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鶯/文
在全世界電影業一片蕭條的2020年，大衛·芬奇的《曼克》雖不是用來拯救市場的超級英雄大片，卻在年末收穫超乎尋常的關注與討論。此片熱度大增的原因，一方面是在於導演大衛·芬奇與網飛強強聯手；另一方面則是因為影片挖掘了一段為人津津樂道的好萊塢往事——《公民凱恩》的臺前幕後。
作為世界電影史上最偉大的作品之一，《公民凱恩》的橫空出世宣告了電影天才奧遜·威爾士的誕生。但在歷史的盛讚與成功的光芒背後，影片編劇赫曼·曼凱維奇卻從一開始就被遺忘。直到1942年《公民凱恩》獲得奧斯卡金像獎九項提名，並最終將「最佳原創劇本獎」收入囊中時，人們才發現這部即將成為經典的作品背後有另一位創作者的身影。誠然，有不少人為赫曼·曼凱維奇受到的忽視叫屈，大衛·芬奇的父親傑克·芬奇便是他們中的一個。他在世時就進行了大量的史料研究，並創作出《曼克》的劇本，意在還原一位大神級編劇真正的歷史地位。可惜，項目太過龐大，傑克並未得以在自己的有生之年裡將其實現。
大衛·芬奇繼承父親的衣缽，在當下選擇將《曼克》搬上銀幕，或許不僅僅是一個時間上的巧合。電影伊始的字幕告訴觀眾，1939年，年僅24歲的奧遜·威爾斯與雷電華片廠籤署了一份包含了兩部電影的合作協議，規定作為製片、編劇、導演的奧遜·威爾斯擁有最終剪輯權。熟悉好萊塢片廠的人都知道，「最終剪輯權」這幾個字在製片人中心制的美國電影工業體系中，擁有至高的價值。將近八十年後，大衛·芬奇在他與網飛的合作中，也頗為任性地將各項大權全攬在身，並決定用完全復古的黑白影片來講述這個故事。在這個意義上，《曼克》和《公民凱恩》從一開始都以「創造者壓倒一切」的邏輯運行，可謂異曲同工。形式上，《曼克》同樣遵循致敬對象的美學手段和敘事邏輯，《公民凱恩》中標誌性的深焦景深、低機位拍攝、閃回跳切也被大衛·芬奇嫻熟地嫁接到自己的作品中。
當然，美學上的一致性也讓《曼克》招來了一些差評，反對的聲音普遍認為影片僅僅挪用了《公民凱恩》的外殼，進行了一次及格線上的模仿，談不上有多麼成功。但事實上，《曼克》既是好萊塢黃金時代電影往事的影像註腳，也是一部獨立成章的野心之作。大衛·芬奇要做的不僅僅是重新讓人們記住赫曼·曼凱維奇這個名字，還要將他打造成和奧遜·威爾斯一樣的瘋狂天才。為了達到這一目的，導演有意識地在影片中將兩人的互動程度降低到最少，故意不讓本就惹眼的奧遜·威爾斯搶了曼凱維奇的風頭。而曼凱維奇的性格，通過一次次閃回的時間線跳切，也漸漸變得立體——他的嗜酒如命，他的口出狂言，一個瘋狂天才的形象躍然銀幕。
《曼克》的敘事是拼圖式的，甚至可能有些瑣碎，這是與《公民凱恩》風格的相照應，但同時也揭示出大衛·芬奇的另一層野心。如果說新美國電影領軍人物昆汀·塔倫蒂諾的《好萊塢往事》是對這一工業黃金年代痴情的回望，那麼同樣深挖紅塵往事的《曼克》則更多地試圖揭示娛樂產業遊戲規則的虛偽本質，及其與政治社會環境千絲萬縷的關聯。好萊塢影視最偉大的作品誕生於上世紀四十年代，而在芬奇這個悲觀主義分子眼裡，歷史的問題還是在一次次重複演進，似乎不是靈光乍現的天才所能解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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