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迪斯·巴特勒:倫理與親緣關係

安提戈涅在血緣關係中到底處於什麼位置？她的性別取向是什麼？這兩個問題引發了安提戈涅的親緣關係危機和兄妹情感的模糊性。安提戈涅在血緣關係中到底處於什麼位置？她的性別取向是什麼？這兩個問題引發了安提戈涅的親緣關係危機和兄妹情感的模糊性。

本文為《安提戈涅的訴求》中譯者序節選，本書即將上市。

倫理與親緣關係

文 | 王楠

倫理與親緣關係就家庭與倫理而言，安提戈涅能否算是普遍意義上理想親屬關係模式的典範？安提戈涅的死是否說明政治權力取代親屬關係的規範倫理合法化的勝利？美國批判型知識分子朱迪斯·巴特勒的解讀極具新意。《安提戈涅的訴求：生與死之間的親緣關係》是巴特勒為數不多的文學批評理論著作。本書圍繞兩個頗有爭議的問題展開。安提戈涅在血緣關係中到底處於什麼位置？她的性別取向是什麼？這兩個問題引發了安提戈涅的親緣關係危機和兄妹情感的模糊性。

首先，巴特勒認為安提戈涅不能代表與國家對立的傳統的家庭關係，因為她本身血緣混亂，是家庭亂倫的結果（安提戈涅的父親也是他的哥哥）。正如歌隊旁音提示「你（安提戈涅）倒在地上，這樣贖你祖先傳下來的罪孽」（857行）。安提戈涅自嘆道：「我母親的婚姻所引起的災難啊！我那不幸的母親和她親生的兒子的結合呀！我的父親呀！我這不幸的人是什麼樣的父母所生的呀！

我如今被人詛咒，還沒有結婚就到他那裡居住，哥哥呀，你的婚姻也不幸，你這一死害死了你這還活著的妹妹。」（858–872行）巴特勒認為正是因為安提戈涅佔據了這個規範家庭血脈中破裂的位置，才能保持與中心對話，並且遊移於規制外的邊界上。

規範之外。她的罪行因為她的血緣關係的混亂而變得模糊起來，她的存在是亂倫行為的後果，這個後果使得她的父親也成了她的哥哥。在語言上，她佔據了除母親之外的每一個位置。但是『佔據』是以打破親屬關係和性別的連續性為代價的。

巴特勒的安提戈涅挑戰以功利性生育為目的的異性戀家庭模式。巴特勒筆下的安提戈涅似乎證明，僅以非家庭成員作為性伴侶的社會規範不應決定一個人的性取向和家庭聯繫。然而，亂倫的禁忌「不應該僅是取締亂倫行為，而應把這種行為看作消解社會規範的一個必要的幽靈，一個使得社會權力網絡浮出水面的幽靈」。

圍繞安提戈涅的血緣和出身（安提戈涅的父親也是他的哥哥）所產生的困惑，巴特勒提出安提戈涅的性別身份（她更像是一個男人）混亂。在這個問題上，巴特勒認為親緣關係和性取向作為決定一個人的性別是任意的（偶然的）。安提戈涅的位置不只是女性的，因為她進入了公共事務的男性領域，與同城邦的首領克瑞翁進行對話時，她像克瑞翁一樣言說，以一種倒錯/ 錯位的方式稱讚他的權威；她也沒有替血緣說話，正如黑格爾所說，因為她的家族代表了血緣秩序的最終（亂倫的）沒落。安提戈涅瓦解了現存的象徵秩序，不僅是因為她進入了埃特（罪女神）的神秘領域，走向了律法的邊界（巴特勒把這點歸於拉康）；更是因為她公然地承擔了一個她無法承擔的責任，一個在公共空間裡不佔任何席位的位置，而這個空間並非是預設的，而是在偶然和特殊的歷史條件中為順應當時的情況而臨時建構起來的。

安提戈涅代表的既不是親屬關係，也不是親屬關係之外的東西，而是在社會重複親屬關係概念時，給親屬關係在社會規範中受限制的概念提供了一個解讀的機會，而且是對標準規範的一次短暫偏離。

「短暫偏離」的說法直接針對黑格爾的家庭和國家分離論和拉康提出的親緣關係的象徵功能。在黑格爾的倫理社會中，女性的義務是提供青年男子為國家參戰，並因此參與公共事務。而安提戈涅恰恰不能成為妻子和母親，所以只能靠認可兄弟來獲得公民身份，進入公共領域。黑格爾進一步限定兄妹之間是「純粹倫理的不能混雜有自然的愛欲關係……因為它是與血緣上的平衡和彼此無所欲求相聯結的」。巴特勒筆下「出走」的安提戈涅在親緣關係上製造了麻煩。

對於巴特勒來說，拉康用有關象徵界的論述來建構規範秩序，但是某種程度上又是隱蔽的。巴特勒在解讀拉康的安提戈涅時，沒有論證安提戈涅在語言和文化上得以存在的象徵秩序，因為任何試圖越界的事物都會遭受真實或符號性死亡——如同安提戈涅。巴特勒認為，悲劇不是產生於真實界而是混亂和汙穢之中。她的安提戈涅呼籲抹除文化規範的界線。這些界線和象徵界中的法律一樣具有偶然性。法律的力量，不像語言，產生於自身。儘管對拉康來說語詞或能指在空白空間建構真實界，但對巴特勒來說則充滿規範和表演的力量：在語言之外沒有一個領域能夠被認為存在於前語言界或類似真實界。但安提戈涅聲明要遵循神法，這個言語的超凡力量體現的不是它本身的字面意思，而是指向文化認同的危機。在象徵界內，我們無法界定安提戈涅的親緣和她的性別。因此，精神分析批評要從文化上論說究竟。論說的本質是繼續為保守派添油加醋。在這個過程中，精神分析的解放論說受挫，巴特勒的分析與波伏娃如出一轍：精神分析的問題在於亂倫禁忌和父權制都是精神分析默認的前提，並把社會領域和社會機制混為一談。拉康派認為象徵功能和社會現實可以分離。父法子承的精神分析代表了親近關係的基礎，並不需要真實的父親做代表——也可以是兄弟、或別的女人。關鍵在於母親必須擁有除孩子以外別的欲望對象，或者孩子是母親幽靈，一個他者欲望客體。拉康把精神分析從真實的母親和父親解放出來，使得他們的功能具有象徵性而非等同於一個真實、肉身的父親。但是對於巴特勒來說，這無異於說父親的象徵功能將由其他行為完成，因為我們還是會把父親看作最終權威的原點。

巴特勒用安提戈涅血緣關係不清的觀點質疑社會結構規範和文化認同的合理性。巴特勒的安提戈涅揭露了親緣關係的文化偶然性。親緣關係是社會結構中的一種社會關係和社會行為，是相對於自然的一個概念，歸屬於人類學和人種學範疇。但現代社會中的單親家庭、同性戀家庭和雙性戀家庭的重組凸顯出親緣關係的不確定性，這正是由安提戈涅生發的親緣關係危機，也是巴特勒對傳統的、千篇一律的家庭模式的反思。這種趨同的家庭價值觀，在黑格爾與拉康、公共領域和私人空間、神律與法律、親緣關係和亂倫關係之間，巴特勒尋找著他者「偏離」的倫理空間，試圖打開性別倫理認識的新維度。

安提戈涅所代表的非常態親緣關係不僅不符合黑格爾的倫理要求，也不符合拉康象徵界親緣關係規範。拉康的主體心理結構分為三界，其中象徵界是人類生存的最基本的秩序，被認為是一種表意的語言結構系統，個體要進入社會文化領域，就必須掌握象徵界的語言，象徵界開創了文化和親緣關係，其權力是無疑的，一旦失敗，就只能導致心理變態，不能成為人。俄狄浦斯情結是象徵界的核心問題，只有克服俄狄浦斯情結，認同父親法則才能進入象徵界，調節俄狄浦斯情結就是禁止亂倫。安提戈涅很顯然不符合象徵界的親緣規範。安提戈涅也因俄狄浦斯帶給她的混亂的親緣關係身份，使得她不符合拉康的象徵界親緣關係規範。因此在文化的意義上她已經死去了，她不是一個完整的人（less-than-human）。安提戈涅的死在她自己看來是與那些已死的親人的婚緣「墳墓啊，新房啊，那將永久關住我的石窟啊，我就要到那裡去找我的親人」（896）。對血緣不清的親人的愛，在文化上不可行，註定要通過第二次死亡結束象徵界內不容的「偏離」現象。

巴特勒並非想依賴象徵界概念來解釋文化的基本結構，而是指向社會結構的偶然性，這也是拉康的象徵界理論無法解釋的偶然性問題。對於巴特勒，象徵本身只不過是社會習俗的「沉積」。父親的地位只是理想化身——法律就是父法，父法就是法律。法律的力量，不像語言，產生於自身。安提戈涅拒絕了拉康的象徵界給她安排的——海蒙結婚生子的結局，她像擁抱婚姻一樣擁抱石窟，選擇死亡，雖然她沒有創建一種新的親緣關係模式，但是她打破了異性戀生育家庭模式，預示以功利性生育為目的的婚姻模式不是建構親緣關係的唯一解決辦法，安提戈涅呼籲打開文化認同的界線，因為這些界線和象徵界的法律一樣偶然，對規範的短暫偏離似乎昭示兩性關係向未來開放。

本文選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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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提戈涅的訴求：生與死之間的親緣關係》

Antigone's Claim：Kinship Between Life and Death

【美】朱迪斯·巴特勒 著

王楠 譯

朱迪斯·巴特勒在《安提戈涅的訴求》中又一次製造了親緣關係的『麻煩』，並提出美國21世紀性別研究的倫理學轉向。巴特勒通過對黑格爾、拉康、伊利格瑞等思想家語境中《安提戈涅》的創造性解讀，從倫理意識、血親關係和欲望主體三個概念出發，闡明了一種新的性別政治倫理。這本批評論著延續並豐富了關於安提戈涅的批評傳統，是批評史上『複雜且至今仍充滿活力』的解讀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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