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珊
【評說包拯】
《宋史·包拯傳》載：「拯知端州，端土產硯，前守緣貢率取數十倍以遺權貴。拯命制者才足貢數。歲滿，不持一硯歸。」寥寥30來個字，明晰地勾勒了包拯在端州（今肇慶）任職時的作為和廉潔形象。
所謂作為，是前面那30來字。端硯，眾所周知為「中國四大名硯」之首，肇慶特產。從前，但凡出特產的地方，那特產往往都異化為地方「公關」甚或邀功取寵的媒介。因而擁有特產，有時分不清是上天眷顧，還是會對百姓貽害。《棗林雜俎》收錄的《富春謠》，道出了害在何處：「富陽江之魚，富陽山之茶。魚肥賣我子，茶香破我家。採茶婦，捕魚夫，官府拷掠無完膚。昊天何不仁？此地亦何辜？魚胡不生別縣？茶胡不生別都？富陽山何日摧？富陽江何日枯？山摧茶亦死，江枯魚始無。」特產無辜，特產之害實乃「邪臣」之害。明了諸如此類的背景，再明了唐朝以來端硯已是欽定貢品，包拯不能抗拒，但較之前任「率取數十倍以遺權貴」，便知其作為究竟在何處了。
所謂廉潔，後面那幾個字足矣。包拯從端州卸任，一方端硯也沒帶走。傳說別人在他行李中悄悄塞有，被他發現後還是扔掉了，後人便在那故事發生的地方修了「擲硯亭」。這亭子不知今天還在不在，不在了的話，重修一個無妨，在這個問題上不必糾結於原裝與否。包拯的廉潔形象亦當此一建。
包拯不僅自律甚嚴，而且也如此教育子孫。其家訓曰：「後世子孫仕宦，有犯贓者，不得放歸本家，死不得葬大塋中。不從吾志，非吾子若孫也。」歷史上，「包青天」所以能夠做到「鐵面無私辨忠奸」，那個「廉」字正是剛正不阿的基礎。如明朝楊瀚貼在自家門口的對聯：「門如市，車如水，一塵不染；提得起，放得下，百事敢為。」
——潮白
頭戴翅帽，身著蟒袍，黑面長髯，眉心懸一月牙，陰陽皆判，平冤昭雪……說到中國民間最深入人心的古代「清官」形象，非「包青天」包拯莫屬。從古典小說《三俠五義》《包公案》，到傳統戲劇《鍘美案》《烏盆記》，關於包公斷案的故事從古至今一直長盛不衰，《包青天》等現代影視作品自播出以來，更是紅遍大江南北。
其實，歷史上的包拯並非面如黑炭，據傳「面目清秀，白臉長鬚」，可與故宮南薰殿舊藏包拯畫像相參照。從38歲出仕到63歲病逝於開封，他曾在地方上做過知縣、知州、知府，並在刑部、兵部、工部、監察、財政等部門任過職，官至樞密副使（樞密院為宋代最高軍事機構）。他沒有鍘過駙馬，更沒破過「狸貓換太子」案，見於正史的斷案實例也僅有「盜割牛舌案」等幾則，比起專司刑獄的法官，他在北宋仁宗朝更重要的身份是一名監察官和財政官。
然而，包拯的生平事跡無愧於「青天」之譽：官場上，他秉公執法，敬德保民，在肅貪倡廉方面更是不遺餘力，是締造宋仁宗執政後期「嘉祐之治」的中堅力量；生活中，他律己極嚴，家風清峻，在治理端州（今廣東肇慶）期間「不持一硯歸」，贏得了萬民敬仰、百世流芳。
懲治貪腐 彈劾皇親
包拯（999-1062），字希仁，諡號「孝肅」，出生於北宋廬州（今安徽合肥）一個基層官吏之家，從小深受中國傳統忠孝仁義文化的浸染。他曾在一篇奏章中自述：「生於草茅，早從宦學，盡信前書之載，竊慕古人之為，知事君行己之方，有竭忠死義之分。」歐陽修曾稱讚包拯「少有孝行，聞於鄉裡；晚有直節，著在朝廷。」（歐陽修《文忠集》）
天聖五年（1027），28歲的包拯參加了進士考試，名列甲科一等。當時，進士登第之人往往「不數年，輒赫然顯貴」，而他卻為了奉養雙親，辭官不就，直至父母去世、守喪期滿之後，才於景祐四年（1037）赴京聽選，獲授天長（今安徽天長）知縣，這時他已臨近不惑之年。
隨後，包拯曾擔任監察御史、知諫院（諫院為宋代重要諫官職位）、權御史中丞（知、權，即以低級官階出任高位之意）等司掌糾察、朝議之職。北宋前期政治相對開明，崇尚法制和「官德」，「凡罪罰悉從輕減，獨於治贓吏最嚴。」（趙翼《廿二史札記》）另一方面，朝廷對文士較為寬容，一般來說「不殺士大夫及上書言事者」，也極大地鼓勵了知識分子積極參政議政的熱情，為包拯踐行「以法律提衡天下」的政見，提供了有利的外部環境。
包拯所著的《包孝肅奏議集》，其中收錄的奏摺絕大部分都與彈劾當朝官員、舉報違法行為以及為民請命相關。大多數被揭發的官員都存在貪圖榮祿、收受賄賂、假公濟私、違規經營、侵害民利等腐敗行徑，如淮南轉運使張可久利用職權販賣私鹽，總理財政的三司使張方平低價購買轄區內富民房產等。
另一些人則是因生活作風問題遭到包拯檢舉，例如三司使宋祁遭到罷免的原因之一，是「宴飲過度」、生活奢靡。
包拯擔任御史中丞期間，仁宗因寵幸張貴妃，將其伯父張堯佐破格提拔為三司吏、戶部侍郎及宣徽南院使、淮康軍二府節度使、景靈宮使，一人兼領數個要職，激起朝中群議洶湧。
包拯認為，仁宗私暱後宮，包庇外戚，不合大宋法律，且張堯佐存在濫用財政之嫌，他斥責張堯佐 「無功受祿，不知羞恥」「真清朝之穢汙，白晝之魑魅也」。（《上仁宗論張堯佐除四使不當》）為此，他多次上奏力諫仁宗「當以祖業為重，親連宮掖，不可用為執政之官」（《再彈張堯佐》），甚至在慷慨陳詞之際激動到「唾濺帝面」（參見朱弁《曲洧舊聞》），唾沫都噴到仁宗臉上，最終迫使仁宗決定「今后妃之家，不得任二府職事」（參見《宋史》本傳）。
除此之外，他還彈劾了仁宗叔父的女婿郭承祐等人，一時間使得「貴戚宦官為之斂手，聞者皆憚之。」沈括在《夢溪筆談》中形容包拯「天性峭嚴，未嘗有笑容」。有研究者提出，包拯在小說、戲劇中的「黑面」形象正是由此演化而來。
廉而有能 以民為本
令人意外的是，如此「剛正敢言，辨忠邪，詆權幸，犯天子顏色」的包拯，仕途卻是一路亨通，少有波折，在不到30年的為官生涯中，升遷達20多次。究其原因，一方面在於他端正峭直、奏議公允，「清節美行，聞於朝廷」（歐陽修《文忠集》）；另一方面，也與宋仁宗對包拯的信任、重用密不可分。
包拯曾言：「廉者，民之表也；貪者，民之賊也。今天下郡縣至廣，官吏至眾，而贓汙擿發（意為揭發），無日無之……雖有重律，僅同空文，貪狠之徒，殊無畏憚。」（《乞不用贓吏疏》）在他看來，定製治貪關鍵在於「依條施行」，對於贓吏應嚴懲不貸，遇大赦也不予續用，「如此，則廉吏知所勸，貪夫知所懼矣。」「善為國者，必務去民之蠹，則俗阜而財豐，若蠹原不除，治道何從而興哉？」（《請置鹿皮道者》）這與宋仁宗推行「慶曆新政」、清除積弊、振興吏風的初衷不謀而合。
與此同時，北宋王朝的統治還存在另一重隱形的危機。隨著局勢趨於穩定，原本「士君子務以恭謹靜慎為賢」，漸漸流露出新的弊端，即「循默苟且，頹惰寬弛，習成風氣，不以為非」。（歐陽修《文忠集》）
因此，包拯極力推崇敢於擔當、明責思進的用人之道。在被他彈劾的對象當中，就有一些雖無違法亂紀，但政績平庸、才不堪用之人，例如擔任宰相七年而尸位素餐、「安處洋洋」的宋庠。
包拯多次強調要加強和完善科舉「封彌謄錄」制度（即考卷密封、糊名、抄錄），杜絕考場舞弊，從任用的源頭抓起，防範於未然。
他又奏請朝廷，對於那些憑藉出身和朝廷「恩典」獲得從政資格的高官子弟進行任職考試，防止其因為學業怠惰、不曉治理，「一旦俾臨民政懵然於其間，不知治道之所出。」
包拯重視法制、選賢任能，其出發點是「大緩吾民，以安天下」的民本思想。他指出：「民者國之本，財用所出，安危所系，當務安之為急」（《請出內庫錢帛往逐路糴糧草》）。在《包孝肅奏議集》中，他請求薄稅賦、寬徭役、救饑饉、保民田的奏疏，共計50多則。
包拯不僅長於諫議，同時也擁有豐富的地方治理經驗和卓越的施政才幹，將廉政與善政實現了有機結合。例如元雜劇《陳州糶米》及民間故事「陳州放糧」的雛形，就與包拯所寫的《請免陳州添折見錢》奏疏有關：當時，陳州（今河南淮陽）受災歉收，民不聊生，包拯請求朝廷下詔，依大小二麥實際市場價格，就近繳稅，防止地方官以糧食「折現」及運輸、倉儲等名義盤剝災民。
晚年主政開封府之後，包拯為了方便百姓當面遞狀申訴，裁撤了門牌司，既提高了行政效率，又使得百姓免受辦事書吏的勒索刁難；貴族侵佔河岸私建宅院，導致水道壅塞時，包拯又雷厲風行予以拆除，並制裁了一幹權貴，大快民心。
立身清白 「孝肅」傳家
1040年，包拯任端州（今廣東肇慶）知州。任職的兩年多時間裡，他率領當地民眾墾荒儲糧，治理西江水患，調和州民與少數民族關係，加強城防，建星巖書院，足見治端有方。
據《宋史》本傳記載，端州以盛產硯馳名，前任官員均借進貢之機額外採制，或用於賄賂朝中顯貴，或據為己有。而包拯卻嚴格按照朝廷上貢的數額進行徵收，離任時「不持一硯歸」。
上世紀70年代，考古人員在發掘安徽合肥東郊大興集北宋包拯家族墓群時，清理出50餘件隨葬品，皆為陶瓷器、銅鏡、銅錢等普通物品，無一貴重金玉器具，僅在其子包綬墓中出土了一枚尋常的歙硯，印證了「不持一硯歸」之說。
同時，曾鞏在《孝肅包公傳》中評價其「仕至通顯，奉己儉約，如布衣時」，也與其夫人董氏墓志銘中所言「孝肅漸貴，夫人與公終日相對，亡（通無）聲伎珍怪之玩，素風泊然」相符合。
《宋史》本傳還稱，包拯「與人不苟合，不偽辭色悅人，平居無私書，故人、親黨皆絕之。」這種待人接物嚴謹縝密的作風，特別為大儒朱熹所感佩。《朱子語類》提到：包拯與一書生年少時在僧舍讀書，相鄰有一富人主動邀請吃飯，包拯每次都婉言謝絕。同學問其故，他正色相告：吾輩乃讀書人，將來若守鄉郡為官，今日妄交富人，恐為他日所累。多年後，二人果然相繼回鄉任職。
司馬光在《涑水紀聞》裡記載了一段包拯任廬州知州時的往事： 廬州為包拯鄉裡，「親舊多乘勢擾官府，有從舅（母親的叔伯兄弟）犯法，希仁戮之（意為懲罰），自是親舊皆屏息」。
民間相傳，包拯去世前，仁宗念其勞苦功高、生活清貧，有意將廬州城賞賜給他，並勸他為後代著想予以接納。幾經思量，包拯的回覆卻是：「不要廬州府一磚，只取護城河一段」。他所想的是，令子孫清理河道，一來造福地方，二來可灌溉農田，種植作物，實現自給自足。
他真正留給後人的，是一筆無價之寶——「孝肅家風」。包拯生前曾留下一篇家訓：「後世子孫仕宦有犯贓濫者，不得放歸本家；亡歿之後，不得葬於大塋之中。不從吾志，非吾子孫。」
在他的言傳身教之下，其子孫蒞官臨事，均廉潔自律，清苦守節。據其家族墓志銘所載，次子包綬病逝後，遺物中除「誥軸著述外，曾無毫髮所積為後日計者」；孫子包永年同樣身後「了無遺蓄」，依靠親友資助才完成喪葬。
這筆意義重大的精神遺產，不僅惠及包氏後裔，同樣潤澤南粵，千年不絕。根據《肇慶府志》記載，在包拯辭世後約十餘年間，端州即在府治儀門外興建了第一座包公祠。此後又經歷了多次翻修，供人觀瞻，以滋養「仰止之心，思齊之志。」（張詡《宋包孝肅公新祠記》）
包拯在端州所作的《書郡齋壁》，是其唯一存世的詩作。在詩中，他以「清心為治本，直道是身謀」，總結了一生為官為人的原則：清心寡欲，正道直行。這是包拯一生品格的自我寫照，令人咀嚼不盡、終生受益，對當下的廉政文化建設仍具有極高的研究價值與借鑑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