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徵字玄成,館陶(今屬河北)人,是唐太宗最重要
的輔佐謀臣。曾奉太宗之命主編《隋書》,撰寫過《隋書》的序論和《梁書》、《陳書》、《齊書》的總論,但他的謀略思想主要體現在他給唐太宗上的一系列諫言中。這些諫言大都記載於《貞觀政要》一書。魏徵的謀略思想主要是關於君王如何為政治國的謀略。
納諫辨奸之策
魏徵認為,人君納諫不只是聽聽意見而已,直接關乎國家君王的安危但是,要納諫就必須造成臣能諫,君王能納的環境,而且還要保證能採納到正確的建言。這就是君王的納諫辨奸之策。
(1)君王虛心求諫,使臣下敢於進諫。進諫之難在於君王嚴威在上,阿諛之臣悅聲在耳,而自古上書,「多切。若不激切,則不能起主人之心。激切即似訕謗」。所以,君王想要聽真正的意見,首先就必須「虛心採納」,以除臣下進言的恐懼和後顧之優。對於臣子而言,信而不諫、則謂之尸祿」。如果君上實際上做到了虛心納諫,臣下卻奶然不進言,那麼,這就是居位食祿而不盡職,這是臣下不盡忠盡職。所以,虛心納諫,不僅是可以使君王聽到好的在見,而且在此種情況下的諫與不諫也直接是檢驗臣下是否能克職盡忠的一個尺度。
(2)辨奸遠讒,使忠臣不冤。魏徵認為,君王為政,必須遠小人,絕奸佞。在用人上,小人是亂國之根。小人亂國,是通過蒙蔽主人,進獻讒言,殘害忠良來實現的。所以,從心理上說,君主極易誤聽讒言,降罪忠良所以,遠小人,絕奸佞乃納諫進忠之道魏徵提出:辨別忠奸賢愚之術有「六觀」、「二知」六觀」是:「貴則觀其所舉,富則觀其所養,居則觀其所好,習則觀其所言,窮則觀其所受,賤則觀其所不為。」最明顯地體現在他平時的言行之中。所以,「六觀」是辨人之術所謂「二知」就是「愛而知其惡,憎而知其善」。若憎而不知其善,則為善必懼。愛而不知其惡,則為惡者實繁」。知人不以君王自己的喜怒好惡為轉移,對自已喜愛親近的人要意識到他的短處、害處;對自己不喜歡的人要看到他的長處、好處。
守業之道
魏徵認為,帝王之業,創業不易,但守業更難。在創業之後如何廣業,便成為所有創業而得天下者的核心問題。緣於此.魏徵提出了…系列的君王業之策
(1)居安思危,「安不忘危,治不忘亂」。「自古失國之主,皆為居安忘危,處洽忘亂,所以不能長久。
「君人者,誠能見可欲,則思知足以自戒;將有作,則
思知止以安人;念高危,則思謙衝而自牧;懼滿溢,則思江海下百川;樂盤遊,則思三驅以為度;憂懈怠,則思慎始而蔽終;慮壅蔽,則思虛心以納下;想讒邪,則思正身以黜惡;恩所加,則思無因喜以謬賞;罰所及,則思無因怒而濫刑。」「十思」包括自戒、安人、修養、大度、勤儉、勵政、納言、去惡、賞罰等方面,它的核心是要解決君王「居安思危」如何思、何所思的問題因此,它是君王「居安思危」的具體方法。
(2)為善政,以戒災變。善政是治國之本,魏徵認為守業者要為善政,首先必須明確「大亂之後,易於教化」,不、尚嚴刑峻法,而以德化為本。帝王創業,大都在大亂之世憑武力而得天下,每當四海歸一,帝業已成,人民都飽受戰亂之苦,在這樣的時候,必然是人心「思化」。所以,以教化而不以嚴刑為政,不僅合乎老百姓的利益,尤其合乎民心。
其次,必須明確「以欲從人者昌,以人樂已者亡」,以得民心為守業之本。得民心者得天下,但君王守業如何能得民心呢?魏徵提出;君王守業時得民心之法在於「本憐百姓，每節己以順人」。人之所好有上之所好與下之所好的差別,而上(君主)所好者與下(百姓)所好者往往是互相矛盾的。在這樣的時候,帝業存亡的規律是:君王「以欲從人者昌，以人樂己者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