匈奴西遷以及是否曾抵歐洲，長期以來受到中外學術界的廣泛關注。18世紀，西方學者在探討匈人起源時首先涉及到這個問題，提出了公元4世紀後期出現於羅馬邊境的匈人即為西遷的匈奴的觀點。此後，西方學術界圍繞匈人與匈奴關係的問題展開了長達兩個多世紀的討論，並把尋求匈奴西遷史跡作為解決這一問題的重要線索之一。我國學者對這一問題的研 究起步較晚,且深受當時西方流行的匈人、匈奴同族論及匈奴西遷歐洲說的影響，這種局面在 20世紀90年代才略有所轉變。
本文主要根據個人所掌握的材料，對國內外學術界研究匈奴與匈人關係及匈奴西遷問題 的歷史過程和主要觀點作一簡要回顧。受個人條件所限，介紹過程中難免掛一漏萬，謬誤在所難免，請學界同仁批評指正。
公元前3世紀開始活躍於蒙古高原的匈奴，至1世紀40年代，由於連年遭受自然災害，加上統治階級層內部矛盾的激化，導致社會經濟脆弱，國內局勢動蕩。公元48年，匈奴分裂為南、北兩部。南匈奴居東漢緣邊八郡，助漢戍邊，受到東漢的保護和優待。北匈奴在漠北懼怕南匈奴附漢於己不利，多次遣使東漢，貢獻寶物，以求和親、互市。東漢既已接納南匈奴投誠，則對北匈奴欲與東漢建交的努力持謹慎態度。1世紀後葉，北匈奴內部矛盾日益尖銳，其部落首領不斷率眾南下投附東漢，加入南匈奴。與此同時，南匈奴不斷攻擊北匈奴,原役屬於北匈奴的烏桓、鮮卑、丁零等部也紛紛叛離倒戈。公元88年，北匈奴統治階層因爭立單于而矛盾重重，加之蝗災，國內紛亂，投降東漢者接踵而至。就在北匈奴處於分崩離析之際,東漢採納南單于關於剿滅北匈奴的建議，於公元89—91年三次出兵，大舉攻伐北匈奴,摧毀了北匈奴在漠北的統治。其間，北匈奴節節西退。公元91年後西退的北匈奴殘部除少數人隨北單于「逃亡不知所在」外，其餘多數停留西域北部今之新疆哈密西北至淮喝爾盆地一帶，與原先屯住這裡的匈奴部落匯合，繼續與東漢爭奪西域的控制權。2世紀中葉以後，史籍中不復見有關這一帶匈奴活動的記載,後人亦無從考知他們此後的下落。
直至18世紀，法國著名東方學家、法蘭西學院教授德經(1715—1800)在其所撰《匈人、突 厥、蒙古人及其他西方粧題人的通史)(1756- 1758)五卷巨著中，首次推斷歐洲中世紀匈人 (Huns)即漢文史籍所載匈奴，並描述了匈奴不斷西遷入侵多瑙河流域的歷程後，人們才將視線 聚焦於遲至2世紀中葉仍活動於今新疆北部的匈奴與4世紀後期出現於羅馬邊境的匈人之間的關係。匈人的出現曾引起歐洲民族大遷徙，最終導致羅馬帝國滅亡，因而歷來為歐洲學術界重視。但長期以來人們對匈人的起源及其早期歷史（尤其是公元375年前）知之甚少。德經之說無疑給處於混沌狀態的匈人早期歷史問題研究打開一扇天窗，使不少學者對2世紀中葉活動於今新疆北部的匈奴下落產生極大興趣。
此後，東西方學者就匈人與匈奴關係問題，展開了曠日持久的討論,與此密切相關的匈奴 西遷問題，隨之成為學術界備受關注而存有爭議的焦點。主張匈人、匈奴同族者自然將北匈奴 與公元4一5世紀橫掃歐洲大陸的匈人聯繫起來，描繪出北匈奴退出漠北草原後西遷中亞地 區，繼而逼臨多瑙河流域,侵入羅馬帝國的波瀾壯闊的畫面。反對者則認為匈人即匈奴的觀點 及匈奴西遷歐洲之說缺乏可靠的依據，以致學術界至今對匈奴西遷是否曾至歐洲的問題難以 下結論。以下略述這兩種觀點的形成及其在學術界的影響。
18世紀以降，德經關於匈奴即匈人的觀點得到一些權威人士的贊同，在學術界產生了廣泛而深遠的影響。英國著名歷史學家愛德華•吉本（1737-1794）首先將德氏觀點寫入個人巨 著《羅馬帝國衰亡史》，客觀上促進了這一觀點的傳播。近代西方著名漢學家、德國慕尼黑大學博士夏德（1845-1927）認同德氏之說，撰寫《伏爾加河匈人與匈奴》（1899年）、《匈人研究》（1901年）等文，對德氏所依據的漢文史料加以補證,進一步從文獻上證明匈奴即匈人。此外，柏林大學第一任漢學教授、荷蘭人底格柔特（1854-1921）匯譯中國古史中有關匈奴的史 料，冠以《紀元前的匈人》（1921年），對德經、夏德之說起到了推波助瀾的作用。頗具影響力 的英國作家韋爾斯（1866—1946）（世界史綱——生物和人類的簡明史》（1921年），也在此時問世（下文簡稱《世界史綱》）。該書將遲至4世紀末活動於南俄地區和中亞草原一帶，以遊牧 經濟為主的諸部落泛稱為匈人（Huns）,其中包括公元前後退出蒙古高原而西遷中亞的匈奴與當地人融合而形成的後代。作者雖坦言：「就在使用』Hun'這個詞作為匈奴人的普通對應詞上」，「已經踏上了有爭議的領域」，但仍將匈奴納入這一涵蓋寬泛的匈人（Huns）名下，以匈人 （Huns）指稱中國歷史上秦、漢時期的匈奴。認為東方中國的壓力和西方羅馬帝國的腐敗，以及暢通無阻的道路是促成匈人不斷西遷的原動力。該書通俗易懂，出版後風靡一時，匈人即匈奴 的觀點廣為人知。其間，雖有學者反對匈奴即匈人的觀點，但以德經、夏德為代表的匈人、匈奴 同族論在學術界仍居主導地位。 20世紀的匈人與匈奴關係研究即在這種氛圍中展開。學術界在挖掘漢文史料的同時，開始注重從西方文獻及考古、人種、語言學等多方面尋求論證匈人、匈奴關係的依據。例如，內田吟風《匈奴西遷年表》（1936年） 一文詳列北匈奴從公元48年至375年的活動年表，在探討北匈奴經營西域的基礎上，試圖勾勒出北匈奴西遷歐洲的經過。年表中，所列公元48年至156 年間的北匈奴活動均據漢文史籍，158年左右至375年的內容則為作者根據個人研究附加，旨在「增加一些關於匈人匈奴同族說情況判斷的證明資料」嗷，充實夏德之說。又如，K•內密提 《匈奴即匈人的歷史地理證據》（1910年嚴、夏爾潘提爾《吐火羅的民族學位置》（1917年）、哈 龍《關於月氏問題》（1937年）等文直接或間接論述了西方文獻中匈人與中文史籍所載匈奴在 名稱上存在某種密切關係的可能性。德國學者阿爾特海姆（1951年）認同匈人與匈奴在稱謂上有關的同時，又據貝利、亨寧對斯坦因1907年在敦煌漢代烽燧遺址發現的粟特文書信的 研究，提出當時粟特人對匈奴的稱謂XWN,與西史所載匈人的讀音一致的觀點。其結論被視 為匈人、匈奴同族的一個依據。另外,塔卡茨《匈人的中國藝術》（1916年）、《伊朗一希臘的藝術形式與中國一匈人的藝術形式》（1926年）、《歐亞大陸民族遷徙時代的藝術中間的一致性》 （1935年）等論著利用考古資料，通過分析匈人文化中的中國文化因素，試圖證明匈奴曾西遷歐洲。但真正從考古學角度為匈奴西遷歐洲之說提供重要支持的，是前蘇聯考古兼歷史學家伯恩施坦（1910-1956）有關中亞塔拉斯河谷上遊Kenkol河流域墓地調査的結果的。伯氏親自參加了該地墓葬的挖掘工作，對發現的四具屍骨做出兩具為蒙古利亞種的主人，以及兩具為帕米爾一費爾幹納本地具歐洲人種特質的奴隸的判斷，從而得出公元前最後一個世紀匈奴遷移 到中亞東部,並由這裡向西方擴展的結論而江上波夫《匈奴匈人同族論》（1944年），試圖 通過分析伏爾加河流域、北高加索、克裡米亞半島和匈牙利等古代匈人活動區域出土的漢代器物以及匈奴式銅鍍，來證明匈奴自蒙古西遷後，作為匈人出現於伏爾加河流域，以進一步強化匈人、匈奴同族論。 由於匈人和匈奴在人種體質方面表現出一定差異，故有人主張二者為歐羅巴種，但均混 入蒙古利亞種血液，有人則認為兩者都是蒙古利亞種。兩說雖有分歧，但均認同匈奴西遷歐洲說。還有人採取變通說法，提出匈奴統治階層為歐羅巴種，被統治階層是蒙古利亞種，西遷者僅為被統治階層，以附和歐洲匈人具有明顯的蒙古人種特徵和匈奴部落中存有歐羅巴人種因素的情況，彌合匈人、匈奴同族，以及匈奴西遷歐洲之說的漏洞。 對匈人、匈奴語言歸屬問題的探討較為複雜。自19世紀以來，學者們就此問題展開了激烈的爭論。由於可供後人研究的匈奴語彙非常有限，加之各人研究的角度不同，所得出的結論也就不盡相同，大致有蒙古語說、突厥語說和蒙古一通古斯語族說等。但總的來說，關於匈奴語屬阿爾泰語系這一點，似乎已為多數學者所接受。而對匈人語言歸屬問題的討論也由早期的烏拉爾語系的芬一烏戈爾語說，逐漸趨向並統一為突厥語族說。這被看作是匈人、匈奴同族的語言學上的依據。 上述關於匈人、匈奴同族的論證，似乎說明匈奴西遷曾抵歐洲。美國西北大學教授麥高文 （1897—1964）《中亞古帝國一一斯基泰人與匈人及其在世界歷史地位的研究》（1939年）一書， 則更為系統地論述了匈奴西遷歐洲的歷史。作者闡述了北匈奴西遷的必然性及其由中亞侵入 歐洲，促成日耳曼民族大遷徙,加速羅馬帝國崩潰的歷程。儘管作者本人承認日耳曼各部落的 遷徙與匈奴之間的這種關聯是由間接的證據推尋而得，但仍堅信匈奴人是推動日耳曼諸部落 入侵羅馬帝國的原動力免。在整個論述中，作者將見諸中文史籍的匈奴與西方文獻所載匈人加以聯繫，推演出公元2世紀至4世紀後期匈奴自蒙古高原不斷西遷而衝擊羅馬世界的這一中西史籍闕如的歷史片段，使自18世紀以來匈人、匈奴同族及匈奴西遷歐洲之說愈益完善，自成體系。 可以說、匈人、匈奴同族論經東、西方幾代學者的不斷充實，至20世紀上半葉已成為「沒有 挑戰」的觀點氣相關的研究及成果集中體現於內田吟風《匈人、匈奴同族論研究小史》（1953 年）一文中。該文通過總結20世紀以來東、西方學者有關匈人與匈奴關係的研究，認為學術界已從東西方文獻、語言學、考古學和人種學等方面取得了足已證明匈人、匈奴同族的依據。 上述從不同角度對匈人、匈奴進行的同族論證並非無懈可擊。上個世紀40年代始，原蘇聯學者首先對伯恩施坦有關Kenkol河流域墓地調査的結論提出疑問認為伯氏關於塔拉斯 河谷蒙古人種與北匈奴郅支單于短暫留居此地有關的說法存有疑竇，指出伯氏對墓葬時代 分期的判斷有誤節，並強調，該地發現的四具屍骨在人種上並無太大差異，均為混有蒙古利亞 血統的歐洲人種。這一觀點被當時蘇聯和西方學者普遍接受。伯氏北匈奴西遷歐洲之說隨之失去依據。繼之,奧地利人曼辰•海爾芬（1894—1969）發表《匈人與匈奴》（1945年）一文，闡述了匈人與匈奴之間在人種、文化上的差異,認為以往匈人即匈奴的假設缺乏文獻和考古學的 支持。作者在語言學、考古學和亞洲藝術史等方面所具備的良好素養，使之能夠較為充分地 利用東、西方古典文獻，並結合考古發現，從多角度考慮並分析問題，得出較他人更具說服力的結論。英國歷史學家湯普森即認為曼辰•海爾芬有關匈人與匈奴關係問題的研究已削弱並動 搖了匈人即匈奴這一傳統觀點的根基勉，在其論著《阿提拉與匈人的歷史》1948年建中，湯普森對匈人起源及其在公元4世紀末前的歷史採取較為謹慎態度，認為這是「一個深奧的秘密」 而不予展開討論。此書後由彼德•希思勒修訂再版。 續湯普森之後，又有三部有關匈人歷史研究的專著問世，即阿爾特海姆的《阿提拉和匈人》 （1951年嚴，由阿爾特海姆主編，多人合著的五卷本《匈人史》1959-1962）和曼辰•海爾芬的 《匈人世界——歷史與文化研究》（1973年）。阿爾特海姆的個人論著是一本小冊子，共有八 章，其中兩章內容涉及匈人早期歷史，約佔全書內容的三分之一。他後來主編的五卷本《匈人史》即以此為框架，增補相關內容而成。其中，第一卷的頭兩章為阿爾特海姆有關匈人起源及 其與羅馬世界接觸前歷史的研究。與前者不同的是，作者已放棄匈人即匈奴的觀點。曼辰• 海爾芬《匈人世界》是作者多年從事匈人歷史問題研究的成果結集。該書出版時,作者已去世。從書中不同章節內容的銜接、一些腳註和許多段落的論斷看，它是一部遠未完成的著作啊，但這絲毫無損於作者有關匈人、匈奴關係極有價值的探討，即當人們普遍認為匈人為蒙古人種時，曼辰•海爾芬提出匈人為混種人，匈奴人種亦非單純的蒙古人種，它亦具有印歐人種特徵的觀點。同時指出，匈人的語言、藝術和匈奴不同。 曼辰•海爾芬對匈人、匈奴關係的研究具劃時代意義。此後，西方學術界對這一問題的認識逐漸發生變化。例如，法國科學院士、中亞史研究專家韓百詩（1906-1978）（匈人和匈奴人》 一文（1969年）在總結前人研究的基礎上作出如下結論：1.難以從歷史的角度證明匈人、匈奴 兩個集團的統一性;2.匈奴語或匈人語中沒有任何可以使我們在語言學領域中得出某種結論 的可靠成分;3.匈人、匈奴人種體質存有差異，從考古學研究來看，二者僅以混合於其中的蒙古 人種而保持著較疏遠的關係。與此同時，美國印地安那大學烏拉爾-阿爾泰學系主任丹尼斯・ 西諾爾（1916）教授主編的《內陸亞洲——歷史、文明、語言概覽》1969年）認為，在沒有關於 蒙古高原北匈奴衰亡至匈人出現於歐洲地平線之間這兩百年歷史的任何記載的情況下，「暫時 放棄草率而無意義的匈人、匈奴同族論似乎更為妥當」，並稱德經關於匈人即匈奴之說是「被廣 泛接受而未被證實的理論」。在其編著的《劍橋早期內陸亞洲史）（1990年）中，作者進一步指 出「沒有證據表明，匈人社會的主體成分與匈奴有歷史淵源關係」免。丹尼斯•西諾爾對匈人、 匈奴同族論的批判引起學術界廣泛關注。人們對匈人、匈奴歷史問題的研究較之以往似更趨 客觀和冷靜。例如，彼德•戈爾登（1941一）《突厥民族歷史入門：中世紀及近代歐亞和中東民族 文化及國家的形成X1992年）一書，在論及早期歐亞草原東部的匈奴和西部的匈人時，既認 為「我們不佔有將匈奴和匈人直接聯繫起來的完好而連續的證據」，而主張匈奴於匈人的出現 可能存在間接關係，二者人種構成成分多種多樣,但都不同程度地包含一些內陸亞洲（Inner Asia）因素。匈奴對於歐洲民族大遷徙起了催化的作用動。又如，法國學者傑勒德•査理安德 （1934）《遊牧帝國——從蒙古到多瑙河》1995年浬一書在討論匈奴歷史時不提匈奴西遷歐洲之說，同時把公元4—5世紀侵入羅馬的匈人稱為黑匈人（black Huns）,另加敘述，而對一貫 被認為是不可迴避的匈人與匈奴關係問題擱置闕如。埃裡克•希爾丁格爾《草原騎士——公元 前500年至公元1700年的中亞軍事史）（1997年）則明確表示「當今歷史學家很少相信匈人實際上就是匈奴」。可見,20世紀中葉至末期,西方學者對匈人與匈奴關係問題的認識已逐漸走 出傳統觀點的藩籬。中國學者對匈奴西遷問題的研究始於19世紀末20世紀初。清代內閣學士洪鈞在其《元史譯文證補）（1897年）西域古地考部分對粟特國進行考證時，首先引入西方有關公元前後至 三四世紀歐亞草原中部諸族分布及活動情況的論述，詳細介紹了阿提拉匈人西徵歐洲始末。從文中將匈人（Hun）之名釋為匈奴音變而將匈人的西擴視為匈奴西遷活動這一點來看，洪氏 明顯受到西方觀點影響。之後，王先謙《後漢書集解）（1915年）西域奄蔡國條轉載洪鈞引文， 成為後人研究相關問題的重要依據之一。20世紀初，國外普遍流行的匈奴、匈人同族論及匈奴西遷歐洲之說無疑對中國學術界產 生了很大影響，表現在國內多數學者涉入該研究領域時，都毫無批判地接受了西方的觀點。例 如，章太炎《匈奴始遷歐洲考》認為，「匈奴為漢所驅，皆轉入歐洲」。丁謙《漢以後匈奴事跡 考）（1919年）主張,北匈奴分別於374年和508年進入歐洲腹地和黑海以北地帶，前者建立了匈人王國，後者形成了斯拉夫族。此後，梁啓超在其《中國歷史研究法》（1922年）闡述歷史因 果和動力，說明歷史事件彼此牽連，「一波才動萬波隨」的觀點時，即舉北匈奴西遷為例，徵引中 西史籍，考訂北匈奴西遷歐洲經歷。認為在公元4—5世紀導致歐洲民族大遷徙並建立匈牙利、塞爾維亞、保加利亞諸國的芬人（Huns or Fins）即「竇憲擊逐西徙之匈奴餘種也」。從行文 中不難窺知，梁氏撰寫該書時已閱讀過當時頗為流行的韋爾斯《世界史綱》，且諳熟西方匈奴、匈人同族論。其對北匈奴西遷歐洲過程的考述則主要參考了德經、夏德和底格柔特等人的研究。不久，由陳建民、向達、梁思成等譯，梁啓超等校訂的韋爾斯《世界史綱》中文版問世 （1927年），原書中的「Hun」均被譯作「匈奴」。該書自翌年連續再版，成為三四十年代中國大 多數高等學校教授世界通史的主要教材,西方匈人即匈奴的觀點也隨之傳播國內各地。嗣 後，姚從吾《歐洲學者對於匈奴的研究）（1930年嚴系統介紹了 18-20世紀以德經、夏德和底 格柔特為主的歐洲學者有關匈人與匈奴關係問題的研究。文中積級評價夏德對匈人即匈奴這一觀點確立所發揮的作用。認為夏德的研究「在文字方面的史源，已得到相當的證據，較170年前得幾內（即德經）望文生義，不能引用中國比較接近史源的正史」，有較大進步。其《伏爾加河匈人與匈奴》一文，「詳細證明侵入歐洲的匈人與中國的匈奴系同一民族。」血姚文對國內學術界頗具影響，此後時人對北匈奴西遷問題的探討，都不同程度地吸收了歐洲匈奴、匈人同族論的觀點。例如，胡君泊《匈奴源流考》（1933年）、金元憲《北匈奴西遷考》（1935年）、何震亞《匈奴與匈牙利》（1937年）、佟柱臣《匈奴西遷與歐洲民族之移動》（1942）等文，或承前人之說，或另尋途徑，都基於匈奴即歐洲匈人的認識，或詳或略，論述了匈奴西遷歐洲經過及其影響。繼姚文之後，章巽將麥高文《中亞古帝國——斯基泰人與匈人及其在世界歷史地位的研究》一書譯為中文，以《中亞古國史》（1958年）之名出版。由此，西方有關匈奴西遷歐洲的系統 論說傳入國內。20世紀前半葉國人對西方匈人、匈奴同族論的譯介及對匈奴西遷問題的研究（尤其是諸如章太炎、梁啓超等國學大師對該問題所持觀點），對後世學者的研究產生了深遠影響。這表現在學者們對匈奴西遷問題的研究，多以匈人即匈奴及匈奴西遷歐洲之說為基點，著力於匈奴西遷歐洲過程的探討。例如，齊思和《匈奴西遷及其在歐洲的活動》一文（1977年）將北匈奴 西遷過程分四階段：一、悅般時期（公元91—160年）；二、康居時期（公元160—260年）；三、粟特 時期（公元260—350年）；四、阿蘭時期（公元350—374年）。通過論述各階段的遷徙過程，得出北匈奴經過一萬二千裡的長途跋涉，終於到達歐洲東境的結論。學術界對齊文有關北匈奴西遷過程中涉及的一些具體問題雖存有不同看法，但對齊文匈奴即歐洲匈人主體的觀點似無異議。如，肖之興撰《關於匈奴西遷過程的探討》（1978）,在肯定齊文「對匈奴史研究做出了新的貢獻」的同時，僅對齊文涉及的「悅般」概念、康居方位、粟特所在等問題提出個人看法。郭平梁《匈奴西遷及一些問題》（1987）亦認為齊文在解決匈人、匈奴是否為同族問題上做出了貢獻，同時就北匈奴西遷歷程提出自己的觀點，認為：「西遷匈奴先是遊牧於伊犁河流域，後又進入到康居屬地中亞農業地區，後又進入到波斯北境，後又越過高加索山進入歐洲。」林幹《北匈 奴西遷考略》（1984年）則闡述了與齊文不盡相同的北匈奴西遷歷程。認為北匈奴西遷第一站是烏孫遊牧區，第二站是康居，第三站是阿蘭聊（奄蔡）。其入侵歐洲主要經歷了三個時期（第一期：公元374—400年;第二期：公元400—415年；第三期：公元422—468年）。該文除第 一、二站的遷徙內容，其餘部分基本為釆納麥高文之說。此外,餘大鈞《公元91年後居留新疆北部一帶的北匈奴）（1986年）特別指出「留下贏弱 於龜茲以北新疆北部而率領北匈奴主力西遷康居的北單于，並非公元91年在金微山被東漢擊 潰的北單于，而應是檀石槐西徵時的新疆北部北匈奴單于」。王彥輝《北匈奴西遷歐洲的歷史考察》（1989年）則對北匈奴西遷始年及北匈奴遷徙的路線提出不同於他人的觀點。認為，永元三年（91）北單于戰敗後，把單于庭轉移到烏孫東北部，並未正式西遷。其活動地域至少包括西起烏孫、南極天山、東至蒲類（今新疆境內巴裡坤湖）、北抵阿爾泰山的方圓千裡之地。公元2世紀中葉（約153年），北匈奴在漢與鮮卑的夾擊下，被迫西遷到烏孫西北。北匈奴自烏孫西遷康居的時間大體在公元237-287年間。學者們在探討匈奴遷徙過程、具體路線的同時，還就北匈奴西遷原因進行了分析。舒順林 《略論北匈奴西遷的原因）（1986年）認為，東漢對北匈奴的出徵及東漢在「以夷伐夷」思想指 導下，與北匈奴周邊南匈奴、鮮卑、烏桓、丁零等諸部落聯手打擊、孤立北匈奴，是迫使北匈奴西 遷的主要原因。吳興勇《論匈奴人西遷的自然地理原因）（1991年嚴則釆用原蘇聯學者列•古米廖夫有關匈奴西遷歐洲之說。認為東漢徵伐匈奴只是匈奴人西遷的觸媒，而不是決定因素。公元2至3世紀歐亞草原大旱災是歐洲民族大遷徙的原因，也是匈奴西遷的動力。蒙古高原古今地理景觀的變遷是促使匈奴西遷的必然因素。總之，從70-90年代，國內關於匈奴西遷問題的研究，主要圍繞北匈奴西遷過程這一論題展開，兼及對遷徙原因、影響等問題的探討。關於此時期港臺學者對匈奴西遷問題的認識，可從出版的相關論著中略窺一斑。例如，林旅芝《匈奴史》（1973年產，分別以「北匈奴進軍歐洲」、「匈奴入據東歐」和「阿提拉王朝」為標 題，途述了匈奴西遷歐洲的歷史。又如，江鴻《匈奴興亡之追蹤》（1984年）認為匈奴西遷三 次。第一次是公元前49年匈奴郅支單于遷居康居；第二次是北匈奴被東漢擊敗後，約在公元 90年率餘眾越天山巴爾克什湖西進，逐漸向西發展而抵裏海之北；第三次是自公元100年至 372年，匈奴逐漸向西,抵伏爾加河。另外，劉學跳《匈奴史論》（1987）專闢「北匈奴之西徙與 阿提拉」一章，敘述北匈奴西遷歐洲，建立王朝始末。上述有關匈奴的論著，在匈奴西遷問題上 與西方傳統觀點基本一致，均以匈奴的西遷為媒介，把北匈奴西遷以前的匈奴歷史與匈人入侵 歐洲的歷史加以連貫匯通，形成了頗具麥高文論說之遺風餘韻的中國式匈奴西遷歐洲的系統論。所不同的是，麥氏之著詳於歐亞草原西邊的歷史而略於東邊，上述論著則正好相反。此外,左文舉《匈奴史＞（1977年）第五篇專門論述了北匈奴的西遷。其主要內容與內田吟風《匈奴西遷表》一文基本相同，即認為北匈奴西遷，初至烏孫之地伊犁河上遊，而後移居康居（今吉爾吉斯草原），徵服阿蘭，入侵歐洲。與上述論著不同，左氏更注重對中文史籍中相關記載的連綴，以此證明「西方之記載與我國古史可以完全銜接」。而張哲誠《匈奴西遷》（1989）一文亦取北匈奴西遷歐洲說，試圖通過闡述匈奴入侵歐洲前歐亞內陸民族的變遷和匈奴西遷後在歐洲的活動，說明匈奴西遷活動對於內陸歐亞民族歷史產生的影響。由上述不難看出，20世紀中後期中國大陸、港臺多數學者基於匈奴即歐洲匈人主體的認識,依據中文史籍，結合西方研究成果，試圖廓清北匈奴退出蒙古高原以後，到匈人出現於歐洲 歷史舞臺之間約二百餘年的匈奴歷史活動。餘太山《匈奴、Huns同族論質疑》（1990年則是此時期較為系統地反駁匈奴、匈人同族論及匈奴西遷歐洲之說的僅有的一篇文章。作者針對 西方同族論者所依中、西史料及考古、人種和語言學等方面論據，進行逐一反駁，認為匈奴、匈 人（Huns）雖然同名，未必同族，匈人的族源應另途追溯。由於作者常年從事西域史及西域文獻 研究工作，文中對《後漢書》諸傳、《魏書•西域傳》、《魏略•西戎傳》及《晉書•西戎傳》中有關史料進行的排比、甄別工作，及在此基礎上就學術界頗為流行的北匈奴因檀石槐鮮卑西擴而放棄蔥嶺以東地區西遷，經烏孫（伊犁河流域）、康居（吉爾吉斯草原）和阿蘭（黑海北岸）之地入侵歐洲之說提出的新見解，值得重視。在《關於Huns族源的臆測）（1992年預一文中，作者進一步從人種、語言和Huns出現於歐洲的時間等方面，推測4世紀70年代進入歐洲的有可能是一些 史籍失載的西遷的鮮卑人。這些西遷的鮮卑人中包括若干原來隸屬於匈奴的部落。作者迥異 於他人的觀點雖未引起國內學術界的討論，且仍有不少人沿襲舊說，但它對國內長期以來在 研究匈奴西遷問題上表現出的對西方傳統觀點的盲從態度，無疑敲響了警鐘。本世紀初，國內有關匈奴史研究的成果不斷豐富，但探討匈奴西遷的論著並不多。方漢文 《匈族（HUNS）西遷與羅馬帝國的崩潰》（2004年）一文試圖通過從甲骨文獻尋求匈奴早期稱謂,並與歐洲匈人「HUN」之音對照，來證明匈奴與匈人實為同族的觀點。但該文「甲骨文』亞 兇』即匈奴」，殷商時期匈奴部族統稱為「匈」的論點似缺乏堅實的依據。首先，作者將甲骨文中的「畢」字釋讀為「亞兇」有誤，該字一般作「擒」解。第二，作者引以為據，附在文中的甲骨集《卜辭通纂》第499片圖文明顯倒置,，同時誤將「舌」字釋為「兇」色；第三，文中作為重要論據引用的甲骨集《卜辭通纂》第494片文字有誤」，並且在論述中轉引郭沫若對該片內容的釋文時， 擅自將「舌方」改寫為「兇方」，未免主觀臆斷。因此，作者「亞兇就是匈奴，也是以後從中國北部消失，而在歐洲出現的HUN族」的推論也就難以成立。馬利清《關於北匈奴西遷的考古學新探索》（2004年）—文，則試圖通過比較匈人、匈奴葬俗和考察新疆地區至南俄草原直至歐洲一帶發現的銅鎭標本，以證明匈人、匈奴同族及匈奴西遷至歐洲的觀點。禮俗的比較和對考古器物的分析不失為探討匈人與匈奴關係及匈奴西遷問題的一個視角，但僅憑二者葬俗的相似得 出匈人與匈奴同族的結論，又據分布於歐亞草原的銅銀標本說明北匈奴曾西遷至歐洲，其論據 略顯單薄，缺乏說服力。至於文中所說「文獻記載北匈奴西遷歐洲而成為『匈人'的過程應是可信的」則純屬子虛烏有。事實上，正因為東、西方文獻均無關於北匈奴西遷歐洲而成為匈人的記載，東西方學者就此問題爭論了兩個多世紀後，仍難以在匈人與匈奴關係及匈奴西遷是否曾至歐洲的問題上達成共識。此外，王柏靈《匈奴史話》（2004年）也以相當篇幅闡述了匈奴西遷問題對。全書分八章，其中第五、六章分別以「北匈奴西遷歐洲」、「匈奴人徵戰歐洲」為標題，內容多釆納前人傳統說法。例如，「北匈奴西遷歐洲的過程」一節內容，基本上引用齊思和之說。總之，近年來國內關於匈奴西遷問題的研究仍局限於西方早期傳統觀點，對匈奴與匈人關係問題的探討,缺乏開拓性的論著。綜上所述，匈人在歐洲歷史上的特殊地位，曾引起西方眾多學者對匈人起源及其早期歷史活動的關注。自18世紀德經提出歐洲匈人即匈奴的觀點後，西方學者就匈奴與匈人關係及與 之密切相關的匈奴西遷問題進行了廣泛而深入的探討。到20世紀40年代為止，匈人即匈奴以及匈奴西遷歐洲之說一直是學術界主流觀點。但從40年代以後，一些學者開始檢討並批判這一觀點，人們對匈人與匈奴關係的認識隨之發生變化，由最初肯定二者有直接聯繫和認為匈奴西遷曾抵歐洲，逐漸轉向懷疑或否定這種觀點，繼而提岀二者有間接關係的看法。值得一提的是，在探討匈人與匈奴關係及匈奴西遷問題的漫長過程中，同族論與反同族論者的爭議始終貫穿於其中。可以說，西方學術界迄今未能就匈奴西遷是否曾抵歐洲的問題達成共識。匈奴的歷史，向來為中國學術界所重視。但長時期以來，學術界對2世紀中葉活動於今新疆北部的匈奴下落，一直困惑不解。19世紀末20世紀初，隨西方匈人、匈奴同族論及匈奴西遷歐洲之說傳入國內，以及章太炎、梁啓超等國學大師接受西方觀點並加宣揚，在學術界產生了深遠的影響。多數學者基於匈人即匈奴和匈奴西遷歐洲之說，依據中文史籍，主要探討了匈奴西遷歐洲的過程（尤其是在70年代以後），而對40年代以後西方學術界對這一問題研究的新進展關注不夠。與此同時，匈奴西遷歐洲之說被編入各種版本的世界史教材而廣為流傳。國內這種現象，與丹尼斯•西諾爾在上個世紀六十年代總結西方對匈人與匈奴關係問題的認識時所說的情況頗有幾份類似。這就是，匈人即匈奴及匈奴西遷歐洲之說未被證實，卻被廣泛接受。近年來，曾風靡全球的韋爾斯《世界史綱》版在國內有多種譯本出版技，其中所論匈人（包 括匈奴）西遷內容，與國內學術界較為流行的匈奴西遷歐洲論是否會相得益彰，而使西方有關匈人與匈奴關係及匈奴西遷問題研究的早期傳統觀點在國內產生更為持久的影響？看來，今天我們要想真正搞清楚匈奴西遷這一歷史問題,任重而道遠。該文寫作過程中，有幸得到餘太山、耿昇、邵小鷗、青格力、聶靜潔、孫亞冰、王澤文、郭物、 劉中玉以及吉爾吉斯學者朱薩耶夫•古邦等諸位先生的幫助，在此致以誠摯的謝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