寫在前面的話：前幾天朋友和我討論古代兼祧的問題，還把他和朋友之間的討論記錄發給我看，他和朋友都提出了假設，如果宋明就盛行兼祧制度，明景帝沒有遭遇奪門，明憲宗也沒有被廢，景帝傳位給憲宗，憲宗是否可以兼祧？假如朱慈烺繼位，是否可以兼祧熹宗和思宗兄弟？
我的觀點是：雖然禮法上有大宗不可絕的說法，但實際上有太多皇帝絕嗣了，並沒有存在必須為無子皇帝立嗣的規定，溥儀兼祧穆、德，那是因為穆宗他老娘給力，是當權太后，所以才給他立嗣，不然誰理他那麼多？
雖然討論過去幾天了，但朋友提出的假設並沒有答案，猴格就在閒暇的時候，查閱了一些關於兼祧的文章，試著解釋一下兼祧的情況。
01，早期的另類兼祧
所謂兼祧，就是俗稱的「一子兩後」，一個孩子繼承兩個支系，和應繼、愛繼一樣，都屬於立嗣過繼中的方式。雖然兼祧直到清朝才被律法所承認，但實際上早在漢朝就存在兼祧的另類現象。
漢朝的時候，「大宗不可絕」的觀念盛行，如果大宗無子，小宗有獨子，那就必須把小宗獨子出繼到大宗，任由小宗絕後。中國歷史上第一個由小宗過繼給皇帝大宗的漢廢帝劉賀，就屬於這種情況，昭帝繼承武帝是為大宗，劉賀的父親劉髆是別子小宗，雖然劉賀是獨子，但大將軍霍光依舊讓他過繼給昭帝，任由劉髆絕後。
到西漢末年的時候，小宗必須為大宗服務，任由小宗絕嗣的做法引起普遍的不滿，就開始有人提出：小宗獨子就該繼承本宗，你大宗生不出娃，就應該任由大宗絕嗣。
在宗法社會裡，當然不能任由大宗絕嗣了，但是，人情上還是要兼顧一下的。因此，漢成帝過繼侄子漢哀帝時，就有比較人性化的處理。
漢哀帝是獨子出繼大宗，他爹定陶王劉康絕嗣了，漢成帝另外選堂弟楚思王劉衍的兒子劉景過繼給劉康，繼承定陶王，這樣大宗和小宗都得到傳承，可謂兩全其美。
但是，漢哀帝繼位後，追封父親劉康為恭皇，並在京師立廟，又尊生母丁姬為帝太后，與嗣母成帝皇后趙飛燕並尊，還把堂兄弟劉景徙封為信都王。通過他這一系列行為，可以說已經從哀帝過繼成帝，變成由哀帝兼祧成帝、恭皇哥倆了，這算是早期另類的沒有兼祧之名的兼祧。
漢哀帝的行為其實和明世宗朱厚熜很類似，區別是他沒兒子保障他的勝利果實，被王莽全部翻盤，所以才不為人知。
02，兼祧的發展和被遏制
到了東漢禮法比西漢更混亂，如果說安帝承嗣和帝，質帝承嗣順帝，靈帝承嗣桓帝，按昭穆選擇也說得過去。但安帝閻皇后擁立堂弟劉懿，順帝梁皇后擁立從弟桓帝劉志，就是瞎胡鬧了，根本不符合立嗣過繼的標準。
特別是到東漢末年，儒家綱常倫理中的三綱遭到質疑，因而變得岌岌可危，比如，邴原在君主和父親之間就選擇父親；孔融甚至說父親生娃只不過是發洩自己的欲望，而母親只不過是個容器而已。
太子燕會，眾賓百數十人，太子建議曰："君父各有篤疾，有藥一丸，可救一人，當救君邪，父邪？"眾人紛紜，或父或君。時原在坐，不與此論。太子諮之於原，原悖然對曰："父也。"太子亦不復難之。（三國志裴松之注魏書卷11）
（孔融）又前與白衣禰衡跌蕩放言，云：父之於子，當有何親？論其本意，實為情慾發耳。子之於母，亦復奚為？譬如寄物瓶中，出則離矣。（全後漢文卷94）
從這些士人狂浪的話語中可以窺知，時人的個人意識已經超越了父權，家族意識更超過了國家君主，如果再遇到小宗獨子出繼大宗的情況，恐怕在很多人心中都是：管他大宗去死！
所以，在漢末魏初之際，有個田瓊就提出：小宗獨子可以出繼大宗，但獨子以後所生的庶子要還承本宗。這說法和明清小宗獨子兼祧兩房，生子後分別繼承兩房，保證大宗小宗都不絕，並沒有什麼本質區別。
如果照這樣發展，獨子兼祧形式的發展是必然性的，小宗不可絕的觀念也會越來越普遍，但是，這種大宗、小宗趨向平等的現象，並沒有得到繼續發展的機會，就被魏明帝曹叡給遏制了。
魏太和三年（229）七月，曹叡頒布詔書說：支子繼承大宗，就應該奉正統，不能枉顧私親，漢宣帝給父親加皇號，漢哀帝尊崇恭皇，都不是好榜樣，後人應該引以為戒，以後萬一有小宗入繼大宗的，膽敢有人攛掇他抬舉小宗的，誅無赦！
曹叡的本意自然是堅持大宗至上、大宗不可絕的原則，所以，不用想著過繼大宗了，你再尊崇你的本生私親，更不用想通過兼祧讓本生與大宗並尊。從那之後，直到清朝之前，在律法上都是反對兼祧這種形式的。
03，兼祧制度的被承認
雖然律法不允許獨子出繼、獨子兼祧，但歷史的車輪滾動到明朝時，民間還是普遍出現了獨子兼祧的現象，為什麼律法不允許還依然出現這種現象呢？
說一千道一萬，其實一句話就概括了，獨子兼祧成為普遍性，很大程度上是因為財產繼承所致，比如說，一門兩兄弟，只有一個獨子，在宗法上獨子不出繼，兩兄弟勢必要過繼一個嗣子，這樣的話，他們兄弟的財產就外流了，為了避免肥水外流，最好的辦法就是一子兼祧兩門。
像明初重臣楊士奇就是兼祧子，他的父親楊子將，原本是長房楊辰的次子，過繼給無子叔父楊榮。後來，楊辰的長子，即楊子將的親大哥（過繼後稱堂兄），和兒子相繼早亡，致使長房楊辰絕嗣，楊士奇就申請由他兼祧伯祖父（實際是本生親祖父）楊辰，一子祧兩門。
雖然律法不允許兼祧行為，但民間已經約定成俗，還因為缺乏有效管理，而處於混亂狀態。清初的學者萬斯同就曾經抨擊過兼祧行為，說一子繼承兩人後，是貪戾無恥的表現。從萬斯同的批評可見，兼祧在明清時期已經比較普遍了。
乾隆四年（1739），朝廷頒布《獨子出繼條例》，禁止獨子出繼，如果為了貪圖財產讓獨子出繼，發現後就勒令歸還本宗，本生父母杖八十。事實證明，這個條例並沒有什麼用，根本無法制約民間習慣法。乾隆四十年（1775），清純帝修正了獨子出繼條例，在兩廂情願下，允許一子繼承兩房。
從此，約定成俗的民間習慣法——兼祧，終於從被禁止、被遏制中殺出重圍，披上了合法的衣服，獨子兼祧制度正式確立。
當然，要實施獨子兼祧，還要遵循三個法定條件：
其一，繼承人是獨子；其二，獨子只能兼祧父親和親兄弟的宗祧；其三，必須兩房父母都同意，宗族也支持。只要符合法定條件，小宗獨子可以兼祧大宗，大宗獨子也可以兼祧小宗，小宗獨子還可以兼祧另一小宗，一子兼祧二門、三門，乃至於四門、九門，都有例子可循。
04，兼祧制度的衍生問題
隨著兼祧制度的確立，隨之衍生其他問題，比如如何為兼祧父母服喪；兼祧子如何婚配。
兼祧子如何服喪的問題，還是按宗法制度大宗為重的原則：如果獨子兼祧中有大宗，就是獨子為大宗服斬衰（三年），為本生小宗服期年（一年）；如果獨子兼祧同屬小宗，就以本生為重，服斬衰，為兼祧父母服期年。
到了嘉慶年間，又出現一種新情況：小宗之子出繼另一小宗後，本宗又絕嗣改為兼祧時，兼祧子怎麼服喪呢？還以本生為重嗎？
這就並沒那麼絕對了，因為出繼在前，兼祧在後，所以，這個兼祧子要為嗣父母服斬衰，只為本生父母服期年即可。
到道光年間，又出現另外一種新情況：小宗之子出繼另一小宗後，本生絕嗣改為兼祧，但本生父母和兼祧父母都健在，以後又該如何服喪呢？
具體問題要具體分析，兩房父母都在時，就算是出繼在前兼祧在後，也應該以本生為重，兼祧子為本生父母服斬衰，兼祧父母服期年。
那麼要以溥儀為例，他出繼穆宗同治帝，又兼祧德宗光緒帝，還有本生父醇親王，他又該怎麼服喪呢？這問題並沒有什麼糾結的，對溥儀來說，同治帝是大宗嗣父，服斬衰三年，本生父載灃次之，服期年，光緒帝身為兼祧父，也服期年。雖然本生父和兼祧父都服期年，但本生父重於兼祧父，因為光緒不是大宗。
雖然在禮法上，仍然是以大宗為重，但在實際情況中，從父子親情考慮，也有獨子為兩房父母服斬衰的，比如道光年間的南昌知府張子畏就是如此。同治帝的師傅李鴻藻也是出繼後改兼祧，他已經為嗣父母服喪三年，又申請禮部為本生父母服喪三年，還被人誇讚守禮。
兼祧制度的確立，除了衍生為兩房父母服喪的問題，還有兼祧子的婚姻問題，在民間，一夫兩妻是獨子兼祧的普遍狀態，就是兩房父母各自為獨子娶妻生子。
比如丁汝昌，本生父丁志謹（燦勳），兼祧父丁志宏，他在本生父門下先娶錢夫人，早亡，續娶魏夫人；在兼祧父門下先娶徐夫人，早亡，續娶趙夫人，又早亡，再娶王夫人。五個妻子都受到清廷的封誥，除了王夫人是「夫人」外，其餘四位都封「一品夫人」。
兼祧子的兩妻，在民間都被視為正妻、嫡妻，稱為「兩頭大」，或者說是「平妻」，但實際上與禮法不合，所謂「兩頭大」是不能見官的，因為律法不承認一夫兩妻婚姻的。
就是說你在家裡怎麼樣都行，一旦牽扯到律法中，可不存在「兩頭大」、「平妻」的情況，只有先聘娶的才是妻子，後聘娶的只能算妾。
嘉慶二十五年的《禮部則例》明確規定：獨子承祧兩房，只應娶嫡妻一人，其置側室以廣嗣育，在所不禁，不得兩門均為娶妻，有違定例。
所以，不要在律法面前扯什麼「兩頭大」，先娶者為嫡，後聘者為妾。當然，法理不外乎人情，遇到具有人情味官員時，結果也會有不同。
鹹豐年間，保定府人王宗閔的弟弟無子，由王宗閔的獨子王廷庸兼祧兩門，王宗閔已經為兒子娶妻，他弟弟又為王廷庸娶妻張氏。王宗閔意圖姦污張氏，未成，事後張氏與丈夫王廷庸發生口角自盡。
當地官員按照律法，後娶者為妾，就把王宗閔定罪為調奸子妾未成，杖一百，徒三年。案子報到保定府，這位覆審的官員很憐憫張氏，不贊成判決結果。這位官員認為：雖然法律不認同兩位正妻，但張氏畢竟是明媒正娶的，具有正妻的外在表現形式，不能視為妾室。應該按照有妻更娶律，把王宗閔改判擬滿流。這個案子報到刑部後，刑部同意了保定府的覆審。
05，猴格說
獨子兼祧制度的確立，對古代宗祧繼承法來說，可謂是進化到極致，既能避免財產的外流，又維護小宗的感情，還避免了應繼、遠繼造成的血緣淡漠，嗣父母與嗣子之間的心理隔膜相對更少，雖然現在看來滿是糟點，但在古代社會，可以說是比較人性化的制度。
那麼，如果清朝之前就實行兼祧制度，明景帝傳位給明憲宗，憲宗如何做兼祧子？如果朱慈烺繼位，又如何兼祧熹宗、思宗兄弟呢？
如果朱見深和朱慈烺真的是兼祧子，按照宗法制度，大宗不可絕的原則，還是以大宗為重，也就是說，朱見深之於英宗、景帝，以大宗本生英宗為重，兼祧景帝為次；朱慈烺之於熹宗、思宗，以兼祧大宗熹宗為重，本生思宗為次。
而兼祧制度從漢朝的另類存在，到明清在民間的悄然普遍，再到最終確立制度，正說明了民間習慣法對國法的影響，民間習俗對正統儒家倫理的較量，說明了人類一直在進步，某些冰冷的教條總歸會被拋棄的。
就是這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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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資料：清代獨子兼祧制度述論、清代獨子兼祧制度研究、論兼祧制度、宗廟禮制研究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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