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少有人知道這個秘密。經過多年的追蹤，以色列負責國內安全的情報機構辛貝特終於鎖定了加薩走廊一名行蹤詭異的頭號通緝犯：穆罕默德·戴夫。對於情報官員來說，這可是職業生涯難得的成就。在特拉維夫郊區，辛貝特總部的特別指揮中心燈火通明，官員們圍坐在一張橢圓形的大桌子旁，他們前方有一個巨大的等離子屏幕，來自線人、無人機和衛星的情報不斷被送到這個房間。
在空軍指揮部，人們對戴夫疑似藏匿點的建築結構進行了分析，專家們正在仔細考慮轟炸該建築應使用的炸彈類型。為了減小附帶毀傷，炸彈當量不能太大；但為了完成任務，擊斃這名多次死裡逃生的通緝犯，炸彈的當量又不能太小。時間非常緊迫，因為戴夫從來不會在一個地方停留太久。但是，情報必須反覆驗證。在經過一段看似無比漫長的時間後，行動終於被批准，兩架戰鬥機起飛後向目標所在的加沙城謝赫拉德萬地區一座小型公寓樓飛去。當時是2014年8月19日，以色列針對哈馬斯的「護刃」行動已進入第五周。
戴夫可不是一般的通緝犯。他是哈馬斯最高領導人之一，20年來他總能神奇地逃避追捕。這不是以色列第一次試圖暗殺他。上一次是在2006年，在那次襲擊中，戴夫受了重傷，但活了下來。他總能鬼使神差般地逃掉。
當時，經過幾個月的戰鬥，傷亡人數不斷攀升，全國各地仍在遭受火箭彈襲擊。在這時清除戴夫可提升以色列低落的士氣。獲得關於戴夫精確位置的情報本身就是件了不起的事情。除了身邊幾個與外界完全隔絕的保鏢之外，沒人知道他到底在哪兒，而以色列竟然能夠確定他的具體位置，這是情報戰線取得的重要成果。
炸彈在公寓樓爆炸後不久，戴夫被暗殺的消息很快傳開。被確認死亡的是戴夫的一個妻子和她8個月大的兒子。現場還發現另一具屍體，但無法確定是否為戴夫。不管怎樣，哈馬斯武裝卡桑旅因此受到重創，因為戴夫是該部隊最高指揮官和精神領袖，也是幾十年來巴勒斯坦反抗以色列的傑出代表。如果戴夫死亡，他將留下巨大的權力真空。
以為自己的上級已經喪命，之前一直躲藏在暗處的兩位哈馬斯重要人物露面，準備參加一次特別會議。他們分別是哈馬斯南部地區負責人穆罕默德·阿布·沙馬拉和哈馬斯高級指揮官拉伊德·阿塔爾。他們在這時「現身」，究竟是聽到戴夫被暗殺的消息後在驚恐之下做出的魯莽決定，還是為了趕在對方之前接替指揮官的位置，直到今天人們也不得而知。
暗殺戴夫行動兩天後，以色列就得到了關於這次會議的消息。辛貝特在加薩走廊南部小城拉法發現了阿布·沙馬拉和阿塔爾的行蹤，這座城市靠近埃及邊境，是哈馬斯一個重要據點。以色列人開始同時間賽跑，每一分鐘都至關重要。在這一地區，任何一個疏忽都可能導致這兩名哈馬斯指揮官逃跑，使以色列錯過再次重挫哈馬斯權力高層的機會。
以色列無人機開始在該區域上空盤旋，試圖掌握地面的情況。所有的信息都被匯集到辛貝特的指揮中心。以色列最終確認兩名哈馬斯高層人士所在的建築後，不到1分鐘時間，飛彈就發射出去了。後來，清理完廢墟後，巴勒斯坦承認這兩人遇害。這樣一來，以色列又消滅了兩名重要的激進分子，哈馬斯再次受到致命一擊。
阿布·沙馬拉和阿塔爾都出生於1974年，年齡上只相差幾個月。他們兩人都來自拉法難民營，這是全世界人口最稠密的地區之一，在當時，即便是以色列國防軍戰士都不敢輕易進入該地區。他們兩人從小就被作為激進組織成員培養，每天在當地清真寺接受反以教育。17歲時，他們進入哈馬斯武裝部隊，成為哈馬斯敏感設施的守衛人員。很快，他們得到上級的信任，接受了激進組織的武裝訓練。20世紀90年代，他們參加了多次槍擊行動，建立起自己的名聲。在1994年的一次行動中，他們槍殺了國防軍納哈爾旅的蓋伊·奧瓦迪亞上尉。後來，在基蘇費姆檢查站（以色列進入加沙的主要通道）附近的一次襲擊中，他們又殺害了一名17歲的以色列空軍飛行員。
當辛貝特查明他們參與過這些襲擊事件後，他們就神秘地消失得無影無蹤了。他們遵循巴勒斯坦逃犯的「逃亡準則」，定期更換住所和身份，避免聯繫親人朋友。他們只有經過偽裝才會上街，很少向哈馬斯其他成員尋求幫助。他們只相信自己。
1995年，他們因涉嫌謀殺加薩走廊的巴勒斯坦民族權力機構安全部隊軍官而被巴勒斯坦安全部隊逮捕，這兩人的激進分子的職業生涯似乎走到了盡頭。這時亞西爾·阿拉法特已經回到加沙，他的安全部隊也開始加強對這一地區的控制。但不久後，阿布·沙馬拉和阿塔爾被釋放，這是巴勒斯坦「旋轉門」的典型表現，激進分子經常被搜捕、囚禁，最終又被釋放。出獄後，阿布·沙馬拉進入巴勒斯坦民族權力機構安全部隊，但幾個月後，由於想念兒時的夥伴，他居然脫下了軍裝，重新回到哈馬斯。為了表明他對哈馬斯的忠誠，他再次謀殺了一名巴勒斯坦民族權力機構安全部隊軍官。不久後，他們兩人再次被安全部隊逮捕，被判處終身監禁。然而，2000年第二次因提法達爆發後，兩人再次被釋放，同其他危險囚犯一起加入武裝反抗以色列的運動中。
得知他們被釋放的消息後，辛貝特重新對他們進行追捕。10年後，阿布·沙馬拉成為哈馬斯南部地區指揮官，負責指揮之前由他的好友拉伊德·阿塔爾指揮的拉法旅。辛貝特多次發現兩人的藏匿點，但每次他們都得以逃脫。
多年來，阿布·沙馬拉和阿塔爾策劃與執行了數十次針對以色列的武裝襲擊，行動中多次利用地道穿過邊界入境以色列。2002年，阿塔爾幫助策劃了對雷姆沙洛姆過境口岸附近一個以色列軍事哨所的襲擊，造成4名國防軍戰士陣亡。2004年，阿塔爾的手下將一條地道挖到另一個國防軍哨所的下方，在地道裡裝滿爆炸物，然後將哨所炸毀，造成6名士兵死亡。2006年夏天，哈馬斯成員利用隧道潛入以色列，劫持了國防軍士兵吉拉德·沙利特，阿布·沙馬拉和阿塔爾都參與了這次行動。沙利特在哈馬斯被囚禁了5年，最終於2011年被釋放，作為交換，以色列釋放了1000多名巴勒斯坦囚犯。
除了挖地道，阿塔爾還成立了一支被稱為「努克巴」（阿拉伯語中「被選中者」之意）的哈馬斯精銳部隊。通過訓練，該部隊成員能夠徒步或開摩託車在地道中進行快速機動作戰。2014年夏天，「護刃」行動開始後不久，在阿塔爾的親自指揮下，13名哈馬斯成員通過一條地道進入以色列。後來，阿塔爾所指揮的旅的一支下屬部隊參與了對拉法的襲擊，在這次行動中哈馬斯帶走了一具以色列國防軍軍官的遺體。
阿布·沙馬拉和阿塔爾被定點清除後，哈馬斯似乎再次出現權力真空。但混亂局勢並沒有持續太久，幾個月後，當「護刃」行動結束後，以色列國防軍透露穆罕默德·戴夫並沒有死。顯然，當晚投擲的炸彈有很多沒有爆炸，戴夫雖然受傷，但再次活了下來。對他的追殺還將繼續。
在建國將近70年後，以色列成為第一個精通定點清除「藝術」的國家，並將這種手段有機融入常規軍事條令和軍事作戰行動中。以色列在戰場上成功利用這種戰術的歷史有20年之久，這一成功離不開以色列先進的科技、高質量的情報和優秀的人才。
定點清除是怎樣煉成的根據2010年的聯合國報告，定點清除是一種有預謀的致命武力行為，各國使用這種方式清除不在控制範圍內的特定個人。具體使用武力的方式很多，包括無人機襲擊、巡航飛彈攻擊和特種部隊突襲等。
定點清除並非以色列首創。在聖經時代、羅馬統治以色列地時期、奧斯曼帝國時期和猶太復國主義者在巴勒斯坦地區定居早期，這種手段都被廣泛運用。哈加納、伊爾貢和萊希等猶太地下武裝組織也對敵人使用過定點清除戰術。
建國後，以色列繼續執行定點清除和暗殺。20世紀50年代，以色列暗殺了兩名埃及情報軍官，因為他們曾幫助「費達因」分子對以色列城鎮和定居點發動了一系列襲擊。20世紀60年代，以色列向幫助埃及研發飛彈的幾位德國科學家寄出郵件炸彈。1972年，11名以色列運動員在慕尼黑奧運會被謀殺後，經果爾達·梅厄總理授權，所有參與謀殺的嫌疑人都成為以色列的目標。慕尼黑慘案發生後的報復行動是以色列最後一次出於復仇而謀殺他人。後來政策發生了改變，以色列定點清除的目標僅局限於未來可能對以色列發動襲擊的人。
一位辛貝特前任局長在分析新政策時說：「這並不是以牙還牙、以眼還眼，而是在別人約你吃晚飯前，先約他吃個午飯。」
1988年，對以色列發動過多次襲擊的巴勒斯坦激進分子阿布·傑哈德在突尼西亞被以色列一個精銳暗殺小組謀殺。1992年，以色列空軍一架武裝直升機在黎巴嫩南部向真主黨領導人阿巴斯·穆薩維發射了一枚「海爾法」飛彈，導致穆薩維當場死亡。在這兩個案例中，兩個被定點清除的目標都是激進組織高層領導人，他們對多次針對以色列的襲擊負責，並在策劃更多的襲擊。
1993年，以色列和巴勒斯坦解放組織籤訂《奧斯陸協議》，之後定點清除的頻率大幅降低，雙方都在嘗試實現和平。當然，在這期間，殺戮行為也沒有完全停止。1995年，伊斯蘭「聖戰」組織領導人法特希·沙賈奇在馬爾他街頭被槍殺；一年後，綽號為「工程師」的哈馬斯炸彈製造專家葉海亞·阿亞什在使用手機時，安裝在手機中的爆炸物在他頭部附近引爆，導致他當場死亡。除了這些成功的案例，以色列也有一些行動以失敗告終，其中比較有名的一次發生在1997年。當時，幾名摩薩德特工嘗試將致命毒藥噴射到哈馬斯領導人的耳朵裡，結果在約旦被逮捕。
這些行動幾乎都被認為是以色列發動的，雖然以色列很少宣稱對這些行動負責。這樣做是為了通過暗殺少數激進分子來威懾更多人，讓他們明白，不管躲到哪裡，以色列都可以找到他們。
以色列無法逮捕每一名激進分子，特別是那些活動在加薩走廊腹地的激進分子。所以，國防軍指揮官決定精簡定點清除的目標，專門暗殺激進組織的領導頭目，從而摧毀敵方指揮鏈。時間很緊迫，以色列很快起草了司法準則，批准了大體上的戰術標準。民眾的支持也加快了這一措施推進的速度，根據2001年7月一份報刊的民意調查結果，90%的以色列人支持這一戰術。
國防軍總參謀長隨身攜帶存有數百名通緝人員的信息簿。有時，名單上的人數超過1000人。所有的定點清除目標都來自這個名單，哈馬斯、伊斯蘭「聖戰」組織和塔齊姆等不同激進組織都在名單中被以不同的顏色進行了標記。一旦一個目標被清除，他的名字上就會被打上叉。
但2002年7月，民眾對這一戰術的支持率開始下降。哈馬斯軍事組織負責人薩拉赫·謝哈德在以色列通緝人員名單中排在第一位，他是哈馬斯運動的推動者之一，也是該組織意識形態工作和武裝行動方案的制定者。他直接策劃和實施了多次造成以色列重大人員傷亡的武裝襲擊，但由於他身處加沙，並不斷更換住所，以色列根本無法實施逮捕。
空襲行動被批准，7月22日，一架F-16戰鬥機向謝哈德在加沙城的住地投擲了一枚1噸重的炸彈，除了謝哈德和他的助手，還有13名平民喪生，其中包括婦女和兒童。
國際社會立即提出強烈抗議，指責以色列違反國際法，過度使用武力，造成大量平民傷亡。以色列的一個非政府人權組織甚至向國家最高法院提出請願。迫於壓力，政府不得不成立一個特別委員會，專門調查這次空襲的合法性。
雖然最高法院在2006年最終做出具有裡程碑意義的決定，判定定點清除合法，但國防軍明白，他們再也不能為了消滅躲在平民中的激進分子而投擲1噸重的炸彈或發射「海爾法」飛彈。為了最大限度減少附帶毀傷，國防軍不得不研發精度更高的武器，制定更嚴格而明確的戰術程序。
這一時期以色列研製出了一種炸藥當量僅為200克的彈頭，這種飛彈可以炸毀高樓中的一套公寓房，或行駛在擁擠道路上的一輛汽車或摩託車，卻不會對旁邊的人造成致命傷害。
情報搜集方法也得到調整，同時以色列加強了對實施定點清除前決策過程的控制。無人機的使用頻率則大幅上升，在無人機沒有事先對目標進行偵察的情況下，以色列很少會發動定點清除行動。
武器和情報還遠遠不夠。許多激進分子藏在醫院、清真寺甚至私人住宅等民用設施中，這讓國防軍感到非常棘手。定點清除行動的一個關鍵點在於權衡襲擊造成的整體結果和單個激進分子死亡的利弊。換句話說，如果被通緝的激進分子躲在醫院裡，那麼消滅他帶來的價值同對整個建築物的轟炸所造成的損失顯然不成正比。如果他躲在家裡，身邊只有一兩個平民，那情況就完全不同了，以色列很可能會做出襲擊的決策。
為了應對這個挑戰，2009年1月，以色列國防軍為適應戰場的變化，制定了一個被稱為「敲屋頂」的新戰術。當時「鑄鉛」行動已經開展幾天，這是三年半之前以色列從加沙單邊撤離後針對哈馬斯開展的第一次大規模行動。前一年辛苦搜集而來的情報顯示，加薩走廊大量房屋被用作武器儲藏點。但國防軍明白，雖然這些房屋已成為合法軍事目標，但不能直接轟炸。於是，在行動前，國防軍和辛貝特會搜集相關的電話號碼，然後通過電話向居民發出警告，讓他們在轟炸前撤離。這個辦法在前54次都被證明非常有效，但第55次使用時卻失敗了。
那天，在接完電話後，居民爬到房屋的屋頂，並站在那兒向國防軍的無人機揮手。在國防軍總部，人們就如何應對這一局面展開了激烈的辯論，空襲行動被迫取消。
第二天，國防軍給另一戶人家打電話，沒想到，同樣的一幕再次發生。當天在作戰室的一名國防軍軍官回憶說：「當時我們明白，我們已經失去了戰術上的主動權。」
這讓國防軍陷入一個兩難境地。如果不轟炸這些房子，藏在地下室的火箭彈第二天就可能落在以色列。但由於房屋內有婦女和兒童，以色列無法進行轟炸。
這時，來自南部戰區司令部的幾名軍官想到一個新辦法：先打電話，等居民爬到房頂後，命令附近的武裝直升機向房頂的角落發射小型飛彈。他們考慮使用彈頭很小、彈片散布面有限的飛彈，只要把控得好就不會造成人員傷亡。
在最早使用這一新戰術的一個案例中，國防軍先按照常規程序，給一棟三層樓建築中所有住戶打電話。根據以色列情報，該建築地下有一個大規模哈馬斯武器儲藏點。電話這頭的國防軍軍官用阿拉伯語敦促居民在這棟樓被轟炸前立即離開，這些居民並沒有被嚇到，他們爬到屋頂，朝著天上他們看不見的無人機揮手。很明顯，他們並不打算離開。
這時一架武裝直升機接到命令，朝建築旁的空地發射機槍彈。站在樓頂的部分居民明白了國防軍的意思，匆忙離開了那棟建築。但意識到自己的房子可能會被摧毀，很多年輕人堅定地留在屋頂。
這時，飛行員得到命令使用飛彈攻擊屋頂的一個角落。當飛彈擊中建築後，留在屋頂的人明白自己的存在並不能阻止以色列摧毀這棟建築，於是也選擇了逃跑。最後，空軍可以從容地轟炸這棟無人建築。記錄轟炸過程的視頻顯示，建築的倒塌導致藏在地下的武器庫發生一系列二次爆炸。這一次，以色列徹底「敲破」了巴勒斯坦人的屋頂。
使用新戰術後，以色列國防軍發現平民傷亡人數不斷下降。2002年，平民和戰鬥人員的死亡比例為1∶1，也就是說，國防軍每消滅1名戰鬥人員，就會有1名平民喪生。截至2009年初，這一比例下降到1∶30。
這一比例的下降一方面是由於國防軍獨特的戰術，另一方面，空襲中使用的大量精確武器和智能炸彈也發揮了重要作用。在「鑄鉛」行動中，國防軍在加薩走廊發射了超過5000枚飛彈，其中81%為智能炸彈，這一比例在現代戰爭中是史無前例的。相比之下，在2003年伊拉克戰爭爆發初期，多國部隊所使用飛彈中只有68%為智能炸彈；在1999年的科索沃戰爭中，這一比例只有35%。
隨著平民傷亡的減少，以色列政府對國防軍作戰能力的信心得以提升。由於國防軍在成功清除激進分子目標的同時將平民傷亡降到最低，國際社會對以色列的施壓也小多了。
發生在美國的「9·11」襲擊事件是定點清除戰術的重要轉折點。在這次事件後，美國發現自己的敵人根本不是常規軍隊，而是穿著平民衣服、藏在婦女兒童當中的武裝分子。為此，美國派出一個高級軍事代表團訪問以色列，到南部戰區司令部學習以色列在加薩走廊追捕激進分子的經驗。他們感興趣的不僅是以色列國防軍運用的戰術，還包括國防軍將線人、辛貝特特工、高科技偵察手段、軍事情報分析員和空軍等因素進行充分整合的能力。
隨後，布希政府也決定在阿富汗和伊拉克使用定點清除戰術。2009年後，新任總統巴拉克·歐巴馬擴大了這種戰術的適用範圍，針對許多恐怖組織和國家發動了定點清除行動。2016年，美軍透露他們在空襲伊拉克「伊斯蘭國」目標時也使用了「敲屋頂」戰術。
起源於以色列的定點清除戰術成為反恐戰爭的全球標準。
拉卡茲特工但為什麼是以色列？這樣一個小國，如何能制定打擊恐怖主義的世界標準？
我們認為，對於這個問題，可以在特拉維夫兩座普通大樓裡的工作人員身上找到答案。這兩座大樓位於城市的不同方向，一座是辛貝特總部，這裡聚集著以色列最優秀的一線特工，另一座是以色列軍事情報局總部，許多原始情報都匯聚到這裡由年輕的國防軍戰士和軍官進行分析。在這兩棟大樓裡，以色列的創新戰術、高科技武器與情報特工和分析員構成的人才庫被有機整合在一起。
在聲望上，拉卡茲課程之於辛貝特就像以色列空軍飛行學院之於國防軍一樣重要。每年，數千名25—30歲的以色列公民都為加入這個課程展開激烈的競爭，但入選者很少，能完成培訓的就更少了。
參加該課程的人員首先需要在被稱為「烏爾潘」的辛貝特語言學校上課。在建國初期，大多數拉卡茲學員都出生在阿拉伯語國家，他們在一次次移民潮中來到以色列。而最近20年，許多報考者都不會阿拉伯語，但經過為期42周的強化訓練後，他們都能說一口流利的阿拉伯語，能同巴勒斯坦商人、政客和農民自由交流，還能在網上用阿拉伯語通信。他們不僅精通語言，還能熟背《古蘭經》，熟知希伯倫地區巴勒斯坦人的習俗和文化，了解他們和傑寧、加沙等地巴勒斯坦人的區別。
從烏爾潘畢業後，拉卡茲學員將被送到辛貝特情報學校進行為期10個月的培訓。在這期間，培訓者將放棄之前的身份，成為以色列反恐無形戰線上的一員。與此同時，培訓者還會得到一個化名，不管是在僱傭線人時，還是在特定地理範圍的責任區內從事其他活動，他們都使用化名。
經過培訓，拉卡茲學員會尊重敵人的伊斯蘭教信仰和伊斯蘭文化。當握手時，對方能感受到他的真誠。當他和線人通過電話交談時，他會記住對方提供的信息，還會注意線人的情緒和語調，甚至線人身邊的聲音。拉卡茲學員對線人的情況掌握得非常全面，包括他們的兒子數學考試是否及格、他們配偶的生日是哪天以及當地社區這周的新鮮事。
一名優秀的拉卡茲學員要不斷深化自己對責任區在人口結構、社會經濟、政治和文化上的了解。他要不斷熟悉不同部族、非政府組織的成員，掌握當地富人所居住街道的地形，甚至得知道昨天誰結婚了，誰在父親病逝後能得到一大筆遺產。
經過訓練的拉卡茲學員對一切保持懷疑。當他看到一名婦女披著頭巾走在街上，他必須仔細排查，確保她不是一名以色列追捕多年的恐怖分子；當希伯倫舒哈達街的商店罷工停業，他必須思考，這裡是否有人準備發動恐怖襲擊；當納布盧斯附近的巴拉塔難民營有幾個居民突然購買大量罐裝食品，他必須想到，他們是不是藏匿了通緝犯或被綁架的以色列士兵。每一名辛貝特特工都堅持這樣的原則：「並非每件事都像你表面看到的那樣。」
拉卡茲學員必須不斷保持思考狀態。他們通過個人關係和相互信任獲得情報，這種工作方式已成為他們的傳統。但實際上要做到這一點並不容易。他應該和線人建立非常親近的關係，還是應該保持一定距離，從而維持自己的威信？拉卡茲學員可以讓線人冒生命危險去獲取情報嗎？如果激進分子小組的負責人對一名線人起了疑心，命令他射殺一名國防軍士兵以表忠誠，該怎麼辦？
辛貝特前任局長雅科夫·佩裡以前就是約旦河西岸的一名拉卡茲學員。
他將自己的工作描述為「說服的藝術」，因為他要說服巴勒斯坦人背叛他們的家庭和朋友，同以色列合作。他解釋說，辛貝特最得力的線人並不是通過提供金錢、醫療和出國等利益獲得的，也不是通過威脅，而是通過拉卡茲學員的個人魅力。
拉卡茲學員的工作內容也在不斷變化。以前，激進分子小組的結構非常明晰，每個小組的負責人都有一個助手，手下還有一批固定的成員。現在，激進分子小組可由海外總部進行指揮，成員雖然都來自約旦河西岸，但互不相識。2015年，辛貝特就在約旦河西岸發現了指揮部門設在加沙、卡達甚至土耳其的激進分子小組。
在這類激進分子小組中，雖然成員相互不認識，但每一名成員都構成暴力襲擊的重要一環。比如，第一名成員負責購車，將車停在第二名成員租好的房屋旁，第三名成員在汽車內安裝炸彈，第四名成員將車開到目標附近，最後，第五名成員通過電話引爆汽車炸彈。
2014年夏天以色列打擊加薩走廊哈馬斯的「護刃」行動中，拉卡茲學員和國防軍納哈爾旅的戰士們一同進入加沙北部的貝特哈農。拉卡茲學員對當地的了解讓納哈爾旅的步兵軍官非常驚訝：他們熟知街道和部分居民的名字，甚至知道哈馬斯激進分子家中廚房暗門後藏著什麼。戰士們進入加沙前就知道了這一切。
定點清除戰術的未來據報導，以色列的定點清除戰術多年來被運用在國家各條戰線和相關「利益地區」。由於目標每天都在變化，以色列在這方面也面臨著巨大的挑戰。中東正處於歷史性動蕩當中，傳統邊界也在變化，這一點在敘利亞表現得尤為明顯。2011年敘利亞內戰爆發前，以色列情報機構監控的是一個主權國家和一支等級明晰的軍隊。但到2016年，敘利亞的局勢變得非常複雜，這裡有真主黨武裝分子、伊朗革命衛隊成員、蓋達組織小組和數千名「伊斯蘭國」武裝分子。一座敘利亞城市可能被巴沙爾·阿薩德控制，但幾英裡之外另一座城市卻被「伊斯蘭國」控制。
國際社會並不支持以色列的定點清除行動。在聯合國等國際組織內，以色列經常因為發起定點清除行動而被指控犯有戰爭罪和反人類罪，以及違反國際法。國際社會的持續施壓迫使以色列加強對行動開展和目標確定的法律監督。
由於周邊和整個中東地區的民族國家與常規軍隊的控制力在不斷下降，以色列雖然仍需襲擊對手的關鍵基地，但實現這一點變得極為複雜。哈馬斯、真主黨或「伊斯蘭國」等組織沒有明晰的權力來源，它們通常沒有領土，更不要說明確的基地。但另一方面，它們始終擁有領導者，其關鍵指揮官或武裝人員的死亡能給這些組織帶來致命打擊，迫使其終止軍事行動。而這正是「沙特茲」的使命所在。
本文摘錄自《獨霸中東——以色列的軍事強國密碼》，[以]雅科夫·卡茨(Yaakov Katz) / [以]阿米爾·鮑伯特(Amir Bohbot) 著，王戎 譯，浙江人民出版社，2019年11月。澎湃新聞經授權轉載，現標題和小標題為編者所擬。
(本文來自澎湃新聞，更多原創資訊請下載「澎湃新聞」AP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