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0年12月初的一天，上海東方紅醫院急診室迎來了一位耄耋老人。從家屬焦急期盼的眼神中，接診醫生知道情況有點棘手。
接診後，經過一番檢查，醫生發現老人的全身靜脈已經基本固化，連注射器都刺不進血管。經過一番會診，醫生們突然發現，這不是之前因胃出血來醫院治療的那位嘛，只不過現在已經發展成胃癌了。
很快，醫生開了點藥便趕緊「動員」老人回家了，對家屬要求搶救的行為也置若罔聞。
可令人沒有想到的是，心灰意冷的家屬剛到家不久便收到了醫院通知，要再把老人接回去治療，還要給安排高規格的單人病房。家屬頓時有點摸不著頭腦，之前死活不收，現在又急著要回去搶救？這裡邊究竟發生了什麼事呢？
原來，醫院之前不願意接收和搶救老人是有人舉報他歷史身份不乾淨，「做過好事，也幹過壞事，幹過革命也幹過反革命」。況且在醫院看來，他已經行將就木，吃點藥就行了，這樣對待已經算是從寬處理了。
那後來醫院為何又單獨派人將他接回去救治呢？這戲劇性轉變的一幕，得多虧一個人的出現——中國人民的老朋友、美國記者斯諾。老人當年有恩於斯諾，因此斯諾這次來華後點名要探望自己的這位老朋友。為了不使場面過於難堪，這才又趕緊把他接回去搶救。
可即便是這樣，斯諾也沒有來得及見自己老朋友最後一面。到醫院不久後，12月12日，老人黯然離世。
這位老人，便是曾收養過毛澤東的兒子、掩護過大量共產黨員、護送過美國記者斯諾去延安，隸屬於中央特科的紅色特工——董健吾（1891.1—1970.12）。當年，出於保密性和安全性考慮，中央特科成員大多是單線聯繫、通常也沒有檔案。再加上某些原因，導致後來董健吾對自己的紅色特工身份一直隱藏較深，當時也沒有太多解密資料，才導致他受到這樣的對待。
直到後來，黨的早期領導人、在統戰部工作的李維漢同志親自證明了董健吾的革命和潛伏經歷，才讓大家了解了他不為人知的過去。只是，這位老人已經去世整整八年了。
現在，就讓我們一起來看看這位長期戰鬥在隱蔽戰線，做出巨大貢獻的紅色特工波瀾起伏的一生。
基督教學校的愛國高材生
1891年正月初五，在上海青浦一個普通的基督教徒家裡，一名男嬰呱呱墜地，他就是董健吾。董健吾的家境還算殷實，祖父早年讀過不少書，肚子有點墨水，輾轉幾個地方擔任過縣令；祖母沈氏的家族是做沙船生意的，在上海灘也有點名氣。
沈氏是一名虔誠的基督教徒，信仰上帝，年幼的董健吾受她的影響很深。在她的影響下，董健吾從小便在教會學校讀書，後來還非常爭氣地考入了當時上海著名的教會學校——聖約翰大學，與後來擔任民國財政部長的宋子文成為了同窗好友。
時任校長、美國人卜舫濟十分喜歡聰明伶俐的董健吾，經常邀請他和一些學生去自己家裡做客，共同暢談理想抱負。董健吾雖然學的是理科，但在文學和哲學方面也很有天賦，此外，他還喜歡體育運動，可以稱得上是德智體美勞全面發展，卜舫濟也一直將其作為自己的接班人悉心培養。
1925年5月，上海日商資本家無故停發工人工資，並且打死打傷維權的工人。這一無恥行徑引發了上海工人的大罷工，繼而形成了學生罷課、商人罷市的全面抗議運動。
董健吾所在的教會學校也鬧起了罷課，但身為美國人的卜舫濟不想摻和中國國內的事情。他下令學生提前放假，不給他們聚集鬧事的機會；此外，他還派人撤了師生為紀念抗議運動中死難工人而設立的靈堂。
卜舫濟的行為讓董健吾看清了這位基督教牧師的為人，雖然他對自己有知遇之恩，但在民族大義面前，董健吾選擇了後者。
接下來，憤慨的師生們降下了校園內的美國國旗，董健吾帶頭在上面籤名「永不回校」後便毅然離開了學校。離校後的董健吾去上海的聖彼得教堂當了一名傳道布教的牧師，而牧師這一超然事外的身份，也為日後他的潛伏生涯提供了極大的便利。
危難之際毅然入黨
北伐戰爭打響後，身在教堂的董健吾心卻在當下的時局。一次偶然的機會，當年在聖約翰大學的同窗、共產黨員浦化人約他一起去西北軍閥馮玉祥的部隊傳教。
馮玉祥雖然沒有什麼文化，卻唯獨信仰基督，人送外號「基督將軍」。董健吾的大名馮玉祥早有耳聞，一見到他便是噓寒問暖，讓他擔任自己的秘書，同時捎帶著教自己的妻兒學習英文。
在馮玉祥軍中，董健吾遇到了那個將他引入共產主義道路的人——共產黨員劉伯堅。
當時正值國共第一次合作期間，劉伯堅擔任馮玉祥部政治部主任，他看出董健吾是可造之才。於是便經常找他聊天，董健吾極富正義感、同情勞苦大眾的優良品行給他留下了深刻印象。
1927年4月，蔣介石發動反革命政變，大肆圍捕共產黨員，白色恐怖開始籠罩上海。對於共產黨員，馮玉祥沒有蔣介石那麼極端，他採取的辦法是將共產黨員「禮送」出他的部隊。
其實在內心深處，馮玉祥還是欣賞董健吾的，相同的基督教徒身份讓他們彼此有了許多共同話語。只是道不同不相為謀，馮玉祥唯一能做得就是保證董健吾平安離開。
收拾好行囊臨出發之際，董健吾曾和浦化人抱怨道：「人家都把我當作共產黨，可不曉得共產黨還不要我呢！」
「難道你還想加入共產黨？」浦化人問道。
「我是認真的，只要共產黨要我，我願意加入。我早就想過了，要救中國，只有靠共產黨」，董健吾回答。
董健吾當真就如吃了秤砣鐵了心一般要入黨。不久後，在中國革命最艱難的時刻，在劉伯堅和浦化人的介紹下，這位正值人生壯年的牧師加入了共產黨，從此開始了他的潛伏生涯，後人敬稱為「紅色牧師」。
「牧師」身份背後的紅色特工
1928年11月，在黨的安排下，董健吾以牧師身份重新回到上海地下黨的外圍組織——互濟會從事地下工作。但陳賡起了愛才之心，牧師這麼好的身份不用可惜了啊，硬是把他要到了中央特科搞情報收集工作。
從那時起，上海的聖彼得教堂就成為了黨的一個秘密接頭據點，在這裡，董健吾結識了周恩來、翟秋白、李維漢、李立三、張克俠等人。估計國民黨的特務也沒有想到，在這傳道布教的聖壇底下，藏著的全是黨的機密文件和刊物。
撫養毛岸英等革命後代
1930年的一天，董健吾收到了一個重要任務：以基督教會和牧師的合法身法為掩護，設立一所幼兒園來收養散落各地的革命人士子女和烈士遺孤。
辦幼兒園的錢前期主要由上海的黨組織資助而來。當時，為了避免國民黨特務機關的頻繁搜查騷擾，董健吾還請國民黨元老于右任題寫了「大同幼稚園」的牌匾。事實證明，這塊招牌還是有用的，大同幼稚園前期沒有受到什麼幹涉。
在幼稚園學習的孩子有澎湃的兒子澎小湃、李立三的女兒李力和李競、惲代英的兒子惲希仲，蔡和森的女兒、楊殷的兒子等等，隨著招收的孩子越來越多，再加上黨組織經濟也拮据，幼稚園的運轉遇到了很大困難。
怎麼辦呢？收養革命志士的孩子是當下最重要的政治任務，就是砸鍋賣鐵自己也要堅持下去。
下定決心的董健吾一面在基督教堂中募捐，一面將祖上留在青浦老家的幾十畝田產全部賣掉，換了500多塊大洋，這才度過危機。
1930年的一天，董健吾接到地下黨組織通知，讓他立即前往上海的法國公園接頭。在那裡，董健吾見到了毛澤民，毛澤民忍著悲痛將毛岸英三兄弟託付給了董健吾，囑咐他好好照料。
原來，這年11月14日，毛澤東的夫人楊開慧在湖南長沙英勇就義，遺下毛岸英( 時8歲)、毛岸青( 時6 歲) 和毛岸龍( 時4 歲) 兄弟三人。為了避免孩子們繼續遭遇不測，毛岸英的舅母等人悄悄將他們轉移到上海，與地下黨組織取得了聯繫。
從報紙上獲知妻子被反動軍閥殺害的毛澤東悲痛欲絕，他迫切想要去把孩子轉移出來。可他知道國民黨這是在放長線釣大魚，等著他上鉤。沒辦法，撫養三個孩子的重擔只能託付給在上海的董健吾了。而董健吾也不負所望，和妻子一道盡最大努力撫養這些革命者的後代。
時間來到1934年春天，一天，董健吾收到一封恐嚇信，警告他不得收留來歷不明的孩子，否則以「共黨」論處。董健吾知道，自己和大同幼稚園要暴露了。
果不其然，不久後就有大批國民黨軍警和特務來調查幼稚園的基金來源、孩子父母身份背景，甚至還開始調查起聖彼得大教堂。
為了安全起見，在黨組織的安排下，董健吾果斷解散幼稚園，將孩子們分批轉移到可靠的地方。其中，毛岸英和毛岸青兩人（毛岸龍入園不久後，因急性痢疾病逝）由董健吾帶到自己家裡撫養。
不久後，由於叛徒出賣，上海地下黨組織遭到了巨大破壞，董健吾也與黨組織失去了聯繫。由於怕岸英、岸青兩孩子暴露，他辭去了牧師的工作，只能靠在家扎點紙花賣錢和孩子們艱難度日，這段困難時期，董健吾記憶猶新。
要知道，在當時的條件下，夫婦倆本來就有自己的兒女需要撫養，再加上毛澤東的倆孩子，困難程度可想而知。但是，董健吾挺了過來，他用儘自己全部力量給了岸英和岸青一個相對安定的童年。
雖然吃不飽、穿不暖，但岸英和岸青一直記得董叔叔對他們的好。建國後，毛岸青曾經在給董健吾的兒子董壽琪的信中寫道：
知道你這個分別了十六年的老友的下落，心裡真有說不出來的高興。又知道你參加新中國的建設事業，那就更好了。可惜岸英不在，他知道了同樣會高興的。回想起我們在上海，在我們最困難的時候，蒙董伯伯和你們全家對我們的照顧，我和岸英至今不能忘懷
偉人之子的轉機出現在1936年。
宋慶齡的「密使」、張學良的朋友
之前我們說過，董健吾和宋子文是大學同學，一來二去他和宋慶齡也算熟識了。借著這層關係，中央特科安排董健吾負責共產黨組織與宋慶齡的單線聯繫工作。在宋慶齡眼裡，這位董牧師為人忠厚，也算個可以信賴之人。
1936年元旦的時候，宋慶齡悄悄將董健吾叫到自己家裡，遞給他一封密信，千叮嚀萬囑咐，讓他務必當面交到陝北的毛澤東手裡。
這封信裡是什麼內容呢？原來，在當時全國上下呼籲停止內戰、共同抗日的浪潮下，不願放棄「剿共」的蔣介石給毛澤東寫了一封「和談」密信，打算以政治方法解決共產黨的問題。當然，他所謂的政治方法是要共產黨接受改編，解除武裝。
這件事情是高度保密的，蔣介石心裡清楚，宋慶齡可能私下裡與共產黨有接觸，便想讓她幫忙將信轉交給在陝北的毛澤東。這也就有了開頭宋慶齡讓董健吾送信的那一幕。
兩天後，將密信縫在貼身背心裡的董健吾出發了。為了避免路上遇到特務盤查，宋慶齡讓宋子文給他安排了一個「中央財政部經濟特派專員」的虛銜。當抵達西安的時候，天公不作美，正遇上大雪封路。
不得已，董健吾只得找當時西安的軍政長官張學良求助。他與張學良也算是舊識了，之前做牧師的時候兩人便已熟絡，關係還不錯。
在西安，董健吾聽自己的大學同學、時任國民黨西北禁菸督察處處長的鐘可託說，張學良已經厭倦內戰，有心抗日，以雪當年之恥辱。據說，張學良曾透出口風：「共產黨若有誠意，一同抗擊日寇，我願移樽就教，面商國是。」董健吾一聽，求助張學良這事有戲。
在張學良府上，董健吾開門見山：「張將軍，我這次來是想和你借架飛機去陝北。」
「什麼？你竟敢在這裡提這樣的要求，你知不知道，單憑你這一句話我就可以以通共的罪名把你槍斃！」張學良厲聲說道。
董健吾則顯得不慌不忙，「我知道，但張將軍難道不願意抗日嗎？將軍可還曾記得國讎家恨！我與共產黨有點私人聯繫，只要國民政府肯停止內戰，紅軍這邊願意作出讓步，一致抗日。」
董健吾的話正中張學良下懷，剛才他之所以給董健吾扣上「通共」的帽子，就是為了試探一下虛實。現在他放心了，董健吾是誠心想抗日的。
接下來的事情就順利多了，張學良安排自己的私人飛機送董健吾去了陝北蘇區。而也正是董健吾的這一次陝北之行，為後來的西安事變及國共再一次合作埋下了最初的伏筆。
從陝北返程回到西安後，董健吾受到了張學良的熱烈歡迎。在張府的接風晚宴上，董健吾得知趙四小姐喜歡明代瓷器。憑藉著早些年做牧師時積攢的人脈，他託人尋得了一套明代宣德年間的鍍釉彩瓷送給了她。
而張學良也不願意白承這個人情，非要幫董健吾做點啥，算做回報。董健吾想起之前在陝北林伯渠告訴自己的話：毛主席十分感謝你對岸英岸青的收養，當年蘇聯答應接收一批紅軍領導人的孩子，方便時麻煩將他們送到蘇聯。
現在正是絕佳的機會。董健吾頓了頓，對張學良說道：
「承蒙張將軍美意，我身邊有三個孩子，一個是我的兒子，另兩個是收養的朋友的兒子。他們正是讀書的年紀，可在上海卻有諸多不便。如果有機會，就請你幫忙把他們送到蘇聯去。」
張學良只當幫朋友個忙，便應承了下來。幾個月後，趁著來南京開會的機會，他安排自己的部下、愛國將領李杜將軍將三個孩子送到了法國，並最終輾轉到達了蘇聯。也就是在這一年，毛岸英與毛岸青正式開始了他們的蘇聯學習生涯。
護送美國記者斯諾去陝北
1935年10月，中國工農紅軍會師陝北。面對這股尚顯弱小的抗日武裝，國民黨對其進行了嚴密的軍事與經濟封鎖。此外，為了從輿論上獲得更多支持，國民黨發動宣傳機器，大肆污衊共產黨與工農紅軍。
為了讓世界看到一個真實的陝北紅軍，黨中央決定邀請外國記者訪問蘇區。到底該找誰幫忙呢？毛澤東想到了宋慶齡。
1936年春，對中國人民富有深切同情心的美國記者斯諾專程到上海拜訪宋慶齡，表示要去蘇區採訪。
但從上海到陝北蘇區，一路上關卡林立，軍警、特務橫行，人生地不熟的斯諾如何才能順利成行呢？宋慶齡想到了一個人——董健吾，他前段時間剛去過蘇區，對路途比較熟悉。
靠著宋慶齡提供的信物，董健吾與斯諾在西安的一處旅社成功接頭。最終，在西安地下黨組織和董健吾的護送下，斯諾成功抵達蘇區並受到了毛澤東、周恩來等人的親切接見。對於董健吾一路上對自己的幫助，斯諾一直記在心裡，在自己的《西行漫記》中親切地稱他為「王牧師」。
1937年，淞滬抗戰失敗，上海淪陷。日本侵略者與汪偽政府勾結反共，上海的地下黨組織岌岌可危。為了保存有生力量，中央特科的大部分同志奉命分批次撤出上海。
可上海的潛伏工作還要繼續，作為土生土長的上海人，董健吾選擇了留下。為了安全起見，上海地下黨組織領導人潘漢年讓董健吾暫時停止活動，去偽中央警察學校當訓育處長，等待時機。
後來，由於敵偽政府的高壓統治，董健吾又一次與黨組織失去了聯繫。雖然暫時聯繫不到接頭人，但他仍牢記自己的使命，利用職務之便多次搭救被俘的新四軍戰士。
抗戰勝利後，國民黨接管上海。1949年4月，董健吾又隻身一人說服蘇州城防司令厲百川率領兩個旅起義，為解放軍順利包圍上海立下了首功！
總結
與明面戰場的戰士相比，隱蔽戰線的紅色特工更加顯得難能可貴，他們的工作性質就註定了無法被掌聲和鮮花環繞！戰鬥在敵人的「心臟」，這本身就需要巨大的勇氣，畢竟誰也不知道明天自己會遭遇敵人的何種迫害。
但就是有一批批像董健吾一樣的革命鬥士前赴後繼奮鬥在這個看不見的戰場。到底是什麼讓他們心甘情願放棄平安的生活而踏上這條遍布荊棘的道路？
後來我想明白了，支撐他們挺起脊梁負重前行的這股動力，它的名字叫做：信仰！
董健吾的臨終遺言「知我罪我，自有公論」，現在每每讀來內心仍隱隱作痛。幸運的是，歷史和後人已經給出了董健吾最公正的評判：紅色特工實至名歸！董老永垂不朽！
謹以此文向董健吾同志以及千千萬萬曾奮戰在隱蔽戰線上的戰士致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