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 者 | 張國安，北京聯合大學應用文理學院教授
原 載 |《文史哲》2017年第1期，第90-109頁擴展閱讀
田餘慶先生的史學成就得到了中外史學界一致的高度評價，之所以如此，來自於他獨特的研究方法和風格。其魅力不僅深刻影響了專業學者，也感染了不少專業之外的學者乃至普通的史學愛好者。令人遺憾的是，田先生對他本人的風格和方法並未進行過充分的闡述，也沒有留下詳盡的自傳或回憶錄。史學界對田先生歷史研究方法的總結也不深入。不僅如此，在這方面還存在一個流傳頗廣的誤解，有學者撰文認為：「田餘慶的一篇《清除胡適思想在歷史考據中的惡劣影響》，而多年以後，田餘慶正是用了胡適的研究方法，在魏晉南北朝歷史研究中做出了開創性的貢獻。……五十年代，中國學者的歷史選擇，充滿了歷史的弔詭，當年最要唾棄的東西，恰恰成全了自己。」該文將田餘慶先生的研究方法簡單歸納為「大膽假設，小心求證」，這真是不著邊際的隔靴搔癢之語。田先生辭世後，學術批評網、《文匯報》（2015年1月9日），《東方早報•上海書評》（2015年1月11日）等相繼刊登了許多田門弟子和親近學人的紀念性文章，其中包括若干涉及田先生獨特方法和風格的內容，雖給人教益與啟發，但大多作為急就章，尚停留在經驗層面，令人意猶未盡。如何總結田先生這筆寶貴的史學遺產，將其上升到理論層面並進入操作、推廣階段，成為今日之務。筆者拜讀諸公大作之後，草成此文，懇望學界同仁及田先生門下眾高足不吝批評指正。閻步克撰寫於20世紀80年代後期並得到田餘慶先生本人認可的《中國大百科全書•中國歷史卷》「田餘慶」條是這樣說的：「田餘慶的主要學術成就在秦漢和魏晉南北朝的政治史研究方面，他治學嚴謹精密，視野開闊，研究方法獨具特色。他強調傳統史料考證與科學分析的細緻結合，特別注重揭示紛紜史實的內在聯繫及其歷史意義。他能在翔實考證的基礎上，以小見大，提出獨到的史學見解，從而勾勒出一代政治變遷的重大線索，把握其關鍵，解決一些比較重大的歷史問題。所著論文多創新之見，發人之所未發。其力作《東晉門閥政治》一書，通過對東晉王、馬關係形成的複雜過程，郗鑑的獨特作用，諸士族門閥的發展和彼此替代，北府兵始末，流民問題，諸桓與司馬皇權的關係，太原王氏的政治作用、代表次等士族的各種政治力量的消長升沉等關鍵問題的考析，對中國中古士族政治的內涵和演變提出了系統的論證和新解，其分析方法和結論比較集中地反映了他的學術風格與獨到史識，受到了高度評價。」現在的「百度百科•田餘慶」條基本沿用了以上內容，只是增加了一些後來發表的論著目錄。就結論來說，這一表述是準確、精到的。閻步克新近撰寫的《田餘慶先生的治史成就及對我的啟迪》一文又作了一些補充，試圖進行理論高度的概括：「田先生的論述中又灌注了現代史學意識。……總的說來，《東晉門閥政治》包含著若干結構性、系統化的歷史思考，由之可以引申出一系列重大理論問題，其優點並不僅僅是傳統史學方法的嫻熟運用。」在國家起源問題上，「面對中國北方草原民族，人們看到這裡存在著探討國家演生規律的又一個空間。《拓跋史探》的方法與結論，為跨入國家門檻時的相關各部族的政治關係，提供了一種富有創意的研究範式，可以激發很多聯想」。李開元說，田先生「由於造詣過於深沉，我至今無法對田氏史學作恰當的概括，眼下只能暫且稱其為精緻的藝術性史學」，又稱「先生史學之另一個特點是高瞻遠矚，能夠從細微而不為人所察覺處鉤沉出史實間的隱秘關係，進而刻畫出貼切深邃的時代精神來，這是史家治史的至難和極致，……是一種基於科學精神的人文史學」。這些表述對于田氏風格和方法的特點以及何以然之故依然是模糊的，似乎已落後於當今的史學理論，尚有不小的拓展空間。讓我們欣慰的是，田先生《關於子貴母死制度研究的構思問題》一文給我們提供了田氏方法和風格一個達於極致的、完整的展示過程，可供我們進行推敲：田先生為什麼會深入北魏史？遠緣是20世紀60年代上半葉在撰寫通史《中國史綱要》的「魏晉南北朝史」部分時，他發現最為薄弱的部分是北魏；近因是80年代中期至90年代有8名博士生的論文選題定在北朝，形勢逼著先生和他們一起讀書思考，故而決定集中氣力來攻北魏史。「自我的要求關鍵是追求創新」，「這畢竟已是步履蹣跚，缺乏創造力的時候。摸索了一年，抓住了北魏後宮子貴母死制度這個題目，分析它的可疑點，確知尚無前賢有過細究者，一旦涉入，略有甜頭，就追下去了」。田先生在《我的學術簡歷》中說：「華而不實之作，無獨立見解之作，無思想內容之作，趨俗獵奇之作，我都不去考慮。」追求的境界是要把常人看不到的、隱藏在歷史表象背後的內容、線索挖掘出來。換言之，不做則罷，要做就要達到世界頂級水準。田先生在這裡提出了一個歷史研究中鮮見的「創造力」的術語。以往史家停留於對拓跋珪的道義譴責，而不願費時間去查個究竟。不過，我卻執著於自己所隱約感到的一些疑問，不輕易放棄。……拓跋歷史顯得單薄，史料遺存少……這就更需要我們有敏銳眼光。舊史家評判人物和事件是最容易流於道德和價值判斷的，而歷史的真相往往因此被曲解，田先生則是要進行歷史的分析。什麼是敏銳眼光呢？田先生指出：「王國維引晚唐詩人羅隱《煬帝陵》的兩句詩『君王枉把平陳業，換得雷塘數畝田』稱為『政治家言』。又引唐彥謙的《仲山》裡的『長陵亦是閒邱隴，異日誰知與仲多？』稱為『詩人之言』。……『政治家之眼，域於一人一事。詩人之眼，則通古今而觀之。』」這也就是祝壽會上何德章說的「橫的看看，豎的瞧瞧」。
從史料縫隙中找出由頭，作合理的分析判斷。越是史料匱乏和紛亂無緒的年代，越是要充分注意平常視而不見、棄置不用的針頭線腦，千萬不要在這些零星瑣碎的東西中，漏掉哪怕是片言隻語的難得材料。……資料雖然很不全備，但畢竟還是有不少確鑿紀錄，而且大體上輩分分明，統系分明，可供分析利用。……我反覆讀《太祖紀》等篇目（因為主要資料也只有在這些簡略的記載中能找到），並且反覆思考，結果是發現了一個大話題。……「真人代歌」……歌詞內容是「上敘祖宗開基所由，下及君臣廢興之跡」……。這自然是一部絕好的拓跋史詩，極富史料價值。……「真人代歌」既是道武帝以前拓跋部傳說時代歷史的載體，估計《魏書•序紀》一定儘可能多地使用了其中不直接觸犯忌諱的拓跋史料。所以，《序紀》事雖然簡略，卻比較系統，比較準確，甚至其遠古部分都能用今天所知的一些考古資料大體作出印證。……這個（離散部落）如此被史家重視的大問題，一共才有三條明確的但是語焉不詳的資料，其中還有一條是從反面說的。
搜集史料要竭澤而漁，包括傳說的、考古的，而後從各角度反覆榨取史料中的信息。
歷史畢竟是發展而來，總有前因後果，總有橫向影響，問題是找到一些蛛絲馬跡去辨認它。……我抓住「子貴母死」制度問題來研究，並非認定此問題中會發現認識拓跋歷史的重大線索，只是想找到這一奇特製度的來龍去脈，這肯定會對拓跋歷史的認識有所幫助。……從此形成代代因襲的北魏定製，這顯然不是用個人的殘酷習性可以解釋通暢的。也許這種需要付出如此巨大代價的制度，真有某種還沒有人加以探究的深層背景。……「離散部落」之舉看來與子貴母死制度毫不相干，而實際上卻具有完全相同的背景，可以掛起鉤來一起討論。……我認為所謂離散部落……實質就是這樣。
我們都知道古史中玄鳥降卵、履大人跡、朱果發祥等有關各族先民的傳說，都是知母而不知父，這符合古史常情。……至於像力微這樣知父而不知母，卻是罕見。……把力微說成天女所生，顯然是編造而成，目的是為了掩飾某種不便說出的情節。借用人類學的事例進行探析，並注重對文獻中常情與特例的分析與剖析。
這些事實證明拓跋部已形成了母強立子的歷史傳統，而看不到有導致子貴母死的歷史背景。……登國年間卻絲毫看不到另外還有什麼大規模離散部落之舉的痕跡。用默證來相對說明一些問題。
我萌生此念，是覺得初行此制時道武帝像是經過相當充分的考慮，懂得它的得失之處，而且多少有應付不測的思想準備，而不像是一種臨時心血來潮的不顧後果的因應措施。……這樣，就可以進一步放開眼界，從更高的層面上來作搜索，來作推敲，以期再發現一些問題，解決一些問題，使這個課題的內容豐滿一些。果然，我找到了一些新的聯想。……這就是說，殺妻立子在後人（包括道武帝本人）看來是正常的事，不是完全沒有歷史影子的。……（力微）殺妻的事卻未能掩飾得住，才留下來作為一則事例供我們推想。這個推想，道理應當可以成立，具體情節難說準確。……它以極其野蠻的手段居然有效地解決了具有高度文明的問題，但付出了極其痛苦的代價。這是拓跋部落在其急速進化的過程中承受的一種巨大的精神痛苦。……（馮太后）從保太后受尊重的事例中得到啟發，深知最可靠的手段是母養皇儲，從而控制日後的新皇帝。這等於是掌握了政局的未來。在歷史的環境中，以歷史的思維進行豐富的聯想和大膽的想像，豐富的想像力特別重要。
道武帝本人，在建立北魏之前不過是部落聯盟的酋帥，在此之後卻成為君主專制國家的皇帝，他地位的陡然變化，不正是一個極強烈的反差嗎？前面說到君位傳承中所看到的反差，是否正是從屬於後面所說道武帝地位變化這一個同樣強烈的反差呢？我肯定地認為正是如此。這樣，我的研究在這個環節上找到了目標，真有點「豁然開朗」的感覺了。……母強立子傳統既然確是事實，而子貴母死制度又畢竟還是實行了，兩者之間內容截然相反，反差如此強烈，是否這正是應當探索的癥結所在呢？換了角度看，思想果然開竅了。……悟出這個道理，好些疑點都可納入這個思路來逐一琢磨。……因此我逐漸感覺到把離散部落理解為涉及面廣泛的一次性的法令行為不一定符合歷史實際。……從道武帝為帝業所需而強力控制外家部族的角度來理解離散部落，等於給離散部落重新作出解讀，我覺得並無滯礙之處，而且還可以和子貴母死制度相聯繫，因為二事內蘊相通。……但是又有新的問題湧現出來了。……悖倫的子貴母死制度已失去存在理由，理應逐漸消失。為什麼它並沒有被廢除，一直延續百年之久呢？……這兩個問題，其實是一回事，前一個問題的答案就包藏在後一個問題的事實之中。……我試圖找到一個突破口而進行的這項研究工作，大約費了兩年時間，預期目的算是基本達到了。以超凡的悟性悟出文獻記載之外的東西，追尋隱含於歷史之中的脈絡、線索，等等。
剝奪權力必將影響現實利益，引起強烈反抗，因而是非常棘手的問題。我覺得探索子貴母死制度的實質和淵源，鑰匙就在這裡。……我把力微以後拓跋部君位傳承中后妃作用逐一作了清理，又把君位傳承中后妃的部族背景逐一作了清理。……君位傳承制度就是其中最棘手的問題之一。後來形成的後宮子貴母死之制應當就是這種雜糅了胡漢正反歷史經驗的一種制度。這也是一種文化現象。……細審道武創業戰爭的主要攻戰對手……，幾乎都是與拓跋世婚的外家部族，……其中並沒有一個是拓跋部的宿敵。這豈不正好證明，道武創業的主要障礙不是別人，而是拓跋部的外家部族嗎？這豈不正好證明，道武建立「子貴母死」之制，不惜以殺妻為代價來鞏固北魏帝業，是有鑑於拓跋屢代強後及後族幹政引發動亂的慘痛教訓嗎？我基於這個認識，回頭再來思考「離散部落」問題。以政治學的宏大視野審視其結構、過程、背景等，具有濃厚的地緣政治學的色彩。
說拓跋自家的事而引漢典為飾，這還由於道武帝本人有相當強的歷史感，而他身邊的一些漢士也用《史》、《漢》故事幫他作歷史比附。……既然如此，道武帝本人為什麼還能突破傳統，突破部落聯盟的重重障礙，居然在十二年（386-398）奮鬥中樹立北魏帝業，使之鞏固下來呢？用個人才幹、長於武功等一般理由，不能從根本上解答這個深層的帶有戰略意義的問題。……思路發展到此，更覺得道武帝向明元帝解釋殺其母的兩條理由，……是完全直接針對拓跋往事而發的深具歷史內涵的說明，它牽連到子貴母死和離散部落二事，而前一事實質上是後一事的延伸，都是為了鞏固拓跋帝業，使帝業得到可靠的傳承。這是用進入歷史、設身處地、「神遊冥思」（陳寅恪語）的方法以發現問題並進行分析和解釋，與西方現代史學盛行的方法相通，即「西方史學家所盛倡的歷史想像（historical imagination），是史學家應培育的想像。所謂歷史想像，是將自己放入歷史之中，進入歷史的情況，進入歷史的時間，進入歷史的空間，然後由此想像當時可能發生的一切。如此易於得到歷史真理，而除去一些後代的附會。……此為史學家理解歷史極重要的方法，歷史真相自此隱約呈現。……『設身於古之時勢，為己之所躬逢』，而後古之時勢，展現於目前」。回頭看來，這一研究過程像是一層一層剝筍，一環一環解扣，走一步瞧一步，而不是先有基本立意，一氣呵成。它探索的是一項制度的淵源和演變，但都是附著在拓跋部向專制皇權國家發展的主線索上，其影響甚至延伸至於北魏中晚期歷史中。這就不僅是制度史，而且進入社會史、政治史範圍。這項制度有部族的文化習俗背景，又涉及文化史，它形成拓跋部沉重的精神負擔。這樣的研究只靠實證的方法是不夠的，在一些環節上實證材料都不全備……我想，這項研究與其說對拓跋史提出了什麼重要結論，還不如說只是提供了一些思路和方法，讓更多有興趣的同人一起尋找和探索北魏歷史的新問題，……史家個人，重在發揮特點，重在創新。堅持創新務實，不斷尋找新問題，新思路，新論點，總能日益走向歷史實際，逐漸接近真理。《拓拔史探·前言》：旨在探路……文章中自己感到發掘了一些問題，解釋了一些現象，增長了一些認識，但由於資料不足，很難說都準確，……踵跡前人，趑趄而進。治學態度嚴謹、謙遜，涉及的領域廣泛，過程曲折，方法多樣，邏輯嚴密，解釋近乎完滿，在無路之處開路，給後學進入資料少的模糊區域治學樹立了一個典範。就學問上的堅實、追求境界和生活中不喜熱鬧而言，更適合比對田先生的學人實際上不是胡適而是王國維。如王國維在《人間詞話》中所說，古今之成大事業、大學問者，必經過三重境界：第一境界是「昨夜西風凋碧樹，獨上高樓，望盡天涯路」，第二境界是「衣帶漸寬終不悔，為伊消得人憔悴」，第三境界是「眾裡尋他千百度，回頭驀見，那人正在燈火闌珊處」。做大學問、成大事業的人，首先要立志高遠，其次必艱難探索，最終是瞬間頓悟，取得成功。田先生的成功亦在於此。通過一個例證的解析，結合閱讀其他論著的體會、感悟，筆者把先生的方法概述如下：儘量搜集各種史料、網羅歷代相關的認識、評論，運用各種方法細緻、精準地考證史料，反覆比勘，即多位評論者所談的榨乾史料。具體手段有巧妙處理記載中的常情、變異與特例，《漢魏之際的青徐豪霸》一文對曹丕徵吳的分析就是非常精彩的個案。恰當運用默證進行審視，追索言外之意，強調排除各種反證，而消化反證更多靠的是語言功夫和縝密的邏輯思維，充分運用理性思辨、縝密的邏輯分析能力，對各種可能性進行分析，參伍錯綜以求其是，以豐富的、基於對人性透徹、細膩了解的想像力，設身處地，神遊冥思，以歷史的思維「苦思冥索」，既用「政治家之眼」對一人一事一地一世進行審視，又用「詩人之眼」「通古今而觀之」，尋找問題，感悟歷史的脈絡、線索，從習見的本不相涉的史料中尋找、分析它們內在的聯繫、衝突、發展和變化，引用清代考據家對歷史的認識，一方面是尋找靈感，另一方面起到渲染氣氛的輔助作用，彌補史料不足的缺憾。用準確、凝練的文字表述，以語言和邏輯功力建構，隨心所欲而不逾求真之矩，對中國中古史的一些重大現象、事件等形成了近乎完滿的解釋，使中古史中的許多模糊區域得以逐漸辨識清楚，近真的歷史，由此呈現。田先生的貢獻在於提供了一種有效推進秦漢魏晉南北朝史研究的方法，尤其在中國古代政治史領域，確立了一種典範。但它只適用於天才勤奮兼具型的學者，並不適宜廣泛推廣，因為它有可能因一環不慎而導致整個解釋體系出現罅漏甚至崩塌之險。筆者認為：田先生研究風格的獨特風貌，在於才學識德俱長，高而平衡，學貫中西，心思細密，眼光敏銳。對史料的處理頗為細膩，考訂精審，對文獻的理解體現得細緻入微，堪稱力透紙背。識見超凡，視野廣闊，高屋建瓴，重視比較方法的運用。引入西方政治學尤其是地緣政治學的理路、視野，從馬克思主義理論中披沙瀝金之後，形成了嚴密的理論建構能力，宏觀駕馭精到，注重分析。跌宕起伏的推理扣人心弦，娓娓道來的解釋引人入勝。論證細緻、周詳，且能環環相扣，說理既深刻、精闢而又文辭貼切、精彩，使隱藏在歷史塵埃中的一些重大脈絡和線索被梳理出來，在研究的問題上形成了近乎完滿的詮釋體系，贏得了中外史學界的高度讚譽。田先生可能並未大量閱讀西方史學理論的論著，但其超凡的悟性產生了不少與西方現代史學優秀成果相契合的史學思想和研究手段。田先生的成就雖說主幹在政治史，但涉及的相關領域也有獨到、精彩的解釋、分析，可謂是一種總體的政治史。田先生的政治史研究奠定了一個新範式的良好開端，筆者嘗試將其濃縮為5個詞10字——結構、角色、功能、衝突、變遷。在結構中，對不同角色的功能進行準確定位，對各種衝突及其變遷進行追索、鉤沉和研究。其政治史研究突破了實證史學的藩籬和束縛，解釋的圓融、分析的深入尤具現代西方史學的風採，其成果達到了科學與藝術近乎完滿的統一。「田先生的大部分文章，像是工藝品，又像是交響樂。比為工藝品，是因為不僅內容充實，而且表述精緻，遣詞造句多經推敲，分寸感把握到位，總體上呈現出某種美感，可謂『華而有實』。……比為交響樂，是因為結構合理，邏輯清晰，起承轉合，錯落有致，使讀者循序漸入佳境，行於所當行，而止於不可不止」。尤其是先生的代表作《東晉門閥政治》，自1989年首次出版二十多年以來，已出至第5版，「雖不曾洛陽紙貴，但行內的評價卻持續走高」，成為史學著作的長銷書。在當代學人的學術著作中，這是罕見的。但何以如此，則未見解釋。筆者認為，田先生對人性的理解和分析十分透徹，諸如心理分析猶見功夫，使人產生了深澈的人性共鳴。每讀田著，一拿在手常常欲罷不能，總是想儘快讀完，感覺宛如讀偵探小說。而晚年完成的《拓跋史探》的「研究自南而北愈趨深邃，運思行文則從暢達明麗轉為沉鬱傷感，更極其醒目地出現了文明與野蠻、共生與發展、物質增長與精神痛苦等新的主題」。該書將田氏的方法和風格發揮到了極致，從引證材料的廣度到各種史學方法運用的嫻熟都超越了《東晉門閥政治》。
傳統史學有一個重要說法叫「知人論世」。歷史唯物主義強調把人置諸所在的時代中去研究，實即知世論人。孟子曰：「讀其書，不知其人，可乎？」而史學家與其他科學家不同，豐富的閱歷對於研究者不是負擔而是優勢，《史學導論》就有「歷史學家的生活閱歷」一小節進行了總結：「對過去的人進行移情的能力是以某種自我意識為前提」，「廣泛的經驗是更有可能取得成功的基礎。在歷史編撰大體局限於政治敘事的時期，擔任公職的經歷被廣泛視為對歷史學家最好的培訓。……正是多樣的經歷……真正能夠提高對過去的理解，以致歷史學家想像力可及的範圍是與對過去生活狀況和心態的認知範圍存在著某些關係。不幸的是，今天歷史學家通常的培養模式很少考慮這種要求。」而哲學上，知行關係本是一個很重要的命題，許多東西不行不能知。「生活經驗豐富，了解當代社會最深的史學家，是最能了解過去社會的史學家。……以情理的當然與否以批評往事的是否可信，是史學家極重要的一個標準。」「對現實的曲解必定源於對歷史的無知；而對現實一無所知的人，要了解歷史也必定是徒勞無功的。……只有置身於現實，我們才能馬上感受到生活的旋律，而古代文獻所記載的情景，要依靠想像力才能拼接成形。」
田先生同時迎來了一個理想的治學環境。他與周一良、祝總斌兩位先生形成了一個鬆散的聯盟，「我們就把各自寫成的論文分請其他二位審讀。我們彼此都很認真，給作者反饋回來的意見，有總體評估，有對考證和分析準確度的看法，有史料調換增補等等，都很有價值。我往往參考這些意見作最後一遍修改，心裡比較有數，然後就敢於發表了。……這一段彼此切磋學問文章的難得的時間，大約將近十年，我得益不淺，回味無窮」。而與多位高明學生的教學相長使得田先生深入北魏史，產生了《拓跋史探》這樣傑出的論著。筆者體會，田先生在政治史上取得這樣卓越的成就與他自身超凡的悟性、性格、經歷以及由此產生的對人性的感悟，對社會、體制運作的理解密切相關，一旦良機降臨，其成果就噴薄而出。田先生一生既善處興廢，也頗得幸運之神眷顧。他的政治史研究成就獲得中外史家一致嘉評，人性引起的共鳴才是這部專業書籍廣受好評並持續暢銷的深層原因。
田先生的政治史研究從《釋「王與馬共天下」》和《漢魏之際的青徐豪霸》兩文開始就成為標識品牌，每一發表即震撼史林，同行爭閱。其材料考訂精細、論證翔實周密、闡幽發微索隱的功夫，讓許多名家也甚為嘆服。尤其是《東晉門閥政治》一書自1989年出版以來，海內外學術界更是迭有評騭，讚譽有加，筆者2010年6月拜謁田先生詢問得知已超十篇。海外的本人尚未及見，今就大陸發表的（包括這些年網上的）評論來看，前輩、時賢評價《東晉門閥政治》往往從傳統政治史的角度，贊其細節考訂精詳入微，宏觀概括允當凝練，等等。他們多將田先生的此一宏著視為傳統政治史的經典或扛鼎之作，如樓勁稱其「創見披紛而勝義疊出，然其基本命題及其研治範式，卻仍踵跡前輩而有軌可循」，並認為先有陳寅恪的文化史學的路子，後有唐長孺的社會史學的路子，而「到八十年代有關路子各個方向的研究幾已窮其枝葉而難以為繼，至田先生《東晉門閥政治》出，才構成了這條路子的一個轉機」。什麼路？如何轉？可能因順帶提及之故而未道其詳。讓人遺憾的是，關於此著之來龍去脈、研究理路等相關情況，田先生本人未如《拓跋史探》那樣有詳細介紹，這使得我們缺乏從「內史」的角度探討所需要的資料。筆者覺得以往的研究者提到士族政治多是從階級（階層）包括士庶對立的角度加以探討的，不少是在唯物史觀指導下進行的，從根本上說，這仍是一種社會學的角度。田著顯得新穎之處在於引入了政治學的角度並與之相結合，有著明顯而又被現今學界忽視的政治學尤其是地緣政治學的色彩、視野和構架。它探討東晉門閥政治權力運作模式的形成、演變等，著重於空間與政治的關係，聯繫新與舊等因素。「門閥政治」本身是一個明顯的政治學概念，而不像其他人更著重其社會學的意義。而且東晉門閥政治的體系始終有一個西方貴族政治視野的觀照，只不過田先生著墨甚少，與此同時，田先生並沒有忽視皇權專制這個中國社會的特點。今人喜歡把一些大師的成就簡化為「模式」，如果文化史、社會史的模式成立，那麼《東晉門閥政治》就是一種政治史的新模式，其中內含了明顯的地緣政治學（政治地理學）的構架、元素及其思維。田先生其他散篇的政治史論文中這種色彩也是清晰可見的。《東晉門閥政治》中《論郗鑑——兼論京口重鎮的形成》、《庾氏之興和庾王江州之爭》等，《漢魏之際的青徐豪霸》一文「廣陵之役與中瀆水道問題」一節，《東三郡與蜀魏歷史》，《北府兵始末》，《拓跋史探》中《代北地區拓跋與烏桓的共生關係》等等篇章，直到2013年年初的《田餘慶談門閥政治與皇權》依然帶有地緣政治的濃厚色彩：「我留意溫嶠與江州一事，主要是探究溫嶠能在江左走紅的緣故和在江州留下的影響，填補東晉門閥政治和東晉地緣政治的一點空闕。」西南聯大政治學系的基礎訓練，應該是後來田先生政治史研究異於其他歷史學學者的一個優勢條件，可謂「有意插花花不開，無心栽柳柳成蔭」。這應該是一個新範式的良好開端。
地緣政治學，實際上是地理學和政治學的結合體，所以又稱地理政治學。德國地理學家拉採爾在1897年出版的《政治地理學》一書中，提出「國家有機體學說」。而「地緣政治學」一詞最早由瑞典政治地理學家契倫在1917出版的《論國家》一書中提出，他將其定義為「把國家作為地理的有機體或一個空間現象來認識的科學」，著重研究國家的形成、發展和衰亡的規律。他把地理因素視為影響乃至決定國家對外政治決策的一個基本要素，並依據地理因素和政治格局的地域形成，分析預測世界或地區範圍的戰略形勢及有關國家的政治行為。地緣政治學在二戰後一度衰落，但至今仍通行於西方世界，目前用於軍事、外交等戰略分析方面較多，是各國制定國防和外交政策的重要依據，鮮少運用於國內政治史的研究。但廣義的地緣政治學仍有探討個人、組織或團體因為空間分布等地理因素去經營政治的手段和方法的。筆者認為，先生是結合了門閥、地理等因素，創造性地將其運用於東晉政治史的研究。這並非筆者臆測，田先生恰恰在西南聯合大學政治學系呆過一年，據《國立西南聯合大學校史》，田先生列在1945年政治學系一年級名單。該系的教授大都是海內外的知名之士，主任是張奚若或錢端升。一年級開設必修課「政治學概論」，六學時，應是龔祥瑞（留學英法）或王憨愚（留美）所授，雖然只有一年，依課時量看應該算大的。二年級開設近代政治制度，六學時，應是錢端升所授；中國外交史，六學時，應是邵循恪所授。「我認為應當先認識中國的現在，然後才能把握中國的未來，所以我選擇了政治系。我原以為政治學跟現實政治有密切關係。進入這個系之後，才知道課程都是西洋內容，跟中國社會毫無關係。」這些西洋內容應該就包含西方現代政治學的基本範圍，尤其是關於地緣政治學的部分，因為它是當時的顯學。雖說田先生當時處在顛沛流離狀態，又胸懷大志，念不在此，但上了一年課竟然沒有收穫恐怕是說不通的。只不過不在當時，而在異日。「橫向摸索中國不可能，我就轉到了歷史系，從這裡縱向摸索。」如果有人因田先生沒有強調過而懷疑，則我要說：「得魚而忘筌，是之謂也。」此等事例非只孤例。
關於《東晉門閥政治》的優點，論者已多，細心的讀者自當早有體會，這裡就不再重複。筆者在此稍談些許不足：「門閥」和「士族」是兩個既有聯繫又有區別的概念，第一版說「門閥政治，即士族政治」，第二版因易導致誤解而刪掉。而「士族專兵」中的士族也應指門閥士族，似應代之以「門閥」為宜，「士族專兵」的概念似乎應該改為「門閥專兵」，否則，依然還是會導致不少誤解的，例如，桓氏專兵與劉裕專兵性質會一樣嗎？書中不乏這樣的用法。在該著的體系上，田先生經多年思考，認為應補上「溫嶠與江州」一章，惜乎未竟其志。但拙意本應有關於皇權——司馬氏的一章，東晉皇權雖然衰微過甚，但其自身心態及其與門閥的互動應該仍有待發之覆。如《資治通鑑》載：庾亮殺南頓王司馬宗，「宗，宗室近屬；羕，先帝保傅。亮一旦剪黜，由是失遠近之心。……宗之死也，帝不之知，久之，帝問亮曰：『常日白頭公何在？』亮對以謀反伏誅。帝泣曰：『舅言人作賊，便殺之；人言舅作賊，當如何？』亮懼，變色。」周一良《魏晉南北朝史札記》有庾太后「持尺威帝」條。幾歲的天子就對門閥產生了如此奇特的情緒，說明皇權並不甘心僅僅是垂拱的地位，皇權和門閥有著一個動態的變化關係。皇權有著傳統的合法性（正統）的天然優勢，門閥相爭中外戚的優先就切實證明了這種優勢的存在，王敦、桓溫都是駙馬，庾氏是外戚，而外戚在幹預皇室事務上有著天然的優勢，雖然我們並沒有太多史例來具體說明。另如，明帝、成帝之時，皇權、門閥和流民三種力量似乎是一個被忽略的三角關係，「蘇峻之亂」的性質是流民帥和皇室聯合對抗門閥政治。這些應該是頗有看點的問題。田先生的著述風格過於注重孤峰頂上的獨創心得，可能沒有索隱發微的玄機，故而對皇權的分析就顯得不夠十分充分。當然，書中對皇權自然不乏畫龍點睛或點到為止之筆。但如不深加考究並給其應有的篇幅，恐難說門閥政治的體系就盡善盡美，這對於不便隨時請益的檻外學者或初學之人，理解起來會產生滯礙。
《論郗鑑》一章，祝總斌先生稱讚說：「論證紮實，細節精彩，使得歷來若隱若現、面貌模糊不清的郗鑑，光彩奪目，身價增倍。」筆者十分贊成，但有一個問題想提出來，郗鑑的謹小慎微是否與其曾經擔任過被時人視為篡逆的趙王倫的掾屬和其叔父郗隆擔任過趙王倫的揚州刺史有關？《晉書•郗鑑傳》載：「趙王倫闢為掾，知倫有不臣之跡，稱疾去職。及倫篡，其黨皆至大官，而鑑閉門自守，不染逆節。」而附傳則說：「隆少為趙王倫所善……倫之篡也，以為揚州刺史……。齊王冏檄至，中州人在軍者皆欲赴義，隆以兄子鑑為趙王掾，諸子悉在京洛，故猶豫未決。……將士憤怒……而攻之，隆父子皆死。」那麼趙王倫篡後，郗鑑到底是「閉門自守」還是仍為「趙王掾」似乎不是一個無關緊要的瑣屑枝節。陳郡謝氏並不曾與司馬共過天下，因其沒有過對上遊的經營，故其發育是不完整的。
對於桓玄及其代晉的歷史意義似乎沒有給予應有的注意。門閥政治並不註定由誰來終結，也不必然是劉裕這個次等士族的階層來完成。門閥政治是一種變態，這種變態是門閥與皇權的動態平衡，歷史的大趨勢是向皇權政治回歸，實則意味著應該由門閥士族來完成才更合理，王敦、桓溫都是在條件大體具備卻因年邁病死失去了這樣的機緣，而雄姿勃發的晉明帝也曾短暫地伸張皇權卻英年早逝。桓溫之子桓玄屬於門閥士族應該是沒有異議的，他的代晉雖然短暫（即使我們不願意稱其為皇權），但他的短命政權確然不是嚴格意義上的門閥政治，因為這裡找不到司馬垂拱這一門閥政治的必要條件，而是終於有一家門閥壓倒了司馬氏皇權，其他門閥也失去了平衡與制衡，除了羊孚表示過無足輕重的反對外，其他門閥都俯首在桓氏之下，即使劉裕也曾對「禪代」表示「首肯」。所以，門閥政治的終結是由桓玄完成的，史實如此，邏輯也是如此。此後的劉裕、劉毅也好，孫恩、盧循也罷，都屬於次等士族，但義熙之政肯定不能歸諸門閥政治這個概念，它也確然不是皇權政治，屬於過渡期。當然，歷史也存在著另外一種可能性即出現新門閥，劉裕也附庸風雅而談玄，若真如此的話，歷史重歸門閥政治並不是沒有可能性的。劉裕雖然恢復了司馬垂拱，但門閥專兵這個條件卻再也沒有出現過，內外部條件和時間因素都沒有使劉裕成為新出門戶的新門閥。實際上，桓玄的不幸是因為他與一代雄梟劉裕處在同一時代。就五朝人物而言，稱桓玄為蕭道成之流亞並不過分。舊門閥雖然腐朽，也不時會出現傑出人物，放眼望去，謝晦專兵是門閥士族的最後一人。而劉裕卓越的軍事才能使其「有大功於天下」，滿足了南方各階層的心理，也認可他取代司馬氏成為新的皇權。如果不是這樣的話，以劉裕出身之卑微，恐怕是斷難取代司馬氏的。
這裡，順帶談及一個爭議話題，胡寶國《讀〈東晉門閥政治〉》一文中說：「找到了流民帥，才終於找到了東晉通往南朝的歷史之門。」陳聖榮《重讀〈東晉門閥政治〉》指出：陳寅恪對田餘慶有重要的影響，其中之一就是「皇權、士族、流民三大集團興衰主宰東晉一朝」的觀點完全承襲自《魏晉南北朝史講演錄》。而仇鹿鳴《門閥政治：中古皇權衰弱的頂點》認為「流民這一要素的引入，則是田先生的孤明先發」，此恐失於搜檢。首創權無疑屬陳寅恪，但考察田、陳二先生的經歷和《魏晉南北朝史講演錄》初次出版的時間——1987年（這時田著早已完成並交付出版社），田先生有可能接觸的則是陳寅恪50年代初為教育部所著的《兩晉南北朝史講義》，但該書並未系統涉及這一觀點，故流民因素仍有可能是田先生的獨立發現。
當然，對田先生政治學素養的這部分不能評估太高，因為他在1949年前本就無心深入，「我們上大學的時間，或者是處在顛沛流離的狀況，或者是後來學生運動興起以後，不同程度地參加了，把時間和精力用在這個方面去了」，「我們這些人，解放前，是學生運動，那是蓬蓬勃勃的潮流，離開這個潮流，去上圖書館，心情是不自在的」。而「文革」之後，田先生又收縮範圍，恐也沒有深入。田先生在處理個別問題時偶失細膩，如對孫恩、盧循的出身判斷就是如此，胡虜偽朝之仕履在當時的主流社會中應該是負擔而非榮資，也並不足以增進孫恩、盧循在南方的社會地位。「荒傖武將」的地位恐怕也存在類似的問題。荒傖，其地位甚至低於吳人。從中國傳統的史學理論看，劉知幾說：「史才之難，其難甚矣！」並提出了「三長」之說。章學誠說：「才、學、識三者，得一不易，而兼三尤難，千古多文人而少良史，職是故也。」「史才」指描述歷史、編纂寫史的能力；「史學」指掌握豐富的歷史資料，具有淵博的歷史知識和理論；「史識」指對歷史是非曲直的觀察、鑑別和判斷能力，並提出獨到且令人信服的觀點；三者之中以「史識」一項最重要。理想類型的良史，三者不可缺一。自古良史罕有，即因難兼歷史的才學識三長於一身。章學誠又在三長之外加上史德，成為四長。西方史家認識基本相同，「成為歷史學家所要求的素質或技能，似乎沒有哪個是特別苛刻的。但將各種素質或技能充分地結合在一個人身上又是極為罕見的。很少有歷史學家在專業、思想、想像力和文字應用上有同等的天賦」。而田先生可謂當之無愧。胡適才學俱佳，但史識少卓異之見；陳寅恪學識德超凡脫俗，傅斯年盛讚陳寅恪是三百年才出的一個人，胡適卻謂陳寅恪寫文章實在不漂亮，標點猶懶，說明其編纂之才存在問題。史才，這一點對於研究者來說，是很重要的，但常常被一般史學工作者所忽略，大部分人只是剪刀加漿糊式的編排。李劍鳴歸納說：「田先生的文章最高明的地方，在於把宏大的問題意識和精微的史料考辨、出色的想像力和縝密的論述完美地結合在一起，達到了『盡精微、致廣大』的境界。他的文章也寫得極為考究，布局精審，多線交織，判斷周密，行文典雅大氣，『形散神不散』，字裡行間潛藏深意，讀畢令人回想。」而田先生最重要的特點之一就是：駕馭語言文字的能力在歷史學家中應該算是超一流的，這是田氏風格必備的一大特點。祝總斌先生是少數注意到這個特點的人，「一部膾炙人口的文學作品，僅僅有格調極高的主題思想，還必須通過高超筆觸，對無數細節進行細膩描繪，然後各種類型人物方能栩栩如生，作品方能具有強大的感染力。史學著作中史料的考證、運用，細節的安排、分析，對全書的作用，一定程度上可以說有些類似。本書（指《東晉門閥政治》）在這一方面功力很深，精彩的論述迭出不窮」。文字的能力夠不夠，關乎到能否將曲折、複雜的歷史事實清楚而準確地表達出來。「實質上，人類的行為極為微妙，……要正確無誤地衡量人類的行為，必須有極為精緻的語言，遣詞造句更要銖兩悉稱，計算行不通的地方，我們不得不運用聯想。」而「文筆優美的作品並非僅是一種可供選擇的附加項或額外的加分。它是歷史編撰重建方面的中心所在。沒有很好的文字運用能力，就根本不可能獲得源自歷史想像力發揮的深刻認識——關注細節、調動情緒的能力、性格和氛圍的描述以及製造懸念的手法——這些都是在富有想像力的編撰中獲得最充分展現的素質」，「分析首先需要適當的語言作為工具，這種語言能簡明地表述事實的概要，同時又保持必要的彈性，以便在進一步有所發現時仍能調整適應。……這正是使歷史學感到棘手的地方」。田先生對此事是極為重視的，「寫文章，還要在技術方面多下功夫。有了基本思想和材料之後，要把它組織成為一篇具有可讀性的文章，還有相當長的一個過程。前面做的最多完成了三分之二的工作。文章寫成之後的推敲功夫，要十分重視。歷史文章當然是科學，但歷史文章做得好，有水平的話，它應當成為藝術品。……這樣才能把自己的好東西真正推銷到社會去。文章要擠掉水分，力求緊湊通順，減少疙瘩。不必刻意追求文字的華麗，要緊的是思路的通暢，章法的嚴密。這是關係到文章說服力的很緊要的問題。你的東西也許是原料很好的一塊玉，還要雕琢得好，才受歡迎」。這些內容並沒有太多的高識，但卻是容易被忽略的，也並不是一般人真正能夠做到的。而田先生不僅做到了，而且還做得很好，雖然不見有太多華麗的詞藻，但先生總能找到貼切、準確、合適的語言把他的考訂描述清楚，分析展示出來，田文有簡潔、明晰、準確、凝練之美。
史學，田先生具有豐富的中國傳統史學的知識這一點，大家已有共識，無需筆者贅述。眾所周知，秦漢魏晉南北朝的史料現狀面臨著困局，對於真正矢志於高水平學術研究的人來說，竭澤而漁的重要性是毋庸諱言的。田先生正是這方面的楷模。他儘量搜集各種史料、網羅歷代相關認識、評論，只光片羽，皆足成金。以《東晉門閥政治》為例，「所論雖限於東晉，但引用資料，除有關正史、《通鑑》、《華陽國志》、《建康實錄》、《世說新語》、《全晉文》等文獻外，還大量引用了《太平御覽》等類書，《搜神記》等小說，《水經注》等地理書，《通典》等政書，《高僧傳》、《抱樸子》等佛道著作，宋明清人的各種詩文、筆記、補表，以及現代、港臺、美國學者的有關論著。筆者粗略統計，共約百餘種」。
新材料的發現，一般人多止於新問世的考古材料，但大史家則不然，「如果認為研究每個歷史問題都具備專門的資料，那簡直是幻想。相反，研究越深入，就越可能從不同來源的資料中發現證據」。田先生正是如此，像多篇田文中的新舊主客，依階級分析觀點，他們都是反動的統治階級，而用政治學的觀點讀《檄吳將校部曲文》、《上漢帝表》等，就讀出許多內涵。這些舊資料經過分析，新意迭現，體現出「大匠手下無廢料，良醫之門無廢疾」之高境界。處理史料方面，論者已多，皆謂先生考證精詳，辨析入裡等，祝總斌評曰：「史料運用的特點是由小見大、由微顯著。」閻步克則謂：「面對紛紜史料，田先生展示了其考索、辨析與剪裁、提煉的卓越能力。……魏晉南北朝的史料遠不如後世豐富，這個局限性，反而促使人們努力發掘史料意義，名家由此展示了其出色的思辨。甚至神異傳奇亦可證史，只要善加利用，巧妙闡釋。田先生的文章，罕見浮辭空論，以精煉見長。……引證史料亦極簡潔，只截取其最核心部分。是所謂『牖中窺日』、『得其英華』，暗合著魏晉史學的簡約崇尚，與窮其枝葉、連篇累牘、喋喋不休者有異。」陳聖榮：「從歷史形勢出發，充分挖掘史料所含信息。他常拿與某一歷史事件相關的史料進行仔細排列、反覆比勘，從片面零散史料裡發現歷史形勢，以此為契機，對史料重新進行閱讀，逼出習見史料所隱藏信息，直到榨乾為止。再從所獲信息中推出歷史事件整個發展過程，將用過的史料放在事件恰當位置，使得極其普通又零散的史料重新獲得生命，化腐朽為神奇。」
陳寅恪曾說：「研上古史，證據少，只要能猜出可能，實甚容易。因正面證據少，反證亦少。近代史不難在搜輯材料，事之確定者多，但難在得其全。中古史之難，在材料之多不足以確證，但有時足以反證，往往不能確斷。」胡寶國受田先生諄諄教誨說：「要注意排除反證，沒有反證的問題是簡單問題，複雜問題往往有反證。反證必需在我們的考慮之中。」這確是先生的一個特點。但我覺得尚可補充的是，田先生對文獻記載中的常態、變例和特例的處理也值得注意，巧妙處理記載中的常情與變異，並恰當地運用默證進行推理。默證即從原始資料的沉默中進行推理，其使用歷來是史學研究的難點，其「關鍵在於根據原始資料的沉默來說明某些事實沒有發生。但是，缺乏材料的推理也用於說明某些事實確實發生過。……通常說，缺乏任何記載證明那種事實的發生實屬尋常。這種推理形式的不可靠性甚至大於根據原始資料中材料的缺乏推斷某些事實沒有發生」。上文所舉的例子說明田先生運用默證能力的嫻熟，逼出言外之意，使人覺得田先生對文意的理解細緻入微。不輕易否定看似矛盾的史料，能把看似矛盾的材料一一梳理，納入到一個合理的解釋框架中。對「五馬渡江」建立東晉的三種不同說法的處理就是一個頗為成功的案例。
史識，上引閻步克撰述的詞條已有充分說明。張帆稱讚田先生說：「如老吏斷獄，神探破案。」用胡國寶的話說就是：「思考縝密，一旦得出結論，往往不可動搖。」田文所得結論往往是既出人意料之外，但確屬情理之中，很少能找到漏洞，因而，即使不贊成的學者也無從反對。
史德：「章氏的史德，整個來講，是指史學家的心術而言。他又將史學家的心術，分為兩類，一為史學家心術的邪正，一為史學家心術的修養程度。前者是顯著的一面，後者是隱微的一面。顯著的一面，人人可見，端正心術，以傳信史，凡欲為史學家，極少不以此自勵。隱微的一面，則為人忽視，而歷史往往因此失去公正。章氏最重的史德，在隱微的一面。」當同齡人大多數已在含飴弄孫，頤養天年，田先生卻老而彌堅，進入新的艱難領域，不斷挑戰自我，越耄耋之年而深入拓跋史的研究，到2008年發表《關於拓跋猗盧殘碑及題記二則》時已是84歲高齡，而且對舊著不斷修改。《秦漢魏晉史探微》一書「上市不久就告脫銷……與中華書局談及再版問題，書局意見是可以重印，但不要改動。我覺得既然有該改動地方而不能改了再印，心裡不踏實，所以打算等到合同期滿，另出重訂本」。這讓人想起了顧炎武對待《日知錄》的態度。筆者認為：田先生取得這樣高的成就的要因在於「學兼中西」。這樣說，也許會有人表示驚訝，田先生既沒有留過學，也沒有寫過闡述西學的論著，則西學因素又何從而來？之所以特意提出，是因為未見相關學者提及這方面的因素，也看到一些學者過於推崇其具有所謂乾嘉考據的因素。對於一個20世紀的學者來說，這恐怕是不全面的。尤其在當前的背景下，實事求是地強調西學因素更是十分必要。餘英時指出：自清末以來，在中西文化接觸的過程中，任何人若想在中國學術界立名，都必須兼通中西學術。實際上，整個現代學術的發展又何嘗不是如此呢？陳寅恪說：「人類活動本有其共同之處，所以『以科學方法整理國故』是很有可能性的。」「以外國的社會科學理論解釋中國的材料」，「其所以成立的原因，是由研究西洋歷史、政治、社會的材料，歸納而得的結論。結論如果正確，對於我們的材料，也有適用之處」。但「他們此種理論，不過是假設的理論」，「也有時不適用，因中國的材料有時在其範圍之外」，甚至也可能存在弊端，「新派留學生……新派書有解釋，看上去似很條理，然甚危險。……所以講大概似乎對，講到精細處則不夠準確，而講歷史重在準確，功夫所至，不嫌瑣細」。田先生正是陳寅恪指出這條正確道路的傑出實踐者。田先生展示給大家的是他最擅長的一面，對於西學的了解應該不少，這正是筆者欲親自向先生求證而未能如願的一個疑點。筆者推測是先生謹慎、低調的處世風格所使然，先生常稱「藏拙」，實際上，其縝密的邏輯、理性的思辨、理論構架等部分來自於幾十年浸淫於馬克思主義理論所致。而馬克思主義理論則是西方學術一個大的派別，即便是列寧、史達林的理論對於中學來說，也是西學的一個支脈。有人會問：那中國學兼中西的人豈不就太多了？那也不然，筆者細讀田著發現，田先生關於政治史的研究成就具備現代政治學的色彩，尤其是含有明顯的現代西方地緣政治學的構架和影響，這在《東晉門閥政治》中體現得十分明顯，這一點自然來自於先生在西南聯合大學政治學系所受的政治學訓練。而在近期關於拓跋史的研究中，也能看出存在一個西方歷史的觀照：「想起即令是過去西方史家所稱的黑暗時期，不也逐漸找到了它所以存在的理由，存在的狀態，特別是逐漸認清了它承前啟後的歷史地位嗎？」
在田先生的著述中，符合傳統馬克思主義史學經典套路的文章，看似只有一篇《秦漢魏晉南北朝人身依附關係的發展》，但其他宏文中的西學影響幾乎無處不在。任何一個有成就的歷史學家背後都有一種歷史哲學在支撐，田先生也不例外，「歷史學必須有理論，但理論要體現在你的研究過程之中，理論本身不能替代具體的研究過程」。大時代使得田先生受馬克思主義理論影響最深，「50年代讀馬列風氣很盛，自己也熱心於馬恩著作的學習，但食馬列而不化，用在自己的寫作中。連句子都變成歐化的翻譯語句。別人說，你的文章太歐化，我看不懂啊。從那以後，我就注意改正」。到80年代中期，田先生還說：「馬克思主義是我們歷史研究的指南，它已經豐富了我們幾代人的思想，形成了我們衡量學術理論價值的尺度。」80年代之後，田先生能把西方的非主流理論及西方現代政治學視野融入到中國歷史的實際中，正如田先生評價陳寅恪一樣，「他發揮中國史學的傳統優勢，汲取西方近代史學的思想和方法，融會貫通而又不露痕跡。有時他僅僅根據並不罕見的史料，以之論證歷史問題，卻能見人之所未見，發人之所未發。他並不多用外來術語，不自詡某學某論。他撰文著書，體裁風貌陳舊，當然不足為法，但無礙於其內容之新穎。他的思想和方法使人感到是中國產品而非舶來品，舶來品已中國化了」。田先生也是吸取了西方思想的合理部分，沒有西學的貫穿，田先生的許多卓越見識或許就成為另一部類似《廿二史札記》的著作。辯證法用全面、聯繫、發展變化的觀點看世界，對立統一規律認為，事物發展的根本原因是由內因決定的，矛盾是事物發展的動力，矛盾分析法是認識事物的根本方法，是兩點論與重點論結合的方法。採取科學分析的態度，反對絕對化，這是辯證否定觀的一個重要方法論原則。田餘慶先生晚年的總結《我的學術簡歷》中提到的兩點論就是明證。謝一峰對田先生在《東晉門閥政治》中引用《矛盾論》已有闡述，實際上，該著對對立統一規律也有充分的運用，對諸如皇權與門閥、上遊與下遊、中樞與地方等一系列既對立又統一的現象進行了精彩的分析。到近年《關於子貴母死制度研究的構思問題》一文仍能看到這種影響：「初行此制時道武帝像是經過相當充分的考慮，懂得它的得失之處，而且多少有應付不測的思想準備，而不像是一種臨時心血來潮的不顧後果的因應措施」，「也許這種需要付出如此巨大代價的制度，真有某種還沒有人加以探究的深層背景」。這是對必然性的探求。「這些事實證明拓跋部已形成了母強立子的歷史傳統，而看不到有導致子貴母死的歷史背景。……母強立子傳統既然確是事實，而子貴母死制度又畢竟還是實行了，兩者之間內容截然相反，反差如此強烈，是否這正是應當探索的癥結所在呢？剝奪權力必將影響現實利益，引起強烈反抗，因而是非常棘手的問題。我覺得探索子貴母死制度的實質和淵源，鑰匙就在這裡。」這裡體現的還是對立統一。
遍檢田著，並非毫無瑕疵，田先生似乎還未完全擺脫馬克思主義理論中「規律」與「必然性」的影響。胡寶國指出：田先生「不相信這條材料，反而認定鄧淵與以後的崔浩一樣，也是死於國史之獄。在毫無材料依據的情況下，作者為什麼一定要作出這樣的推測呢？我想，這或許是因為作者不自覺中已經被前面自己發現的《代歌》、《代記》的線索束縛住了。……為了符合這個邏輯，作者只能讓鄧淵死於國史之獄。」把規律和必然性用「線索」和「邏輯」表達，但這個否定的案例是否成立，筆者尚心存疑慮，今另以《暨豔案及相關問題》一文說明，就筆者的淺見而言，這可能是田先生各篇宏文中最弱的一篇。基本上在不增加史料的情況下，將開國之君孫權的因素填補進來，筆者可作出另外一種更合理的解釋。正如田先生所言，「有國者在創業和守業的不同階段，選士本有不同的要求。孫權之初……取士用人重在功能，即所謂『效之於事』。……後來孫權立足已穩，……按治平的要求來用人選士就逐漸成為必須，因此『尚德行』的標準就自然而然地被重視起來了」。古代是家天下，如此大量的混濁淆雜人員進入到政權之中，必然侵蝕到統治體系的正常運轉，有為的政治家必然要思以糾之，當然，孫權在尚未稱帝時，就推行這一政策似乎早了一點，而衡之於曹操也可以說明這種情況的合理性，張溫的急速竄升，也凸顯了這種態勢。《三國志•張溫傳》：暨豔「亦吳郡人也，溫引致之，以為選曹郎，至尚書。豔性狷厲，好為清議，見時郎署混濁淆雜，多非其人，欲臧否區別，賢愚異貫。彈射百僚，核選三署，率皆貶高就下，降損數等，其守故者十未能一，其居位貪鄙，志節汙卑者，皆以為軍吏，置營府以處之」。我們很難想像，沒有最高統治者孫權的支持，暨豔的手段、作為竟然達到這樣的效果，這會讓人無法理解的，開始時，其最低限度也應該得到了孫權的默許，事情不發生在張溫任選曹尚書時就可說明這一點。張溫、暨豔缺乏圓融的手段使統治集團內部矛盾驟然激化，而他們的個性卻又不能主動代君受過，可能反將孫權拋上檯面，這必然使孫權極為難堪，以致其惱羞成怒，終生無法原諒，而從後來的呂壹案同樣可以清楚地看出這種類似的情況，這不過是歷代不少最高統治者「過河拆橋」、「卸磨殺驢」的慣用伎倆。但田先生因為預先設立了一個江東化的歷史潮流——實即「規律」一詞的代用語，而規律是不能有例外的，所以筆者指出的可能就被先生排除在外。孔子說：「學而不思則罔，思而不學則殆。」如何處理好學與思的關係，是一個學者常常要面對的問題。田先生在1983年撰寫的《魏晉南北朝史的回顧與前瞻》一文提出：「發展魏晉南北朝史研究工作，一需要功力，一需要思想，思與學相輔相成。」魏晉南北朝史這個斷代，是中國歷史學界中除先秦史外研究成果最為豐碩的，大師雲集，徒子徒孫前赴後繼，至今日頗有人感到要尋找一個好題目已不甚容易。而研究秦漢魏晉南北朝史所需要的歷史材料對於有心人來說基本上是公平的，尤其在現代搜索技術迅猛發展的情況下更是如此，無論身處格陵蘭、非洲，還是潘帕斯、撒哈拉，都如同身在北京、武漢的魏晉研究中心一樣。因而，思的重要性就凸現出來。田先生在一篇為學界漠視的訪談中強調說：「歷史學不是一堆舊知識的堆積，沒有思想，就沒有歷史學」，「只有思想，只有理論的陳述，也不是歷史學……不能把考據學等同於歷史學。乾嘉諸老在古籍整理方面前無古人，其史學成就卻難以趕上宋代學者。沒有思想，沒有靈魂，是根本原因。……關鍵在於一個時代有一個時代的思想。以新時代的新思想去研究傳統學問，會發現前人發現不了的問題」。田先生本人就是如此。胡寶國總結說：「田先生是一個有深刻思想的學者，細膩加上思想是他的主要特徵。」由於人生的經歷和超凡的悟性認識到了近代史學的缺陷，勤學苦思，表現出現代史學的無畏探索精神，並悟出了許多契合現代史學精髓與真諦的道理，因而把握了現代史學發展的脈動，例如，此段田先生所言就頗有柯林武德所說「一切歷史都是思想的歷史」的意思，而田先生運用的方法中也有「歷史知識就是歷史學家正在研究的那些思想在他自己心靈裡的重演」的濃厚意味。中國現代學術史基本上可說是一部中西文化交流史，某種程度上也可說是一部辛酸史，中國人引進西方的東西常常是在西方已經過時的東西，最先進的即便是被少數中國人掌握並引進，其人、其說的影響也頗為微弱，難以光大學界，這在史學界就非常典型，胡適來自於美國新史學發源地的哥倫比亞大學，在對新史學一無所知的情況下卻因文哲成就爆得大名，遂執學術界之牛耳，而學貫中西、卓異超凡的王國維、陳寅恪只是以大專家的身份聊備一格。而陳寅恪在學術界走紅的因素主要還不是來自於他精湛的西方治史方法，而是他懂了好幾國別人都不懂的、可以用來考據的語言功夫。
歷史科學的定義多種多樣，歷史指過去並無異議，但關於「科學」如何定義則異說紛呈，這個詞在20世紀的中國變成了類似於古代乾坤袋一樣的東西，什麼內容都可以裝進去，如顧頡剛因幾次算命準確後把算卦稱之為民間科學。但主流則是將其與自然科學緊密相連，田先生注意到蔡元培將歷史學和生物學並列，這來自於西方，「我們的前輩，如十九世紀最後十年的人，甚至包括二十世紀初的那一代人，似乎已完全沉溺於孔德的自然科學概念。……這在當時幾乎是毫無異議的看法」。科學在民國時期成為一種崇拜的對象，將歷史學等同於自然科學是一種普遍的傾向，進入1950年代，這種傾向不僅沒有減弱，並且隨著馬克思主義理論的普及佔據了統治地位。柯林武德評價這一理論的弱點說：馬克思「把黑格爾已經宣布從自然科學的管轄之下解放出來了的歷史學，又一次隸屬於自然科學的管轄之下」。由此，歷史學界有了兩個流派，「當這種觀念應用於歷史研究時，就因個別的史學家氣質形成了兩大對立的學派。一派認為將實證主義套於歷史學是切實可行的，他們力圖建立一門與泛科學的理想相吻合的有關人類進化的學科。……這種科學化的巨大努力，使我們的歷史學得益匪淺，它教會我們分析，使之更為深刻，更善於抓住問題，甚至可以說，使我們的思想更為充實。……如果說這種學說在今天已趨僵化，那也只是任何思想運動在碩果纍纍之後遲早要付出的代價。
另一學派的研究者則持完全不同的觀點。……他們傾向於把歷史學視為一種美的消遣，或是一種有益於心智的健身操，而不是一種真正的科學知識。這派人物曾被稱為唯歷史的歷史學家，具有真正的『歷史的』觀點。……他們都堪稱為地道的工匠，只是有點中氣不足」。
近代的科學史學（即實證史學，二者本來不同，但大多數人視之為一）認為，進入文獻時代之後，歷史將脫離史學家，史學家所要做的只是將所有搜集到的事實編排、呈現出來，歷史就自然出現。最典型的是傅斯年主張的「一分材料一分貨，十分材料十分貨」，「我們反對疏通（指解釋）」等等。20世紀現代史學的發展證明這只是19世紀史學界的幻想。
為了糾正偏失，西方興起了解釋學史學，它指用解釋學理論（hermeneutics）作為方法論研究歷史的一種特殊角度及由此形成的史學流派。其本義指高度重視文字資料的解釋、註疏以揭示歷史真實的傳統史學，解釋學最早由對《聖經》的詮釋而來，到西方近代它逐漸變成一種通過文字闡釋文獻資料或對史料進行批判考證，以對往昔進行科學解釋的系統方法。19世紀的蘭克學派雖然忽視理論概括，但卻十分重視文獻資料，他們吸收了以往博學派的語義學、古文書學等方面的釋義、詮注技巧，用以進行史料的批判考證，成為解釋學史學的又一代代表。比蘭克成名稍晚的德羅伊森，反對蘭克的主張，強調歷史解釋，成為與前述解釋學截然不同的哲學解釋學的前驅；他認為自然科學那種解說技術只足以研究自然界重複的因果關係，只有理解的方法才能把握人類精神獨特的內在世界。真正現代意義上的解釋學始於德國哲學家狄爾泰，他站出來反對實證主義和歷史主義，認為後二者絲毫不考慮歷史認識的主觀因素，而歷史是一個有待理解和解釋其內在意蘊的「文本」。要想做到這一點，就需心理學上的所謂「移情」。此後，解釋學史學就特指把解釋學視為社會科學的一般方法論，用其理論揭示歷史意蘊的歷史研究。簡單說，歷史是解釋之學。「西方近代史學家時時談及『直覺』（intuition）、『洞察』（insight）、『想像』（imagination）、『專注』（involvement）、『投射』（projection）、『同情』（sympathy）、『移情』（empathy），凡此都是理解歷史的方法，也是研究歷史的藝術方法。」「史學家可以將自己『投射』到歷史上去，也可以適度地運用『想像』。……紛紜的資料，融合在一起，靠想像力，資料所缺失的，尤其靠豐富的想像力以使其無闕無漏」。
長期在德國留學的陳寅恪就受到這種史學思想的較大影響，這種方法陳寅恪在1930年發表的《馮友蘭中國哲學史上冊審查報告》一文中進行了系統闡述，說：「凡著中國古代哲學史者，其對於古人之學說，應具了解之同情，方可下筆。……古代哲學家去今數千年，其時代之真相，極難推知。吾人今日可依據之材料，僅為當時所遺存最小之一部，欲藉此殘餘斷片，以窺測其全部結構，必須備藝術家欣賞古代繪畫雕刻之眼光及精神，然後古人立說之用意與對象，始可以真了解。所謂真了解者，必神遊冥想，與立說之古人，處於同一境界，而對於其持論所以不得不如是之苦心孤詣，表一種之同情，始能批評其學說之是非得失，而無隔閡膚廓之論。」陳寅恪此文雖就馮友蘭哲學史而論，但完全是一個史學方法論的闡述，這明顯來自於他在德國的經歷。
從西方現代史學理論來看，「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反對歷史是科學的論調，開始佔盡優勢」。現在，「大多數人有關科學知識的假設仍然是19世紀實證主義過時的殘留物。……很明顯，實證主義者要求將事實和價值判斷進行嚴格分離的規定，在歷史學中是行不通的」，「邏輯經驗主義（也叫做證實主義）的擁護者把自己禁錮在該標準之內，並且由此懷疑所有那些不屬於實際經驗證實範圍的表述，把它們視為無意義的，這對於科學的發展證明是致命的。已經證明，要想使困難的問題得到解決，科學就不能在每一步上都被裹上可觀察性和經驗證實的緊身衣。強調這一點對於歷史研究特別重要，因為經驗主義方法對它極其危險」。對科學性質產生的新認識，「重要的是，今天的科學家大多已達成共識。實證主義理論仍然在外行的科學觀中居於支配地位，但在科學家共同體中已不再具有多大說服力」，「科學方法是在假設和嘗試性反駁之間、或在創造性和批判性思維之間的對話。對歷史學家而言，相比過去的科學定義，這是一種更接近他們想法的科學定義」。
「史無定法」這個詞對於我們並不陌生，為什麼一門科學會成為這個樣子？年鑑學派的創始人馬克•布洛赫在20世紀40年代指出：在一系列最關鍵的方法問題上，史學尚未超出初步嘗試性的摸索階段；古朗治和貝爾認為史學「在所有科學中難度最大」最能體現它的學科特徵；約翰•託什說：「歷史學本質是一門具有極大內部多樣性與複雜性的學科，它將科學的理論和分析程序與藝術的想像力以及優雅特徵結合在一起。」田先生的文章之所以產生讓史學界共鳴、讚嘆，讓非專業人士奉為典範的影響，就在於他悟出、達通了現代史學的精髓，悟出了馬克思主義理論與現代西方史學理論合轍的部分。例如注意到了科學知識與歷史知識的不同，因為科學知識具有其普遍性，科學的真理超然於科學家的思想而不受態度與情緒的影響；而歷史知識則很難具有普遍性，不同的史學家解釋相同的證據所得的結論常常會異彩紛呈，甚至因思想、態度、情緒的不同而大相逕庭。
田先生在他個人的研究中將歷史學又從自然科學中解放出來，其方法合乎西方現代史學中解釋學史學（或稱闡釋學史學、釋義學史學）的套路。田先生對這種方法運用是非常嫻熟的，升華了實證史學刻板的「一分材料一分貨，十分材料十分貨」以及「論從史出」的信條，充分發揮了想像力的巨大作用，——「歷史學和自然科學也許在一些基本的方法論假設上是一致的，但重要的差別仍然是存在的。第一，在歷史學中，想像力被允許發揮更大的作用。它絕非僅局限於假設的提出上，而是滲透於歷史學家的思維中。……個體行為的多樣性和不可預測性要求研究者在具有邏輯和批判技能的同時，具有移情和直覺方面的素養。……研究者形成的對可能發生事件的敏銳想像力……源自於長期鑽研歷史資料形成的一種想像構圖。」「任何重建過去的嘗試都是以想像力的發揮為前提，因為保存下來的資料不可能是完整和全面的。歷史學家會一再遭遇資料中的空白，他們僅能通過歷史學家非常熟悉地殘存資料，以對可能發生的東西有一種『感覺』或直覺來加以填補。動機和心態問題經常在這類研究之中，所研究的文化越陌生和遙遠，用來理解它所要求的想像力作用也就越大。」這在《拓跋史探》中相當明顯，胡寶國盛讚田先生，說：「尤為可貴的是作者意識到《代歌》與《代記》之間可能的聯繫。《代歌》早已不存，根據有關的隻言片語而注意到它的價值，並將其納入史學史的發展線索中是很不容易的。」這是緣於「每個歷史意象都包含著大量的想像。歷史學家無法逃避想像，但是他能裁斷出那些可以建構其意象的真實要素，並且只用那些要素來進行建構」。田先生的研究結論之所以難以撼動，不是因為他尋找到了更多的歷史真相，而是因為他把現有資料利用到了極致。在精詳的細節考據之後，進行合乎歷史大勢、人性、情理等方面的推論，他的論證幾乎沒有漏洞，建立起依據現有材料所能成立的最優解釋。即使有懷疑，甚至不相信者，但這些讀者很難不服，因為他們很難找到系統的反對理由。田先生在《關於子貴母死制度研究的構思問題》中說：「細緻思考，完善論點，充實資料，並且能排除各種反證，能回答各種可能出現的不同觀點甚至反駁觀點，就能較快地寫出一篇自己覺得還算滿意的文章。」
史學的專門化導致了一個不良的後果，那就是各守自己的「一畝三分地」（一段或一塊），近幾十年來的情況特別明顯，一些史學工作者對於現代史學的發展理路漠不關心，仍然抱著近代式的治學態度和方法在勤勉地耕耘。對現代史學而言，不僅要闡述「是什麼」，還要解釋「怎麼樣」和「為什麼」，西方史學分析技術的發展也產生了不少重要成果。田先生的史學風格中，解釋的完滿、分析的透徹都展現出現代史學的魅力。而「現在史學家所共認的，歷史研究在技術上是科學的，在解釋上是藝術的，在分析上是客觀的，在理解上是主觀的，在結構上是邏輯性的系統化的，在外觀上是直覺的想像的。科學與藝術在歷史研究上融合在一起，科學方法與藝術方法，變成朋友一樣的方法，相容而並存，這應是史學所到達的偉大境界，將近兩百年歷史是科學還是藝術之爭，遂真正有了收穫。」《拓跋史探》無疑就是這樣一部作品，該書從引證材料的廣度和各種史學方法運用的嫻熟都超越《東晉門閥政治》，雖然缺少一個《後論》那樣的宏觀性總結。但對於一個偉大的「演員」來說，能有如此精彩的「謝幕演出」，人生還有什麼遺憾呢？而從近代實證史學的觀點看《拓跋史探》，確實會產生其真實程度到底有多高以及高到多少的問題，如何評價實證史學，筆者在此置之不論。就好比一個極品廚師開動腦筋、運用各種方法將一堆別人棄置的材料做成了一桌色香味俱佳的饕餮盛宴，吃過的人大都感覺既好又過癮，但也有境界不一樣的人卻說：感覺好是好，只是不實在。
田先生的論著都是苦心孤詣之作，充滿了智慧的結晶，「從古至今，智慧遠不如知識增長得快，所以每當我們看到智慧的光芒時，就會感到由衷的喜悅」。其中值得總結的經驗一定還有很多。歷史是由人創造的，能寫出真正歷史的人是超凡的史學家。而真正的歷史是在史學家與歷史事實交互作用下形成的，史學家的天職是要儘可能將歷史事實的真相以及事實之間真正的相互關係揭露出來。「純粹的天才，無法成為史學家，天才接受了既有的史學方法或自創一套卓越的史學方法後，才能成為史學家或傑出的史學家。」田先生的史學實踐驗證了西方史學的一句諺語：「任何傻子都可創造歷史，而歷史則待天才而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