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4年秋，中央紅軍在贛南、閩西根據地秋風蕭殺，寒氣襲人，嘀嘀嗒噠的軍號聲像刀子一樣揪割著根據地人民的心肺，由於中央紅軍第五次反「圍剿」失利，中央縱隊及中央紅軍8.6萬餘人被迫離開根據地，進行戰略轉移，開啟了艱苦卓絕的紅軍二萬五千裡長徵之路。
紅旗飄，軍號響，子弟兵，別故鄉……男女老少來相送，熱淚沾衣敘情長……紅軍將士們背起背包，挎上了槍，走向根據地夾道歡送的人群。當時，為了掩護主力紅軍戰略轉移，牽制敵人快速對轉移的紅軍主力追擊，減輕中央紅軍的軍事壓力，中革軍委留守一支紅軍隊伍在蘇區，在原中央蘇區的基礎上，成立中央分局和中央政府辦事處，留下時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的項英，擔任分局書記，由他統一指揮率領留守的16000人的紅軍部隊，上山打遊擊。
我們知道，十數萬主力紅軍在敵人的所謂「鐵桶計劃」中踏上長徵之路，英勇的紅軍將士超越人類自身極限，面對前有阻敵，後有追兵，環境險惡，糧食短缺的環境，翻越大山，跨過大河，走過荒草地，翻過大雪山，在這條鋪滿血與火的路程中，損失非常慘重，歷經的艱難險阻是可想而知的，但是，留守在蘇區的紅軍遊擊隊的處境，就更加危急了。
主力紅軍戰略轉移前腳剛離開根據地，多於紅軍數十倍的敵軍，便向根據地留守紅軍圍了過來，留守紅軍不得不上山打遊擊，項英一方面決定發動群眾、做好糧食儲備，以備長期艱苦鬥爭之需，決定將部隊開往山上打遊擊，然而，遊擊戰士長年累月在風餐露宿、饑寒交迫中野營和鬥爭，他們無家可住。敵人頻繁搜山，不能住房子，搭茅棚目標大，只好「下雨天，大樹底下把傘一支，背靠背便睡起來。天晴，就往墳山的石板上一躺」。惡風暴雨，既是指惡劣的自然環境，同時又指敵人瘋狂的、沒人性的搜山。敵人「縱火燒山，燒的野豬、山牛滿山吼叫，長蛇到處亂竄」，他們還把探照燈搬到山中搜索遊擊隊的行蹤。
這個時候，敵人打著所謂徹底根治「匪患」的旗號，叫囂「石頭過刀，茅草過火，人要換種」，組織武裝政權，全面肅清匪患流毒，實行實行「聯保聯座」制，大搞白色恐怖和反攻倒算，這片曾經美麗如畫的土地上陷入一片戰火之中，不到半個月的時間，當時紅軍佔領的縣城及大點的鄉鎮基本失陷，山上的困境日漸艱難。
這個時候，我紅軍戰士們食不果腹，由於敵人的嚴密封鎖，遊擊隊缺糧、缺鹽、缺油。狡猾的敵人用「看煙火」的辦法跟蹤遊擊隊，逼得遊擊戰士只好吃冷食，「吃竹筍，吃野菜，吃楊梅，吃各種野水果」，但野菜、楊梅、竹筍難以填飽肚子。遊擊戰士們就這樣度過難熬的時間，特別到了冬天，在滴水成冰、寒風凜冽的時節，敵人仍然沒有放過對遊擊隊的追蹤搜捕，在各個路口安營紮寨，遊擊戰士們甚至都能聽到敵人軍營中伴隨刺骨冷風的軍號聲。在這種情況下，遊擊戰士們只好「持槍倚枕到天明」，一年四季都處於戰備狀態，這支隊伍面臨的壓力是可想而知的。
作為總指揮的項英清晰地認識到，這支隊伍已經是到了最危險的時刻，因為敵人從四面八方的所謂「鐵桶計劃」，叫囂必須斬草除根的層層圍殲，可謂是連蚊子也飛不出去。面對如此惡劣的環境，為此，中央分局書記項英決定將幾名特殊人物轉移到相對安全的後方。
一位是曾任黨第二任領袖的瞿秋白，他36歲，已因肺病吐血15年，無法度過這艱苦的環境，另一位是年事已高，61歲的高級幹部何叔衡，還有項英已懷孕的妻子張亮，及周月林一道向白區轉移。先去福建，然後從香港轉往上海，同時並派出一個警衛排護送同行。
不幸的是，這支隊伍在轉移過程中，遭到了敵人的圍捕，何叔衡當場犧牲，鄧子恢突出敵人重圍，張亮與周月林這兩位女同志，與瞿秋白一道被俘，一起關押，張亮在獄中生下兒子項學誠。
兩個多月後，瞿秋白的身份被敵人知悉，屢次勸降不成後由蔣介石下令就地殺害，瞿秋白在黨內引起巨大悲痛，當時抗戰開始，國共再度合作，張亮與周月林在關押3年後被釋放。「瞿秋白是被這兩個女人出賣的」！就成了定案。從此，兩個女人，從此背上了「可恥叛徒」的黑鍋沉冤於世。
張亮出獄之後，第一件事情就要尋找丈夫項英告訴他兒子出生的消息，1938年春，她帶著兒子項學誠輾轉來到新四軍總部南昌，終於找到了日夜思想的丈夫，由於項英已知道張亮1935年春突圍時在福建被國民黨軍俘去，而且俘去後的情況當時無法查清，但瞿秋白確實因被出賣而犧牲，故沒有把她留下，患難夫妻因當時的政治背景不得不分道揚鑣。
1938年4月，張亮將項學誠送到了延安，從此後即杳無音信，後來給張亮定位就是出賣黨領導人的叛徒。
直到幾十年之後，有人在國民黨當年的一張報紙上，發現了「……閩省書記之妻投誠，供出匪魁瞿秋白之身份」的報導。發現與黨史部門新近掌握的鄭大鵬暗中指認的資料結合起來，形成了有力證鏈據，才推翻了原來的「兩個女人出賣瞿秋白」之說。至此，事件水落石出，真相大白：出賣瞿秋白的叛徒首先是中共福建省委書記兼省軍區政委萬永誠的妻子，再一個就是鄭大鵬。
這個時候，張亮才沉冤昭雪，並給他平反，此時距離她犧牲已經是半個世紀了。
張亮，四川人，身材適中、略胖，她有一雙纏過後中途放了腳的小腳，比標準的小腳大一些，當時叫「解放腳」，與項英一同在蘇聯留學並結為伉儷，在中央蘇區期間，張亮任紅軍總司令部的副指導員，康克清任指導員。
項英與張亮生有二個孩子，長大之後都已經成材，大的女兒名叫項蘇雲，1931年3月，張亮生下項蘇雲後不久，調赴中央蘇區工作。張亮就把女兒託付給教育家陶行知撫養，項蘇雲這個名字就是陶行知取的，寓意為飄來飄去的一朵雲。後項蘇雲被送到延安的魯迅小學讀書，併到蘇聯留學，在蘇聯學習的是紡織技術。回國後，她先到北京第二棉紡廠當車間主任，後任紡織工業部研究所、情報所所長、中國科技協會搞青少年的科普教育工作，直至離休。
項蘇雲有個幸福的家庭，她的丈夫林漢雄，是八路軍129師政委張浩（真名林育英）之子，當年與她一起留蘇，曾經擔任任建設部部長。兒孫繞膝的項蘇雲，兩隻眼睛的視力加起來只有0.2，但她晚年還在為希望工程等工作忙碌著。
項英與張亮的兒子項學誠，1935年在福建龍巖監獄裡生出來的，1938年4月被母親送到延安保育院，長大後參軍入伍，曾經在北海艦隊工作，擔任任航海業務長，並在全軍大比武中，榮獲全海軍航海業務比賽第二名，提為正營級幹部，已於1974年因病去世，時年39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