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創 李雪濤 讀書雜誌
編者按
德國漢學家、波恩大學教授陶德文（Rolf Trauzettel）於2019年8月去世。沒有陶德文，就沒有德國漢學的「波恩學派」。本文以作者留學波恩的親身經歷，深切回憶了與陶德文的學術交往，並闡述了其一生的坎坷經歷以及學術理念與追求——漢學並沒有讓陶德文成為生活的旁觀者，而是給了他一種「沉靜」，使他更加深刻地認識了生命的意義。
生時事物看得破文 | 李雪濤
（《讀書》2020年3期新刊）
二〇一九年八月十二日，顧彬（Wolfgang Kubin）教授寫來一封郵件，告知陶德文（Rolf Trauzettel）教授在前一天晚餐時去世的消息。他說會在波恩舉辦一個小的紀念活動，正式的告別儀式將在萊比錫舉行。
其實在認識陶德文之前，我早就知道這個名字了。二十世紀八十年代中葉我在北外讀書的時候，對德國漢學產生了興趣。那時我從我的德國老師那裡得到過一本「費舍爾世界史叢書」中的第十九本《中華帝國》（Daschinesische Kaiserreich，1968），知道書的作者除了大名鼎鼎的傅海波（Herbert Franke）之外，還有一位名不見經傳的Rolf Trauzettel。
2005年11月臺北輔仁大學為陶德文召開研討會，論文集中收錄的「標準照「一九九九年我到波恩的時候，陶德文已經榮休四年了。不過漢學系圖書館裡一直保留著他的一間辦公室，辦公室的四壁全是書，透過對開的兩扇窗子一眼可見樓下的青青草地和旁邊流淌著的萊茵河。我們在系裡常常見面，他看起來非常嚴肅，我跟他每次碰面只是點點頭，打個招呼而已，並沒有深交。在波恩的日子，我基本上過著宿舍和漢學系兩點一線的單調生活。系裡除了一些講座之外，通常也不組織什麼活動，唯一值得一提的是每年十二月聖誕節前漢學系教職員工的聚餐。一九九九年十二月下旬的一天，顧彬教授邀請漢學系的同事一起在中餐館吃飯，我也在被邀之列。那天晚上，顧彬拿了一瓶他珍藏多年的五糧液，向我正式介紹了他的「精神導師」陶德文：「他是歐洲最好的漢學家，根本不是之一。」（他當時好像說的是德語）就這樣，我跟陶德文算是正式認識了。他坐在我的旁邊，我們談話的內容我已經完全想不起來了，但那天晚上他給我的印象是話不多，但顯得堅定、克制，而我跟顧彬卻將那瓶五糧液喝了個底兒掉。陶德文和我都住在巴德·哥德斯堡（Bad Godesberg），那是波恩南邊一個古老的住宅區，除了選帝侯那著名的洛可可風格的宮殿之外，還有許多保存完好的十八世紀以來的建築。之後我們在地鐵裡又聊了一路，儘管車廂的地板就像甲板一樣在我腳下搖晃。
我第一次去拜訪陶德文的時候，帶著一本《中華帝國》的小書。在書房裡陶德文微笑著接過這本書，坐在寫字檯旁，嫻熟地在扉頁上籤上了他的德文名字。在談到傅海波的時候，他總是說「mein Lehrer」（我的老師）。「這本書的出版要感謝我的老師，本來法蘭克福的費舍爾出版社是要委託老師來寫一本中國歷史的專著，當時我剛剛完成自己的博士論文，在漢學界只是一個初出茅廬的愣頭小子而已。有一天老師問我是否願意跟他一起共同編寫一本中國歷史的著作。儘管我馬上就同意了，但心裡並沒有任何把握。」陶德文告訴我，由於受納粹德國的影響，一直到二十世紀六十年代，相比於法國和英美歷史學界，西德的史學研究依然非常落後。費舍爾出版社希望用分析學派的方法編寫一套三十六卷本的世界史讀本，所找的編者大都是諳熟英美或法國史學方法的德國歷史學家—他們所面對的問題更多是詢問歷史認識是什麼，而不再是歷史本身；更多是人們是如何認識歷史運動的，而不再是歷史自身。這套書總的學術指導是法國哲學家、語言學家和文藝批評家鮑拉克（Jean Bollack）。按照最初的設想，中國歷史的部分由當時住在法國的漢學家、歷史學家白樂日（tienne Balázs）來承擔。白樂日在德國做的是有關唐代經濟史的博士論文，之後受到很好的法國年鑑學派的歷史學訓練，自然是這部中國歷史書的不二人選，只可惜他僅完成了一個大綱就去世了。最終這一任務落到了曾經在英國劍橋大學和美國華盛頓大學做過研究的傅海波頭上。「老師和我完全沒有什麼項目的概念，我們只是不停地討論，不停地撰寫。我當時博士剛畢業，是慕尼黑大學東亞系的研究助理，有一份工資我已經很高興了，根本沒有想過要有額外的補助。兩到三年的時間，我們就是這樣度過的。一九六八年，這部書出版了，當我看到我的名字印在上面的時候，真是興奮不已！你知道嗎，第二年就出版了義大利語譯本，一九七三年又出版了西班牙語的譯本。你可能想像不到，僅德文版，這部書先後就印了十萬冊之多。這對當時的西德來講，真成了『暢銷書』。」由於這本書緣起自白樂日，因此傅海波和陶德文在書的扉頁上寫下了「懷念白樂日（一九〇五至一九六三）」的獻詞。陶德文還告訴我有關這本書的一個細節：「書稿交上去後，當時出版社的美編讓我提供給他一些中國的素材，以便他來設計封面。我在一九六五年的時候曾經去過一次北京，便拿出當時拍攝的一些照片給他看，他一眼就看中了我拍攝的十三陵神路的持瓜盔甲將軍的頭像。儘管只截取了中間的一部分，但效果非常好。我的老師對這個封面也很滿意。」
《中華帝國》1968年德文版書影（左），以及陶德文在扉頁上的籤名（右）我們每次談話，最主要的內容都是漢學，他很少談到自己，也不善於講自己的故事。「我沒有過去！」有一次我們又聊到他在東德時期的生活，他悲傷地說。
陶德文前三十多年的人生可謂命途多舛。他一九三〇年七月一日出生於德國東部的萊比錫，這只是納粹暴政前德國短暫的自由時代。一般來說，這裡的人們常常為自己是薩克森人而感到自豪，因為他們覺得自己相比於其他地區的德國人更具有「德意志」性格。不過曾經參與譜寫德國文化史的眾多輝煌篇章的萊比錫，給陶德文前三十一年的人生帶來的卻只有苦澀的回憶。一九四三年，十三歲的陶德文在戰爭即將結束時應徵入伍，而此時的德國軍隊已經是強弩之末了。戰後他在蘇佔區的東德，一九四九年高中畢業考試之前，陶德文的父親去世，沒有受過什麼教育的母親，無比艱難地撫養著包括陶德文在內的四個孩子。一九五一年十月，陶德文得以在萊比錫大學註冊，開始學習漢學、日本學和印度學。在一九五三年夏季學期他因拒絕參加軍訓差點被勒令退學。一九五六年他碩士畢業，之後完成最後一個學期的學術圖書管理員的實習，並通過了國家圖書館員的考試。從一九五七年開始，陶德文在萊比錫大學圖書館專門負責南亞和東亞部門的工作。之後他得以繼續在萊比錫大學註冊學習，他的主專業是漢學，兩門副專業是梵文和日語。在萊比錫的時候，陶德文在政治上從來不積極，經歷了很多傾軋、扭曲和不平。一九五八年他的導師——著名漢學家葉乃度（Eduard Erkes）去世，也使得他本來想做的有關道家文獻《文子》的研究落空了。一九六一年底，他在易北河登上了一艘開往卡薩布蘭卡的船，之後逃往西德。
著名漢學家葉乃度（Eduard Erkes，來源：germananthropology.com）「是我的老師讓我之前那狂躁不安的情緒安靜了下來。」一九六二年夏季學期，陶德文開始在慕尼黑大學師從傅海波教授做有關蔡京（一〇四六至一一二六）的博士論文。一九六八年他在慕尼黑大學擔任東亞文化及語言系的研究助理期間，又完成了他的歷史學教授資格論文：《一六八八年的出使之旅—中國人對外國國情的研究》。一九七二年，陶德文被聘為哥廷根大學的漢學教授。一九七五年起，他專任波恩大學漢學系的教授，一直到他一九九五年榮休。波恩大學漢學系重視歷史、哲學和藝術乃至文化人類學的傳統，可以說是從陶德文入主這裡開始的。
除了二十世紀三十年代以來留下的部分中文圖書外，一九七五年陶德文入主波恩大學漢學系以後，利用德國研究聯合會（DFG）的資金為漢學系購買了多種宋代筆記、叢書，他在一九七六至一九八八年間作為聯合會的多個委員會的委員以及評審專家，為波恩大學漢學系提供了諸多便利。我想這是當時我為什麼要選擇贊寧（九一九至一〇〇一）而沒有選擇鳩摩羅什（三四四至四一三）、玄奘（六〇二至六六四）作為我的研究對象的原因之一。
《圖像與文字——漢字是以何種方式而成為象徵符號的？》，載《國際漢學》 2005年02期（來源：cnki.net）陶德文學習和工作的大部分時間都是在「冷戰」時期，因此，他沒有機會像他之前和之後的漢學家一樣在中國生活、學習一段時間，但他不僅能夠準確地理解文言文，也非常重視對古代漢語本身的研究。我在翻譯他的《圖像與文字—漢字是以何種方式而成為象徵符號的？》一文的時候，他為我找出來很多當年他寫這篇文章時的參考書，擺滿了書房的寫字檯。其中也有他在萊比錫大學學習古代漢語的課本，不知道是他一直帶著的還是後來在西德重新購買的。多年來他在波恩大學漢學系一直都在教授文言文。有一次他對我講：「很遺憾的是，除了高本漢（Bernhard Karlgren）之外，中國學者在古代漢語方面所取得的成就，在當時的西德學術界鮮為人知，沒有人知道楊樹達、王力、呂叔湘、高名凱這些名字，但是我一直關注他們，並且將他們的研究運用到我的教學實踐中去。」
儘管陶德文的中文口語不是很流暢，但這並沒有過多地影響到他的漢學學術研究，也不影響他對文言文的理解，因為在他看來，古代漢語完全是一種視覺語言，而不像歐洲語言那樣是口語。陶德文擁有豐富的古代漢語知識，並且恪守著老派的德國漢學研究脈絡：遵循著文本分析、批判的傳統，同時運用歷史學和哲學的方法來進行中西比較研究。我想這是他得到德國乃至歐洲學界（不僅僅是漢學界）重視的最重要的原因。
高本漢（Bernhard Karlgren，來源：orden-pourlemerite.de）陶德文認為，中國有著自身的本體論，而這些是與其語言—古代漢語—表達緊密聯繫在一起的。因此任何想將現代觀念和西方觀念運用到古代中國思想和文化中的努力，必定是要失敗的，而這正是美國的漢學家狄百瑞（Williamde Bary）、墨子克（Thomas Metzger）等所極力想要達到的。陶德文認為，美國學者的做法是用一種民族自我中心主義將歐美的文化觀強加於對中國文化的認識。一九八八年顧彬首次提出「波恩學派」（Bonner Schule）的說法，認為中國文化是一個獨立的系統，使用來自歐美文化傳統的概念來加以闡釋和批判都要極其慎重，因為一切概念都有其賴以產生的歷史語境，今天的闡釋者尤其要注意纏繞在概念上的錯綜複雜的歷史。顧彬指出：
……「波恩學派」提出重要的異議，他們反對那種在一切文化中尋找同樣東西的普遍主義思想。像陶德文那樣，他們堅定不移地證明中國有自己獨特的思想。他們認為：如果因為中國的思想不同於歐洲的思想，就認為它不如歐洲的思想有價值，那麼實際上是把歐洲的價值體系看作世界普遍通行的唯一價值標準。如果從只有一種理性主義、一種倫理學、一種人權等等出發的普遍主義概念來看中國，表面上是把中國放在與歐洲同等的層次上進行比較，實際上中國卻為此付出了高昂的代價。……坦率地說如果我在中國只能找到歐洲已有的東西，我對中國不可能會感興趣〔顧彬：《略談波恩（漢學）學派》〕。
顧彬（Wolfgang Kubin，來源：confuciusmag.com）按照陶德文和顧彬的想法，他們希望歐美的漢學研究者能從中國自身去了解中國，而不是按照西方的模式來理解中國的經典。陶德文之後，顧彬與梅勒同波鴻大學的羅哲海（Heiner Roetz，1950-）進行過多年的論戰，雙方都產生了許多新的思想。
一直以來，德國漢學有著自己的學術傳統。而二十世紀下半葉的德國漢學如果沒有陶德文的話，也就沒有「波恩學派」，德國漢學就會缺少一個批判的維度。陶德文的逝世意味著一個時代的結束。
二〇〇四年春天我回國之前，曾經翻譯過上文提到的陶德文的一篇有關圖像與漢字的文章，這兩天我在整理原始文獻的時候，還發現他寫給我的紙條，將許慎六書的漢字寫給我。文章發表後，我希望能翻譯一系列他的文章，編成一本專著。陶德文得知這一消息後，很快給我列出了一份他認為重要的文章清單，一共選了七篇不同時期的文章：基本上都是比較哲學化的內容，其時間跨度也從一九七七到二〇〇三年。我將所有這些文章都找到了，但之後因為事情太多，再加上翻譯他的文章實在不容易，後來這一工作被擱置下來。其實陶德文一生所寫的文章並不多，一共不過百餘篇，其中還有大量的書評。但我每次在讀他的論文時，都能從中看到他個人生命的影子，他總是將歷史與個人、歷史敘述與事件細節交織在一起，從中可以看到他對歷史和人生的徹悟和關懷。由於有了萊比錫的經驗，陶德文拒絕簡單化的陳詞濫調。依我看，與其說陶德文是漢學家，不如說他是哲學家或歷史學家更確切。漢學並未讓陶德文成為自己生命的旁觀者，而是通過比較讓自己更加深刻地認識到了生命的意義。
陶德文六十五歲時，波恩大學漢學係為他出版的紀念文集，外封面上是牧溪的《六柿圖》陶德文六十五歲的時候，波恩大學漢學係為他出版了一本紀念文集，取名為《塔樓建築的拆毀：中國和西方精神之研究》，書的外封面上是宋末元初的畫家牧溪著名的《六柿圖》。顧彬在「前言」中寫道：
陶德文從來不喜歡吹牛，他的文章都源自一種沉靜（Stille），在沉靜之中發表，並且在沉靜之中產生著影響，就像是牧溪（一一八一至一二三九）所畫的六個柿子，特別不顯眼，但實際上卻是整體存在的完美表達。
與陶德文相處多年的顧彬，其筆下流露出來的一定是一個真實的陶德文。我想，顧彬所謂的Stille，既是「沉靜」之靜，也是荀子所謂「虛壹而靜」之靜（《荀子·解蔽》）。荀子認為，只有保持頭腦的清醒，不讓煩囂擾亂心智，才能保持一顆清明的心。這也讓我想到明代洪應明的一句話：「忙處不亂性，須閒處心神養得清；死時不動心，鬚生時事物看得破。」（《菜根譚》）我想，有了「六柿圖」的鋪墊，陶德文生前心神自然養得清，事物自然看得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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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標題：《《讀書》新刊 | 李雪濤：生時事物看得破——回憶德國漢學家陶德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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