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升昌,昔日「匯通天下」的全國第一家票號,今天仍是研究晉商文化的一座寶庫,其存世的帳冊、書信等文字材料,建築、匯票、匾額等實物資料,乃至傳說、故事等口頭文獻,無不為研究者們提供了豐富的素材。
傅山畫像
傅山,明清易代之際山西著名思想家、學者。清順治、康熙年間,傅山在平遙的活動十分活躍,經常出入於十里舖的棲真庵與長則村的聚仙樓,交遊廣闊,常與當時的平遙名士溫秋香、梁潢、梁禹甸、劉澤民等人聚會、暢談、郊遊,從事反清復明的活動,儘管這些活動處於極其隱秘的狀態,但從傅山遺留在平遙的詩文、碑記中可以略窺端倪。如惠濟橋廟關帝殿聯「神趣靈長,文德武功,春秋一傳;諡尊壯繆,佛蘭道靖,日月同明」、後院佛殿聯「佛母神道,十字總持方便;普門化現,俱支隨處津梁」。還有如東鳳落村戲臺匾額「潮到了」,以及常見的門匾「安樂居」等。而其中較為特殊的是日升昌三進院東角門的「數飛」額題,長100釐米,寬50釐米。
對於「數飛」額題,不能局限於書法角度辨識,還必須結合傅山在平遙的活動,以及地域文化等多重角度予以解讀。
此二字迄無確切釋讀,筆者結合傅山的行草特徵,釋作「數飛」,二字為詞也,蓋出於《說文》,「習,數飛也。從羽從白。凡習之屬皆從習。似入切」。又「數,計也,從攴,婁聲,以矩切」。「飛,鳥翥也,象形,凡飛之屬皆從飛。甫微切。」甲骨卜辭有「習一卜」「習二卜」等文,徐灝《注箋》曰「戴氏侗曰:習,鳥肄飛也。《記》曰:鷹乃學習,引之則凡數數扇闔者謂之習。《詩》云:習習谷風。又引之為學習,講習。別作謵。灝按:習有頻數義,故又引申為重為積。《易》:習坎。陸績曰:習重也,虞翻曰:積也」[1]。 這些「習」字,都有「重複」之意。可見,「數飛」二字乃「習」字之本意。
而就日升昌而言,筆者以為「數飛」一詞的內涵或有兩種釋讀:一是指類似「飛錢」的匯票流動往復,亦即「匯通天下」之意;二是泛指木構建築「鳥革翬飛」的巍峨壯麗。試分述如下:
除日升昌的一處保存完好外,另兩處均已不存,一在城內米家巷蔚長厚票號舊址東甬道角門,一在花園街東口路北第二座院落(民國美麗公司所在,疑為承光慶票號舊址)二門。這三處「數飛」的共性在於,均在票號院內,但又都不在正門。
石駿在《匯通天下的晉商》[2]一書中,綜合近人東海《說山西票號》與衛聚賢《山西票號史》等諸家之說,概括出山西票號肇自「李自成遺金」的觀點,說李自成兵敗西撤路經山西,將所攜帶大量金銀珍寶埋棄於中路一帶,晉人得之,開設替反清復明義士籌款的秘密組織,以經營存放、匯兌業務作掩護,並由傅山、顧炎武創製周密森嚴的號規。而另一種較為普遍的說法是:山西票號興起於嘉道間,乃平遙人雷履泰所創,已為大量史料所證實。
兩種說法看似矛盾,其實有相通之處。對於一個從事匯兌業務的機構,從事匯兌業務是其核心所在。我們可以推測:清初,伴隨著反清復明的各種起義,反清鬥士在平遙創立了匯兌機構,處於秘密狀態,不為社會所知。到清朝統治鞏固後,這些機構失去了政治意義,轉而成為真正的商業機構,其後發展成為票號。
筆者大膽設想,這一秘密匯兌機構即創建於順治初年的棲真庵。棲真庵「起於丁亥(清順治四年,公元1647年),終於乙巳(清康熙四年,公元1665年),日月一十九稔」[3]。對於棲真庵的研究,由於其創建時代特殊,來往者特殊,濟世方式特殊,特別名字的特殊,學界已對其在反清復明活動中的作用有所關注,惜哉存世資料有限,始終難有定論。
但我們從各種隱晦的記錄中還是可以窺得一二。比如,關於棲真庵的創建,朱之俊的《創建棲真庵碑記》留下了許多值得深究之處。
其一,棲真庵的創建。乃明末「楚均州房竹間據為巢穴,連年累歲騷擾靡寧,海內朝山者裹足艮趾,概不敢進。而武當黃冠大半散逸,餬口於四方矣。蠟燭澗何子一貫緣在汾陽,來建玄帝宮殿於石盤山。遇仙坪張子守性緣在平遙,來建玄帝宮殿於十里舖。」[3]如此才有了平遙棲真庵與汾陽玄帝宮兩處盛極一時的道教宮觀。
其二,棲真庵建築的特殊性。「餘往歲皋狼之役,取道平邑,假憩道院,則見環以土堡,冠以雉堞,獨蹲曠野,客至如歸,不覺生歡喜心,細詢廟祝。最先立玉虛大殿以奉金容,次建玉皇閣、東華堂、前門中殿、靈官黑虎二殿,以及十坊齋堂,復券窯洞數十,餘為靜室。」[3]銅牆鐵壁,如此規模,像城堡般堅固,像驛站般獨蹲曠野,尤其窯洞數十,確有一般宮觀所沒有的職能。
其三,朱之俊對棲真庵的釋讀,一如傅山之作《丹楓閣記》,實是欲蓋彌彰。「餘聞道家有全真、正一二門,亦猶釋氏之頓、漸,分南北宗也。然全真之教,昉於東華教主少陽君,興於王重陽,盛於丘長春。嘗繹夫真之旨而推廣之。三光恆明,四序不忒,天之真也。春生夏長,嶽峙川流,地之真也。他日,青林紫字,不假煤楮,一氣結成,號曰真經。黃芽白雪,犬食化龍,雞吞變鳳,號曰真丹。鞭風策電,入水不濡,投火不焦,號曰真人。真之時義大矣哉。」[3]而且,敘及築庵,還特別提及「平邑大工則有朱守丹、李子誠蓮,暨徒蘇子宣福、揚子太賓在協力共圖,不日告竣。」[3]朱守丹、丹鳳閣,乃至朱衣道人、霜紅龕,朱、丹、紅,潛詞不言自明。更何況穿梭於丹鳳閣、棲真庵者,乃傅山、顧炎武、戴廷栻、朱之俊等反清復明的中堅,庵中有傅青主《不為大常住勖哉之碑》[4],朱之俊《創建棲真庵碑記》,乃至「陸狀元(陸肯堂)親筆一,王山史(王弘撰)徵君親筆一,許時庵(許汝霖)先生詩一」[5]即為明證,以及平遙當地與傅山過從甚密的溫秋香、梁禹甸、梁潢。
此外,還有一個特別的旁證,清康熙《朔平府志》記,在平魯城北固山有元帝廟[6],清康熙年間劉三元《創建普濟橋廟碑記》[7]:「我陶梁親家,商遊北塞,謂雲、朔地鎮端北,位屬元冥,為建元帝廟一座,以凝風氣。又設茶房於側,四時施茶濟行道,且便焚醮,為守廟計慮深遠也」,「公諱世全,號小泉,山西汾州府平遙縣侯坰裡二甲人」。而威遠衛又是與傅山、李顒為道義之交的郭傳芳九芝家鄉。清康熙五年(1666)顧炎武「出雁門,適應州,重過大同,與李因篤等二十餘人聚資肯荒於雁門之北,五臺之東」[8]。
對比平遙之棲真庵,汾陽之玄帝宮,可以發現,這些建築幾乎是同一時期落成,同為玄帝宮觀,相似的行俠濟世,平遙棲真庵與汾陽玄帝宮出入駐足者已明,平魯元帝廟創建者又恰恰是平遙人梁世全,作《創建普濟橋廟碑記》的劉三元,筆者以為,即是《清實錄》[9]與清康熙《平遙縣誌》[10]等典籍所載,聚集義師於清順治六年(1649)呼應姜瓖反清起義,執殺滿清首任平遙知縣,起義失敗後棄家為道,放浪山水間,最後落腳欒城的明朝舉人、欒城令、兵部車駕司主事兼戶部事、寧遠憲使的平遙人劉三元。
之所以如此斷言,不僅因梁世全、劉三元都是平遙人,且文中記述梁世全籍貫所用為明裡甲而非清裡甲,這也是明代遺民的通用做法。同時說明,劉三元在避居欒城後,依然參與了一些不為人知的反清活動。如此,清初山西反清復明的群體,便可從平遙棲真庵、汾陽玄帝宮、平魯元帝廟乃至祁縣丹楓閣、平遙聚仙樓等的關聯中得到復原。儘管此類活動盡屬絕密,不為外人知曉,也不可能留下明確文字,但就這些隱晦的文字已經足以證明這些活動。
上述建築,都屬當時山西反清復明的據點。這一點,從這些宮觀的曇花一現也可見一斑。又,上述三大宮觀,乃至丹楓閣,都「施茶湯以濟行旅,設藥局以醫疾苦」[3],從事著行俠濟世的活動,其大筆的開銷從何而來?得自於李自成遺金,或者有一批機構直接從事高利潤的借貸業務,而以匯兌的形式實現異地間的資金往來,設或可以假定為一種方式,只不過這些機構處於秘密狀態不為社會所知而已。直到清康熙的懷柔政策奏效,傅山、顧炎武等前輩過世後的清中葉,匯兌業務才逐漸成為面向商界與大眾的票號。《新唐書•食貨志四》中有「 憲宗以錢少,復禁用銅器。時商賈至京師,委錢諸道進奏院及諸軍諸使富家,以輕裝趨四方,合券乃取之,號飛錢」。
「飛錢」亦稱為「便換」,是在唐憲宗時期產生的一種匯兌制度。其時經濟日益發展,銅錢數量不足,加之攜帶不便,此種匯兌方式應運而生。商人在京城把錢交予諸軍、諸使、富家或諸道進奏院,攜券到其他地區的指定地方取錢。以此推理,「數飛」匾額可能是承載當年秘密匯兌業務的代名詞。傅山善寫異體字,但此處數飛二字則是借《說文》習字的字解,也藉助產生於唐代「飛錢」的內涵,匯票往來似眾鳥在空中穿梭。也就是說,「數飛」匾額應該是傅山為棲真庵或其他從事秘密匯兌業務的機構所題。
《詩經•小雅•斯幹》有「如竹苞矣,如松茂矣」,「如鳥斯革,如翬斯飛」,以歌頌周宣王宮室的宏偉壯觀、簷如鳥飛之勢。由此後人美宮室之聯語有「竹苞松茂,謂制度之得宜;鳥革翬飛,謂創造之盡善」。[11]從現有史料分析,西裕成顏料莊改為日升昌票號時,其營業場所的前身乃一木器廠,字號無記載,但據今日升昌西側「二合木廠巷」之名推斷,「二合木」者,大、小木作之合稱也。《營造法式》[12]三十四卷,其中,大木作制度兩卷,大木作功限三卷,小木作制度六卷,小木作功限四卷,通共佔去十五卷篇幅。說明木作制度在中國古建築中的主體地位。材、栱、料、爵頭、平座等大木作,版門、烏頭門、軟門、垂魚、雀替等小木作都可以勝任的木廠,才稱得上「二合木廠」。走遍平遙城鎮鄉村,北漢、宋(金)、元、明、清各代各式樓閣殿宇保存至今者甚多,各種民居更是豐富多彩,所有這些建築都應有發達的營造廠與匠人支撐。據清乾隆三十一年(1766)《建木行祖祠碑》[13]記載,木行有「木廠行」與「木匠行」之別,當時大的木廠行即有元盛、富東、德盛、乾雍、東義、合盛等六個,日升昌票號前身的木器廠或許就是其中之一,而且是一個集大、小木作於一體的二合木器廠。如此木器廠,「數飛」二字當之無愧。
但這木廠或木作業具體是哪一家?還需從棲真庵的創建尋找答案。《創建棲真庵碑記》中說,「平邑大工則有朱守丹、李子誠蓮,暨徒蘇子宣福、揚子太賓在協力共圖,不日告竣」[3]。可以發現,在棲真庵的創建過程中,道教人物主要有四,結合相關史料可知,張子守信半而殞生,何子登槖不久即被逐南遁。營造人物也主要有四,平邑大工朱守丹,李子誠蓮,徒蘇子宣福、揚子太賓。從朱之俊《創建棲真庵碑記》與傅山《不為大常住勖哉之碑》看,最終守丹、誠蓮乃至宣福、太賓也棄營造而入道。在十九年的棲真庵創建過程中,朱守丹、李誠蓮、蘇宣福、揚太賓等營造匠人貫穿始終。而此四人極有可能是日升昌票號前身的木廠中人。由此推斷,「數飛」或為此木廠書,以美其營造術。
參考文獻:
[1]王延林:《漢字部首字典》,上海書畫出版社,1990年版。
[2]石駿:《匯通天下的晉商》,浙江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
[3](清)朱之俊:《創建棲真庵碑記》,(清康熙四十六年)《平遙縣誌利卷之七•藝文》。
[4](清)傅山:《不為大常住勖哉之碑》,(清康熙四十六年)《平遙縣誌利卷之七•藝文》。
[5](清)劉涵:《與王誡亭先生書》,(清康熙四十六年)《平遙縣誌利卷之七•藝文》。
[6]李裕民點校:(清康熙)《朔平府志卷之三•方輿志•山川》,東方出版社,1994年版。
[7]李裕民點校:(清康熙)《朔平府志卷之十二•藝文志•碑記》,東方出版社,1994年版。
[8]侯文正:《傅山年譜•傅山傳》,山西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
[9]任根珠:《清實錄:山西資料彙編》,山西古籍出版社,1996年版。
[10](清康熙四十六年)《平遙縣誌利卷之六•人物》。
[11](明)程登吉:《幼學故事瓊林》,復旦大學出版社,1998年版。
[12]鄒其昌點校:《文淵閣:欽定四庫全書營造法式》,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
[13]晉中市史志研究院:《平遙古城志》,中華書局,2002年版。
(選自《史志學刊》2016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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