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福源（左）和張學良
西安事變是中國抗日戰爭史的分水嶺，它促成了第二次國共合作，由此拉開了中國從長期內戰到全民族抗擊日本侵略的序幕，並奠定了國共合作共同抗日禦侮和取得勝利的基礎。這場震驚中外的事變從1936年12月12日發動，一直延續到次年的七七事變。其中一些鮮為人知的、讓人遺憾的秘密內幕，在很長一段時間裡，被深深地掩藏在厚重的歷史帷幕後面，隨著時間的滄桑洗禮，歷史的封塵被漸漸拂去，真相才慢慢浮出水面。「二二事件」王以哲被槍殺、「二四事件」中共密使高福源被誘殺等事件，即是其中之一。
「剿共」被俘後秘密加入中共
高福源（1901-1937），字紹卿，祖籍直隸（今河北）鹽山，1901年出生於遼寧省營口縣馬家屯村（今大石橋市博洛鋪鎮神樹村）。他父親高玉麟曾任袁世凱時期的管帶（騎兵營長）。高福源10多歲時，從家鄉營口到綏遠，後在北京匯文中學讀書。1921年考入北京輔仁大學。1923年秋考入東北講武堂第五期學習。畢業後，歷任東北軍連長、張學良衛隊營長、少校團副、中校主任、上校團長、少將旅長等職。
1931年日本關東軍發動了「九·一八」事變，東北軍在南京政府的「日軍此舉不過尋常尋釁性質，為免除事件擴大起見，絕對抱不抵抗主義」命令下，張學良撤出了東北，退入山海關內。高福源被迫率部隊隨東北軍退守關內。他離開黑山白水的東北大地，在目睹了日寇給東北人民帶來的深重災難後，總是以身為軍人，在國難當頭之日，未能報效祖國而引為憾事。1933年1月1日，日本侵略軍發動了「長城之戰」，高福源與其他愛國官兵一起勇敢地投入到抗擊日寇的前線，榆關抗戰爆發。但張學良在蔣介石「攘外必先安內」密令下，繼續採取「不抵抗政策」。同年1月3日，山海關失守。1933年2月21日，熱河抗戰爆發。同年3月4日，承德失守，熱河抗戰失敗。張學良引咎辭職，出國考察。這年秋，出國前的張學良將高福源升任東北軍第六十七軍一○七師六一九團團長。高福源領悟當中深意，此後，為了能夠早日收復祖國疆土，他從嚴治軍，狠抓訓練，對全團官兵既能做到嚴肅軍紀，又能做到身體力行，深得部下的擁護和當地民眾的愛戴，以至於部隊開拔時，駐地百姓扶老攜幼為其送行，這在當時實屬少見。
1935年秋，中國共產黨領導的中國工農紅軍，經過兩萬五千裡長徵的轉移，抵達陝北革命根據地保安縣吳起鎮會師。中央紅軍自發動第五次反「圍剿」開始，衝破了蔣介石所設置的圍、追、堵、截的重重鐵壁封鎖，勝利突圍北上。這是蔣介石難以接受的事實。此年9月20日，蔣介石在西安設立「西北剿匪總司令部」，自任總司令，任命張學良為副司令，調東北軍入陝甘「剿共」。10月1日，東北軍在勞山戰役中，王以哲的第六十七軍一一○師兩個團和師部被殲，師長何立中戰死，團長裴煥彩被俘。10月29日夜，東北軍一○七師六一九團在榆林橋戰役中，被徐海東指揮紅十五軍團乘其不備，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勢迅速佔領陣地，該團全部被殲，素有「虎將」之稱的團長高福源和不少士兵被俘。11月22日，東北軍在直羅鎮戰役中，東北軍精銳部隊、裝備精良的一○九師孤軍挺進陝北的吳起鎮方向，鑽入紅軍的包圍圈被殲，師長牛元峰斃命，副師長被俘虜。此役中，紅軍僅以800多人的傷亡就殺、傷、俘6000多名東北軍精銳一○九師的士兵。張學良東北軍在西北戰局的連連失利以及後來面對共產黨的停戰對峙，導致蔣介石親自前往西安督戰。
高福源在榆林橋戰役與紅軍交戰中被生俘，這位長城會戰中的猛將，想不到自己竟然沒有死在抗日戰場上，卻成了內戰中紅軍的俘虜，他認定必死無疑，於是聲稱：「生是少帥的人，死是少帥的鬼，要殺、要斃都無所謂。」但是，共產黨不但沒有殺他，而且給他悉心治傷，然後又請他當紅軍軍事學院的教官。期間，彭德懷司令員還把他請進了自己的窯洞。他在瓦窯堡參加了東北軍軍官學習班，還被選為學習班的班長。而十分關心被俘東北軍軍官思想轉變的周恩來副主席，親臨學習班，召開大會，深入淺出地為全體學員作了一次報告，形象生動地分析了抗日道理，指出全國團結一致抗日的重要，並號召全體東北軍官兵在抗日戰爭中貢獻力量。高福源被紅軍領導人的民族大義所感動，主動要求回去勸說張學良將軍。在中國共產黨教育下，他更加擁護抗日。12月17日，中共中央瓦窯堡會議確立了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政策。高福源讀到這消息，大為振奮，他立即申請加入中國共產黨，因為他是東北軍高級將領，中共中央指示讓他秘密宣誓入黨。
身負特殊使命返回東北軍
1936年2月，中共中央宣布開始東徵抗日。紅軍東徵抗日，必然要借道穿過東北軍轄區，於是高福源受中共中央的秘密派遣返回東北軍進行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和兵運工作。在隨軍東進中，高福源「逃脫」返回到洛川東北軍駐地。
高福源回到軍部後，與六十七軍軍長王以哲和軍參謀長趙鎮藩進行了長談，並密電張學良。次日，張學良乘飛機親臨洛川。高福源見到張學良將軍，向他遞交了毛主席、周恩來副主席給他的信件，然後陳述了共產黨的聯共抗日方針。指出聯合抗日是惟一正確的道路。張學良採納了高福源的意見，命他速返蘇區，請紅軍派一名正式代表與東北軍會談。
此後，他在東北軍中，積極宣傳共產黨的抗日主張和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政策，說服張學良同意聯共抗日，又說服東北軍一一○師兩個營投誠，同時在紅軍同東北軍之間搭起了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橋梁。
1936年4月起，張學良開始了和中國共產黨的秘密接觸。4月9日，張學良駕機飛抵延安會見周恩來，同機的還有王以哲、劉鼎。1936年9月，中國共產黨與東北軍正式籤訂了《抗日救國協定》，雙方正式結束敵對狀態，中國工農紅軍、張學良的東北軍、楊虎城的西北軍形成了擁護「民族統一戰線」的「鐵三角」。張學良向紅軍提供了大量的過冬棉花、藥品、新鮮食物等物資，解決了紅軍過冬的燃眉之急。另外，當時鄧小平病重，生命垂危，無藥可醫，也是張學良的援助救了他的性命。張學良不但接受並積極學習共產主義思想，還向第三國際提出加入中國共產黨的申請，但由於張學良的父親「有殺共歷史」，入黨申請被拒絕。儘管如此，此後紅軍與東北軍之間的友好關係，繼續發展，進一步加強。高福源就留在張學良處繼續做與紅軍的聯絡工作。在張學良的支持下，高福源經常向東北軍官兵宣傳抗日救國的道理，講蘇區人民的自由生活、官兵平等及優待俘虜等政策，逐步使東北軍廣大官兵都願為聯共抗日而出力。高福源身材高大，一口道地的東北話，口齒清晰，語言流利，講得慷慨動人，有感染力，不少人聽後激動得流下眼淚。而張學良更加信任高福源，升任他為一○五師少將旅長。
1936年6月1日，為了對抗蔣介石剪除地方實力派的「削藩」行動，陳濟棠、李宗仁在廣州發出通電，痛陳「九·一八」事變後日本侵略軍對中國土地的踐踏，決定率所部北上抗日，收復失地。6月2日，致電南京中國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請求準許粵桂部隊北上。南京政府通電宣稱陳、李「不服從中央訓令」，勒令粵桂軍隊不得離開駐境，粵桂聯軍抗令向北推進，史稱「兩廣事變，」又稱「六一事變」或「西南事變」。事變發生後，蔣介石急令中央軍與湖南、江西地方軍隊阻擊粵桂聯軍，大戰一觸即發。然而不久，廣東將領、飛行員紛紛向南京政府投誠，並對兩廣所謂的「北上抗日」說加以抨擊。接著，「南天王」陳濟棠垮臺，李宗仁也不得不對蔣介石表態歸順。
8月中旬，「兩廣事變」在國內抗戰輿論的推動和中共密使雲廣英等人的積極斡旋下，得以和平解決。蔣介石眼見「兵不血刃」便使當時叛逆性最強、實力最大而位居國內半獨立的諸省之首——粵、桂、湘三省伏首聽命，甚為得意。於是，命令將預備徵討兩廣的中央軍悉數北調，用來西北「剿共」，並準備將「剿匪不力」的張學良及其部隊調離。張學良聞訊，心中惶惑不安，秘密與楊虎城商量對策，醞釀以抗日為由對蔣實行「兵諫」。
促成張學良發動西安事變
面對蔣介石調兵遣將「進剿」西北紅軍的嚴重態勢，高福源等中共黨員在地下黨組織的領導下，積極開展兵運，努力促成了西安事變、「兵諫」蔣介石抗日的局面。
1936年8月29日，高福源得知國民黨特務逮捕了學生代表、中共地下黨員宋黎和馬紹周、關沛蒼等人的消息，即刻報告張學良。張學良立即命令譚海率衛隊營包圍和查抄了國民黨陝西省黨部，即為「豔晚事件」。張學良一面聲稱為「逆部」所為，電請蔣委員長親往鎮壓。另一方面召集王以哲、高福源等親信將領密商，做好兩手準備：如若蔣同意抗日，則聯共北上抗日；如若蔣不抗日而執意「剿共」，則實行「兵諫」逼蔣抗日。
10月22日，蔣介石由南京飛抵西安，嚴令「進剿」紅軍。張學良當面表示反對，並提出停止內戰，一致抗日的要求，遭蔣拒絕，兩人大吵。蔣隨即飛往洛陽，調集軍隊向西北集結待命。10月29日，張學良飛抵洛陽為蔣介石祝壽，勸蔣聯共抗日，又遭蔣拒絕。蔣介石堅決拒絕張學良北上抗日的主張，強令其「剿共」，否則就把他的部隊撤離到東邊去。
11月27日，張學良上書蔣介石，請纓抗戰，再次遭蔣拒絕。
12月2日，張學良再次飛抵洛陽見蔣介石，要求釋放被國民黨當局逮捕的抗日救國會「七君子」沈鈞儒、鄒韜奮、李公樸、章乃器、王造時、史良和沙千裡，遭到蔣的推諉搪塞。三番五次請纓抗日均被拒絕，要求釋放抗日救國會領導人也遭推諉，張學良確認蔣絕無抗日意向，只有實行「兵諫」這一條路了。於是，他向蔣介石面報，謂其部下不穩，勢難支撐，再三請求蔣委員長前往訓話，蔣同意赴西安，駐臨潼華清池。12月4日，蔣介石由洛陽飛抵西安，立即調30萬中央軍嫡系部隊「進剿」紅軍。因為蔣介石過分自信，僅帶少數文武官員隨行。張學良與楊虎城親往機場迎接送蔣到駐所，又再次進諫，遭蔣拒絕，蔣向張學良、楊虎城表示：要麼進兵，要麼將東北軍、十七路軍分調福建、安徽。張學良正猶豫不決之時，蔣介石召見邵力子及十七路軍、東北軍軍、師長以上官員，宣布「剿匪」命令，造成張、楊的極大恐慌。隨後，蔣介石又吩咐邵力子，讓他通知《大公報》社可以發表對張、楊的彈劾，並撤銷職務。12月7日，張學良再次到華清池見蔣介石，再三苦諫，要求停止內戰，一致抗日，遭蔣嚴詞拒絕。
12月9日，中國共產黨組織大規模的群眾遊行示威，紀念「一二·九」運動一周年。特務軍警開槍打傷一名小學生，群眾非常激憤，決定到臨潼直接向蔣介石請願示威。蔣介石強令張學良制止學生運動，必要時可以向學生開槍。張學良接到命令後，趕上遊行隊伍，極力勸說學生回去。東北大學學生高呼「中國人不打中國人！」「東北軍打回老家去，收復東北失地！」等口號。張學良向群眾表示一周內以實際行動答覆學生要求，如果做不到，你們其中任何人都可以「置我張學良於死地」。請願學生們在華清池前高唱《松花江上》一曲，感動了在場的東北軍士，全場愛國情緒高昂。當晚，張學良再次找到蔣介石，勸蔣抗日，並要求蔣放過學生，但是蔣介石怒稱：「對這批學生，除了拿機關槍打以外，是沒有辦法的！」張聽後大怒，反問道：「機關槍不打日本人反而去打愛國學生？」張、蔣再次大吵，盛怒下的張學良於當晚決定「兵諫」。是晚，張學良與楊虎城商議，決定發動兵變，命令白鳳翔去捉拿蔣介石，白鳳翔說：「只見過照片，沒見過本人，到時候亂軍之中怕出錯誤。」
12月10日，張學良帶著白鳳翔見到了蔣介石，蔣正在召開會議，正式通過發動第六次「圍剿」計劃，決定在12日宣布「剿匪動員令」。
12月11日晚，蔣介石邀請張學良、楊虎城和蔣鼎文、陳誠、朱紹良等參加晚宴。當晚，張學良和楊虎城分別召見東北軍和十七路軍高級將領，宣布第二天清晨進行「兵諫」，然後從容赴宴。席間，蔣宣布了蔣鼎文為「西北剿匪軍前敵總司令」，衛立煌為「晉陝綏寧四省邊區總指揮」等換將的任命書。命令中央軍接替東北軍和西北軍的「剿共」任務。
12月12日凌晨5時，張、楊發動「兵諫」，東北軍到臨潼的華清池捉蔣，蔣從臥室窗戶跳出，摔傷後背，躲在一塊大石頭後面，被發現活捉，十七路軍還扣留了在西安的陳誠、邵力子、蔣鼎文、陳調元、衛立煌、朱紹良等國民黨軍政要員。邵元衝等人在事變中遇難。西安事變爆發當天，張、楊向全國發出了《關於救國八項主張》的通電，提出：改組南京政府，容納各黨各派，共同負責救國；停止一切內戰；立即釋放上海被捕的愛國領袖；釋放全國一切政治犯；開放民眾愛國運動；保障人民集會結社一切政治自由；確實遵行孫總理遺囑；立即召開救國會議。
第二天，張學良派高福源赴開封面見河南省主席商震和綏靖主任劉峙，陳述西安事變的原因與目的，向他們宣傳張學良「決心結束內戰，擁護蔣委員長一致抗日」的主張。這是一項政治、軍事兼而有之的「外交」活動，為東北軍贏得了時間，從而迅速集結於渭南前線，擊潰了蔣軍桂永清部的進攻。
遭到「上峰」的秘密誘殺
西安事變的行動總指揮是東北軍一○五師師長劉多荃。劉多荃（1897-1985），字芳波，奉天鳳凰（今遼寧鳳城市）人。他是高福源的上司。
12月4日，蔣介石平息「兩廣事變」後，躊躇滿志，僅帶著數十名高級將領和大員來到西安指揮「剿共」，企圖「一舉將『共匪』殲之於西北」。奉令前來「剿共」的260個團約30多萬部隊的前鋒已經到達陝西臨潼，100多架新從義大利買來的最新式飛機一批批地飛到西安，「剿共」大戰一觸即發。
在這關鍵時刻，張學良、楊虎城在力爭無用的萬般無奈之下，決定實行「兵諫」，由劉多荃擔任行動總指揮。12月12日凌晨5時許，劉多荃部署東北軍警衛員摸進蔣介石住所華清池，最後在後山一塊叫「虎畔石」的大石後面活捉蔣介石，震驚中外的西安事變爆發。
在中共和多方人士的共同努力下，12月25日張、楊釋放了蔣介石，張還親自送蔣回南京，西安事變遂得以和平解決。蔣回到南京後，背信棄義將張扣留，因此西安事變餘波再度洶湧激蕩。為救回張學良，東北軍內部出現了兩派：一派主張對南京使用武力，一派主張通過和平談判解決。主戰派和主和派矛盾十分尖銳，最終釀成了「二二事件」——1937年2月2日以張的警衛營長孫銘久為首的少壯派突然下手，殺害了東北軍的高級將領主和派的第六十七軍軍長王以哲等人，並堅持不讓東北軍撤出西安，還準備對抗陳誠率領的中央軍進駐西安。
自己的軍長被槍殺，劉多荃非常悲痛。此時，劉多荃部已按照和議撤到渭南防地。慘殺事件發生後，劉多荃在渭南和高崇民等人緊急研究對策。於是劉多荃立即命令他的一個團到臨潼，向西安作攻勢。這一招果然有效，孫銘久等人遵令離開西安，市內秩序旋即恢復。在2日晚10時左右，中央軍樊嵩甫部竟乘隙進軍，想發動襲擊，劉多荃立即打電話質問顧祝同：「是否要打？打，我們就打。」顧說他不知道此事，答應即行制止，囑劉沉住氣。很快，該部就停止了前進，顧還以電話告知劉「適才前進部隊隸屬民團」。劉說「不管什麼部隊，停止前進就行」。
槍殺王以哲事件發生後不久，繆澄流軍長曾派人追拿孫銘久等人，但沒成功。孫銘久等人曾進入蘇區，由於嫌蘇區太苦，轉而又去了上海。槍殺王以哲軍長的於連長，後被劉多荃密令處死。同時，他又聽到密報說殺王以哲軍長時，時任旅長的高福源就在粉巷指揮。2月4日，劉多荃發電報讓高福源到師部開會，同時密令駐西安的高福源部下、二團團長葛宴春「待高一到，立即逮捕，就地槍決！」高福源全然不知是誘計，接到上峰的電令，也僅帶兩名衛兵就驅車趕前往西安。他到師部門口剛下車，預先埋伏好的士兵就蜂擁而上，將他綁至院內槍殺，隨行人員也遭到滅口，一併推入枯井中掩埋。高福源被誘殺時年僅35歲，死後下落不明。中共中央曾派特工調查高福源的去向，一時也沒結果。過了很長一段時間，其遺體在中共地下黨的協助下被找到，由高福源的家屬和堂弟高福洪偷運出來，掩埋在西安東城門外的城牆腳下，但死因不明。
高福源是否真的參與槍殺王以哲事件？實際上，這是絕不可能的。因為高福源是王以哲的親信好友，同時也是公認的紅軍信使，是當時溝通紅軍和東北軍的橋梁。他回到東北軍見到張學良時，將所見所聞全盤說出，並轉達中共中央的抗日主張和民族統一戰線政策。但此時正是張學良將軍思想十分矛盾的時候，一方面，他有著強烈的抗日思想，另一方面他又忠蔣反共，是真正的左右為難。高福源見到張學良後，將自己當俘虜的經歷，以及對抗日問題的真實想法，和盤託出，慷慨激昂，義正詞嚴，張學良聽了當時就掉下了熱淚。
而和張學良將軍同時在場垂淚的，就是六十七軍軍長王以哲。送高福源來見張學良的，也是王以哲。張學良和高福源這次見面後，陝北紅軍和東北軍開始了密切的聯繫，張學良將軍的思想和立場也發生了巨大的轉變。高福源既是中共密使，又成了張學良名副其實的「信使」，他穿梭於兩軍之間，為建立雙方友好關係立下了汗馬功勞。可以肯定，如果沒有高福源的努力，張學良就不會如此快地發生思想轉變，西安事變也許就根本不會發生，即使會發生，也不知要延遲多久。而王以哲和高福源也在這一次次的交往中，增進了解乃至肝膽相照。
歷史就這樣給劉多荃開了個天大的玩笑，他在一念之間，即把一個抗日名將、一位中共重要密使，葬送在了槍下。
40多年後終於真相大白
西安事變和平解決後，西北軍十七路軍被整編，楊虎城被逼離職「出國考察」。東北軍被整編成6個軍，劉多荃任第四十九軍軍長，轄第一○五師（師長高鵬雲）和第一○九師（師長趙毅）。1937年8月中下旬，日軍開始沿津浦線大舉南犯。劉多荃率第四十九軍在滄縣及靜海附近與日軍發生激烈衝突，日軍以猛烈的炮火向靜海轟擊，四十九軍被迫向南撤退。10月底，第四十九軍被調到淞滬戰場。一○五師在錢江弄、江橋一線堅守陣地，遭到日軍重火力猛攻，全師官兵奮勇殺敵，以死報國，六二六團團長顧忠全壯烈犧牲，該團一營傷亡過半。一○九師在紀王廟、馬同橋一線與數倍於己的日軍苦戰，無所畏懼，4位團長有3位相繼殉國，營長傷亡了三分之二，整個師基本都為國捐軀了。
第四十九軍雖然損失慘重，但在戰後蔣介石並不給補充。萬般無奈之下，劉多荃帶著一○九師師長趙毅親自到武漢去活動，花了好大一筆錢才打通了門路，調來了全部徒手的預五師補充一○九師。事先講好條件，趙毅仍為一○九師師長，原預五師的團長以上主官全部留任。劉多荃將張學良當年留用的一部分武器裝備該師。補充後的一○九師全是捷克式步槍，每連配有6挺捷克式輕機槍，每營配有重機槍連，團有迫擊炮，裝備精良。然而劉多荃、趙毅高興沒多久，在一次下命令讓一○九師開拔時，原預五師留任的4個黃埔生團長全部告長假，部隊一點也開不動。事情反映到蔣介石那裡，蔣介石非但不處分故意搗蛋的團長，反而藉機將趙毅撤職，換上了嫡系李樹德，劉多荃任命的其他東北軍軍官也都被撤換掉，接著又將一○九師劃歸第一戰區司令長官劉峙指揮。
1939年大批日軍猛攻南昌，劉多荃率部守御松山、萬家埠一線。由於作戰失利，又被蔣介石借題發揮，將劉多荃由中將軍長降為上校。一○五師師長王鐵漢撤職留任，責令戴罪立功。副軍長高鵬雲、參謀長秦靖宇相繼調離，另派蔣之中央軍嫡系林耀堂和凌振倉分別繼任。就這樣，第四十九軍實際上是名存實亡了。
1941年11月，劉多荃任第十集團軍副總司令，12月兼任熱河省政府主席。同月，王鐵漢升任第四十九軍軍長。1943年6月，劉多荃調任第十二戰區副司令長官。解放戰爭時期，蔣介石為拉攏原東北軍將領為他打內戰，委任劉多荃為華北「剿總」副司令、熱河省政府主席，並晉級陸軍上將，成為傅作義的副手。1947年9月，第四十九軍被調往東北參加內戰，後來在遼瀋戰役中被人民解放軍全殲。1948年底，劉多荃舉家遷往香港，新中國成立前夕在香港通電起義。就在10月1日新中國成立這一天，恨極了劉多荃的國民黨特務將仍在國民黨軍隊中任職的劉多荃長子劉全禮殺害。
1949年12月，在中共地下黨組織的幫助下，劉多荃從香港秘密返回北京，後歷任政務院參事、遼寧省交通廳廳長、遼寧省第四屆政協副主席等職，當選為第二至六屆全國政協委員。隨著不斷接觸昔日舊部和相關檔案資料，劉多荃漸漸明白當年枉殺高福源的真相，但由於其個人的思想局限和歷史原因，這個歷史隱秘始終未能大白於天下。直到1978年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後，撥亂反正，許多歷史真相最終展現於陽光之下。劉多荃終於說出了當年誘殺高福源的經過，當時他發電報讓高福源來師部開會，知道的人極少，而密令葛宴春將高「就地正法」也就只有他們二人知道。被秘密安排執行命令的士兵只是奉令行事，或許根本不知道被槍決者是誰。總之，高福源被誘殺之謎，40多年後才真相大白。1981年高福源的遺骨被找出，1982年西安市人民政府為高福源將軍舉行隆重的骨灰安葬儀式，骨灰盒被安放在西安市革命烈士陵園內，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政部向其家屬頒發了《革命烈士證書》。1985年7月22日，懷著近40年愧疚心情的劉多荃走完了人生之旅，以85歲高齡在北京病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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