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方網·縱相新聞記者 陳思眾
如今搜索哈維·韋恩斯坦（Harvey Weinstein）的姓名，大多會出現如下描述：美國前電影製作人、被定罪的性侵犯。自兩年前，他不再屬於流光四溢的好萊塢，不再是紅毯上的常客，迎接他的只有法院外冰冷的質疑。
當地時間2月24日，當韋恩斯坦推著助行器緩步走入曼哈頓法院時，鎂光燈一如既往地閃爍不止：「韋恩斯坦先生，請問你是否還在製作任何電影？」「你現在感覺如何？」
簡單地回答了一句「早上好」後，韋恩斯坦便再無回應。和以往每次出庭時一樣，他的臉上看不出太多情緒。
當天晚些時候，曼哈頓法庭宣布，針對六名女子起訴韋恩斯坦性侵一案，判決韋恩斯坦觸犯三級強姦罪和一級性犯罪行為。聆聽裁決結果時，韋恩斯坦一直面無表情地靜坐著，只是轉頭和律師重申了三遍：「但，我是無辜的。」
隨後，他的雙手被銬住，在兩名法警的帶領下步履蹣跚地離庭，等待3月11日的量刑。據稱，在被帶往監獄的路上，韋恩斯坦因身體不適轉而被送上救護車。根據現行法律，這兩項罪名或將使他面臨5至29年的有期監禁。
跌落神壇
哈維·韋恩斯坦，67歲。在性侵醜聞曝光之前，他曾是好萊塢炙手可熱的製作人，被譽為奧斯卡獎項的頂級獵手。上世紀70年代，他與弟弟鮑勃·韋恩斯坦以父母之名，創建獨立電影製作公司米拉麥克斯（Miramax）。
80年代末，一部《性、謊言、錄像帶》讓米拉麥克斯在小眾電影業站穩腳跟，在1993年被迪士尼併購後的12年間，從《低俗小說》、《英國病人》，到頗具爭議的《莎翁情史》，韋恩斯坦捧紅了無數低成本電影。
在身陷性侵指控前，韋恩斯坦已身陷「中年危機」的輿論壓力中。儘管其製作公司力捧的影片不乏佳作，韋恩斯坦的公關技巧卻遭到了部分業內人士的抵制。人們逐漸總結出旗下影片橫掃影壇獎項的秘密「三板斧」：操縱媒體、電話轟炸評委、抹黑對手影片。韋恩斯坦的光環仍在，只是越發微弱。
真正讓他從神壇徹底跌落的，是《紐約時報》發表於2017年10月5日的一篇報導。
報導開篇這樣寫道：「20年前，好萊塢製作人哈維·韋恩斯坦邀請艾什莉·賈德赴比弗利山莊的半島酒店會面。這位年輕女演員當時以為，這只是一頓商務早餐。但相反地，賈德在採訪中回憶道，韋恩斯坦邀請她進入自己的賓館房間，穿著浴袍詢問後者是否可以給他來一次按摩或看著他洗澡。」
通過採訪韋恩斯坦的前任和現任員工，其他電影從業者，查閱大量法律文件、電子郵件和企業內部報告，《紐約時報》發現，上述場景在此前此後近30年間，曾不斷上演。
兩名匿名員工指出，韋恩斯坦至少與不同的女性達成八次和解：1990年，紐約，助理；1997年，演員；1998年，倫敦，助理；2015年，義大利模特……
韋恩斯坦當時對《紐約時報》表示，他意識到此前與同事間的交往模式可能造成了許多傷害，並「真心為此道歉」。但與此同時，其律師麗莎·布魯姆在聲明中也指出，這些指控大部分缺乏事實依據，並否認韋恩斯坦曾與任何女性達成和解。
當月，韋恩斯坦退出公司董事會，但仍持有22%的股份。次年3月，這家以韋恩斯坦兄弟命名的公司（The Weinstein Company）正式進入破產程序。
「是時候相信女性了。」演員喬治·克魯尼和馬特·達蒙在接受媒體訪問時表示。
很快，韋恩斯坦性侵案超越了其本身所囊括的行為。
據美國媒體Vox的不完全統計，自2017年至2019年初，美國娛樂界、媒體界、商界和政治界等，共有262位名人被曝光曾有過性騷擾、性侵犯或其它不當性行為。
紐約庭審
截至2020年1月6日，至少有90名（也有媒體統計為100名）女性向媒體曝光、或是向司法機關起訴，表示曾遭到韋恩斯坦性侵。
但紐約檢方在提請訴訟時遭遇了諸多阻礙：大部分據稱發生的性侵發生在境外；另一些指控已經過了訴訟時效期；還有一些女性不願意上庭指證。
這場開始於2018年2月的訴訟最終聚焦在兩位女性的案件上：製片助理米莉安姆·海莉（Miriam Haley）在起訴中表示韋恩斯坦曾於2006年強迫她進行口交；前演員傑西卡·曼妮（Jessica Mann）在起訴中稱韋恩斯坦曾於2013年在一家酒店房間內強姦了她。
此外，陪審團成員也採納了演員安娜貝拉·西奧拉（Annabella Sciorra）的證詞，其表示韋恩斯坦在上世紀90年代初對其實施強姦。該證詞對判定韋恩斯坦是否構成「性掠奪者（sex predator）」有重要參考價值。
對於曼哈頓檢察官來說，要打贏這場案件並不容易，由於兩起訴訟涉案時間時隔已久——分別為6年和13年，因此他們很難掌握實物證據和法醫學證據。
被告韋恩斯坦的首席辯護律師多娜·羅特諾（Donna Rotunno）則指出了她認為的微妙之處，即公眾在法律宣判前就將被告定性為「強姦犯」，這種憤怒也毀掉了被告的職業生涯。
「韋恩斯坦成為了一場訴訟案和一場運動的靶子。」她說。
而檢方則將韋恩斯坦描繪成了一個精於計算的性掠奪者，他們認為，韋恩斯坦在性侵後，熟練地與這些被害者保持親密關係以便加強控制，或利用自己在電影界的強大影響力讓她們噤聲。
「他間接利用了自己和受害者之間的權力不對等。這種懸殊不僅僅是體力上的，也存在於職業關係和心理壓力上。」檢察官之一梅根·哈斯特在庭審開場環節說道。
由於被告律師指出，海莉和曼妮均在據稱的性侵發生後，繼續與韋恩斯坦保持著聯繫。對於檢方而言，案件能否勝訴的另一層難度在於法庭對原告和證人證詞可信度的採納。
在交叉質詢過程中，所有出庭的女性不斷面臨著涉及隱私的提問：
「你當時穿著什麼？」
「你還記得他是如何實施性侵的嗎？請詳細描述。」
「當時你的感覺是什麼？」
辯方律師指出，曼妮在發給朋友的信息中將韋恩斯坦描述為「一個如父親一般的人」。曼妮則在這些審問中承認，她與韋恩斯坦的關係「複雜且不同」。她表示，自己與韋恩斯坦最後一次發生性關係是在2016年，後者以其母親過世為由要求她的安慰。
「這並不能改變他曾強姦過我的事實。」曼妮說。
「為什麼事後不報警呢？」無出意外地，辯方律師在法庭中向原告提出了一個幾乎所有性侵受害者都會被問到的問題。
檢方指出，這些女性擔心如果將此事報告給司法機關，韋恩斯坦極有可能毀掉她們的職業生涯。心理學專家芭芭拉·錫夫亦指出，研究表明，大部分性侵受害者通常不會向官方舉報犯罪行為。
在此前接受媒體採訪時，曾受理過上百起性侵案的波士頓律師羅德裡克·麥克雷什表示，在許多情況下，性侵案受害者會認為自己也有錯，因此選擇和加害者保持聯絡。尤其在施害方是權力掌控者，比如學校教師、公司老闆、教練、長輩等等時，受害者幾乎沒有除了與其保持聯絡外的第二選擇。
「只有到後來，他們才會逐漸意識到，性侵加害者只是為了滿足自己的性愉悅。這對受害者來說更具打擊。」麥克雷什解釋道。
餘波不息
紐約的庭審結束之後，韋恩斯坦案的餘波暫時不會平息。今年一月，加利福尼亞州洛杉磯亦有兩名女性起訴韋恩斯坦，指控其於2013年在洛杉磯和比弗利山莊內分別對她們實施了性侵。
目前，暫不清楚紐約庭審案是否會對洛杉磯司法機構接下來的程序造成影響，洛杉磯檢察官拒絕對此發表意見。
在刑事案件之餘，韋恩斯坦和他已經宣告破產的前影業公司還面臨著大量的民事訴訟案件。去年12月，韋恩斯坦公司與18位女性暫時達成和解，需支付共計620萬美元的賠償金。此外，公司還專門設立了一筆1850萬美金的基金，專門用於支付集體訴訟及未來任何其它訴訟的補償金。
這筆數字看似驚人，但事實上，由於指控性侵的人數實在龐大，2018年，韋恩斯坦公司曾承諾要建立一筆9000萬美元的基金，用於補償受害者。
對於那些拒絕參與刑事訴訟的女性，她們能夠尋求正義的唯一途徑就是發起民事訴訟。
一些人仍然因在性侵案中發聲而承受痛苦。
曾於2015年指摘韋恩斯坦公司「荼毒女性已久」的勞倫·歐康納（Lauren O』Connor）接受媒體採訪時曾表示，時至今日，她每天還是從噩夢中醒來：「我感覺自己的生活已完全不受控制。」她定期需要進行心理治療，加上請人把照片撤下網絡的律師費，歐康納已花費了數十萬美金。
「到今天，我也不能說生活是否有任何起色。」她說道。
儘管在司法和公眾輿論層面，韋恩斯坦看起來都已經輸了，但他並未承認自己觸犯了任何法律，也未曾對受害者表示出一絲悔意。
去年10月，在保釋期間，韋恩斯坦現身紐約一家喜劇俱樂部，當演員佐伊·斯塔克雷斯忍不住上前與其對峙時，俱樂部選擇將這名演員——而非韋恩斯坦——請了出去。
「韋恩斯坦當時正在與朋友一起享受音樂，在自己已經天翻地覆的生活中尋求一些安慰，」這名昔日好萊塢巨頭的發言人在接受媒體採訪時說道，「這件事讓他始料未及，也極其粗魯。這也體現了如今公眾已不再尊重法律上的正義。」
纏身性侵指控陰雲近兩年後，韋恩斯坦本人在一次背部手術後接受了《紐約郵報》的採訪。
「我從30年前就開始製作女性執導的電影，包括那些講述女性故事的電影，這比任何一個製片人都多。現在這樣做已經成為一種時髦了，但這個頭是我起的，我是這個行業的先驅。」他說道。
在這篇發表於2019年12月的文章中，他拒絕談論任何有關性侵指控的細節。「我希望這座城市記住我曾經是個怎樣的人，而不是我未來會變成的那個樣子。」韋恩斯坦說。
但這大抵不可能了。回看21世紀，人們將記住的，很可能是2017年沉痾已久的好萊塢影業乃至美國各行各業被攪動的模樣，其中包括存在已久的潛規則、權力壓迫和男性視角。
在周一的庭審結束後，紐約曼哈頓區檢察長塞勒斯·萬斯（Cyrus R. Vance Jr.）出席新聞發布會。
「韋恩斯坦是一個邪惡的連環性侵犯，他利用自己的職權威脅、引誘、調侃、性侵、強姦並噤言了這些受害者。在種種威脅下，這些女性勇敢地站了出來，讓定罪成為了可能。」萬斯說道。
「她們把我們的司法系統帶入21世紀，因為不論發生了什麼，強姦就是強姦，性侵就是性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