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大變局：世界與中國》張蘊嶺主編 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
長江日報-長江網訊（記者周劼）新冠肺炎疫情在全球的暴發，各國的不同應對，引發了世界性的爭議和爭端，很多學者驚嘆：疫情正改變世界格局，我們正在見證歷史大轉折。果真如此嗎？疫情何以帶來世界的改變？從大歷史的角度看，疫情帶來的改變和百年大變局有怎樣的關係？對此，讀+周刊記者專訪了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員、學部委員，山東大學國際問題研究院院長張蘊嶺——
20多年前，上世紀90年代，張蘊嶺領導一批中國學者開展了一個「關於下個世紀中、美、日關係重大變化」學術項目。
他最喜歡的座右銘是：做創造性的工作。這個項目是從微小的現實變化中預見到歷史的大趨勢，屬於他所說的創造性工作。
當時的一份英文經濟學雜誌介紹說，雖然大家喜歡叫張蘊嶺「老張」，但他其實沒那麼老，他還是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所最年輕的所長之一。
張蘊嶺1945年出生於山東省農村。如今，本世紀已過去20年，他成了名副其實的「老張」，對於國際關係變化趨勢的深刻研究，使他對於「百年大變局」的命題有了一種縱橫兩種坐標的理解。
日前，他主編的《百年大變局：世界與中國》一書出版，書中集合了十多位著名學者的研究成果，就是想以全球維度和大歷史視野解答「百年未有之大變局」對中國意味著什麼，如何應對大變局等問題。
何謂百年大變局
百年大變局，從字面上理解，百年，是指一個長時期的跨度，不是幾年或幾十年；大變局，是說發生重要的、影響巨大的變化，不是小規模、局部的改變。既然是變局，也意味著變化涉及大的格局、秩序、體系。因此，張蘊嶺說，對於百年大變局，要有歷史的眼光，有大視野，有謀略。「百年大變局」的關鍵字是「變」，要研究變什麼、怎麼變、變到哪裡去。
歷史的眼光，說的是從時間坐標來看，審視百年大變局不能只盯著一個百年，要圍繞新千年的上下兩個百年，即上個百年（從1900年至2000年，即20世紀）和下個百年（從2000年到2100年，即21世紀）來觀察和認識中國與世界。兩個百年橫跨兩個世紀，而我們正好又處於世紀之交，所以，張蘊嶺將「百年大變局」的審視稱為「世紀之變的認識與觀察」。
從歷史規律來看，世紀之變常常有特殊的含義，「這期間是世紀交替和新千年轉換，一般來說，世紀交替和新千年轉換期往往是大變局時期。從中國的角度來說，這個時期發生的變化和將要發生的變化不僅深刻，而且深遠。中國的近代衰落和現代復興都與世界大變局有著密切的關聯，因此，中國與世界的變局是同步交織與相互作用的」。
大視野，說的是從橫向的關聯來看，以現代中國為中心視角的世界大變局，是中國從弱到強的轉變進程。而國際經濟、政治、國際關係、社會、文化、科技等等，每一個領域的大變局都會引起其他領域的變化，並且與其他領域相聯繫。
有謀略，說的是任何大變局都是由小變化逐步累積而成的，由量變到質變，因此，研究大變局不可忽視小變局，甚至是微變局。觀察和研究這些「細小的變化」，往往可以從中發現大趨勢變化的內在根源。
百年大變局「變」在哪裡
百年大變局關鍵還在於「變」——歷史的大趨勢，新世紀不過20年，一些變局的大趨勢已經顯現。張蘊嶺歸納說，「變」包括：
力量對比的變化。自西方開啟工業化以後，世界的權勢重心向西方轉移，從歐洲到美國，由此，世界分為發達國家群體與發展中國家群體。長期以來，發達國家一直是世界力量的重心，曾佔世界GDP的80%。如今，發展中國家的力量有了大幅度提升，按GDP佔到50%，按購買力平價計算，已經超過發達國家。根據預測，到這個百年的中期，經濟總量將可顯著超過現有的發達國家。從世界經濟發展的角度觀察，拉動力或者說是增量部分可能主要來自現有的發展中國家群體。
發展範式的危機。西方創造了工業化模式，推動了世界的大發展，讓更多的國家步入了工業化行列。現在這個現代化模式出現了各種問題，出現了綜合性危機，包括資源危機、能源危機、生態危機等等。傳統工業化發展的基本特徵是以生產越來越多的產品為目標。事實表明，這種發展範式難以為繼。
財富的分配也出了大問題。全球化創建了世界市場與國際生產網絡，生產要素在世界範圍流動與布局，由此極大地拓展了經濟規模效益，推動了經濟的增長。但是，在一個開放的大市場空間，財富積累和收入分配的兩極化，也使得許多地區因「沒有競爭優勢」而變得「空心化」，使許多人，甚至國家被邊緣化，從而導致嚴重的經濟與社會問題。
氣候變化的未知性。氣候變化會影響整個人類的基本生存環境，帶來巨大的未知性。氣候變化是長期累積的結果，與傳統的生產方式有著極大的關係，也與人類生活方式有關。不過，在氣候變化的「灰犀牛」衝到人類面前之前，很多人可能還不相信「人類悲劇」真的會發生，也有很多人試圖置身事外，逃避承擔公共責任，這也許是最令人擔心的問題。
新科技革命的「風暴」。我們正處在一場新的科技革命之中，它剛剛開始，就顯示出驚人的創造力了。以智能化技術為牽引的這場新科技運動，猶如一場「風暴」，席捲各個領域，預計會在21世紀的前半時期得到廣泛應用。智能化與以往的科技革命技術不同，是以模擬人的智能、替代人的智能，甚至改變人的智能為特徵，把智能應用到廣泛的領域，從而開啟發展的新境界，造成經濟、社會，甚至文化的大變局。
【訪談】
百年未有之大變局，
伴隨著百年未有之機遇
疫情加速了一些問題向更複雜性改變
讀+：有人說這次新冠肺炎疫情將會深刻地改變世界的格局，您認同這個判斷嗎？從百年大變局的宏觀角度，怎麼看這次疫情帶給世界的改變？
張蘊嶺：我覺得這次疫情只是加速或促進了一些問題向更複雜性改變。應該說這些改變在疫情之前其實就已經發生了。我們記憶猶新的有兩次改變：一次是2008年的世界金融危機，這場危機以後世界出現了大調整，美國的政策開始轉向，但當時還是一種合作應對危機的態勢，為此世界創造了G20；另一個改變是2010年中國GDP超過了日本，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國家，引起西方，特別是美國的戰略性警覺。疫情期間也出現了一個新的因素。疫情的突然襲擊，考驗各國政府的應對。大家發現，長期以來形成的國際分工，使大部分與疫情有關的物資生產都集中於中國。
這一系列的變化都引起了大家廣泛思考。這種思考也有其正面的意義，那就是，經過很長時間的全球化供應鏈構造，世界得到了發展、效率得到了提高。但是另一方面也積累了很多的問題，這一系列的問題都因為疫情而加劇了。但是從歷史來看，世界的一大教訓就是，一旦走向極端，必然走向災難。我們現在的世界和過去最大的不同就在於相互依賴的關係太緊密了。一些極端的措施，不僅害人也會害己。
東方國家在世界發展中的作用回歸
讀+：百年未有之大變局中，國際關係和國際秩序也在深度調整，面對一些矛盾和衝突，中國應如何應對？
張蘊嶺：回答這個問題，需要看看中國是如何定位自己和定位世界的。中國始終不渝地走和平發展的道路，不走傳統大國崛起的老路。面對複雜的世界局勢，中國大力推動夥伴關係的構建，與世界各國先後建立了各具特色的夥伴關係。夥伴關係的基本特徵是尋求共同利益，協商合作，結伴不結盟，是在推動新型國家間關係的創新，也是推動世界走向和平發展的重要貢獻。
就像中國提出「一帶一路」倡議，所遵循的原則是共商共建共享，為所有參與方提供開放的大平臺。對於世界發展來說，「一帶一路」是一種新型的發展合作方式，是一個需要持續投入的「百年工程」。中國要做變局方向的引領者，這個引領本身也是變局的內容，即東方國家在世界發展中的作用回歸。中國要做思想引領者，需要一個開放的思想環境，讓思想和文化雙向、多向交流，只有這樣，才能在國際交往中提升影響力。
中國提出「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倡議，著眼於推動新型國際秩序的建設。人類命運共同體的構建涉及全球，具體體現在區域、領域、雙邊與多邊關係各個層次。命運共同體的英文翻譯是Community of Shared Future，直譯過來就是「共創未來的共同體」。「共創未來」首先是一個理念，是一種文明，不是一個組織，體現在從宏觀、中觀到微觀，從世界、地區到國家，從人類、族群到個人的各個層面。在中國傳統思想文化中，「世界大同」是最高的文明境界。這樣的思想境界在其他國家也有，比如德國哲學家康德就提出「永久和平論」等。
中國發展範式轉變肩負著雙重使命，既為自己，也為世界
讀+：在百年大變局中，中國將發揮怎樣的作用、承擔怎樣的使命？
張蘊嶺：歷史上，中國曾是世界上綜合力量最強的國家，是東方文明和「天下秩序」的中心。近代以來，面對西方世界的崛起與擴張，中國衰落了，受到了列強的欺凌與侵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成立終止了中國的下行，開啟了民族復興的進程。到這個百年，即2000年之時，就經濟總量而言，中國重新列於世界大國之林，此後，復興的進程加快。這個大變局無論對中國，還是對世界，都是意義非凡的。
2017年，黨的十九大召開，為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確立了明確和具體的規劃目標。按照新「兩步走」的進程，到21世紀中葉，即2050年，建成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顯然，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是這個百年上半期中國的根本任務。
中國對百年大變局的影響不僅僅體現在經濟總量、綜合實力的上升上，更為重要的是體現在以新理念創建發展範式上。中國的發展實現了經濟總量的快速提升，為此也付出了巨大的代價，如空氣汙染、水質汙染、土地汙染等。同時，鑑於中國規模大，與世界緊密連接，中國對世界的影響巨大。因此，轉變發展方式，不僅是中國自身最為緊迫的任務，也是世界發展所需。
由此，中國的發展範式轉變肩負著雙重使命，既為自己，也為世界。新發展範式需要體現：綠色可持續；新能源結構，突破傳統方式的資源、能源制約；能夠體現效率與公平的基本均衡。向新範式的轉變是一場大變局，既是充滿希望的，也是非常艱難的，並且發展方式的轉變是與政治、社會、文化價值相聯繫的，需要有與此相向而行的改革創新。
中國作為一個由發展中國家向發達國家邁進的大國，其轉變的深刻含義也體現在非西方大國崛起。東歐劇變、蘇聯解體後，有的人斷言西方價值觀和政治體制將主導世界，由此得出了「歷史終結論」。事實證明，這個論斷並不正確，中國走出了一條不同的道路，發展了現代化政治構建的理論和實踐，並力求把中國長期積累的政治和文化傳統與現代化建設進程結合起來。
從這個意義上說，中國發展的成功是對世界發展的巨大貢獻，對於多樣性世界的發展具有重要的影響，中國的成功為世界多樣性的發展提供了不同的選擇，每個國家都可以探索符合本國國情的模式。
【編輯：丁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