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馮俊文
來源 | 許倬雲說歷史（ID：hsuhistory）
荷馬史詩《奧德賽》中，希臘英雄奧德修斯在特洛伊陷落後返回故鄉,一路遭遇「忘憂果」的誘惑，獨眼巨人、海神波塞冬、魔女喀耳克及宙斯的攻擊等重重險阻，歷時十年才得以與苦苦等待的妻兒團圓。澳大利亞學者麥可·揚,為人類學奠基者之一馬林諾夫斯基做傳,採用上述典故,將其命名為《馬林諾夫斯基：一位人類學家的奧德賽》（1884—1920）,記敘其傳奇的前半生，並嘗試解讀「馬林諾夫斯基何以成為馬林諾夫斯基」。
許倬雲先生的一生，又何嘗不是一趟「奧德賽之旅」。其間的家國變遷、世事滄桑，沉浮其間的許先生本人經歷的離亂、求學、推動臺灣社會變革等，接續起來就是一部個人視角的中國近現代史。
奧德修斯返鄉前最後一站是斯克裡亞島，席間聽到歌手吟唱特洛伊戰爭，掩面而泣，向國王講述了自己十年來的種種艱辛，感人至深。「中研院」史語所先後二十八次對許先生進行訪問，於2010年由其弟子陳永發等人整理而成口述歷史《家事國事天下事：許倬雲院士一生回顧》，結合《許倬雲談話錄》等書中所涉及的個人經歷部分一併讀來，讓人不禁想起奧德修斯的掩面而泣。其實，杜甫《贈衛八處士》尾聯兩句也將這種情緒表達得凝重深沉：明日隔山嶽，世事兩茫茫。
許先生出身無錫大族，「開壇始祖」是青巖公許松佶（—1764），乾隆年間官至湖南巡撫，可惜未及上任就過世了。至今還能見到山西巡撫覺羅石麟保舉許松佶的文書，上有雍正硃批。其父許鳳藻（1891—1953）為清末海軍軍官，辛亥革命爆發時恰好在武昌，曾力阻薩鎮冰軍艦，將其堵在九江湖口。後來孫中山寫過「海天一色」的條幅贈送給他，49年以後帶到臺灣。在北洋政府海軍部許鳳藻做到海軍少將，1928年轉任廈門海關監督，兩年後許先生在廈門出生。
數十年後許先生曾攜夫人回廈門訪舊，當年鼓浪嶼日光巖的廈門關監督公署官邸，已變成廈門大學海關研究中心的宿舍。許家老宅「既翕堂」，1987年曾被列入「無錫市文物遺蹟控制單位」，1996年被拆遷改建為無錫市檢察院大樓。只留下門前的下馬石，被搬到東林書院，現在還能見到。
許先生兄妹八人，他排行老七，與其弟弟許翼雲是一胎雙生。成人後許氏兄妹均就讀於名校，或在大學任教，或從業律師、銀行業，各有成就。許家後輩也是人才輩出，許倬雲二姐許婉清之子李建復，是《龍的傳人》原唱，與蔡琴等人組建過「天水樂集」；著名歌手王力宏，則是其長姐許留芬的孫子。
許先生近三十年來以「學術大眾化傳播」享譽兩岸，饒有興味的是，當今新一代的年輕人了解他，卻是通過「王力宏的學霸舅公」這一角度。有一張照片在網上廣為流傳：許先生身著深藍色外套，講話時兩撇銀白色的壽眉分外搶眼，旁邊的王力宏紅T恤、藍色牛仔，鬍子沒刮，側身聽得極其認真。
△1934年，許先生隨父移居沙市荊沙關監督公署。抗戰開始後，沙市地處要衝，逃難的人經此轉往四川，川軍也經此開赴前線。在沙市家門口的下馬石旁，眼看著一隊隊川軍開往臺兒莊，有許多士兵還是小孩子。那時候他才只有七八歲，卻因為母親一句話，「這些人可能再也回不來」，一夜之間突然長大。七十年後回顧起這段往事，許先生還是忍不住傷心流淚。
抗戰中的這段經歷對許先生影響至深，戰爭的烙印使他對日本人的「恨意」直到很多年以後才慢慢消解掉，身上一以貫之的家國情懷卻始終不渝——這也影響到許先生後來的人生選擇：無論是學術研究之餘親身參與臺灣政治民主化改革，還是晚年堅持面向大眾的史學寫作，都是這種情懷的外化。
△除此之外，這一時期深入中國傳統社會最底層的經歷，使得他對中國社會複雜性的認識——包括對傳統中國精耕細作的農家手工業和市場網絡的認識，都遠較常人深刻、真切，這種經驗也直接影響幾十年後他寫作《漢代農業》一書及《求古編》中的若干章節（包括導言）。無獨有偶，餘英時先生講述在老家安徽潛山的生活，也曾著意強調這段經歷對其體察傳統中國社會，所起到的作用。
抗戰勝利後，許父曾先後負責清理航道、管理外匯等工作，1948年退休，不久遭遇通貨膨脹，豐厚的退休金連帶積蓄都變成廢紙。1953年，許父在臺灣過世，享年60歲。
四九鼎革，許先生隨家人遷臺，考入臺大外文系，在傅斯年的建議下轉入歷史系一直讀到碩士畢業。七年間他師從李濟、董作賓、芮逸夫、李宗侗等前輩學者，專攻上古史，後來他在芝加哥大學完成博士論文《Ancient China in Transition》，憑藉的就是研究所時期在芮逸夫指導下，做《左傳》人名譜系打下的基礎。李濟要求學生「不收古董」，他的學生許倬雲、張光直和李亦園都謹遵師訓。
1994年至1996年張光直出任「中央研究院」副院長期間，有人偷運郭店楚簡的一部分到香港，當時許先生恰好在香港講學，就出了十萬港幣的定金，餘款由張光直向辜振甫募集，打算買給史語所做研究用。結果，考慮到「不收古董」這一師訓，他們終究放棄了購買計劃。後來，這批竹簡被日本人買去了，非常可惜。可他數次講到此事，都表示無怨無悔。
1957年，經胡適四次努力爭取，時任中研院考古所助理研究員的許先生，獲得紐約華僑徐銘信提供的1500美元獎學金，赴美攻讀歷史學博士。1962年3月2日，許先生學成返臺當日，恰逢胡先生出殯。他趕到南港中研院送先生最後一程，因為先天不良於行，只能送到山下,內心百感交集。
△這一時期是美國漢學研究大發展及學術範式轉型期，按餘英時先生《從傳統到現代:中國研究在美國的轉向》一文所說，就是「開始了一個劃時代的轉向」。（《讀書》，2014.7）漢學不僅從傳統的東方學一個分支獨立出來，關注點從古代中國轉向現代中國，研究方法也開始引入社會學、統計學等其他學科的方法理論。1956年何炳棣在哈佛東亞中心擔任研究員，費正清就曾邀請過他與人口學家艾琳·陶伯夫婦對談——其丈夫康納德任職於聯邦普查局，商討共同研究，可惜因分歧過大未能合作成功。
餘英時的親身體會是，這種變革與二戰後東亞格局的變化有關:國民黨敗退臺灣，引起美國朝野爭論「美國為什麼失掉了中國」;其後的韓戰，恐怕更加刺激了美國人。1955年，費正清主持的哈佛東亞中心成立；哈佛燕京圖書館的收藏重心，也從古代轉向現代東亞和中國。同時，1949年後大批中國知識分子流寓美國，也為這一領域注入了力量。
△費正清（John King Fairbank，1907-1991）
1957年9月31日，德國漢學家傅吾康訪問哈佛東亞中心，在同一層樓就碰到了周策縱、徐中約、瞿同祖、楊聯陞等華人學者。其他一流大學也競相著手現代中國研究且成果斐然，這都不是偶然所致。前幾年許先生有篇文章回顧美國漢學研究，也持相同看法。
不過，許先生沒有進入哈佛大學東亞研究中心，他選擇的是芝加哥大學的東方學研究所，這與何炳棣取道西洋學的路徑極為相似。芝大東方學研究所的重點是埃及和兩河流域的考古，也有一小部分人做希臘考古和中國古代研究。許先生在這裡接受了社會學、宗教學以及計量統計學方面的訓練，也薰染了芝大「眼光宏闊」的學風、大問題意識。何炳棣在回憶錄中，對芝大這種學風頗有微詞——他一生只做「世界第一流的學問」。
學術上許先生以上古史研究著稱，有《西周史》、《漢代農業》、《中國古代社會史論》、《求古編》等著作行世。2010年 「中研院」為許先生慶壽，院士杜正勝如是評價：「許先生最大的影響不在於上古史，而在於所引入的那種關注社會經濟領域的研究視角。」許先生上述學術代表作，與何炳棣研究明代人口及稍晚的中研院同人毛漢光研究魏晉時期社會流動的方法，大致都體現同一學術取向。參與臺灣社會轉型。
許先生他們這一輩經歷過戰亂年代輾轉流徙之苦的人，相較而言有著更深重的家國之思。陳永發也評價他說：（許先生）「尤其不是學院象牙塔的專家型學者」。與許倬雲同歲的餘英時先生，曾有一句廣為流傳的話：「我到哪裡，哪裡就是中國。」這句話脫胎於德國小說家、1929年諾獎得主託馬斯·曼，1938年他因公開批評納粹流亡美國，接受《紐約時報》時說：「我在哪裡，哪裡就是德國。我帶著德意志文化。我與世界保持聯繫。」這體現他們對自身及根植其中的文化的強大自信，以及承擔精神。
△託馬斯 · 曼（Thomas Mann，1875-1955）
如今兩位先生年事已高。旅居海外也有數十年，對兩岸所發生的事情（如臺灣服貿事件、兩岸關係等），他們仍頻頻發聲。一方面是履行一個知識分子的職責；更為深層次的，還是他們對生養自己的土地及人民，懷有一份深情。
早年許先生就被譽為「傅斯年型的人物」，無論是學術上還是組織能力都是一流。在美國留學期間，他就曾參與過美國的民權運動，及臺灣主導的學術外交活動。事實上整個臺灣民主化的進程他都參與其中。蔣經國和陳誠都曾約見過他，藉以了解世界政治、經濟的變化。
1972年蔣經國連續5年，每年夏天召開「建設會議」都會請許先生回臺灣參加。七十年代以後，他經常在《中國時報》和《聯合報》上撰寫社論，針對臺灣發生的事情針砭時弊，多的時候一個星期能寫五篇。碰到緊急的情況，甚至會有編輯電話口述事件的前因後果，一個小時後許先生寫好文稿，再打電話回去，由錄音機記錄、整理。由此也可見許先生的捷才。
許先生做事效率極高，我發給他的郵件基本上當天就能見到回復，十幾萬字的書稿，終審定稿的時間通常只需一兩天即可看完。他和臺灣媒體界的關係，保持了四十年之久，及至2001年張學良過世，《中國時報》社論依然由他執筆。
在臺大其間，許先生和殷海光等自由主義人士多有交往。當時殷海光家門口有個餛飩攤子，實際上就是情治部門專門派過來監視他的，一般人也就不敢輕易上門。但許先生經常上門找他聊天，談讀書、談政治。當時臺大校方不批准殷海光的演講，許倬雲就以自己的名義申請。開場時先上去講一段：「今天我不想講了，請殷先生代打。」相關人員也只能在下面乾瞪眼，臉色很不好看。政治上許先生一直是反對黨治，當時臺大訓導處的組長發展他入黨，許先生的回覆是：「先生，能不能留幾個乾淨的人在外面？」
△許先生對臺灣的看法，主要體現在兩本書：《臺灣四百年》與《家事國事天下事》。前者是薄薄的一本小冊子，不到十萬字，卻對臺灣的過去、現在及未來，有著精準的理解及分析；對臺灣經濟現代化和政治民主化的回顧與反思，則是這本書最大的亮點。政治上許先生批評臺灣「政黨的對峙，乃是以大陸取向和本土取向為楚河漢界」；經濟上許先生充分肯定臺灣的建設成就，但對臺灣貧富分化、族群對立、環境惡化等諸多方面的問題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臺灣是我們的一面鏡子，但也並非某些人想像中的，是一片「純良」、充滿「民國遺韻」的世外樂土——每個社會發展到一定階段，都會有各自的問題。除此之外，許先生還以親歷者的身份，不斷呼籲大陸讀者要對臺灣「心存同情」「也會因為同情，所以能更深刻地理解」。從某種程度上說，這是本關於今天台灣人的精神與困境之書。他們面臨的很多問題我們正在經歷，另外一些問題或許不久的將來我們也要面對。他的口述自傳《家事國事天下事》相關部分，則更側重於個人視角親歷的臺灣變革，其間的種種細節。
但是在兩岸三地，許先生影響更大的可能是大眾史學的寫作。近二十年來，他陸續出版了《萬古江河》、《說中國》、《中國文化的精神》、「許倬雲看歷史系列」「許倬雲說歷史系列」等三十餘種。有的書是精心撰著而成，有的則是在企業、高校講座的課件整理而成。但所有的這些作品，都有著一以貫之的內在理念——他關注的始終是與當下、與中國相關的大問題，「他關懷的不只是中國文明的起源和發展，更是中國文明在面對科學文明挑戰後的未來。」（陳永發語）
除此之外，近二十年來他一直在思考的問題是：西方主導主宰人類歷史數百年的現代文明已現衰象，科技文明之後，我們的出路在何方？或許，這種文字背後的問題意識和情懷，也是許先生的書受到白領、商人、學生等階層喜愛的原因。某次和一個做警察的朋友閒聊，話題說到許先生，對方肅然起敬——「《中西文明的對照》我讀過，非常好。你再給我推薦幾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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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先生曾說過一句話：「今天中國可以不要一篇細緻的學術文章，但需要普通讀者讀得通的文章。」去年清華大學校長邱勇推薦給新生人手一本《萬古江河》，今年的《十三邀》對許先生的訪問，這兩件事情，把他的作品推到了更年輕一輩普通讀者的世界。我想，這也是許先生一直以來的願望，也是最好的生日禮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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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先生大陸出版的部分作品
行筆至此，突然想起餘英時先生講的一個佛經故事：
昔有鸚鵡飛集陀山，乃山中大火。鸚鵡遙見，以水濡羽，飛而灑之。天神言：爾雖有志意，何足雲哉？對曰：常僑居是山，不忍見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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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許倬雲孫曼麗獎學金捐贈儀式
在無錫輔仁高中舉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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