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許倬雲
轉自：學術與社會（ID：Academia-Society）
編者案：羅馬帝國的崩解與大漢帝國的衰亡在時間上基本同時，在形式也似乎類同，都存在內部勢力的分裂和外部蠻族的威脅。這也使得對兩個當時世界上最大最重要帝國的對比研究成為一種持續的學術熱點。許倬雲此文以非常宏觀的視野，從帝國系統結構的對比出發，指出兩個帝國的異同。他認為就帝國的中心與邊陲、層級的上級與下屬關係而言，羅馬的複雜體系，是一種「擴散型」的結構，而漢帝國則是一種「凝聚型」結構。這種說法儘管沒有超越中國「大一統」的理論內核，但也提供了一種從系統結構的角度思考大一統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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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漢是一個朝代，自有其明白的起訖年份。然而，東漢上承秦代與西漢的典章制度，作為一個政治體，其上限不能不溯及公元前第三世紀。東漢帝祚之終在獻帝之世，但是董卓進洛陽，天下開始紛擾，東漢代表的秩序已經解體，則東漢之崩解實際上應在公元189 年。
羅馬帝國，上承由羅馬城邦建立的羅馬共和國。公元前264 年，羅馬統一義大利半島；公元前165 年，羅馬滅馬其頓，確立地中海霸權，執希臘文化圈的牛耳。公元前30 年，屋大維掌握政權，公元前27 年，屋大維稱奧古斯都，共和國改為帝國體制。公元第三世紀（公元193—284 年），羅馬帝國經歷幾乎長達一世紀的混亂，沿邊烽煙四起，軍人擁立皇帝，皇位更迭頻繁，更有一年之內數易帝主（如在公元238 年、253 年等），內戰不絕，政治敗壞，百姓愁苦。至Diocletian（284—305 年）及Constantine（306—337 年）才恢復治安。公元364 年，羅馬分東西兩都。從此，地中海世界分裂為二。西羅馬的正統至公元476 年終止，東羅馬則又延續了千年之久。在公元第五世紀，西羅馬北邊與西邊的日耳曼部族紛紛入侵，割裂疆土，建立政權，歐洲終於出現了多國體制。以上西羅馬變化，在時間上與東漢以至三國魏晉平行。東漢末年的擾攘，三國分立，以致五胡紛紛進入中原，中國長期分裂。兩個古代世界崩解的情勢也相類似。
西羅馬衰亡是歐洲史上一大課題。從吉朋（Edward Gibbon）以來，論著不斷。吉朋的經典著作The Decline and Fall of Roman Empire對於羅馬帝國的覆亡，提出全面的討論：內亂外患，天災人禍，都在不同的時期，擾亂了也削弱了羅馬的國力。他在第三十章中，綜述了覆亡的幾項原因。他特別注意到基督教及其對羅馬精神的影響。教會與國家兩個分立體系也使羅馬社會難以整合。在其他方面，吉朋以為羅馬低估了邊疆外族的威脅，指出羅馬疆域內各地區利益與傳統的多元性，也觀察到文明腐蝕了羅馬人的精神與生活方式。
1886年雕刻版畫《西羅馬帝國皇帝霍諾裡烏斯的最愛》
另一位羅馬史的專家Michael I. Rostovtzeff 則從社會經濟史的角度考察羅馬衰亡的原因。他指出羅馬社會的分化，一方面羅馬世家大族與一般百姓之間的隔絕；另一方面由於羅馬世界的都市文化，有城鄉之間的對立。終於，以城市文化為基礎的羅馬，被底層文化拉垮了。Frank William Walbank 也從社會結構分析羅馬的覆亡，卻採取生產力的理論，以為羅馬低效率的奴隸生產制是羅馬崩解的原因。Ramsey McMullen 將羅馬覆亡歸咎於戰爭的負擔及軍人勢力的膨脹。A.H. M. Jones 認為羅馬早期擴張及後期的外患，導致羅馬財政困難，及外重內輕的失衡，因此，外族的壓力是羅馬覆亡的重要原因。也有以為自然災害及生態變化，導致羅馬帝國農業衰退，人口減少。
回到吉朋的著作，他在不同的章節，提出不同的原因，以說明羅馬帝國的崩解。用中國歷史學家處理朝代覆亡的說法，末世的現象，必是天災荐臻，政治敗壞，內憂外患，人謀不臧，百姓愁苦……一大串的「併發症」，遂致天命改易。
東漢地方與中央之間，也是漸行漸遠。地方大族逐漸根深柢固，形成新貴族，包辦了察舉，也把持了地方，東漢州郡掾屬是當地實質統治階層，所謂「汝南太守範孟傅，南陽宗資主畫諾」，「南陽太守岑公孝，弘農成瑨但坐嘯」。地方逐漸發展主體性，東漢州郡，每有地方的史籍，如《陳留風俗傳》、《汝南先賢傳》、《益都耆舊傳》、《襄陽耆舊記》、《青州先賢傳》……諸書多已不存，但仍見於《三國志》裴松之注及其他史籍的引用。這種心態，正反映了漢代次級系統尋求自主意識。
東漢人口，極盛時也有四千餘萬，不下於西漢人眾，但人口分布頗不相同。東漢末季，中原州郡人口減少，東南與南方大幅增長，內外的比重，非復舊時。西漢的州部，只是督察單位，刺史權位，不如郡守。但東漢州權大增，刺史統轄屬郡，位同方伯。東漢分裂的形勢已成。黃巾一起，皇室威信已經蕩然，是以皇甫嵩立了大功，閻安即勸他「推亡漢於已倒」，代漢自立。漢祚之移，在於人心已散，不必等待董卓曹操了。及至大亂已成，名豪大俠，州郡守將，風起雲聚，四處舉兵，漢代的複雜體系，在主軸解紐之後，中國分裂為五六個競爭單位，歸結為三國分立……這種發展，正是不穩定系統崩解為若干次級系統的實例。
西羅馬的崩解，也可作如是觀。羅馬由義大利半島上一個城邦起家，東徵西討，逐步兼併了半島上的各邦，然後統一地中海沿岸，又北收高盧，東並兩河及尼羅河流域。羅馬軍團兵鋒所及，無不臣服。在這一大帝國內，羅馬並未建立西漢那樣的郡縣制度。羅馬的統治權，建立在戍守各地的武裝力量，及收奪各地資源的殖民政策與貿易活動。這一帝國，也有空間的中心與邊陲，也有層級的羅馬與屬地。但是，羅馬的複雜體系，可稱為「擴散型」的結構，與漢代的「凝聚型」極為不同。
擴散型的結構，離中心越遠，中央控制越弱，羅馬在各處的控制，都以城市為據點。在義大利半島上，城市之間有密切的來往。地中海各地，如北非及北岸，則城市與城外，族屬與文化均不同，頗像中國周代的封建，有國野的截然劃分。地中海東部以及海東地區，原是希臘文化的世界，各屬地有其各自歷史傳統，羅馬人的戍軍及殖民者所建莊園之外，全是土著居民。這些地方，羅馬的控制，均須假手當地的勢力。舉例言之，猶太人也是羅馬百姓，但是猶太人治耶穌死罪，羅馬的總督置身事外，讓猶太人以猶太法律處置。這種次級系統，其原有的獨立性，遠較漢代州郡的自主性為強。於是，一旦羅馬失去控制能力，這些次級系統自然紛紛脫幅，羅馬的複雜體系也就崩解了。
羅馬的統治結構，原由城邦制度演變而來。奧古斯都改共和國為帝制，權力集中於皇帝。但是統治階層的參議院議員，其家族都是富貴顯赫的上層。舊日羅馬擔任騎士的士族，服公職及兵役，但是不易有晉入上層的機會。這一統治階層的內部分歧，其彼此隔絕，也迥異於漢代察舉製作為上下溝通的情形。羅馬各地城市，有市民階層，城外則是農莊主人與辛苦勞作的農民。這三者之間，也缺少了社會流動的機制。於是羅馬上下之間，本少交流，其結構是相當鬆散的。
羅馬以殖民與戍軍維持這一複雜體系於不墜，又以貿易將羅馬生產的酒與橄欖油，換取各處資源。羅馬不斷擴張，壯者從軍，內地生產只能由奴隸擔任。羅馬越是開疆闢土，其本土人口與總人口的比數越小；戍守在外的軍團越多，留在本土的人口越少。這一擴散型的體系，終於外強中乾，枝強幹弱，一旦本土小有變動，各地必定尋求自主。羅馬建立東都，原為有效的控制東土。然而，東都皇帝的利益在東方，漸漸不再支持西都的本土。於是，東羅馬漸成為希臘化的另一勢力，不但不是羅馬犄角支援，反而割裂帝國據地自雄。東羅馬在西羅馬覆亡之後，又延祚將及千年，其實已是另一政治體系。
從東漢與羅馬帝國的崩解的比較，可知各種天災、人禍、內憂、外患，都是崩解過程中的因與緣。兩者崩解的原因，都在其結構方面，是不夠穩定的次級系統，勉強系附於主系統，一旦內部各成分彼此不能協調，即是失去運作功能。主系統失去控制能力，複雜體系也就崩解為若干獨立的次級系統。漢代中國有一個相當整合的市場網絡，將全國農業與製造業經濟有機的聯繫於整體的流動轉輸。這一經濟體系，也可以分裂為若干獨立的次級系統。然而，中國是一整片土地，南北東西，互通有無，則彼此互利。各個獨立系統，若沒有外來力量的幹預，終於還會整合為一個籠罩全國的龐大體系。這一現象，加上儒家文化的滲透各地，中國的龐大複雜體系，雖經過中古的崩解，還是越來越凝聚，成為穩定的結構。
相對於漢代的情形，羅馬的世界，也有互通有無的經濟網絡。製造業大多在城市之內。城鄉之間少有共同的利益。羅馬各行省與各屬國，都有其自己四周的經濟圈，不必依賴於羅馬帝國的交易網。加上在基督教成為正統後，羅馬文化不再是廣大地區的主流。基督教文化能夠整合地中海世界，甚至能擴散到歐洲及中東地區。但是基督教會與帝國政權，分多合少。是以羅馬崩解後，地中海世界有天主教與東正教兩個是可以取代帝國的教會秩序，卻不是羅馬帝國政治體系的延續。
兩個帝國崩解的表面現象相似，兩者結構又不相同。似乎崩解之原因，均在結構本身核心部分有了分裂，遂不足以維繫不十分穩定的次級系統。但是凝聚型的結構，終於有複合的能力，擴散型的結構則一旦分散，即不再整合。
許倬云：《歷史分光鏡》，中華書局2015年版
本文轉載自公眾號：長孫博歷史學考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