魯迅有言：「我以為許多事是做的人必須有一門特長的，譬如標點只能讓汪原放，做序只能推胡適之，出版只能由亞東圖書館。」
《胡適留學日記》原本
今年9月，一批「亞東遺珍」現世，包括18冊50萬字的《胡適留學日記》手稿、陳獨秀《序》手稿、胡適《跋考證（一）（二）》以及胡適與友人往來信札等8種，被喻為「新文化運動的歷史遺產」。
別看上海亞東圖書館只存在了40年，但它在陳獨秀、胡適兩大新文化運動主將的關心影響下，團結了一批文人志士，出版了大批新銳期刊、「五四」文集、白話小說，創造了出版史上的諸多「第一」，推動了中國文化史乃至思想史的轉型與進步。
初版《胡適留學日記》
「一億兩千一百萬，最後一次！是您的了，恭喜1065號。」
10月16日晚，經過長達60分鐘的激烈競投，《胡適留學日記》手稿以1.3915億元（含佣金）的成交價，創下了「最貴日記」的世界拍賣紀錄。
這部日記的片段在網上流傳已久，其中的「打牌」「抽菸」等內容，成了網際網路上的段子。不過，那些被今人拿來自嘲的片段，僅是海量日記的幾個浪花。
與魯迅言簡意賅的「記帳」式日記不同，胡適留美日記共18冊、50餘萬字，詳實記錄了赴美國留學及歸國後的大量私生活和思想變化，可以說，是其從上海灘浪子蛻變為新文化運動旗手的「思想草稿」。
除了「記事、自我療愈」以外，手稿中，還隨文粘貼了450多張珍貴照片、中英文剪報，以及與友人往來的書信、便箋，涉及中美的思想學術、新聞歷史諸多方面，簡直就是個「手帳愛好者」。
在近代中國，留學的青年學生成千上萬，寫日記者也不乏其人，真正在作者存世時以「留學日記」題名並出版的卻只有《胡適留學日記》一部。而那些珍貴的手稿能歷經時代變遷，奇蹟般地存活下來，更是奇蹟。
這部日記能夠傳世，首先得益於胡適的好友許怡蓀。
許怡蓀
相比胡適的鼎鼎大名，許怡蓀鮮為人知。胡適一生，上至達官顯貴，下及走卒販夫，交遊之廣舉世皆知，故有「我的朋友胡適之」一說。但在胡適心中，知己並不多，許怡蓀便是其一。
胡適與許怡蓀是安徽績溪同鄉，又是上海中國公學和中國新公學的同學，在校時同住一室，志趣相投，感情深厚。
1909年，因公學解散、家道中落、親人病故等一連串的打擊，年輕的胡適一度心灰意冷，「又遇著一班浪漫的朋友，就跟著他們墮落了」，吃花酒、打牌、打架，靠典當衣物度日，甚至酒後鬧事被抓進了警察局。
有人根據胡適日記統計：在59天內，打牌16次，喝酒14次，進戲園、捧戲子19次，逛窯子10次。這批「揭短」日記，是亞東骨幹編輯章希呂住在胡適家，為他整理日記時發現的，能夠在胡適聲名顯赫時出版，可見胡適沒什麼名人包袱。
為了讓少年胡適重新振作，許怡蓀力勸他參加「庚子賠款」第二期官費留學考試。胡適卻一直在猶豫，一是他的母親沒有經濟來源，二是他還欠了一些債款，最後就是缺乏去考試的盤纏。
許怡蓀仗義疏財，幫胡適聯絡親友，解決了這些問題。胡適考取後，即函許怡蓀致謝：「皆出足下力勸吾行乃有以致此」，故「感激無地」。
若沒有許怡蓀的棒喝和資助，胡適很可能在上海的花花世界中墮落了。為此，胡適在《嘗試集》中，有「自視六尺軀，不值一杯酒。倘非朋友力，吾醉死已久」，說的就是這段往事。
許怡蓀作為諍友，在寄往美國的第一封信中，就勸胡適去除舊習，胡適當然明白老友指的是什麼，回復「當書之座右，奉為箴言」，還希望許怡蓀「時時痛下針砭」。
二人雖為摯友，但實際相見的時間並不多，胡適1910年去美，兩人一別就是7年。1917年胡適歸國後在北大任教，而許1916年從日本回國，由胡適介紹，執教於南京河海工程學校，見面機會也極少。更令人扼腕的是，1919年許便病故了。
從1909年到1919年許怡蓀去世前夕，他們通信長達十年。這十年，正是胡適一生中的重要時期，他事無巨細都要跟許怡蓀商量，還通過書信分享讀書、治學之心得，寫信不過癮，就讓許怡蓀看其日記和札記。
胡適留美的前兩年，在康奈爾大學學農，日記側重於上課、讀書心得、日常見聞。後期社會活動豐富，多是思想碎片、文學主張、觀劇心得、論文、講演的一些梗概。他在1913年2月寫給許怡蓀的信中說，「公私交迫，日記亦廢。現擬廢日記為札記，有事則記之，無事則不著一字。」
胡適對札記十分看重，許怡蓀也心領神會，費心地將札記重新整理抄錄。當胡適還在國外忙於寫博士論文的時候，《藏暉室劄記》就已經在《新青年》上陸續連載了。
「藏暉」取自李白的詩「至人貴藏暉」，意為收藏鋒芒，是胡適在上海時給宿舍起的名，雖然他向來反對中國文人用某某堂、某某氏、某某齋署名，認為這是舊習慣，需要修正，但既然是許怡蓀為他所定的連載書名，也就遵從了。
1939年，《藏暉室劄記》由亞東圖書館（以下簡稱亞東）整理成書時，為了紀念英年早逝的亡友，胡適沿用舊名，沒有修改。畢竟，「這部札記本來是為他記的，它的印行也是他最盼望的」。
在亞東版《自序》中，胡適寫道：「這些札記其實最初只是為自己記憶的幫助，後來因為我的好朋友許怡蓀要看，我記完了一冊就寄給他看，請他代我收存。到了最後的三年(1914年-1917年)，我自己的文學主張、思想演變，都寫成札記，用作一種『自言自語的思想手稿』……有時候一天可以寫幾千字。」
胡適對亞東出版社情有獨鍾，已經在亞東出版了的《嘗試集》《胡適文存》《先秦名學史》《神會和尚遺集》《胡適文選》《四十自述》等，這些著作可以說是他畢生學術研究的精華，而《藏暉室劄記》是亞東為胡適出的最後一本書。
1947年商務印書館重印此書時，改名為《胡適留學日記》。不過，商務印書館顯然是直接使用了從亞東獲取的紙版，儘管書名改了，書頁上還是用的「藏暉室劄記」。
自商務印書館1947年重印後，《胡適留學日記》之名確立，之後多次再版重印，均參照亞東版。因原稿從未披露過，亞東版日記的完整性、準確性一直難以考證，而今年10月拍賣的這套《胡適留學日記》，就是所有版本的源頭。
在《許怡蓀傳》中，胡適寫道：「他同我做了十年朋友，十年中他給我的信有十幾萬字，差不多個個都是楷書，從來不曾寫一個潦草的字。」受此影響，胡適在外也多用楷書，日記手稿現世，人們才得以見到他用蘸水筆寫的一手行草。
許怡蓀剛去世時，亞東圖書館已經認識到這部通信集的價值，不僅做了挑選和編輯加工，且已謄抄成稿，準備出版。但後來不知何故，並未實施，兩人書信也不知所蹤。
所幸的是，這部謄抄稿由收藏家梁勤峰先生於2013年同《胡適留學日記》手稿本一同覓得，終於使之得以在百年後重見天日。
為《新青年》做媒
胡適與商務印書館總經理王雲五等出版人是密友，為什麼要把書交到規模很小的亞東圖書館出版呢？可以說，這裡是他的發軔之地，與陳獨秀的相識，以及在《新青年》上發表《文學改良芻議》，都是亞東老闆汪孟鄒做的媒。
1910年6月12日，胡適就在日記裡提到了汪孟鄒。當時，由汪孟鄒創辦的蕪湖科學圖書社是安徽才俊們的活動據點，19歲的胡適正準備赴美留學，他在日記中特別讚賞了汪孟鄒不苛求的態度。
同鄉情誼是汪孟鄒與胡適結交的契機，不過他倆畢竟差著輩分，汪與新文化運動另一旗手——陳獨秀的關係，才叫相濡以沫。
《哭汪希顏》是至今為止所能找到的陳獨秀最早的一首古體詩。標題中的「汪希顏」是汪孟鄒的兄長，也是亞東「二當家」汪原放的父親。汪希顏早逝，臨終前曾把弟弟託付給了陳獨秀，其實汪孟鄒比陳獨秀還大一歲。
1904年陳獨秀寫信給汪孟鄒，希望合辦《安徽俗話報》。兩人雖未謀過面，但想起哥哥所提的「皖南志士」，汪欣然同意以圖書社作為發行機構。就這樣，陳獨秀背著一個包袱，拿著一把雨傘，從老家安慶到了蕪湖，寄居在圖書社樓上，辦起了報紙。
辛亥革命勝利後，陳獨秀出任安徽都督府秘書長，汪孟鄒架不住朋友勸說，找陳獨秀謀一官半職。陳獨秀見面就說：「做什麼？這裡是長局嗎？以後是要變的！你聽我的趕快回去，回到蕪湖，賣你的鉛筆、墨水、本子，然後我找人幫忙，幫你到上海辦一個書店」。
1913年，汪孟鄒果然帶著侄子汪原放到了上海，在四馬路（今天福州路）租了個小房子，掛個洋鐵皮牌子，亞東圖書館開張了。政局也果然如陳獨秀所料發生了變化，8月，陳獨秀亡命上海，寄居在亞東樓上，為汪孟鄒編書。
「亞東圖書館的名字是陳獨秀給起的，開館序言也陳獨秀寫的，辦館宗旨還是陳獨秀定的調子，所以亞東圖書館與陳獨秀的關係，密切到了可以說不分彼此的地步。」
出版研究專家章宏偉說，汪孟鄒對於陳獨秀可說是言聽計從，「但很遺憾，新文化運動的標誌，陳獨秀主編《新青年》雜誌，本來肯定要擱在亞東圖書館，可限於經營理念，當陳獨秀想辦這麼一份雜誌的時候，汪孟鄒覺得很為難。首先他經濟上捉襟見肘，沒有錢，另外《甲寅》雜誌（創辦人章士釗，當時已經是名牌雜誌）正在他那兒，相當多的精力放在這上面，所以只好把《青年》雜誌聯繫給了群益書社，失之交臂。」
汪原放在回憶錄中轉述汪孟鄒的話：「他（陳獨秀）想出一本雜誌，說只要十年、八年的功夫，一定會發生很大的影響，叫我認真想法。我實在沒有力量做，後來才介紹他給群益書社陳子沛、子壽兄弟。他們竟同意接受，議定每月的編輯費和稿費二百元，月出一本，就是《新青年》。」
一個「竟」字道出汪孟鄒作為徽商對這門生意並不看好。1915年9月《青年》雜誌在上海出版，開始的時候沒有名氣，沒有稿源，基本都是陳獨秀一個人在寫。因為名字侵權，又停刊一段，直到1916年9月才改名《新青年》。
每當囊中羞澀的時候，陳獨秀都要靠汪孟鄒救濟。汪孟鄒曾說：「仲甫真是一個硬漢，他從來不開口要錢。我看見他坐的時候多了，總要問他一句：『要拿一點錢罷？』他點點頭。拿了一元、兩元，再坐一會，回去了。」
為了幫雜誌打開銷路，汪孟鄒「鞍前馬後」出了不少力，特別是在陳獨秀與胡適之間穿針引線。《青年》才出第一期，汪孟鄒就把它寄給了遠在美國的胡適，並附上了陳獨秀的約稿信，結果石沉大海，汪又求了幾次，胡適才給陳獨秀回信。
信中提出「今日欲為祖國造新文學，宜從輸入西歐名著入手，使國中人士有所取法，有所觀摩，然後乃有自己創造之新文學可言也」。胡適在1916年2月的日記中記錄了這封信。
在1916年10月出版的《新青年》上，陳獨秀發表了胡適8月從美國寫給他的信，在這封通信中，胡適初步提出了文學革命的八項主張。陳獨秀對胡適的文學革命主張大為讚許，回信要求胡適做更進一步的闡述，這才有了1917年1月發表的《文學改良芻議》。
《新青年》創刊之初，由於發行量不大，承擔雜誌發行的群益書社和承擔銷售任務的亞東，配合還算默契，但隨著《新青年》銷量增加，發行和銷售之間的脫節日益明顯。
陳獨秀想促成亞東和群益的合併，成立一個大書局。1916年11月26日，陳、汪二人一同北上招股。
這次北京之行，書局的事沒辦成，卻有意外之喜。時值北大文科學長空缺，湯爾和交給蔡元培十多本《新青年》，並舉薦說陳「確可為青年的指導者」。
12月26日早上9點，蔡元培第一次到旅館造訪陳獨秀，汪孟鄒在日記裡點評他:「道貌溫言，令人起敬，吾國唯一之人物也。」這天，蔡元培正式邀請沒有學位頭銜的陳獨秀主持中國最高學府的文科。誰料，陳獨秀一心想辦書局，竟然婉拒了。
之後，蔡元培差不多天天都要來看陳獨秀，有時早上來得很早，陳獨秀還沒有起床，他就招呼茶房，不要將陳叫醒，只拿個凳子，坐在房門口等候就行。蔡元培、陳獨秀都屬兔，可陳獨秀比蔡元培要整整小12歲，應該算是晚輩。汪孟鄒和陳獨秀商量，晚上早點睡，早上要起得早一些才好。
蔡元培誠意滿滿，陳獨秀勉強答應，卻在任職演講時稱，只幹3個月，到期走人。汪孟鄒回上海後，將這些事講給侄兒汪原放等人聽，他們說:「這很像『三顧茅廬』哩!」
為了應付北洋政府教育部，蔡元培還幫陳獨秀做了假履歷，稱陳獨秀為日本東京大學畢業，曾任蕪湖安徽公學教務長、安徽高等學校校長。
陳獨秀1917年進入北大，《新青年》也移到北大出版，由北大的幾位教授輪流主編，銷量猛增，躥升至1.6萬份。同年，年僅24歲的胡適經陳獨秀舉薦在北大任教，隨後出版著名的《中國哲學史大綱》上卷，享譽學術界。
得益於陳、胡的大力推薦，亞東獲得了北大版書籍在江南的經理權。由此開始，經營出現了轉機，用汪孟鄒的話說：「出版才上了路」。
1919年，亞東從原來逼仄的弄堂，搬到了棋盤街西首的大馬路上，在裝飾一新的店堂裡，迎來了書業經營的黃金時代，真正應驗了陳獨秀常罵汪孟鄒的那句話：「你要死，只管還縮在弄堂裡；你要活，一定要上馬路！」
1922年，汪孟鄒準備為蕪湖科學圖書社出一本20周年紀念冊，請陳獨秀題詞，陳感慨良多：「這20年，你辦了個亞東圖書館，我辦了個《新青年》，其他就別無所獲了。」在陳獨秀的眼裡，亞東是可以和《新青年》相提並論的。
不過，在亞東冉冉升起時，搬回上海的《新青年》已經奄奄一息。1920年，陳獨秀要出「勞動節紀念號」，計劃從130頁增至400頁，群益書社要求漲價，但陳獨秀認為本期內容面向普通工人，不能漲價。
汪原放說：「我的大叔兩邊跑，兩邊勸，無法調停，終於決裂，《新青年》獨立了。記得我的大叔說過：『仲甫的脾氣真大，一句不對，他竟大拍桌子，把我罵了一頓。我無論怎麼說，不行了，非獨立不可了。我看也好。我想來想去，實在無法再拉攏了。』」
1920年《新青年》與群益書社撇清關係，此後斷斷續續，辦到1926年7月停刊。日寇轟炸上海時，群益的庫房被毀，但《新青年》紙版倖免。1935年，群益倒閉，連累做擔保的亞東也遭受重大損失，便用《新青年》紙版抵償。
1936年，亞東圖書館重印《新青年》，蔡元培、胡適均有題詞。蔡元培寫道：「新青年雜誌為五四運動時代之急先鋒，現傳本漸稀，得此重印本。使研討吾國人最近思想變遷者有所依據，甚可喜也。」
印《獨秀文存》還債
五四運動後，陳獨秀在李大釗的幫助下秘密離京，又住到亞東樓上。
他在這裡會見北京學聯代表羅家倫、許德珩、張國燾等人。各地進步青年受新文化運動的影響，紛紛建立文化書社，這些文化書社經陳獨秀介紹，都與亞東建立了業務聯繫。如惲代英創辦的武昌利群書社，毛澤東創辦的長沙文化書社等，陳獨秀都曾為他們作經濟擔保。毛澤東就曾拿著陳的保單，來亞東聯繫過書刊業務。
1920年8月，陳獨秀和蘇俄代表談話後，便投入到建黨大業。汪孟鄒是個精明人，十分清楚陳獨秀在幹什麼，出於對老友的信賴和理解，他儘量為陳獨秀的活動提供方便。可是，他又缺乏老友的膽略和氣魄，於是，陳獨秀便認真地對他說：「好吧，你就不要做黨員，只管站在外面，做一個同情者好了。」
中共建黨初期，陳獨秀每月只有30元黨務收入，又不理家事，妻子高君曼常有怨言。後來高君曼患了肺病，陳獨秀每月給予50元，高君曼嫌不夠，兩人為此常常吵架。陳獨秀無奈，只得以稿費補貼全家生活。這期間，陳獨秀的長子延年、次子喬年在上海勤工儉學的讀書費用，也都是按月在亞東撥付的，因此欠下亞東不少債。
1922初秋，汪孟鄒想讓陳獨秀出版《獨秀文存》，他故意說：「《胡適文存》去年出了第一集，還準備出下去，希望仲甫也能出自己的文集。」此後，已是中共中央總書記的陳獨秀事務繁多，但對《獨秀文存》，一直都沒放下。在前往莫斯科參加共產國際四大前，陳獨秀便將自己寫好的《獨秀文存》三卷四冊交與汪孟鄒。
《獨秀文存》有一、二兩集，第一集的內容多為民主與科學，第二集有社會主義的傾向。亞東戰戰兢兢地印了第一集，便再也沒有膽量印第二集了。當有人催問時，汪孟鄒謹慎地說：「這可不是小事，不能不看一看風頭再動手。出了事，可就吃不消了。」
同年，中共中央機關報《嚮導》在上海創刊。陳獨秀找到汪孟鄒，讓亞東籌措最好的紙張，以作《嚮導》印刷用。《嚮導》印好後，亞東還承擔了它的發行工作。因為當年的文件使用了代號，亞東對外也不敢說，所以亞東發行黨刊，很多年都不為人知。
陳獨秀的第二個兒子陳喬年，常來亞東玩，他和汪原放年齡相仿，時間久了，便成為親密朋友。陳喬年成為中共領導人後，汪原放深受影響，也入了黨。
1927年5月，汪原放按照黨的安排來到漢口，任中共中央出版局局長。汪精衛背叛革命後，武漢也和上海一樣，籠罩在血雨腥風之中，陳獨秀很不放心汪原放的安全，特地讓他去三十三軍謀了個「合法」差事，作為護身符。
不久，陳獨秀辭去總書記職務，隱居在工人住宅區。8月的一天，汪原放應召由陳喬年相陪，來見陳獨秀，只見他光著上身，肩上披著一條粗布大圍巾，手裡抓著芭蕉扇，躺在竹床上，活脫脫一個拉大車的苦力。
兩人來到屋裡，陳獨秀才說：「我想到上海去。可是，那裡的情況我又不大知曉。原放，你去趟上海吧，問問你的大叔，看看我去得去不得。」
汪原放回到上海，向汪孟鄒轉達了陳獨秀的問詢。陳獨秀一生多次被捕，每次被捕，亞東也受到牽連，汪孟鄒都要逃之夭夭，以避風頭。這次，「白色恐怖」對亞東造成的傷害更大，亞東不得不搬家，《獨秀文存》等書只能偷偷燒掉。《瞿秋白文存》都排好了，此時也不得不銷毀。汪孟鄒還在上海的銀行裡租了保險柜，專門保存瞿秋白的手稿。
即便如此，汪孟鄒仍告訴汪原放：「不要緊，仲甫可以來。」
於是，汪原放陪著陳獨秀回到上海。臨行時，由於黨組織已轉入地下，匆忙中忘了帶組織關係，與黨失去聯繫，汪原放很是焦慮，他和陳喬年談起這件事，希望找到一種補救的辦法，可是，想不到陳喬年卻說：「我來的時候，父親要我告訴你，現在你不要幹了，還是把書店事做好要緊。他說：『書店很不容易做，不進則退。』所以，你們還是帶灰一點好，千萬不可犯紅，萬一惹出事來，書便做不成了，那是得不償失的。」
1928年，陳延年和陳喬年相繼被國民黨反動派殺害。陳獨秀長女陳筱秀來上海奔喪，憂憤之下暴死於上海醫院。一年之內三個兒女相繼離去，陳獨秀卻隱蔽於地下，無法操辦女兒的喪事，只好交汪孟鄒辦理。陳獨秀和高君曼分手後，每月給高君曼的月費，也是從亞東支取。
《獨秀文存》初版印於1922年，到1927年共印了29000部，汪孟鄒給陳的版稅高達15%，按理說應該是一筆巨款，卻仍是還不清亞東的債。陳獨秀曾經說過：「汪孟鄒是我們家的大施主。」
1932年10月，陳獨秀在獄中仍念念不忘欠帳，但精明如汪孟鄒，卻總也算不出明細帳來。由於戰亂頻仍，亞東生意慘澹，資金周轉困難。獲悉此事後，陳獨秀讓汪原放重新印刷《獨秀文存》，以結清在亞東的欠帳。汪原放回到上海後，重印《獨秀文存》，收到意想不到的效果，所印4000部一次告罄。
《獨秀文存》銷售書款回籠很快，加之陳獨秀老友柏文蔚、章士釗二人的贈款，衝抵陳獨秀在亞東預支的稿酬已綽綽有餘。這時，汪原放才讓帳房抄了一份明細帳單寄給陳獨秀。
很快，陳獨秀覆信：「我猜想這帳上的主要意思是說《文存》的版費，除前透支外，現尚存洋二百六十四元。」尚存的錢，他委託亞東按月支付給在上海讀書的小兒子陳和年。
被營銷的《科學與人生觀》
大革命失敗後，汪原放遵照陳獨秀的意見，又回到亞東圖書館，重操舊業，當起編譯。這期間，汪原放協助汪孟鄒，使亞東在五年的時間內，出版了73部書，其中汪原放的譯著便有《僕人》《伊所伯的寓言》《印度七十四故事》和《一千零一夜》等。
1919至1930年，是亞東出版的鼎盛時期，共出書127種，每年營業額在7萬元左右。其中重要的、風行一時的書有孫中山的《孫文學說》，陳獨秀、胡適、吳虞等人的文集，高語罕的《白話書信》，俞平伯的《冬夜》，朱自清的《蹤跡》，豐子愷的《音樂的常識》，李季翻譯的《通俗資本論》，蔣光赤的《少年飄泊者》……
出版發行的雜誌除陳獨秀、李大釗創辦的《每周評論》外，孫中山領導創辦的《建設》，李大釗創辦的《少年中國》《少年世界》，羅家倫、傅斯年等北大教授創辦的《新潮》等。
這一時期，亞東還在中國出版史上創造了許多「第一」：中國第一本新詩《嘗試集》，中國第一本標點本古典小說《水滸》，中國第一本現代作家書信集《三葉集》……
不過，亞東最重要的柱石仍是胡適，他的著作幾乎佔了亞東1919至1922年全部出版物數量的四分之一。
除了在亞東出版著作，胡適還為汪原放標點的《水滸》寫了三萬字的《水滸考證》，為亞東版《紅樓夢》寫了創立新紅學的《跋〈紅樓夢〉考證（一）（二）》載入書中。一批知名的教授，如朱自清、劉半農、錢玄同、劉文典、俞平伯等，也是經胡適介紹給亞東的。
汪家後人朱莉評論道：「陳獨秀有點像亞東的父親，勇於不斷突破創新把握大方向，相對而言，胡適就有點像亞東的母親，他更實際，既關心亞東的方向，也關心亞東的生存，同時也關心自己著作的出版收益，他關心的事具體到編輯、市場宣傳、約稿等這些細節，幫助亞東約稿著名作者、作序、論戰、推薦文章，林林總總，永不停歇。」
亞東對胡適也是投桃報李，除每月送百元作為「顧問」酬謝外，在其作品的版稅上也格外優待。亞東的版稅一般為10%或15%，而對胡適，則按他自己的規定，初版為15%，再版為20%。
1928年11月給胡適的一份對帳單顯示：
《胡適文存》初集，十一版共印43000冊，定價2圓2角，版稅15%，計14190圓。《胡適文存》二集，五版共印18000冊，定價2圓4角，版稅15%，計6480圓。
兩筆相加，《胡適文存》兩集的版稅收入已超兩萬銀元，這在當年可是一筆巨款。那時北京一套近二十個房間的四合院，整租下來月租不過二三十元。
自1919至1939年，胡適在亞東出書11種。正如胡適研究專家耿雲志教授所言，「胡適成就了亞東，亞東也成就了胡適」，他們之間是合作雙贏、兩全其美的關係。
但亞東的鼎盛十年稍縱即逝，自1930年以後便是叫苦連天，「付版稅給作者拖拖拉拉」，也是不爭的事實。對此，胡適雖然不計較，但他的妻子江冬秀意見很大，由此還引發了多次爭吵。
胡適一面在江冬秀面前替汪孟鄒解釋，一面動用各種社會關係幫亞東脫困。這其中牽涉千絲萬縷的鄉情、親情。亞東是家族式經營，由於錯綜複雜的聯姻關係，徽州幾大家族先後有46人在亞東工作過。1925年，胡適曾在汪家居住養病，住了足足五個月。1933年，亞東骨幹章希呂被派到胡適家中，幫胡適整理日記和文集，在北京前後三年，兩人結成了亦師亦友、情同家人的親密關係。
胡適在出書上重視和信賴亞東，則是因為亞東人的敬業和嚴謹。
亞東在校對《胡適文存》時就十分仔細:「這些小(錯)處雖然不多，我們既然發現了，總要找到原文來校定。我們校書時，往往在初校就提出的問題，到二校還不能解決，一直要到三校，甚至末校，才能改定。總要考查下來，肯定是錯了的，才改定；同時立即發快信到北京和適之兄商定妥當與否。」《嘗試集》全書沒有一個錯字，是胡適親口所說。1947年11月8日，胡適在《胡適留學日記重印自序》中說:「亞東圖書館的幾位朋友校對這幾十萬字，用力很苦，錯誤很少。」
亞東也通過自身的努力得到了業界的高度評價。出版家張靜廬說:「謹慎獨步的亞東圖書館，仍在胡適之先生協助之下，埋頭於中國通俗舊小說的考證和整理，造成鉛粒的亞東版。對這亞東版的謹慎工作，我們不能抹殺汪原放先生的苦幹精神！為一部小說的校點費一年、半年的時間，和十次八次的校對，是常有的事。」
胡適在1916年給許怡蓀的信中，首次主張用新式標點取代舊式句讀，汪原放在許怡蓀家看信，並深受感召，從而成了第一個實踐者。朱莉說，汪原放的古文、白話文、外文都是自學的，給古典小說分段加標點，起初是用業餘時間，後來得到胡適的大力支持，最終讓傳統文化搭上了新文化運動這趟車，自己也成了新式標點第一人。
魯迅曾在《為半農題記》一文中，同時提到胡適和亞東圖書館：「我以為許多事是做的人必須有這一門特長的，這才做得好。譬如，標點只能讓汪原放，做序只能推胡適之，出版只能由亞東圖書館。」可見，「亞東版」是有品牌效應的。
河南大學教授張寶明認為汪孟鄒是個非常會經營的出版人，「實現了市場和思想完美的結合，是中國近代出版史和思想史上雙贏的典型範例」。
最典型的例子，就是汪孟鄒明知陳獨秀和胡適是相愛相殺的關係，還故意將這對「老朋友」引逗在一起，演繹了一波「合而不同」的思想交鋒。
1923年，亞東準備出版《科學與人生觀論戰》，汪孟鄒將序言的任務同時分派到兩人頭上。胡適的習慣是先找資料鋪滿桌子，然後開寫，而陳獨秀則是胸有成竹，一氣呵成。
待拿到成稿後，汪又以交換的形式讓兩人傳閱。可想而知，兩人都怒火中燒，於是在樣書清定之前，便又在主打的「雙序」之後次生出「雙答」來。
文集中的「雙序」「雙答」是思想上的交鋒，更是一種思想啟蒙。而這，也包含了汪孟鄒的「生意」意識、營銷手段。甚至可以說，啟蒙運動既存在於哲學家的沉思中，也存在於出版商的策劃中。
陳獨秀《〈科學與人生觀〉序》的手寫終稿，近日與《胡適日記》一同現身「亞東遺珍」的特展和拍賣場。這份手稿酣暢淋漓，幾無塗改，將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旗幟鮮明地加入到「科玄論戰」中。
圖片右側較高的樓房為亞東圖書館舊址
「亞東遺珍」化一為萬
1939年4月，亞東圖書館花大力氣，為胡適出版了《藏暉室劄記》，但原先一直在亞東出版的《胡適文存》，卻移至商務印書館出版，連汪原放自己翻譯的《魯濱孫漂流記》，也因亞東資金不足，不得不在建文書店出版。
此時的亞東，正如汪原放所說，已如「明滅的殘燈」。
先於亞東倒掉的，是亞東的「燈塔」陳獨秀。
1932年10月，陳獨秀被國民黨逮捕，差點被「斬立決」。緊要關頭，胡適聯合丁文江、傅斯年等學界名流向當局請願，又與外交部部長羅文幹致信蔣介石請求特赦；已經「絕交」的老友章士釗也不計前嫌，親自為陳獨秀辯護；汪孟鄒更冒險為還在受審的陳獨秀出版了《陳案書狀匯錄》。多方努力，終使其免於一死，關押在南京老虎橋模範監獄。
七七事變後，胡適在出任駐美大使之前，再次找汪精衛、蔣介石求情，陳獨秀這才出獄。出獄後，陳便到四川江津，開始其悽涼的晚年生活。
想到老友生計艱難，汪孟鄒決定出版陳獨秀在獄中寫的自傳，《實庵自傳》雖然只有頭兩章，但這樣就可以付稿酬了。他還希望陳獨秀能儘快寫出其餘部分，以出全本。但陳獨秀健康狀況惡化，提筆都難。
每月兩次的通信，令汪孟鄒為陳獨秀心疼和焦慮，他給時在美國的胡適去信，「希望兄能為他（陳獨秀）籌得川資，使他與他愛人潘女士得以赴美遊歷旅行，病體當可易愈……」
陳獨秀暮年，孤獨、挫敗、病體纏身，面對汪孟鄒等少數好友的幫助，不由發出「除卻文章無嗜好，世無朋友更悽涼」的慨嘆。
1942年5月，陳獨秀去世，自傳終究沒有下篇。「從戊戌到辛亥，從五四到五卅，從『國民革命』到共產革命，從共產黨到『託派』」，這是陳獨秀的人生軌跡，也是「亞東」亦步亦趨的足跡。
大革命失敗後，很多陳獨秀的朋友生活困苦，這些朋友「時常要來借一點錢，可是到後來，會拿一本稿子來還帳，所以收稿，有時不免要帶一點感情的作用」。1936年以後，因顧全感情，亞東出版了牢獄中的彭述之、鄭超麟、王凡西等人的著譯。這些書都沒什麼銷路，也不掙錢，不想卻成了亞東日後最大的汙點。
盜版對亞東的打擊也很大。汪原放、汪協如、汪乃剛辛辛苦苦地搞標點，請知名學者作序，考證版本，用最新的裝幀設計，出版「四大名著」以及《儒林外史》《鏡花緣》《兒女英雄傳》《老殘遊記》《三俠五義》……沒想到市場上一見好，盜印和翻版就出來了，還用上了毀滅性的競爭手段「一折八扣」(打1折，再扣去8折)。
在禁書、盜版、多家做「標點版」的衝擊下，獨資的亞東江河日下。戰火頻仍，社會動蕩，不僅是亞東一家，整個出版行業都面臨困境，亞東又從馬路搬回到弄堂裡。
談到《胡適文存》移到商務去出版時，胡適說:「亞東資本少，大書難印，不如移到商務，小書還是放在亞東印。」妻子江冬秀則逮住機會，痛斥汪原放，說亞東害苦了同鄉，害苦了同事，說著說著，還氣得掉下眼淚來。
不過，胡適倒是自始至終信任亞東。1949年初，他問起《藏暉室劄記》的幾本原稿。汪原放說：「店裡都收好了。」胡適道:「我很想帶到美國去。」後來又說：「還是放在你們那裡罷。」這顯然是一種託付。
1953年2月13日，亞東停業。創業於1913年的亞東圖書館，走完了它四十年的風雨歷程。幾乎與此同時，汪孟鄒也病逝於上海。
朱莉說，汪孟鄒半生慘澹經營，亞東的夥食裡幾乎常年無葷，連照張相片都不捨得照，以至於去世時難以找到一張合適的照片用。
汪原放後來也說：「大叔後來思想趕不上時代了，竟出過一批思想很不正確的書籍，落得前功盡棄，實在令人惋惜。」朱莉想起亞東來，則滿滿都是績溪汪家的家族苦難史。
亞東消失，從此成了中國現代出版史上的「化石」。汪原放曾受命整理亞東史料，完成於「文革」前夕，他通篇稱陳獨秀為「仲翁」，稱胡適為「適之兄」，在當時自然未能出版。汪原放去世後出版的《回憶亞東圖書館》，保留的內容連十分之一都不到。
2013年9月，滬上收藏家梁勤峰，偶然從香港友人處得知，胡適日記手稿在港，出賣人不想透露自己的身份，所以並未拿到拍賣會上。梁勤峰接觸後，對方覺得他人很誠實可信，並且能夠達成自己想要將其出版的意願，遂與梁成交。梁勤峰說：「賣家的要價並不高，我能夠得到是很幸運的。」
流轉到梁勤峰手上的「亞東遺珍」用舊年的報紙包裹著，已經經年沒有打開。出版界歷來認為，將文獻類原稿予以出版，是對原物最好的保護方法。可是，願意將自己收藏的寶貝影印出版的人並不多。但梁勤峰卻覺得，將《胡適留學日記》出版是他的義務，不會後悔。
這兩年，梁勤峰花大代價給200多家國內外研究機構和圖書館贈送了高清影印版，專門供研究和學習，《胡適留學日記》手稿版、《胡適許怡蓀通信集》也陸續出版，手稿已經化一為萬，這才有了「亞東遺珍」特展，以及重磅的拍賣、天價的成交。
朱莉說，她也是通過特展，才第一次看到亞東的原始資料和收藏文獻的。「當年，亞東和汪家在上世紀50年代、70年代曾多次被抄家，90年代，編輯所最後的地址（西藏中路475弄6號）拆遷，又有一些亞東的資料被竊，連很多家書都流落四方，更別提這些重要的歷史文獻了。」
歷史跌宕起伏，朱莉的舅爺爺汪無奇在《亞東六錄》裡寫過，汪原放之子汪無功也親口講過。朱莉說，「亞東遺珍」肯定不是從汪家主動流傳出去的。
但她仍感謝收藏人有機緣重新遇到它們，把它們帶回故土，且讓更多人有機會看到它們、更多機構有機會研究它們，「總比遺失在茫茫人間更好」。
（原標題：亞東遺珍——亞東圖書館與新文化運動文緣）
來源：北京日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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