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比常住人口的增長，人口的機械增長即淨流入，更能反應一個地區的吸引力和產業結構的變化。
第一財經記者梳理了我國經濟總量前四的經濟大省廣東、江蘇、山東和浙江的人口流動變化，近年來，儘管這四大省份的常住人口都在增長，但四省的人口淨流入/出情況已經出現明顯分化，其中廣東和浙江人口淨流入規模較大，江蘇相對平穩，而山東則呈現持續的淨流出趨勢，近六年山東人口淨流出已超過100萬人。
山東人口淨流出超百萬
從近三年的表現來看，廣東和浙江的人口淨流入相當快。數據顯示，2017~2019年，第一經濟大省廣東的人口淨流入分別為68.47萬人、84.24萬人和83.32萬人，合計236.03萬人；浙江近三年人口淨流入分別為31.45萬人、49.23和84.37萬人，合計165.05萬人。
考慮到浙江總人口只有廣東的一半左右，165.05萬人的數據可謂相當突出。尤其去年浙江人口淨流入84.37萬人，是近年來首次超過廣東，位居全國榜首。其中，省城杭州去年人口增量達到55萬人，首次超過深圳，位居各大城市榜首。
浙江大學區域與城市發展研究中心執行主任陳建軍分析，杭州數字經濟發展快，不僅有阿里巴巴、網易這些龍頭企業帶動，還有很多創業公司，他們吸引了大量的人才流入。
第二經濟大省江蘇則表現出比較平穩的態勢，近三年人口淨流入分別為9.3萬人、3萬人、2.55萬人，規模較小。總體來看，江蘇雖然有一部分人口流向上海等地，但也有安徽、河南等省份的人口流入蘇南等地。另外，江蘇省內蘇南與蘇北的經濟存在明顯落差，蘇北勞動力資源十分豐富，有相當一部分人口流向蘇南地區，因此江蘇的人口流動中，省內流動較多。
相比這三個省份，第三經濟大省山東則呈現淨流出的狀態。數據顯示，2017年到2019年，山東人口淨流出分別為41.97萬人、19.55萬人、19.93萬人，近三年合計淨流出達到了81.45萬人。如果擴展到更長的時間來看，2014年到2019年的6年間，山東人口淨流出已經多達105.78萬人。
從常住人口來看，山東經年來仍保持較快的增長態勢。數據顯示，2014~2019年，山東常住人口分別增長了56.04萬人、57.73萬人、99.48萬人、59.19萬人、41.41萬人、22.97萬人，2017年其常住人口總量更是突破1億大關。
不過常住人口的增長，主要是由於山東較高的出生率和自然增長率，尤其是2016年全面二孩實施後。2016年，山東出生人口達177.06萬人，相當於全國的1/10，比上年多出生53.48萬人；其中二孩出生佔比超過六成，達到63.3%，遠超一孩，山東也成為全國「最敢生二孩」的省份。同年，山東出生率達17.89‰，位居全國各省份之首，更是1991年以來的最高值。
之後的2017年，山東出生人口達174.98萬人，其中一孩生育登記47.8萬人，二孩生育登記116.9萬人，二孩效應延續。這兩年山東的自然增長人口都超過了100萬人，因此這兩年山東的常住人口增長也都比較快，尤其是2016年，常住人口增長達到了99.48萬人。
但2018年之後，隨著二孩效應的減弱，山東的常住人口增長也開始大幅放緩。尤其是2019年，常住人口僅增長了22.97萬人。這一年，山東常住人口淨流出19.98萬人，超過東北三省，成為全國人口淨流出最多的省份。
年輕勞動年齡人口是人口流動的重點。由於年輕人口外流，山東也成為四個經濟大省中，老齡化程度最高的省份。數據顯示，山東65歲以上人口佔比高達15.77%，而廣東的這一比例僅為9%。另外，山東15到64歲人口佔比卻是四個經濟大省中最低的，僅為66.17%，其他三省這一比例均超過70%，尤其是外來人口大量流入的廣東，高達74.72%。
人口流動背後：產業結構與區域經濟變遷
作為環渤海省份，在進入21世紀的頭幾年，山東的經濟總量曾位居全國第二，並一度緊追廣東。但2009年被江蘇反超後，山東不僅與廣東、江蘇的差距越來越大，並且相對浙江的優勢也在不斷縮小。
2019年，山東經濟總量為廣東的66%、江蘇的71.3%。在地方財政收入方面的差距更大，去年山東地方一般預算收入僅為廣東的51.6%、江蘇的74%，甚至浙江的財政收入也超過了山東500多億元。
此外，人均GDP、人均可支配收入，外貿進出口總額等指標，山東與粵蘇浙的差距也都十分明顯。
區域經濟變遷的背後，是產業結構和經濟結構的差異，這也在很大程度上影響了人口尤其是年輕人才的流向。
根據國家統計局公布的城鎮單位就業人員平均工資數據，2019年，全國城鎮非私營單位就業人員年平均工資為90501元。分行業門類看，年平均工資最高的三個行業分別是信息傳輸、軟體和信息技術服務業（161352元），科學研究和技術服務業（133459元），金融業（131405元）。
可以說，金融、網際網路、高新技術產業收入高，是最吸引年輕人的領域。但從山東的產業結構來看，其主營業務收入排前列的輕工、化工、機械、紡織、冶金多為資源型產業，與年輕人的嚮往並不匹配。與之相對的，是近年來廣東和浙江在數字經濟、金融、高新技術產業等發展都十分突出。
比如在浙江，2019年全年以新產業、新業態、新模式為主要特徵的「三新」經濟增加值佔GDP的25.7%，數字經濟核心產業增加達值6229億元。隨著信息經濟的快速發展，電商之都杭州正在成為第五個一線城市，近年來有越來越多中高端人才選擇到杭州工作。
國家級高新企業數量是衡量一個地區產業轉型升級的一個重要指標。數據顯示， 2019年，山東新增高新技術企業2500餘家，總數突破1.1萬家。不過，同期廣東已經突破5萬家，江蘇超過2.4萬家，浙江也有16316家。
廈門大學經濟學系副教授丁長發對第一財經記者分析，山東的傳統產業佔比較高，包括煤、鋼等重化工業突出，即使是山東最好的青島，目前叫得響的品牌還是多年前已經享譽盛名的海爾、海信、青啤等，新興產業與深圳、杭州等副省級城市差距很大。
廣東省體制改革研究會執行會長彭澎對第一財經記者分析，民營經濟是容納年輕人就業的主體，山東的民營經濟、中小企業不發達，除了青島、濟南有一些新興產業，其他地方還是以農業和重化工業為主。而廣東、浙江的民營經濟很發達，這幾年數字經濟的帶動作用很明顯。尤其是網際網路，技術新、造富快，這些行業更吸引年輕人。
在金融方面，目前山東的資金存量是廣東的45%，江蘇的2/3，跟浙江也有較大的距離。目前廣東的A股上市公司618家，浙江和江蘇分別為458家、428家，而山東僅為211家。
產業結構、經濟結構的差異背後，營商環境是很重要的一個因素。根據《後疫情時代中國城市營商環境指數評價報告》（2020），山東最強的城市青島只排在了第13位，濟南則排到了第20位。丁長發說，民營經濟、新興經濟發展需要一個有利於創新、有利於人才發展的營商環境。山東的官本位思想十分濃厚，官本位思想又影響了方方面面，導致整體營商環境與浙江廣東等地有較大差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