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界聚焦於一代農民工隨遷子女教育公平與融入問題研究，忽視了對新生代農民工隨遷子女教育的研究。基於佛山市L鎮田野調查，發現新生代農民工在產業發展過程中出現了階層分化，這帶來了不同階層家庭在教育投資、競爭能力、擇校偏好的差異，形成了隨遷子女教育的階層分化基礎。
在此基礎上，受階層篩選的積分入學政策機制，以及階層差距擴大的民辦學校市場機制的持續推動，新生代農民工隨遷子女教育不斷分化並趨向階層匹配，即階層地位高低與所享受教育服務好壞具有高度趨同性，由此產生非戶籍生群體內部的教育起點不公平和社會不平等。
這啟示對新生代農民工隨遷子女教育問題的研究要突破已有的城鄉二元框架，未來針對新生代農民工隨遷子女教育治理及政策要考慮階層分化的影響。
一、研究背景與問題意識
黨的十九大報告指出，我國社會主要矛盾已經轉變為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發展之間的矛盾。這決定了新時期我國社會治理的重點是補齊民生短板、統籌城鄉區域發展，促進社會公平正義。
而新生代農民工是我國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重要參與主體，相比於老一代農民工，他們對隨遷子女的教育有更多的期待和訴求。作為民生建設短板問題，新生代農民工隨遷子女的教育問題關係到我國總體社會公平正義的實現，對此加以研究十分有必要。
當前學界主要針對第一代農民工隨遷子女教育問題做了大量研究，主要有兩種學科視角。其一是教育學及教育管理視角。以教育起點公平理論為支撐，圍繞第一代農民工子女教育問題、原因和政策建議展開。
問題現狀包括微觀和宏觀兩個層次，第一代農民工隨遷子女在微觀層面有學習成績、行為習慣、心理適應、家庭教養等難題，宏觀層面的難題則為群體性教育服務供給不足、子女教育花費大、升學難。
對原因的分析主要有制度論、政府行為論、家庭論三種觀點，其中以制度論為主流，批判城鄉分割的戶籍制度、教育財政的分權制度、異地高考等升學制度，宏觀教育制度通過教育資源的差異化配置導致了教育供需不匹配、求學難等問題。
政府行為論則指流入地政府責任缺失，雖然中央提出了「兩為主」的政策，但因無責任邊界和相關配套經費，流入地政府基於財政負擔等利益考慮不會向務工人員子女教育傾斜，導致隨遷子女求學難、開支大等問題。
家庭論則指農民家庭經濟等資源稟賦差，親子溝通方式和家校互動模式也不科學，使隨遷子女存在一系列微觀行為問題。
政策建議主要從制度和體制改革層面展開，基本共識是破除城鄉二元體制，打破教育資源在城鄉和不同區域的差異化配置，尋求教育財政和升學指標在全國範圍內的公平化配置方式，比如改革異地高考制度，同時支持流入地的民辦學校等。總之，這部分研究主要是在教育權利範式內揭露隨遷子女的教育起點不公平。
其二是社會學視角，在教育起點公平得以保障的基礎上，從學生主體出發，繼續深化研究隨遷子女教育和城市生活融入問題。相關學者達成的基本共識是隨遷子女很難真正融入城市。城鄉家庭經濟分化太大、城市文化霸權等結構因素在學生學習和生活的場域裡不斷循環生產出區隔、排斥機制，作用於隨遷子女身份認同和階層認同，隨遷子女很容易在城市中被邊緣化，另外，因成長的「天花板」效應，學校本身會成為階層分化的場域，由此教育變成產生階層再生產工具，產生階層不平等。這部分研究將教育與階層的社會不平等聯繫了起來，筆者深受啟發。
不難看出，既有研究基本上是在城鄉二元體制框架內的分析，教育起點不公平指涉的二元對象是戶籍與非戶籍生。
筆者於2019年12月跟隨團隊在廣東省佛山市L鎮進行了為期20天的調研，圍繞新生代農民工及其子女教育等相關問題對村幹部、務工者、鎮教育局等人進行了深度訪談。通過調查，我們發現在本地產業的發展過程中，新生代農民工本身也發生了階層分化，分化的階層與當地教育政策、市場環境等要素相互作用，不斷推動了隨遷子女教育的階層分化，最後在非戶籍生群體內部出現了以三大階層為基礎的新教育不公平和社會不平等。
相比於一代農民工，新生代80後、90後農民工文化素質、生活面向都發生了巨大轉變，他們對子女教育期待高，更希望帶在身邊，由此相關學者對新生代農民工子女教育選擇策略進行了相關分析。
但總體而言，對新生代農民工隨遷子女的教育研究較少，也較少以新生代農民工階層分化為基礎來分析隨遷子女教育階層分化與不平等問題。
二、教育階層分化基礎：新生代農民工分化與三大階層形成
1. 產業化進程中的新生代農民工內部分化
2019年L鎮常駐人口是35萬，本地人口12萬，外來人口23萬，外來人口以湖南、廣西、江西人居多，是典型的以勞動力輸入為主的發達型城鎮。
目前L鎮經濟發展以輕工業為主，三大支柱產業分別是家具、塑料和堅果，此產業形態決定了務工人員為普通農民工，因一代農民工大部分已經回村養老，故以80後、90後新生代農民工為主體。以家具產業發展為例，L鎮新生代農民工分化過程如下:
首先，農民工在產業發展中出現經濟分層。
1980~2008年間，本地人主導家具行業的發展，外地農民工剛到本地打工不久，在產業發展中扮演一線體力勞動者的角色，內部經濟分化不明顯。但隨著行業利潤的逐步減小，本地老闆便逐漸退出家具產業的生產經營而轉為出租廠房，另外家具行業本身就具有低技術、低資金門檻的特點。
由此，在2008~2019年間一部分外地農民工便逐漸依靠自己的勤勞能幹和超強的家庭積累能力在家具產業的蓬勃發展中成為老闆、技術骨幹或者中層管理者，外地農民工在產業發展中扮演的角色便不再只是普通的體力勞動者，他們在產業發展中的各個環節都扮演重要的角色。
從目前產業發展主體來看，本地家具產業中70%的企業都由外地人經營，家具行業實現了由本地人主導到外地人主導轉變，由此外地農民工內部開始出現收入差距的擴大，自然產生了外地農民工的經濟分層。
其次，產業分工專業化發展產生了職業分化。家具產業初期生產模式為家庭手工作坊式，整個工藝流程完成在家庭內部，產業和勞動力分工程度低，職業崗位也較少。隨著機械設備和技術進步，家具產業生產模式逐漸轉變為機械工廠式，產業鏈越來越長，分工越來越精細和專業化，從原材料的進口、運輸、加工到銷售的每一個環節都有相當數量的企業專門經營，如銷售從工廠分離出來，由電商銷售平臺替代。產業鏈和分工的專業化發展帶來了多元的、不同層次的就業崗位，在產業發展初期，農民工往往只能選擇生產線或者實體銷售的工作，但目前在家具行業能夠選擇的工作崗位和工種較以前大為增多。由此，職業的多元化和層次化推動了外地農民工群體內部的職業分化。
2. 新生代農民工三大階層
家具產業化發展推動了外地農民工群體的經濟分層和職業分化，形成了現在以新生代農民工為主體的不同階層，以L鎮兩個家具產業村的調研為依據，按照經典的職業和收入劃分方法，L鎮的新生代農民工可以分為以下三大階層：
（1）老闆階層
老闆階層佔比10%~20%，他們主要是家具廠老闆。其廠房和企業的相關產值在幾百萬到千萬元不等，家庭年收入在50萬元以上，在務工地購買了商品房和社保，其子女也跟隨自己在城市穩定生活，對本地的生活融入度也較高。他們的子女一部分在貴族式私立學校，一部分是在公立學校。
（2）管理和技術人員階層
管理和技術人員階層佔總體人數的20%~30%，他們大部分是本地家具廠的管理人員和技術人員，或者是中小規模但經營較好的餐館老闆。這一階層的家庭年收入一般在12萬~20萬元，基本在L鎮購買了社保，工作年限較長，工作穩定性也較高，其中少部分購買了房產，大部分租房生活，他們對本地的認同感和融入感較好。相比於上層老闆群體，一般條件好的農民工將子女和父母帶在身邊，其隨遷子女一般在本地公立學校上學，考慮到貴族私立學校太貴，在務工地實現積分入學的機會不大，家鄉縣城和市中心的教育條件相對較好，他們大部分將子女和父母留在家鄉縣城和市中心生活。
（3）普通務工者階層
普通務工者階層佔比在60%左右，他們一般是家具廠的一線低端技術型工人，或者是在網絡銷售平臺、餐館、服裝店工作的人員。與以上兩個階層相比，他們的家庭年收入在5萬~10萬元，以租房為主，而且工作變動大，職業發展不穩定，基本上沒有社保。因為家庭資源和條件有限，他們大部分都是夫妻或者單獨外出務工，父母和子女在家鄉縣城或者農村生活，是典型的留守教育模式。其中一部分人將子女帶在身邊的原因是子女在家鄉無人照料，或者孩子太過幼小，其隨遷子女基本在質量較差、價格較為昂貴的民辦學校就讀。
3. 階層分化對隨遷子女教育影響
（1）家庭教育投資和競爭能力分化
家庭經濟實力直接決定了教育投資與競爭能力。老闆階層家庭整體經濟實力較強，不僅可以購買務工地優質的精英貴族式私立學校，還可以輕鬆地達到積分入戶條件，獲得優質且價廉的公共教育服務，故其隨遷子女的教育服務問題不大，家庭教育競爭能力也強。
管理和技術人員階層有人力資本優勢，家庭經濟條件相對不錯，家長對教育的重視程度也較高，有一定家庭教育投資和競爭能力。普通務工者階層一方面整體家庭經濟收入水平不高，很難購買優質的民辦教育等市場化教育服務，另一方面自身各方面的條件也無法達到積分入學的要求，基本上沒有積分入學的可能，家庭參與教育投資和競爭的能力弱，其隨遷子女教育問題較大。
（2）擇校偏好差異
新生代農民工在子女教育選擇上，面臨高檔民辦學校、公辦學校、家鄉縣市或農村學校、低檔民辦學校四個選擇。總體而言，因L鎮地處發達地區，公立教育質優價廉，是所有階層家庭教育的首選。
不同階層新生代農民工家庭在面臨教育質量、家庭生活結構完整決策時，因家庭勞動力和經濟資源稟賦不同，會有不同的擇校偏好。老闆階層因家庭整體實力較強，偏好比較多元，以質量為首選，在不能上公立時會選擇高檔民辦學校。
管理和技術人員階層需要考慮質量和家庭經濟承受能力，公立學校能夠實現家庭效益整體最大化，但如果上不了公辦學校，則部分會選擇家鄉縣市中心學校。普通務工者階層因家庭經濟和其他條件有限，基本上只能選擇農民工子弟學校或者家鄉農村學校。家鄉教育質量、是否有人照料成為影響中下階層新生代農民工子女教育選擇偏好的關鍵因素。但整體而言，普通務工者階層隨遷子女的擇校的空間小，擇校相對被動。
三、分化機制：積分入學政策機制與民辦學校市場機制
1. 階層篩選：積分入學政策機制
積分入學政策是指異地務工人員根據居住、工作、納稅、參加社保的年限，以及其子女在務工地就讀年限等情況進行積分，按照積分排名順序安排適齡兒童入讀義務教育階段公辦學校，或者給予民辦學位補貼的一項惠民政策。
佛山市自2012年推廣積分入學以來，一部分新生代農民工群體隨遷子女實現了在本地就學，從2015年的統計數據來看，佛山市隨遷子女公辦學校入學率超過了50%。不可否認積分入學政策打破了原有的城鄉二元戶籍制度，滿足了部分隨遷子女教育需求。但從政策實踐過程來看，積分入學政策也不斷通過篩選而促進了新生代農民工隨遷子女教育的階層分化。
根據2018年《佛山市新市民積分制服務管理辦法》和《佛山市新市民積分制服務管理計分指標》的政策文件，可得入學總分由基礎分項、加分項和減分項構成。基礎分項包括合法穩定住所和合法穩定就業，穩定住所主要指居住證、房產與租住房屋三個指標，居住證每滿一年積10分，最高可積120分，固定房產每1平方米1分，最高可積144分，租住房屋每滿一年積5分，最高可積30分。
合法穩定就業主要指參加社保情況及年限，廣東省社保每滿1年積5分，最高分值50分，市內社會保險每滿一年再積10分，額外最高積分可計100分，合計最高分值150分。而加分項包括個人文化、職業資格和專業技術資格、特定公共服務崗位、社會貢獻等10項指標。高中、大專、本科分值為20、30、50分；初級、中級、高級技工分值為20、40、50分；特定公共服務崗位積分每滿一年積8分，最高分值80分;社會貢獻如志願服務每滿5小時積1分，最高積60分，無償獻血積10分，最高80分。而減分項主要是失信、違法犯罪等情況。
從政策內容中可以看出積分入學政策的基本邏輯是在資源有限條件下，按照新生代農民工對本地的經濟貢獻水平、人力資本水平以及社會服務貢獻水平三項綜合指標篩選出能夠獲得入學機會的家庭。
比較這三項綜合性篩選指標，前兩項賦值較高，第三項賦值較低，前兩項強調先賦性經濟、人力資本的階層因素，暗合了中上階層優勢，階層篩選性較明顯，第三項則具有普惠性，對所有階層開放，其階層篩選性較低。篩選的本質不是按照隨遷子女成績進行擇優錄取，而是對不同階層家庭經濟能力的擇優排序，在此階層篩選的政策機制下，不同階層新生代農民工需要充分發揮自己的主觀能動性來競爭公立教育資源與服務。
老闆階層具有明顯的政策優勢，家庭整體競爭實力強，此階層只需要購買本地房產、繳納社保等，便可以獲得較高的基礎分，為子女博得一份本地入學機會，其隨遷子女在公立學校被稱為「樓盤生」。
對於管理和技術人員階層來說，雖然家庭經濟實力中等，但其人力資本作為核心經濟要素具有較強優勢，可以利用社保和技能水平來為其隨遷子女增加分值，幫助子女獲得入學機會，其隨遷子女在公立學校被稱為「社保生」。
對於大多數普通務工者階層來說，只能通過公益性崗位或者社會服務活動來增加子女入學機會，但此方式花費時間長且分值很低。很多普通務工者為了實現積分入學，需專門安排家庭婦女抽時間到社區做義工。
從最新L鎮學位供給狀況來看，上層購房群體的教育需求已經難以滿足，普通務工者階層通過做義工和社保來實現積分入學的空間也越來越小。
階層地位越高，可選擇的積分方式越多，積分各指標於己有利，階層地位越低，可選擇的積分方式越少，為子女教育所需付出的代價則越高。
積分入學作為階層篩選的政策機制進一步促進了新生代農民工隨遷子女的教育機會分化，進一步拉大不同階層家庭對教育服務的競爭差距，同時將地方政府供給不足的責任合理地轉化為了不同階層家庭的自我能力問題。
2. 階層差距擴大：民辦學校市場機制
隨著近幾年L鎮為新生代農民工子女提供的公辦學位逐漸飽和，積分入學的空間越來越小，相當一部分新生代農民工便轉而選擇民辦學校。民辦學校的教育收費和質量分化特別明顯，少部分是服務老闆階層的高層次民辦學校，一般收費為3萬~4萬元/學期，教育質量較高;大部分是服務普通務工者階層隨遷子女的普通民辦學校，收費為1萬元左右/學期，教育質量較差。即使如此，隨著新生代農民工隨遷子女教育需求的增加，民辦學校的需求依然很大。
案例1：LYH，女，38歲，湖南人，單身母親，小學畢業。從1999年開始在L鎮附近打工，白天送水，晚上去家具廠打零工，純收入為4萬~5萬元/年。大女兒15歲在民辦學校讀初三，學費1萬元左右/學期，該校雖比L鎮其他兩所民辦初中貴幾千元，但有10個上本地公立高中的指標，自己女兒成績排名前五，上本地公立中學希望較大。6歲的二女兒和3歲的小兒子都還沒有上小學和幼兒園，這一方面是因為自己收入太少，難以支付三個小孩的民辦學校花費，另一方面則是因為自己早期打工時沒有繳納社保，錯過了積分入學政策門檻較低的時期，由此，自己不得不推遲兩個小孩入學時間。現在自己最大的期望便是大女兒能夠考上本地公立高中，二女兒和兒子能夠上本地的公立小學，為了能夠實現積分入學，自己一有時間便來村裡的義工站做義工，也連續兩年繳納社保。另外，老家父母早逝，自己和子女一直都在廣東生活，回到老家的可能性較小。
對於LYH來說，因L鎮公辦學校的學位越來越緊張，其小女兒極有可能只能在普通民辦學校就讀，僅三個子女教育開支便會佔據家庭總共收入一大半，整個家庭很可能因教育開支過大而陷入貧困。
雖然LYH的家庭狀況使其具有一定的特殊性，但其所反映的新生代農民工隨遷子女教育問題卻有普遍性：隨遷子女教育服務和質量的差距在市場化環境裡被進一步擴大，老闆階層、管理者和技術人員階層可以將子女送往高檔民辦學校就讀，但大部分普通務工者階層的新生代農民工卻只能夠在家庭資源緊張的情況下將子女送往質量較差的低層次民辦學校。
另外，新生代農民工在民辦學校的教育花費也會通過影響家庭經濟再生產繼續擴大階層差距。普通務工者階層家庭年收入按照5萬~10萬元來算，如果有2個子女，則民辦教育花費將近達到家庭整體收入的50%，教育開支會過度稀釋家庭財富及再生產的能力。相比之下，教育開支對管理者和技術人員階層家庭壓力要小得多。
由此，僅在務工地教育經費一項就會通過影響家庭積累而繼續擴大已有的新生代農民階層之間的貧富差距。最後，不同層次民辦學校的教育質量與服務會通過作用於隨遷子女的人力資本的水平而影響階層流動。老闆階層子女更有可能因高質量的民辦教育服務和質量而實現整體階層上升。而普通務工者階層隨遷子女則可能因低質量的民辦教育而過早輟學打工，實現對父輩的階層複製。
民辦教育作為市場化的教育主體，對新生代農民工隨遷子女教育階層分化的作用機制在於通過價格和質量匹配定律，不斷擴大階層貧富差距對教育服務與資源的質量影響，新生代農民工隨遷子女教育服務與質量的差距在不同層次民辦學校裡進一步分化。而反過來，民辦教育教育花費和質量差異也會通過作用於家庭經濟再生產和隨遷子女的流動機會而促進新生代農民工家庭的階層再生產，形塑已有的階層分化。
四、階層匹配：教育分化結果
在社會學的研究領域中，階層匹配主要用於不同階層出身的人們擇偶和婚配模式研究，分為階層內同質婚和跨階層異質婚，在當下的中國社會，受個人擇偶偏好和外在機會結構限制，「門當戶對」的階層內同質婚依然是主要的婚配模式，優勢階層擇偶資源更優，可選擇範圍更廣，更容易通過聯姻實現自己優勢地位傳遞，而劣勢階層則擇偶資源相對較差，選擇相對被動，更容易因為婚姻而實現階層地位複製，階層地位的高低與擇偶資源豐沛程度有一定趨同性，婚姻在促進社會階層流動的作用有限。
受此啟發，從階層流動的角度出發，筆者將階層匹配延伸為個體階層地位與其階層流動資源、流動機會相匹配的結果樣態，將新生代農民工階層地位與其子女享受的教育資源和服務質量層次進行匹配。
新生代農民工隨遷子女教育的階層分化逐漸趨向於階層匹配。老闆階層、管理者和技術人員階層的隨遷子女在質優的公立學校和高檔民辦學校就學，而普通勞動者階層隨遷子女則是在價貴質差的普通民辦學校就學。優勢階層匹配優質的教育資源，弱勢階層配置質差價貴的教育資源，新生代農民工隨遷子女的階層地位與其享受的教育服務的質量好壞具有高度的趨同性。
這一結果是在新生代農民工階層分化的基礎上，政策與市場雙重機製作用的結果。即在階層分化的基礎條件下，父母的階層地位本會導致隨遷子女教育起點的差異，但這種差異被積分入學政策機制和民辦學校市場機制進一步擴大。
首先，新生代農民工內部分化與三大階層的形成導致了家庭教育投資能力和競爭能力的強弱分化，形塑了新生代農民工隨遷子女教育階層分化的基礎。
其次，積分入學政策作為一項階層篩選的政策機制，各項指標明顯有益於地位較強階層，並排斥地位較低的階層，在此機制下，積分指標創造出不同階層的政策選擇空間和競爭空間，老闆階層整體家庭競爭實力強，在政策範圍內選擇多，操作空間大，付出的家庭成本也低，普通勞動者階層在政策範圍內選擇少、操作空間小、家庭教育成本高，由此，積分入學政策作為一項階層篩選的政策機制進一步擴大了新生代農民工隨遷子女教育的階層分化。
再者，在大量新生代農民工子女依然在民辦學校就讀的背景下，其教育服務和質量差距會因民辦學校的層次差異而進一步拉大，持續推動不同階層的隨遷子女教育流動機會差距的擴大。
最後，隨著L鎮能夠供給的公辦學位增量趨向於飽和，日益增加的求學需求無形中推動了新生代農民工對公立教育競爭的激烈化，不同階層隨遷子女教育競爭差距會不斷擴大。
從最後結果來看，只有老闆階層、部分管理者和技術人員階層的子女才能有幸就讀優質公立學校和高檔民辦學校，積分入學作為一項針對外地農民工的政策福利，所指涉的公立教育資源明顯有被老闆等精英階層俘獲的特點，大部分普通務工者階層只能去價格昂貴質量較差的民辦教育。
新生代農民工隨遷子女教育的階層分化與階層匹配，不僅會產生新的教育起點不平等，還會使教育從原來社會流動的推進器轉化為強化階層固化和社會不平等的工具，直接影響我國整體社會主義公平正義與現代化建設目標完成。
新生代農民工隨遷子女教育的階層分化及階層匹配的格局，說明對新生代農民工隨遷子女教育問題的研究需要突破傳統城鄉二元體制的思維框架。從更宏觀的視野來看，它反映出新生代農民工各階層在務工地市民化過程中，面臨政策「碎片化」與強市民化渴求、中央政策與地方措施、城市化嚮往與自身能力三對結構性張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