的一個下午，在新四軍第五師第三軍分區襄南指揮部駐地江陵縣趙家堖，時任指揮部秘書的夏夔正在寫材料，忽然，「快來看啊」的喊叫聲和奔跑的腳步聲響成一片，出於好奇，他隨著人群朝小河邊跑去，只見一隻小木船正在靠岸，船艙裡坐著一個身穿飛行服的碧眼金髮的青年軍人，護送的有兩名帶槍的遊擊隊員，撐船的是一個五十開外的老民兵。這個「洋人」上岸後，用驚疑不安的目光東張西望，似乎想要尋找什麼，夏夔把他帶到指揮部政委李人林的住處，「洋人」顯得更為惶惑、緊張。夏夔用自己早年在「簡師」學的一點英語單詞，結合手勢和他攀談，得知他叫萊威士，美國十四航空隊的飛行員，他駕駛一架P-40戰鬥機從湖南芷江基地起飛，掩護轟炸機群轟炸在武漢的日軍軍事目標，但在返航途中被日軍高射炮擊中油箱，不能繼續航行，只好跳傘，幸好被當地農民救起來。
為了這位美國飛行員的安全，防止日軍的突然襲擊，當夜指揮部機關轉移到一個比較偏僻的村莊，受組織派遣，夏夔與萊威士同住在一個農民家裡，他們每天用手勢和英語單詞交談，難免會鬧出一些笑話。一個多星期後，夏夔告訴萊威士，新四軍將派部隊護送他到美軍司令部，然後從那裡到重慶，萊威士十分高興，一天要問幾次「什麼時候能動身」。一次，夏夔聽說萊威士明天可以走，就興衝衝地把這個好消息告訴他，哪知因故推遲到了後天，萊威士十分焦急，夏夔想告訴他，後天一定可以走，但不知道「後天」用英語怎麼說，只好先說「Tomorrow」,然後用手一翻，又說了一遍「Tomorrow」,萊威士怔了一下，然後大笑起來，高興地糾正道：「After tomorrow.」
萊威士臨走的那天下午，專門交給夏夔一封信，他要告訴以後再遇到危難的美國人，如果他們不幸遇到困難了，千萬不要憂愁，這裡的軍民是真正抗日的朋友，一定會使他們生活得很愉快，並能幫助他們回到自己的部隊……
沒過幾天，新四軍在洪湖又營救了一位名叫本尼達的美國中尉飛行員，他在路過襄南指揮部時，夏夔把萊威士的信給他看，他很受鼓舞，還連連念叨：「我們認識！」
這種國際友誼一直延續到了現在，2002年5月，本尼達來中國時，專門到北京與夏夔見了面，他告訴夏夔，萊威士還健在。此後，本尼達每年都要攜家人來中國，2011年本尼達去世後他們的家人和夏夔的家人都還保持著友好的關係。
1991年4月5日是新四軍第五師建軍50周年紀念日，湖北省準備舉行紀念大會，去函邀請曾任師長的李先念、代政委任質斌到會講話，或者發去賀信，當時已是全國政協主席的李先念正在主持召開政協會議，難以抽身，找任質斌商量，兩位老首長一致認為：湖北的大悟縣有個烈士陵園，還有一座烈士紀念碑，不如派兩個人作為代表，直接去大悟縣向烈士紀念碑獻花圈，4月5日又恰好是清明節，還可以到烈士陵園掃墓，以表示對烈士的哀悼和懷念。後來，兩位老首長一合計，從在京的五師人中，挑選年紀較輕、身體較好而又熟悉五師歷史的夏夔和黃永貴，分別作為李先念、任質斌的「特使」，到大悟縣參加紀念活動。
遵照兩位老首長的指示，夏夔與黃永貴按期抵達大悟，參加了數千人的紀念大會，向烈士紀念碑敬獻了由李先念、任質斌署名的兩個大花圈，瞻仰了烈士陵園，並委託大悟縣委書記在大會上向群眾轉達了兩位老首長對老區人民的問候，感謝他們在革命戰爭年代對新四軍第五師的巨大支持和無私奉獻，祝願老區人民迅速擺脫貧困，走上富裕之路。隨後，夏夔和黃永貴訪問了滾子河、白果樹灣及宣化店，參觀了大悟縣革命陳列館、五師和中原軍區領導機關所在地以及李先念的故居，會見了當地的父老鄉親。完成任務回到北京，夏夔及時向任質斌匯報了情況，李先念也在中南海接見了他，兩位老首長都詳細地詢問了老區的近況。談及這次「特使」經歷，夏夔總是難以抑制內心的激動，對老首長的這份厚愛和信任表達深深的謝意。
1979年元月4日，夏夔調到基建工程兵政治部，先後任副主任、主任，針對這支部隊的特殊性，為加強基建工程兵的政治工作，他按照新的編制，根據我軍政治工作原則，結合實際，建立健全各級黨委和政治機關，配齊配好各級政工幹部，實現了在總政治部統一領導下的部隊政治工作體系；按實事求是的精神改進基建工程兵的政治工作，1980年6月總結出臺了《關於政治工作結合施工生產一道去做的若干問題》；逐步建立了幹部「分級管理」、「統一調配」體制，統一和完善了幹部管理制度。
1985年，中國人民解放軍實行「百萬大裁軍」，基建工程兵被撤銷，他沒有過多考慮個人的去留，而是根據中央和軍委的指示精神，高度負責、耐心細緻地做了大量思想工作和組織協調工作，穩定了部隊，較好地完成了幹部安置、部隊移交等大量善後工作。他始終堅持原則、顧全大局、實事求是，這個時期，他曾受人誣陷，到無情批鬥及人身攻擊，但他在逆境中始終堅持黨的實事求是原則，正確對待，冷靜處理，最終真象大白，他是完全清白和無辜的，他以寬容大度為懷，從不計較和議論此事，充分體現了共產黨員高尚的道德情操。
對自己的子女，夏夔從來都是嚴格要求，並言傳身教，他有四子一女，都沒能得到父親的「特別」照顧，而是靠著本人的努力和自身的能力素質，在不同的崗位上個個都幹得不錯。
有人說，一個老將軍就是一本青少年思想教育的活教材，這話放在夏夔身上一點不假。夏夔從革命的熔爐裡鍛造出的那種堅定的信念、那種正直的品格，無論何時何地，永遠都不會過時。
[文章圖文來源：天下仙桃人網，撰稿：田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