欒豐實 山東煙臺人，原山東大學東方考古研究中心主任、博士生導師、歷史文化學院考古系教授。兼任中國考古學會新石器專業委員會副主任、龍山文化研究會會長、中國社會科學院古代文明研究中心客座研究員和專家組成員、中國考古學會理事、山東省考古學會名譽理事長。
中華文明歷史悠久，從新石器時代分散不均的原始部落到如今和諧統一的泱泱大國，中華文明如璞玉般，經歲月長河打磨後成為屹立於世界東方的不老傳說。但從古至今，人類對早期文明的探索從未停止。我是誰？我從哪裡來？那個神秘又遙遠的早期文明是什麼？這些疑問，既是每個人生而有之的文化自覺，也是值得不懈探索的科學命題。在史書之外，在文字之前，文明的起源隱藏在一件件文物和一處處遺蹟中，這是考古學給我們呈上的一份答案。
探索中華文明應從哪些方面著手，判斷「文明社會」的標準是什麼？這是研究中華文明的首經之路，目前學界討論最多的主要為農業、城址、青銅器等幾個要素，但它們在文明演進中是何角色？又是如何通過它們解密早期文明的社會結構？齊魯文明在中華文明中是何位置？山東大學欒豐實教授帶領我們穿越時代，一起探尋中華文明最初的記憶。
「新石器革命」與農業文明
中國自古以來以農業立國，農業發展對中華文明影響深遠，著名考古學家柴爾德稱早期農業的產生為「新石器革命」。「早期農業產生之前為舊石器時代，經濟活動是以採集和漁獵為主的攫取經濟。生產性經濟農業的產生，使人類擺脫了對大自然的完全依賴而進入新石器時代，隨著農業和畜牧業的進步，分散的社會組織結構變得聚集且統一；隨著後期經濟發展使社會結構複雜化，最終形成了國家。」欒豐實教授指出。
如何判斷早期農業發展程度、起源時間，就需要通過具體考古遺址的研究為我們揭開面紗。「比如過去的主要生產方式是採集、狩獵和捕漁，很多陶器上都有採集和漁獵生活的寫實或者抽象的反映，而農業產生後也留下重要線索——糧食。距今八千年前後的河北武安磁山遺址，發現十餘萬斤碳化和灰化的黍和粟，而距今六七千年前的河姆渡遺址則發現大量稻作遺存，它們都是人工栽培並非野生，這是說明農業存在的最直接證據。除了農作物之外，農業工具發現的也很多，這些考古發現都證明當時的中國確實有了農業且達到一定水平。」但如何在考古發掘中發現這些在地下保存了幾千年的糧食蹤跡呢？
欒教授繼續說道：「過去研究史前時期的人們生前吃什麼多是靠推測，因為小米粒等糧食碳化以後混雜在土裡眼睛根本看不見。現在發明出一系列方法和技術可以獲取這一方面的資料。例如：對文化堆積土進行水洗浮選，可以獲取和農作物在內的碳化植物類遺存；運用碳氮同位素檢測技術，可以判斷人們生前的食物結構，如在魯東南地區的大汶口文化遺址，檢測發現大型墓葬的墓主吃大米較多，普通的社會成員則以吃小米為主。另外，從土壤中水稻植矽體的數量和分布情況，可以為尋找包括稻田在內的稻作遺存提供重要線索。」因此，隨著大量現代科技手段在早期農業考古中的應用，透過農業發展洞察早期社會文明的方式也更有說服力。
城址發掘與政權文明
除了對農業的考察，城址的發掘也為探索早期文明開闢新的天地。城市的發展體現著文明進程，對此欒教授說道：「國家與文明的起源、形成和發展同步進行，這裡的國家包括一些文明初期的地方政治實體，也被認為不太成熟的早期國家。城牆、宮殿以及專用於戰爭的武器的出現，是國家政權產生的重要標誌，因此，早期城址的發掘和研究對於探討國家的形成、文明的起源有重要意義。」
對城址的研究，聚落考古是目前常用的一種方法，即從聚落的空間分布、聚落內部的房址布局、墓地和墓葬等判斷聚落結構、社會分化，從而區分古代社會的複雜程度。「早期的國大概就相當於現在一個縣的規模，從結構上看，縣城下面有鄉鎮、再往下有村子，從整個聚落角度看是一個三級聚落。但它是不是構成一個領導與被領導，統治與被統治的關係，是不是可以劃分為不同階層，這要從具體的遺址揭露來看。房子的大小、墓葬的大小及相互關係等也反映社會分化、貧富與等級，通過這樣一種途徑可以研究古代文明的演進以及確定它是一個什麼樣的社會。」欒教授解釋。
史前城址的大量出現，本身就標誌著當時中國社會的生產力已達到相當高的程度，至少物質財富已有相對的剩餘。毫無疑問，在任何時候修築城垣都將是一件非常浩大的工程，況且考古發現的史前城址一般都在十萬平方米以上。因此，城址的修築絕非一村一寨之力所能為之，而只能是成千上萬的人力在長時間內勞動的結晶，這清楚地表明當時的氏族公社或部落集團已經具有從事非生產性活動和營造大規模工程的物質基礎，它理所應當成為當時社會生產力和文明進步的一個重要標誌。
青銅器：階級地位的象徵
中國古代的青銅器是享譽世界的文物，自史前時代誕生到戰國末年，至少有兩千多年的歷史。欒教授指出：「由於青銅工具的生產效率遠勝於石器，加以當時的鑄造技術可以製作出適合於不同用途的各種手工工具和農具，有力地推動了社會生產的發展和古代都邑的產生。青銅工具用於採礦業，可以採出更多的礦石，冶煉業發展的結果，反過來又促使青銅鑄造業的進步。」這種良性循環，使中國的青銅時代得到了充分的發展。
青銅的大量鑄造，使人類的歷史從很久以前就有了一種厚重感，它的冶鑄和使用作為文明的衡量標準之一，也反映了文明的進步程度，「因為青銅器的製作工序複雜，需要協調多方面的人力、物力，同時還需要專業人士從事生產；其次青銅器的分工伴隨著社會化大分工和階級分化，這些變化在某種程度上又促進了早期社會的文明化進程和早期國家發展。」作為文明物化形式的青銅器，還是社會成員身份和地位的象徵，「從出土青銅器的墓葬和遺址來看，擁有青銅器的多為社會上層人士，尤其是青銅禮器和大型青銅兵器均出土於貴族的墓葬，而社會下層人員中並未發現。」欒教授說。
青銅器不僅是實用之器物，也是人們思想文化觀念的「物化」見證。「古代鑄造的某些青銅器，除了有複雜紋飾和圖案，甚至還有長短不同的銘文。記載著當時的歷史事件等內容。」因此，青銅器為古代社會、政治、思想、文學、經濟等各方面的研究提供了寶貴而豐富的史料。每一件青銅器自鑄造之日起，便伴隨著人類的時代發展，走向深廣的歷史長河，都是一幅中國歷史文化地圖，記錄著中華民族古老的文明密碼。
中華文明與齊魯文明
中華文明博大精深，文字、禮制、陶器等眾多因素的產生在文明演進中的作用也同等重要，上文只是描述了中華文明探索的冰山一角，如日本學者貝冢茂樹還提出用文字、城市和青銅器三要素作為文明社會的衡量標準，後來隨著社會複雜化，禮制、玉器等多種文明要素也加入進去。「目前很難找到一個放在全世界都成立的標準。」欒教授指出，因為一個社會的構成因素包羅萬象，古代社會的研究是一項繁瑣複雜的大工程，所以早期文明的起源與發展也不僅是農業、城市或青銅器等其他類別單獨某一要素的作用，而是多種文明要素共同進步並相互作用的結果。
另外，探索中華文明過去的記憶，離不開對齊魯文明研究。欒教授指出：「從某種意義上說，齊魯文明是中華文明非常重要且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無論是代表著中國傳統文化主流的儒學思想，還是齊魯大地考古發現的眾多歷史文化遺蹟，都共同見證著中華文明的變遷。」20世紀以來，山東地區大量史前考古遺址發掘出的文物使我們發現，這片齊魯大地上，不僅存在著從8000年前的後李文化到北辛文化、大汶口文化，再到龍山文化，直至距今4000年左右的嶽石文化，這樣一個在文化傳統演變上一脈相承又相對獨立的文化譜系，而且發現了距今5000年左右眾多的城堡遺址和標誌著文明發展程度很高的圖象文字、陶文以及生產的大量精妙絕倫的蛋殼黑陶及各種手工飾品。這種文明發達的史前文化，為研究中華文明提供了豐富的物質資料。
總之，考古學從各個角度持續綻放著中華早期文明的魅力，回答著人類對那個遙遠時代的追問，伴隨著一件件歷史碎片被發掘時的驚喜，以及許多文明記憶被拼湊在一起時的感嘆，中華早期文明的神秘面紗也被層層揭開。
（圖文轉自：「半月談 文化大觀」公眾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