進入2020年以來，埃爾多安當局在地緣擴張方面頻頻出牌：先是年初在敘利亞西北部與阿薩德政權鏖戰，從7月開始在東地中海與法希塞三方硬懟，近來又在納卡衝突中高調力挺亞塞拜然。
其出牌頻率之高，頗為不同尋常。造成這一局面的動因除了土耳其長期地緣戰略的走向之外，更為直接的動因在於埃爾多安當局試圖以此挽救其在國內日益鬆動的執政基礎。
然而，近來從土耳其國內傳出的種種跡象表明，上述地緣擴張牌在提振埃爾多安的執政基礎的效果上已然達到瓶頸，埃爾多安當局亟需在地緣擴張牌之外另尋他法。
那麼這段時間內地緣擴張牌的提振效應究竟經歷了怎樣的變化？又是什麼原因導致了埃爾多安當局尚可一用的「獨門暗器」逐漸失效的呢？
導致地緣擴張牌逐漸失效的直接原因，在於國內主流民意對當局頻繁使用的「民族主義政治動員」模式已漸顯「審美疲勞」，而出現這種「審美疲勞」現象的現實誘因則在於反對黨陣營步步為營的「捧殺策略」。
「我們對當局打算從爭議水域撤回勘探船的決定感到非常不解，他們（埃爾多安當局）在捍衛土耳其東地中海合法權益的決心上明顯不足」。
在埃爾多安當局作出撤船決定的第一時間（2020年9月13日），共和人民黨（CHP）執行委員會（該黨的最高權力機構）就以官方名義發表了上述頗具「埃爾多安風格」的強硬聲明。放在此前，這樣的情形即使不說天方夜譚，也屬於極為少見之列。
事實上，作為反對黨陣營的領頭羊，共和人民黨長期以來對埃爾多安當局主推的外交政策保持著相當的距離，且對後者詬病頗多。
但這樣的「建設性批評者」角色自2018年下半年土美貿易戰爆發以來，逐漸發生微妙轉變。
從那時起，作為選舉失利之後「痛定思痛」的「重要成果」，反對黨陣營悄然收起對埃爾多安當局「進取型外交政策」的批評，轉而全力支持後者。
其中的主要原因，正如共和人民黨主席克勒奇洛盧（Kemal Kilicroglu）所說「我們將在下次全國大選中取（埃爾多安）而代之，為此，我們需要盡一切可能地擴充自身的選民基礎」。
而力挺當局的強硬派外交政策，並以此為基礎全面迎合土耳其國內日益膨脹，且儼然成為「政治正確」的民族主義情緒，就成為反對黨陣營的必然之選。
反對黨陣營這樣的「機會主義式靠攏策略」在2019年舉行的地方選舉中得到了初步回報。
在競選期間，埃爾多安當局不懈塑造的「強硬對外形象」不再有效。與此同時，競選期間將重點集中在國內民生經濟議題的反對黨陣營卻收穫了預期戰果。
進入2020年以來，反對黨陣營繼續一以貫之地沿用「投機式靠攏策略」：在東地中海衝突中「青出於藍而勝於藍」的借題發揮。
之前，在今年三月初敘北伊德利卜（Idlib）停火協議達成之後，當埃爾多安與其政治盟友——民族行動黨（MHP）主席巴切利（Devlet Bahceli）在歡慶勝利之時，反對黨陣營也公開在官方聲明中質疑當局有與莫斯科方面進行牌底交易，並出賣土耳其的地緣戰略利益之嫌。
可以說，經過近兩年的穩步推進，反對黨陣營的「投機式靠攏策略」已經把埃爾多安當局置於極為窘迫的兩難境地之中：一方面，得到了反對黨陣營的支持與配合，埃爾多安當局在推進自身的地緣擴張戰略時的確頗為高效。
另一方面，反對黨陣營這種「比誰更強硬」的姿勢，正在大大限縮自身發揮地緣擴張牌提振國內民意效應的空間。
在雙方陣營都大力迎合民族主義情緒的背景之下，民眾的「審美疲勞」已經不可避免地對相應的動員模式形成了「免疫屏障」。
而在地緣擴張牌之外，埃爾多安當局目前為止並未掌握有效的提振民意工具。經濟發展上依然毫無起色，社會民生受此拖累也日漸艱難。
相比之下，反對黨陣營似乎在這方面表現出了頗為引人注目的潛力。在2019年地方選舉中拿下了安卡拉與伊斯坦堡兩大超級都市區之後，反對黨出身的市長們都在為兩地的經濟發展模式積極布局謀劃。
而近來，曾經的埃爾多安當局首席經濟智囊，「黃金十年」的實際操刀者巴巴詹（Ali Babacan）攜民主進步黨（DEVA Party）的加盟更是讓反對黨陣營如虎添翼。
面對這樣日趨嚴峻的不利局面，幾個月前還對自身駕輕就熟的「民族主義動員模式」信心滿滿，且試圖以提前大選的手段迅速穩固上述動員成果的執政當局已疲態盡顯。
就在10月15日，埃爾多安本人親口否認了提前舉行大選的任何可能性。
「只有部落結構的原始國家（tribal state）才會不按明文規則，而隨意修改選舉日期。作為一個現代國家，我們的一切事務都必須按照規則指定的日程來安排。因此，下次選舉將在2023年6月如期舉行。除此之外，不存在其他的可能性」。
相比之下，反對黨陣營則躍躍欲試，盼望在提前到來的大選中一試身手。
「我們需要儘快替換掉一個在經濟、教育、民生等內政治理的諸般領域中全面失敗的政府，為此，提前大選是一個必要的選擇」，在埃爾多安的「否認式聲明」發出的一周前（10月9日），克勒奇洛盧胸有成竹地向執政當局公開發布了挑戰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