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簡介：包偉民，中國人民大學歷史學院教授，教育部「長江學者」特聘教授。北京 100872
內容提要：20世紀80年代起開始出現的大量翻譯、引進西方漢學論著的現象，在中國古代史研究領域曾經起到了不可忽視的正面推進作用，但同時也帶來了一些負面效應，那就是「一味追求和模仿」西方漢學風格的「漢學心態」。造成漢學心態的原因比較複雜。如果試圖推動中國古代歷史研究走向深化，那麼走出漢學心態、重建學術自信，是一個不可迴避的任務。西方學者關於中國古代歷史的研究，無不是站在以西方為主體的立場之上，既有意無意地受到其本民族不同歷史經驗的影響，又受不同地區漢學學術傳統的制約，因此他們對中國歷史文化的解讀存在著明顯不足是必然的，也是可以理解的。以唐宋城市史研究等為例證，可以探索出一條走出漢學心態之惑的可能途徑，即發揮本土學者在掌握歷史資料方面的長處，更具體、更細緻地重構史實。在更加接近歷史真實的基礎之上，重新解釋我們民族的歷史，文化自覺可能也就在其中了。
關鍵詞：漢學心態；學術自信；史學理論；唐宋歷史研究
改革開放三十多年，是我國學術進步最為顯著的一個歷史時期。其中一個比較突出的現象，就是人文社會科學的各個學科，都廣泛地受到西方學術的影響。中國古代歷史研究領域也不例外，西方漢學對它的推動與影響相當明顯。
對一個文明古國歷史文化的觀察與研究，局外人的「話語權」有時甚至超過本民族學界，不能不說是一件頗為奇異的事情。造成這一現象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很難簡單評判。不過，研究古代歷史對於深入理解民族文化，具有基礎性的意義，如果我們希望中國古代歷史這個研究領域今後能夠得到持續的與實質性的進步，認真分析、思考這一現象，是十分必要的。
因此，本文試圖以筆者熟悉的學術領域——主要是唐宋歷史研究為例，對這種現象的表現、原因與利弊稍作分析，並就如何樹立學術自信的路徑略陳己見。
一、理論饑渴與漢學心態
筆者此前曾撰小文，指出當前史學界存在著一種「理論饑渴」的症狀。①所謂「理論饑渴症」，指學者痛惜本學科可用以指導學術研究的理論方法有所不足，渴望引入新說的一種焦慮心態。這首先可以從近年來學界對探尋新理論方法的不絕呼聲來觀察。有學人甚至將自20世紀80年代以來中國古代史領域的理論範式未見更新的狀態，描述為一種「理論危機」。②也有學者反思30年中國大陸的宋史研究，認為其中的一個不足就是「史學理論的匱乏甚或缺失」。③當時，筆者雖然點明了「饑渴」的各種症狀，卻未及深入分析其成因，只是簡單提到，傳統理論研究的一些不足之處，例如在理解上的教條主義，造成了新一代學者對它產生疏遠感等。同時，學者困惑於如何推動學術發展的心理壓力，也是產生「饑渴」現象的一個原因。其實如果稍加深入，還可以發現，經典理論的主體內容，是關於人類社會歷史發展基本規律的一些總體性的宏觀結論，因此也常常被稱為「歷史理論」或曰「史觀」。④它雖然在理論信仰的層面給了學界以指導，不過宏觀理論與落實到可供具體「操作」的研究方法——也被稱為「史學理論」者之間，存在著一定距離。經典理論中屬於具體研究方法的那部分內容，大多是關於某時某地具體史事的結論，一方面，理論界一向認為這些具體結論對於歷史研究雖仍有重要指導意義，但有進一步深化的可能性；另一方面，涉及研究不同方面的人類社會活動，其中有一些，經典理論的積累較為豐厚，例如關於經濟學就是如此，但也有許多方面，或者涉及不多，或者是在社會演進過程中產生的新問題，經典理論無法給予我們現成的答案。
經典理論無法包攬一切，是可以理解的。歷史學將以往的人類社會活動作為研究對象，但由於這一研究對象許多必要信息的缺失，以致很難歸納演繹出一整套針對當時人類社會不同側面的分析研究方法，以形成一種「歷史的社會科學」——如果可以如此命名的話，所以不得不經常借用現代社會科學的研究方法，其中最主要的是人類學、社會學及政治學等學科。歷史學常有待於這些學科研究的進展，提出新見，以便得到幫助。可是及至改革開放之前，在中國社會科學領域，尤其如前面提到的那些學科，發展比較遲滯，其所能夠提供給歷史學借鑑應用的學術資源，也就極為有限了。
另一方面，雖然我國傳統史學源遠流長，但近代史學並非傳統史學的自然延續，而是20世紀初年在西方學術影響之下構建起來的一門新的人文學科。長期以來，因受各種複雜因素的影響，發展很是緩慢，及至20世紀80年代，仍然相當不成熟，甚至一些基礎性的學科規範，都不甚健全，亟須參照一些成熟的學科，引為借鑑，以有利於提高。
於是，出現了大量譯介西方漢學研究成果的現象。
20世紀80年代是一個我國學術思想開始「走向世界」的歷史時期，「文化熱」方興未艾，知識界與出版界聯手，開始大量譯介西方的學術著作。其中有幾種大型譯介叢書尤其引人注目，例如從1981年開始由商務印書館推出的《漢譯世界學術名著叢書》，至2012年共出版14輯600種。在海外漢學方面，最具代表性的則首推江蘇人民出版社於1989年開始出版的《海外中國研究叢書》。截至2013年，這套叢書共譯介西方研究中國歷史文化的學術著作161種，既囊括了費正清等名家的代表作，也推出了一些作者相對年輕但在叢書主持者看來其論說不乏價值的著作。近年來更按專題，推出了「女性系列」、「海外學子系列」、「環境系列」等子系列。至今每年仍推出新書十餘種，在知識界與出版界享有盛譽。在此之外，其他一些出版社分別推出的各種譯介西方漢學著作，面廣量大，比較重要的如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的多卷本《劍橋中國史》中文本、中華書局的《世界漢學論叢》數十種，各省市出版社也大都推出過數量不等的譯介海外漢學的著作，例如上海遠東出版社的《史景遷中國研究系列》、浙江人民出版社的《外國學者筆下的傳統中國》叢書，等等。三十餘年來，雖未見有人作過精確統計，但如果說這樣的譯介著作已超過千種，估計不致過於誇大。
專著之外，各類學術雜誌也多開闢專欄，或撰文，或傳譯，介紹西方學界關於中國歷史的研究成果。與此同時，一些專業研究機構陸續被建立起來，展開對海外漢學的學術研究。這些機構大多辦有專門研究、介紹海外漢學的專業期刊，如北京外國語大學中國海外漢學研究中心主辦的《國際漢學》，中國藝術研究院中國文化研究所主辦的《世界漢學》，陝西師範大學國際漢學研究所主辦的《國際漢學集刊》，以及北京語言大學主辦的《漢學研究》等。這些機構還經常性地組織召開關於海外漢學的專題國際學術會議，出版學術專著，討論、介紹海外漢學。
更為重要的是，隨著譯介工作的推進，國內學者接觸了解西方漢學學術成果越來越方便，在中國古代歷史的幾乎每一個研究領域，都出現了重視、借鑑西方漢學的現象。、
在上述多方面的推動之下，西方漢學開始對中國古代歷史研究領域產生持續性、全方位的影響。正如《海外中國研究叢書》主編劉東曾不無自豪地說：「我們引進的不僅僅是一批書，而是一個知識領域、一個學術傳統。當今中國學界，幾乎罕有人不受這套書的影響。」④這種「影響」表現在中國古代歷史研究領域的方方面面，其對學術的正面推動意義不容置疑。在各個專題具體研究之外，最有意義的，一是有助於基礎性學科規範的確立，二是對一些新研究領域的開拓起著推波助瀾的作用。無論是以「新史學」為標榜的社會史，或是以「華南學派」為重要代表的歷史人類學，還是常常攪動學界一池靜水的個別爭議性議題的提出，例如所謂「新清史」的說法等，無不如此。2004年，鄧小南在梳理國內宋代史研究學術史時，就曾指出：「近年來，我們在研究方向、取徑，乃至議題的選擇方面，許多是受海外學界的影響。」⑤所以有學者這樣說：「在我們看來，我們一直是在做中國自己的學問，其實背後卻受到國外漢學治學模式的很深影響，它在不斷地重構我們的學術。」⑥
可是，人們對事物的認識，總是在曲折中前進的。矯枉過正是最為常見的認識路徑。在「幾乎罕有人不受」其影響的格局之下，一些為推動者所始料未及的現象於焉產生。這就是劉東所說的「現在國內有些學者研究中國也淨是漢學意識，年輕學子更是惟恐學漢學家的風格學得不像，這恐怕也是問題」。⑦張西平這樣界定所謂的「漢學心態」：「西方漢學作為主導世界文化的歐美文化的一部分，中國學術界對它的接受也顯現了另一種特點：漢學心態的出現。這就是對西方漢學的一味追求和模仿。」「急切地套用西方漢學著作中的學術術語，照搬西方漢學的研究方法，這已經成為當前文科研究中，特別是在傳統人文學科研究中的一個很普遍的現象。一些看似很新潮的著作，看似很玄妙的理論，如果我們深究一下，幾乎都可以在西方漢學(中國學)的著作中找到原型。」⑧一些儘管相當不經、卻比較能迎合民眾心理的西方學者的論點，經過一些文化人士的鼓譟，其影響甚至已經溢出學界，波及到了社會，例如關於「宋代GDP的全球佔比」論即是。⑨
影響過於強化所帶來的「一味追求和模仿」，以及以西方學者的論說為標準的現象，當然不僅無法對學術研究產生正面的促進作用，更有可能反過來阻礙它的發展。因此，有學者甚至將對這種複雜影響的評判，提升到了文化上的「自我殖民化」這樣嚴重的程度。⑩在一些具體的研究取向上，類似的批評也不少。典型的例如葛兆光批評近年來西方漢學流行的區域研究方法，認為它「至少在歐洲，對於民族國家作為論述基本單位的質疑，我相信，是出於一種正當的理由，因為民族國家在歐洲，確實是近代以來才逐漸建構起來的」。但在中國，由於民族國家發展歷史與歐洲存在差異，這種方法雖然也有一定的可取之處，「卻意外地引出了對『同一性中國歷史、中國文明與中國思想是否存在』的質疑」，不能不令人擔憂。(11)
在西方漢學被大量譯介三十餘年、目前勢頭仍未稍見消減之時，針對其在我國學界所產生的複雜影響，冷靜客觀地評估這一學術潮流，並站在學術本土化的立場上，就如何推動中國古代歷史研究走向深化，提出自己的思考，是這一學術領域每一個具有責任心的學者不應迴避的任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