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源：《西域研究》2021年第1期
本文簡要回顧了中國絲路學的建立和發展歷程，分析了國內20世紀80年代以來興起絲路熱的原因，認為主要受到改革開放、媒體宣傳、考古文物資料的發現等方面影響，並重點梳理了80年代以來關於絲綢之路的定義、本質、內涵、外延以及斷代等問題。在此基礎上，對中國絲路學的定義、理論和方法的建構提出了自己的看法。最後，著重介紹了《絲綢之路大辭典》《絲綢之路辭典》的編寫歷程及特點，這也是作者上述關於絲綢之路及「絲路學」的理論和方法的集中體現。
中國絲綢之路學（簡稱「絲路學」）是20世紀80年代之後，在中外學術界絲綢之路研究熱的影響下，逐漸形成的一門熱門學科名稱，雖然只有部分學者採用，但事實上「絲路學」或稱「絲路研究」已逐漸成為中國學術界十分流行的一門專門學術門類，稱之為「絲路學」，可以說是名副其實。
中國的絲綢之路研究，大致可劃分為三個時期：1.萌芽時期，即清代乾嘉、道光年間西北史地研究之學興起，及1840年鴉片戰爭前後，我國開始注重對西方諸國研究的時期；2.發展時期，即清末至20世紀80年代，「中西交通史」或「海交史」「中外關係史」興起，進行（廣義的）中西方文化交往研究時期；3.興盛時期，即從20世紀80年代至今，絲綢之路研究熱的時期。關於三個時期的研究特點及主要成果，這裡不作詳細討論。[1]我們所說的學科意義的「絲路學」，是在絲路熱之後才逐漸建立的。
20世紀80年代，中國進入改革開放新時期，國內掀起了持續不斷的絲路熱。絲綢之路無論在社會普及、媒體傳播、推動經濟發展、旅遊興盛等方面，或者在絲綢之路理論研究和方法的深化、內涵的擴展、多學科學者的參與等方面，都呈現出百花齊放、欣欣向榮的局面，絲路研究與社會的絲路熱相互影響、相得益彰，使絲路熱經久不衰，一浪高過一浪。
究其原因，一是改革開放以來，確定了改革開放和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國策，人們物質、精神生活水平逐步提高的需要，也是更加寬鬆的學術環境使然。
二是受世界各國尤其是鄰國日本絲路熱的影響。日本從明治維新以來出現過四次絲路熱。[2]其中第四次就是上世紀80年代至今，其特點是檢查過去絲路研究的問題，提出了新的方向等。此時中國開放，日本到中國西部絲路考察和旅遊人數增多，成為影響、推動我國絲路熱的一個重要因素。國內一些學術團體、研究機構，甚至個人紛紛組織絲綢之路考察活動。如早在1981年中國唐史學會組織的絲綢之路考察、1982年中國秦漢史學會組織的絲綢之路考察、1984年青海省組織的「唐蕃古道」考察等。中央電視臺、《人民畫報》編輯部及自然地理、生物、地質等學科有關研究所、大學等組織的專題考察更是不計其數。1989～1992年，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多次考察絲路，如1989年的沙漠路考察（從西安至喀什，成果已經結集出版）、「海上絲綢之路」考察（由威尼斯至廣州、泉州）、1992年的「草原絲綢之路」考察（由土庫曼斯坦至哈薩克斯坦阿拉木圖及蒙古國境內）。中日學者多次合作組織對絲綢之路的考察活動，其中包括對南方絲綢之路的考察等。1991年10月，中國社會科學院邊疆史地研究中心與瑞典國立博物館、斯文·赫定基金會，為紀念斯文·赫定誕生100周年，舉辦了「二十世紀西域考察與研究國際學術討論會」。會後，由瑞典、美國、日本及中國學者組成的考察隊進行了絲綢之路的考察活動，等等。
三是媒體的宣傳，關於絲綢之路的廣播、影視、各種出版物大量出現，使絲綢之路深入人心，幾乎是家喻戶曉。
四是新的有關絲路的文物考古資料的不斷發現，吐魯番學、敦煌學的勃興，也促進了絲路學的創新和發展。
五是在國內改革開放大潮的衝擊下，地處古絲路上的西北各省（區），特別是陝西、甘肅和新疆與沿海省區差距日漸增大，它們提出了諸如「重振絲路雄風」的口號，寄希望於新的絲路——「歐亞大陸橋」（隴海—蘭新經濟帶），大力開展與中亞、歐洲的陸路貿易，希望重現昔日絲綢之路的繁華。故而往日的絲綢之路就成為西北各省（區）乃至全國的文化熱點。1989年西北各省（區）聯合舉辦紀念絲綢之路2100年的大型活動，1992年蘭州舉辦了首屆「絲路節」，1993年西安、蘭州等繼續舉辦了絲路節的活動，1995年國家旅遊局召開西北五省國際絲路學術討論會等等。本世紀初，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提議絲綢之路沿線各國集體申請世界人類文化遺產後，更促進了我國絲路熱和絲路研究的發展。
持續不斷的絲路熱，提出一系列理論問題，比如什麼是絲綢之路，它的本質、內涵、外延是什麼，如何斷代，研究絲綢之路有何意義，等等。對這些問題的探索和深入，逐漸建構了中國絲路學的理論基礎。
二 對絲綢之路的定義、本質、內涵、外延及斷代的新認識
20世紀80年代絲路熱以來，中國學術界普遍接受了「絲綢之路」的名稱，一般認為，這一名稱最早由德國地理學家李希霍芬（F.V.Richthofen）在1877年出版的《中國親程旅行記》一書中提出。它最初是指中國漢代與中亞河中地區、印度之間以絲綢為主的貿易交通路線。到20世紀初，在德國歷史學家赫爾曼（A.Herroman）所著《中國和敘利亞之間的古絲綢之路》[3]（1910年，柏林）中，作者對多種文獻進一步研究，將絲路從中國延伸到地中海西岸和小亞細亞，並確定了它的基本內涵。同時，一批外國探險家在我國西北地區考察，發現了大批與絲路有關的遺物。他們著書立說，使用「絲綢之路」這一名稱並將研究範圍進一步擴展。這一名稱遂固定下來，成為學術研究一項重要的課題。
最初中國學界對絲綢之路的定義是：「中國古代經中亞通往南亞、西亞及歐洲、北非的陸上貿易通道。因大量中國絲和絲織品多經此路西運，故稱絲綢之路。簡稱絲路。」[4]
80年代後，學者們對絲綢之路的本質和內涵有了新的認識，認為絲綢之路從本質上講應是一條連接歐亞大陸的貿易通道。然而，它又不僅僅是古代溝通東西方文明交往的貿易通道，其內涵還擴大到政治軍事、經濟貿易、文化科技交流、民族遷徙與融合等各方面。近幾年有學者對「絲綢之路」的概念史也做了深入的研究。[5]
絲路含義擴大的另一方面，是交通道路的範圍。絲路原來的含義，是指經中亞（西域）到南亞、西亞、歐洲、北非的陸上交通道路。可是，近幾十年來古代中國與四鄰各國的交通道路，包括陸路、海路，均被統稱為絲綢之路。現今的提法是：原來所說的經中亞的陸路絲綢之路，被命名為「綠洲路」「沙漠路」；另有經北方蒙古草原的遊牧民居地至中亞的「草原路」；經海上西行的「海上絲綢之路」；經雲南入緬甸、印度的「南方絲綢之路」（西南絲綢之路）；甚至包括由中國向東邊的日本及朝鮮半島的交通道路。上述各種名稱的絲路，僅沙漠路、草原路可算作原來含義的絲綢之路，其餘的均非原來意義的絲綢之路了。然而，這些提法已逐漸為人們所接受，上述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的絲路考察即是一例。因此，我們可以將這些絲綢之路視為廣義的絲綢之路。
另有一些學者，為上述各條中西貿易的道路冠以主要流通商品的名稱，於是就有稱海上絲綢之路為「瓷器之路」或「香絲之路」；稱從青海經西藏至印度之路為「麝香之路」；稱草原之路為「皮毛之路」；稱早期絲路為「玉石之路」，等等。這些名稱與狹義的絲綢之路含義相距更遠了。
在絲綢之路的定義、本質、內涵與外涵、斷代等問題上，學術界並沒有統一的認識，而是意見分歧，爭論激烈。2001年，中國中外關係史學會在昆明召開了「西北、西南、海上絲綢之路比較研究學術討論會」，有學者提出：傳統上認為絲路專指從長安出發，經河西走廊及新疆通向中亞、西亞、地中海沿岸的商路的定義，應該是不準確的。絲綢之路應為中國古代溝通中外海上和陸上以絲綢貿易為標誌的通商路線。絲路不止一條，應為每條絲路確定一個具體而科學的名詞（山東大學吳士英）。[6]又有學者認為，「絲綢之路」本由德國人李希霍芬提出。近半個世紀一直沉寂無聞，國內外老一輩治中西交通史的學者從未採用過該詞。20世紀上半葉法國漢學家以及我國的陳垣、向達、張星烺等國學大師們，也只採用「中西交通史」「南洋交通史」或「海交史」一類的概念。我國學者大量使用該詞是在80年代之後，而且來勢洶湧。李希霍芬對「絲綢之路」有確指，即從長安出發，經西域、古印度、阿拉伯—波斯世界而一直到達希臘—羅馬的這條交通大道。「絲綢之路」不宜過分延伸，招致有路無絲的結果，甚至造成如同某些學者戲稱的那樣：「絲綢之路」實際上變成了「一絲不掛」。「海上絲綢之路」「西南絲綢之路」「草原絲綢之路」等，都是晚期的衍生詞，它們雖有實用性，但科學性不足（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耿昇）。[7]還有學者認為，絲綢之路中的「絲綢」一詞，已不再是中外商業交流史上的商品——絲綢之狹義，而是一個文化象徵符號。所以，絲綢之路是溝通中國與域外交流的一個交通網絡，它包括商業、文化與民族遷徙交融這三大功能，由西北和西南兩個陸路網絡、陸海相銜的東北網絡與海洋網絡四大塊組成。絲路始於先秦，下限為明代。交通工具包括駝隊、馬幫和舟楫（雲南大學姚繼德）。[8]
總之，有關絲綢之路的理論問題，中外學者意見不一，但是並不妨礙我們的研究。依筆者愚見，我們所說的「絲綢之路」的「絲綢」，已經不僅僅是專指貿易商品中的絲綢，正如姚繼德所說，它已是一個文化象徵的符號，那些因絲路上已沒有絲綢商品流通而懷疑絲綢之路存在的看法，不盡妥當。關於其斷代，我以為西漢張騫出使以前連接中西方文明交往的絲綢之路已存在，有的學者稱之為「前絲綢之路」或「早期絲綢之路」，只是張騫出使才可稱為絲綢之路的正式或官方的開闢，而古絲綢之路的下限可斷至1840年中國近代史開始前。近代至現代可稱為「新絲綢之路」或「近現代的絲綢之路」。至於交通道路的延伸和擴展，中外學者、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均認同，我們可以將這些絲綢之路視為廣義的絲綢之路。
正是由於絲路熱和學界對絲綢之路理論問題的廣泛而又深入的探討，作為一門學科的「絲路學」才基本得以建構。
據筆者的理解，絲路學的定義（概念），簡言之就是：研究絲綢之路的一門綜合的學科。它不僅包括古絲綢之路的研究，也包括近現代新絲綢之路的研究；既是基礎學科，也是應用學科。而作為研究對象的「絲綢之路」，其內涵十分豐富：它不僅是一條中西文明交往的貿易通道，而且涵蓋了通過這條道路連接在一起的中西方及沿途國家民族的政治軍事、經濟貿易、文化交流、民族遷徙與融合等內容。通過這條道路，歷史上因貿易而上演了一場場轟轟烈烈的、悲壯的政治軍事場景，諸如張騫出使西域、漢匈祁連山之戰、李廣利徵大宛、隋煬帝西巡、波斯帝國與東羅馬帝國的絲綢戰爭、唐朝與西突厥的戰爭、回鶻與吐蕃的北庭爭奪戰、唐與大食（阿拉伯）的怛邏斯之戰、蒙古西徵花剌子模等等。究其根由，莫不與絲綢貿易或爭奪絲路控制權有關。沿途各國的文化，包括文學藝術、風俗習慣、宗教信仰、科學技術等，也是通過絲路得到交流和傳播，甚至民族的遷徙、往來與融合，也是在絲路上進行的。[9]
絲路學的研究涉及到歷史學、地理學、經濟學、政治學、軍事學、文學藝術、民族學，甚至自然科學的各個門類，如醫學、藥物學、地質學、天文學等等。比如，從古至今，在絲綢之路上中西方的各種藥方、藥物和香料的相互交流，促進了醫學的發展；中國的絲綢、瓷器及造紙術、印刷術、火藥、指南針四大發明就通過絲路傳到西方，對世界歷史的發展起了巨大的作用；印度的佛教、天文曆法等經絲路傳入我國內地，對中國歷史文化也產生了巨大的影響等等。因此，絲路學是一門包括多種學科的、交叉的、綜合的學科。
絲路學不僅包含對古絲綢之路的研究，而且也應包括對近現代的新絲綢之路，特別是當今中國提出的「一帶一路」倡議的研究。20世紀80年代以來，由於現代交通、資訊飛速發展和全球化浪潮，古絲綢之路開始煥發出新的青春和活力。促進沿線區域經貿各領域的發展合作，傳承歷史文化，深入開發沿線各國蘊藏的巨大潛力，已具有了成熟的條件。特別是21世紀以來，在以和平、發展、合作、共贏為主題的新時代，面對復甦乏力的全球經濟形勢、紛繁複雜的國際和地區局面，傳承和弘揚絲綢之路精神更顯重要和珍貴。
1990年中亞鐵路從新疆阿拉山口接入國內鐵路網，與隴海線連成一體，西面通達歐洲，從而開啟了新亞歐大陸橋（第一亞歐大陸橋為西伯利亞大陸橋）。但新絲路亞歐大陸橋的構想和實施，限於當時的國際國內政治形勢，沿途各國的社會制度、管理理念和運作方式差異無法協調統一等諸多因素，實際上未達到預期的目標。這一時期，日本、俄羅斯和美國也以建設「新絲綢之路」為題，開展了一系列的活動。如1997年日本橋本龍太郎內閣提出的「絲綢之路外交」戰略。又如1996年3月，俄羅斯、白俄羅斯、哈薩克斯坦和吉爾吉斯斯坦籤署協議，決定成立四國關稅聯盟。1999年2月，塔吉克斯坦加入這一聯盟。2000年10月，五國籤署條約將關稅聯盟改組為歐亞經濟共同體。2011年7月美國國務卿希拉蕊·柯林頓在印度參加第二次美印戰略對話期間，第一次明確提出「新絲綢之路」計劃等等。
2013年，國家主席習近平同志及黨中央向世界各國提出了建設「一帶一路」的倡議，經過幾年的謀劃和實踐，這一倡議不僅得到絕大多數國家的響應，而且取得了巨大的成就。2015年3月28日國務院授權發改委、外交部、商務部聯合發布了《推動共建絲綢之路經濟帶和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的願景與行動》重要文件，全文近9000字，分8個部分。既是中央一年多來對「一帶一路」倡議認識的深化和實踐的總結，又是一個實踐、建構「一帶一路」的頂層設計。從時代背景、共建原則、框架思路、合作重點、合作機制等方面闡述了「一帶一路」的主張與內涵，提出了共建「一帶一路」的方向和任務。這一重要文件，可以說是絲路學中當代絲綢之路研究的重點和創新成果之一，值得進一步研究。
2016年，「一帶一路」倡議提出僅三年，在頂層設計、政策溝通、設施聯通、貿易暢通、資金融通、民心相通，以及全國布局等方面均取得了超出預期的成果，這說明「一帶一路」的建構已形成各國共商共建共享的合作局面。總之，「一帶一路」不僅推動絲綢之路研究進入一個新的階段，而且對中國乃至世界經濟的復興和發展，世界和平及人類命運共同體的建構等，均有巨大的作用。而其中關於「一帶一路」與「人類命運共同體」建構的關係等問題，均是「絲路學」研究新的重要課題。
新興的「絲路學」與其他學科一樣，研究對象包括古與今、歷史與現實，而絲綢之路現實研究更是賦予這門新興學科廣闊前景和重大現實意義。正如有學者所說：「當代的絲路學，不只是面向過去的，也是立足現實、發掘過去、面向未來的。」[10]無怪乎近幾年來，全國高等院校及科研機構紛紛成立以「一帶一路」或「絲綢之路」命名的研究機構。
至於絲路學學科的研究方法，以往研究多以歷史學，特別是中外關係史，以及地理學中的歷史地理學的視角和方法為主，綜合其他學科。新興的絲路學，是一門綜合的學科，在研究方法上除了結合現實、實地調查研究等各門學科基本方法之外，也需要歷史學、考古學、語言學、人類學、民族學等諸多社會科學、人文學科及各種自然科學的理論和方法，即多種學科研究的融合，視具體研究內容有時偏重某一學科的方法，而兼採用其他學科的方法。20世紀80年代後興起的一些熱門學科，如藏學、敦煌學、吐魯番學、西夏學、蒙古學、邊疆學等，也將絲綢之路作為重要的研究內容之一，其理論和方法也將引入絲路學研究，促進絲路學的發展和創新。
以上僅是個人對絲路學理論與方法一些初淺的認識，相信隨著絲路學的發展，其理論和方法將進一步充實和創新。
一個學科發展到一定階段，會催生工具書的編撰，而工具書的出版必將推動學科的發展。目前國內出版的有關絲綢之路的成果，浩如煙海，而且逐年增多。其中最能反映絲路學理念和內容的是關於絲綢之路的工具書。國內先後出版了三部關於絲綢之路的工具書：即雪犁主編的《中國絲綢之路辭典》，1994年新疆人民出版社出版，共收詞4000條；王尚壽、季成家主編的《絲綢之路文化大辭典》，1995年紅旗出版社出版，共收詞條12500條；由筆者和丁景泰主編的《絲綢之路大辭典》，2006年陝西人民出版社出版。在已出版的三部絲綢之路辭典中，《絲綢之路大辭典》出版最晚。它集中體現了筆者上述關於絲綢之路及「絲路學」的理論和方法，較為全面、系統地介紹了狹義絲綢之路的情況，兼及廣義的海上絲綢之路和西南絲綢之路。以絲綢之路的內涵為綱，共分為十五編，每編大致按類（性質或地區、時代等）分為若干目（人物、海上絲綢之路、西南絲綢之路例外）。
第一編道路交通，下分道路，工具、制度，漢唐驛館，關隘、津渡、橋梁等四個目。第一詞條「絲綢之路」為全書總綱，可視為全書的代前言。第二編地理環境，下分山脈，河流、河川，湖泊、水泉，高原、原、盆地，沙漠、綠洲五個目。第三編政區城鎮，下分總述，河南，陝西，甘肅，青海，寧夏，新疆，內外蒙古，中、西、南亞及歐非地區九個目。第四編政治軍事，下分國別朝代，典章制度、軍事鎮戍，歷史事件三個目。第五編經濟貿易，下分貿易與制度，場所與商人，貿易事件，物產與商品，絲路流通貨幣等五個目。第六編文化科技，下分文學與教育，語言文字，石窟藝術，音樂舞蹈，科學技術等五個目。第七編民族宗教，下分民族，制度職官，宗教，文獻典籍等四個目。第八編文物古蹟，下分考古學文化、遺址，紡織品，石刻與巖畫，青銅器與鐵器，碑銘與碑誌，玉器與寶石，金銀器，玻璃器，陶瓷器，簡牘文書，其他等十一個目。第九編方言習俗，下分陝西及內地方言，甘肅方言，青海方言，新疆方言，陝西及內地民俗，甘肅民俗，青海民俗，新疆民俗等八個目。第十編絲路人物，不分目，按中外人物卒年順序排列。第十一編海上絲路，不分目，大致按本書編目順序排列。
第十二編西南絲路，不分目，大致按本書編目順序排列。第十三編絲路文獻，下分先秦秦漢文獻，魏晉南北朝文獻，隋唐五代文獻，宋遼金文獻，元代文獻，明代文獻，清代文獻，外國部分文獻等八個目。第十四編絲路研究，下分考察探險，研究著作，研究學者（收錄已去世的中外學者）等三個目。第十五編絲路今日，下分今日陝西，今日甘肅，今日寧夏，今日青海，今日新疆等五個目。書前有分類目錄，後附有《條目漢語拼音索引》以便檢索。另書前配有彩色圖片60餘張，書中還插有若干黑白圖片。全書共收11607條，2300千字。
筆者認為，《絲綢之路大辭典》有如下特點：
其一，辭典所收有關絲綢之路的詞和事較為全面和系統，不僅包括狹義的絲綢之路交通道路、地理環境、政區城鎮、政治軍事、經濟貿易、文化科技、民族宗教、方言習俗等內涵，而且對海上絲路、西南絲路亦有所涉及；並增加了絲路文獻、絲路研究和今日絲路的新內容。今日絲路雖然只收錄2001年前的詞目，現在看來有的已過時，但作為歷史保存，仍有一定的意義。
其二，從辭典編纂學看，詞目的選擇、編排均較為嚴謹，十五編標題均濃縮為四個字，排列合乎邏輯；每編所分的目也較為合理。釋詞文字簡潔，符合辭典文字要求；且釋文格式基本統一，即詞目後為原名或它名，再為定性語，再釋詞之內容。
其三，辭典詞目及釋文較充分地吸收了中外學者研究絲綢之路的已有成果，突出表現在對文物考古新發現和新成果的利用上，如石窟藝術部分詞條、新出土的金銀器、碑銘墓誌等。方言習俗部分詞目及釋文也多有新意。
辭典出版後，得到學者、辭書專家及廣大讀者的好評，並於2009年獲得陝西省哲學社會科學優秀成果一等獎。絲綢之路及絲路學涉及面很廣，幾乎涵蓋了社會科學和自然科學的大部分學科，決非一部辭書所能包容，加之許多問題尚無定論，因而辭書仍然存在各種各樣的問題，今後還需要進一步修改、補充，進一步完善。
到2014年，由於絲綢之路及其研究對於今天中國甚至世界均有著重大的現實意義，我們與陝西人民出版社共同商議，對《絲綢之路大辭典》進行增訂，由筆者及王欣主編，以《絲綢之路辭典》之名重新出版。此次增訂，主要作了以下工作：1.在基本保持原《辭典》結構、辭目的基礎上，進行認真校對的同時，改正個別錯訛的字或句。2.增加一批圖片。3.增補有關辭目。原《辭典》辭目選用截止時間是2001年，此次增補2001至2015年的相關內容。其中增補最多的是「第八編文物古蹟」和「第十四編絲路研究」。4.對「第十五編絲路今日」作了大量刪改和增補：刪去了已經發生很大變化的西北五省區的交通、企業、文教等辭目，僅保留「旅遊與特產」部分；增加了有關「新絲綢之路」辭目。
《絲綢之路辭典》增訂本於2018年12月由陝西人民出版社正式出版。此辭典將上述筆者關於絲綢之路及絲路學的理念貫穿於全書，對「新絲綢之路」辭條的增補儘管辭目不多，但對絲路學研究的現實方面予以重點的關注。
《絲綢之路辭典》出版後，頗得學界好評。研究絲綢之路的學者武斌發表書評，稱此辭典為「鴻篇巨製的『絲路學』奠基之作」[11]；歷史學者李鴻賓稱此辭典為「一部明了古代中外交往『必備』的工具書」[12]：中國中外關係史學會會長萬明稱此辭典為「絲綢之路研究百科全書」[13]，等等。
通過《絲綢之路辭典》編纂工作這一實例，我們對絲路學這門既古老而又新興的學科，產生了更深入的認識。過去，老一輩的中外學者為絲路學的建立和發展作出了巨大的貢獻，現今在「一帶一路」及「人類命運共同體」的新時代，我們更應該在新的形勢下，將絲路學向前推進，不斷創新，讓21世紀的新絲綢之路為中國及世界作出新的貢獻！
[1]參見周偉洲：《中國絲路學與〈絲綢之路大辭典〉》，林超民編：《方國瑜誕辰一百一十周年紀念文集》，雲南大學出版社，2013年，第197-206頁。
[2]參見童斌：《日本的「絲綢之路熱」》，《世界歷史》1979年第6期，第86-88頁。
[3]Albert Herrmann, Die alten Seidenstrarsen zwischen China und Syrien:Beitrage zur alten Geographie Asiens，Berlin：Weidmannsche Buchhandlung，1910.
[4]《中國大百科全書》中國歷史卷，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1992年，笫957頁。
[5]如徐朗：《「絲綢之路」概念的提出與拓展》，《西域研究》2020年第1期，第140-151頁。劉進寶：《「絲綢之路」概念的形成及其在中國的傳播》，《中國社會科學》2018年第11期，第181-202頁。
[6]耿昇：《絲綢之路研究在中國—昆明絲綢之路學術會議綜述》，《西北第二民族學院學報》2002年第4期，第5-6頁。
[7]耿昇：《絲綢之路研究在中國—昆明絲綢之路學術會議綜述》，《西北第二民族學院學報》2002年第4期，第6頁。
[8]耿昇：《絲綢之路研究在中國-昆明絲綢之路學術會議綜述》，《西北第二民族學院學報》2002年第4期，第6頁。
[9]參見周偉洲：《絲綢之路與古代民族》，載《「草原絲綢之路」學術研討會論文集》，甘肅人民出版社，2010年，第1-6頁。
[10]昝濤：《「一帶一路」、「絲路學」與區域研究》，《新絲路學刊》2018年第1期，第138頁。
[11]武斌：《鴻篇巨製的「絲路學」奠基之作——評〈絲綢之路辭典〉》，《中國邊疆史地研究》2019年第4期，第194頁。
[12]李鴻賓：《一部明了古代中外交往必備的工具書——〈絲綢之路辭典》書後》，《中國歷史地理論叢》2020年第2期，第128頁。
[13]待刊。
（作者單位：陝西師範大學中國西部邊疆研究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