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平天國是中國歷史上規模最大的一場革命。那麼，這場革命為什麼會失敗？顯然值得思索，其中的成敗，也頗有後人借鑑之處。
不過，太平軍失敗的主要原因肯定不會是大清的威能，畢竟當時的大清已經腐敗不堪，軍隊極為孱弱；也不會是腐敗問題，要知道沒有農民軍發達之後不腐敗的，劉邦、朱元璋稍微得勢之後，哪個不給部下財寶美色官位維繫其心？連革命領袖列寧都要搞特供制度保障幹部相對優渥的待遇。與之相反，李密的瓦崗軍發達之後不讓將軍們發財，結果部下紛紛逃離，奔著能發財的對手去了。
讓追隨者發財，這是常識，太平天國在這個問題上並沒有做錯什麼。因此，那些抨擊太平天國領袖由於美女財寶、脫離群眾而滅亡的，顯然只能是宣傳說辭，而非對此次革命的全局性了解。
實際上，太平天國的失敗，源於太平天國在一些關鍵性的根本問題上之失策，這最終使得整個局勢由勝轉劣，以至於一敗塗地。
首先，太平天國本身的領導結構有問題。
一方面，初期名權和事權的顛倒領導結構，蘊含著巨大的政治風險：洪秀全貪圖享樂，不問朝事；東王卻總攬政務，實權過於集中，隨著時間的推演和太平天國的急速擴張，後者的實力和威望越來越強，對前者的威脅越來越大，形成了權力結構上無可避免的修昔底德陷阱。
楊秀清為太平天國殫思竭慮，人望隆盛，但位於洪秀全之下；洪秀全終日享樂，除了是拜上帝教創建者外，對太平天國的貢獻著實有限，卻把持著領袖的名頭。在這種情況下，楊頗欲將洪家的國變成楊家的國，而洪秀全則漸漸有生存的危機感，雙方不可避免地發生衝突，直至你死我活——就像李經緯對健力寶歸屬權一樣。
領導人之間的血腥內訌是太平天國走向失敗的關鍵原因之一，而這恰恰是初期不合適的領導結構所致。
楊秀清主政期間，雖然太平天國越來越旺，但楊秀清的權勢也越來越大，天王的權柄受到了嚴重威脅，在這種情況下，即便太平天國奪取天下，天國也只是楊秀清的國，而不是洪秀全的國，洪楊矛盾難以彌合
另一方面，太平天國後期，洪秀全為了防止楊秀清、韋昌輝的變故，嚴格限制臣屬的實力和權力，大搞權力分散，使得各自為政，互不相屬，無以相屬。
天京事變後，洪秀全任命石達開為「聖神電通軍主將義王」，卻不肯授以軍師的實權，同時以兄弟洪仁發、洪仁達入輔政事，鉗制石達開，石達開不得已出走；1858年，洪秀全任命毫無人脈根基的洪仁玕為幹王，授以軍師實權（對自己無威脅），同時大封軍人為王，使其相互挾制。這種舉措固然極大地鞏固了天王的權位，彌平了楊秀清式的威脅，但同樣降低了指揮中樞的權威，削弱其對軍隊的調度能力，嚴重惡化了軍隊之間的配合，太平天國由此陷入各自為戰甚至割據的境地。
李秀成與陳玉成之間的矛盾是後期太平軍作戰失利的重要原因，沒有一個權威能夠協調彼此的行動——洪秀全耽於淫樂，對軍務缺乏興致
比如安慶會戰，太平軍主力李秀成所部，不但沒有聽從洪仁玕的調度，配合陳玉成進攻安慶，反而在進逼祁門之後轉向江西，喪失了安慶會戰轉敗為勝的良機；更不用說陳玉成與韋俊之間的矛盾，導致後者投降清軍。對此，太平天國最熱衷自行其是的李秀成曾經在自供狀裡寫過：「東王佐政事，事事嚴整，立法安民……嚴嚴整整，民心佩服」，而後卻「人心改變，政事不一，各有一心，朝中之事，並未實託一人，人人各理一事」。
這種領導層面的混亂，加劇了太平天國的軍事敗潰。
其次，太平天國的軍事戰略和政治統戰目標不清晰。
太平天國與清庭交戰，勝敗的關鍵在哪裡？
軍事上，太平天國的資源遠遠多於湘軍，其之所以失敗，就在於湘軍將資源都用在關鍵之處，太平軍則肆意揮灑，兵雖眾，計劃雖多，卻不在要點之處。
曾國藩說過，水師「長江航運之樞，高屋建瓴，關鍵之局也」，「探究湘軍扭轉戰局之成功，則湘軍水師肅清道路最為重要關鍵」。事實上，對於在長江流域交戰的太平天國和清庭來說，誰的水師佔據優勢，誰控制航運，誰就在戰爭中處於主動地位，反之則陷入被動，故制勝之機，決於水師。
曾國藩看到了問題的關鍵，他任用彭玉麟為水師統帥，傾全力發展水師。湘軍水師很快在1854年的田家鎮會戰中擊敗太平軍，為清軍的整個戰局帶來轉機，直接威脅了太平天國整個中下遊的安全；若非石達開1855年在湖口的巧勝，摧毀湘軍水師，太平天國很可能早就陷入了被動——曾國藩對軍事資源的配置，就像王石要求萬科集中投資房地產，特別是住宅房一樣，目標清晰，抓住了問題的主要矛盾。
曾國藩專練水師，把有限的資源投入在最關鍵的部隊上，湘軍得以控制長江航運，進退自如，並隔斷太平軍的聯繫，限制其進攻半徑和戰略迴旋空間
相比之下，太平天國在水師問題上缺乏足夠的專注和投入（李秀成、陳玉成無不以擴充軍團為榮，屢次擴軍達數十萬，能堪發揮關鍵效用者卻不多），其水軍僅僅依靠原縴夫或船夫組成，既不專業，也擔當不了主力，僅僅是輔助之用。1857年失去湖口之後，太平水師就步入消亡，長江航運完全被湘軍控制，從此湘軍在長江上流來去自如，物資兵員轉運如出家門，而太平軍則需經安慶天京之間的蕪湖轉輸兵員物資，戰略空間日趨侷促，陷入被動直至滅亡。
同時，曾國藩意識到，剿滅太平天國的關鍵在於對安慶的攻取，攻下安慶，則賊南北航運斷絕，則可分割其勢，故湘軍傾全力攻打安慶，以至於連武昌的安危都不顧，戰略目標極為清晰敏銳，落子都在關鍵之處。
相比之下，太平軍李秀成部，時而因江西空虛而入侵之，試圖擴大屬地，時而因貪圖江南的富裕，屯兵杭州、浙江，劫掠財寶美女；而陳玉成更在大敵當前的情況下，時而繞遠路進擊武昌（攻下來也守不住，沒有水師），時而把精銳陳得財、賴文光派往陝西，這種分散襲擾的戰術，極大地浪費了資源，疲憊了軍隊，削弱了自身，卻無補於核心目標安慶的得失。
軍事資源的分散投入，軍事目標的混沌不清，使得太平軍在軍事戰略上喪失主動。
況且，太平軍的政治統戰也極為失敗。
事實上，清庭的正規軍隊早已腐朽不堪、不值一提，真正抵擋太平天國的，是清庭的士紳階層。湘軍將領的主要來源，除了鮑超、塔齊布外，大都是功名傍身的士紳；其他中堅部隊，如楚軍江中源（舉人）、劉長佑、劉坤一、羅澤南甚至搖擺不定的苗沛霖（秀才）同樣如此。這些人不滿於太平天國對儒家學說的鞭撻（這意味著這些人將一無所有），為了自己的富貴和生存價值，不得不奮起抵抗太平天國，由於這個階層涵蓋了當時中國精英階層的全部（最有錢、最有權威、最有號召力的群體），這就使得太平天國始終遭遇著中國最強大社會階層的抵抗（如浙江士紳武裝包立身的抵抗）。
江浙士紳包立身奮起反抗太平軍，這是當時士紳階層對太平天國的基本態度，太平軍與劉邦、朱元璋的最大區別就是，始終不能獲得士紳階層的認可
要知道，無論是朱元璋，還是多爾袞，成功帝王對於精英階層的吸納和招撫是必不可少的一部分，而這恰恰是太平天國政治統戰上最失敗的一環。
「我孔子孟子之所痛哭於九原，凡讀書識字者，又烏可袖手安坐，不思一為之所也。」
——曾國藩《討粵匪檄》
「什麼天主教,敢稱天父天兄,喪天倫,滅天理,競把青天白日攪得天昏,何時伸天討夭威,天才有眼。」
——秀才苗沛霖鄙視太平天國的詩詞
最後，近乎悲哀的外交戰略導致了太平天國的滅亡。
近代以來，西方勢力在中國的影響力大大加強，由於西方列強的實力具有壓倒性的優勢，所以，中國近代在內戰中較為成功的政治勢力，無不得到西方強國的臂助。太平天國與清庭的交戰，也是如此，誰能夠得到洋人的支持，誰才有勝利的機會——這是把握成功的大勢。
從1854年到1856年間，由於清庭拒絕與西方就通商問題妥協，雙方的衝突急劇攀升，再加上西方對太平天國不了解，這個階段，乃是太平天國與西方建立親近關係的最好良機。在此期間，英國公使文翰、法國公使布爾布隆、美國公使麥蓮及英國使館官員包令等先後到天京，探詢太平天國對商業最惠國待遇問題的意向，同時遞交了各國與清朝籤署的舊條約，要求太平天國予以承認和接受。對此，1854年，楊秀清在《答覆英國人三十一條並責問五十條誥諭》中，莊嚴拒絕了西方的要求，他表示「視天下為一家」，「外國應向太平天國納貢，天王是各國之主」等。這體現了太平天國領袖們偉大的愛國情操和高尚的氣節，但也意味著太平天國喪失了得到西方援助的可能性。
相比之下，從1858年到1860年，在二次鴉片戰爭中一敗塗地的清庭意識到西方列強的厲害，承認西方在長江流域各個城市（大都被太平天國所控制）的貿易特權和政治特權。就這樣，太平天國在長江流域的統治和戰爭行為，成為西方列強實現自身特權的障礙，西方與太平天國的關係開始惡化。1860年，李秀成進軍上海，就遭到了英法士兵的抵抗而敗潰，雙方首次出現大規模衝突。
到了1862年，西方在華特權得到了極大的滿足，清庭也開始有意與列強合作對付太平軍。1862年2月，西方列強以李秀成軍進攻上海為由，出兵幫助李鴻章組建淮軍，武裝到爪牙的中西方武裝開始進攻太平軍的主力李秀成所部及太平天國大後方蘇福省，在西方強國的支持下，兵力原本相當虛弱的江浙清軍竟然連戰連捷，太平天國一敗塗地，陷入崩潰瓦解的境地。
西方列強組建的洋槍隊，此軍及隨後西方幫助組建的清軍，使得太平天國在原本絕對軍事優勢的江浙地區，陷入崩潰
可以毫不誇張地說，如果太平天國在長江流域的失敗源於軍事戰略的錯誤，那麼在大後方蘇福省的崩潰，則是西方幹預的結果——即太平天國的外交失敗所致：就像李秀成自己所言「蘇杭之失，非李鴻章之能，實洋鬼之能也」。
所以，太平天國的失敗，源於其自身在關鍵問題上的混沌不明，一誤再誤。命運並非沒有眷戀過太平天國，只是太平軍自己錯失了而已。
原因大致如此，但願你能從中有所借鑑，並對你自己的發展有所幫助。
參考連結：《從英雄到獨夫：蔣介石為何在三年之內走向毀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