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俄貿易的歷史很久遠，我們從清代開始說起。清朝初年，中國實行海禁。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取消海禁後，清廷曾一度設立粵海、閩海、浙海、江海四稅關，負責經理對外貿易和徵收關稅事宜。
乾隆二十四年(1759年)，清廷限定廣州為唯一的海上對外通商口岸，並對來華貿易的海路外商採取嚴格的管理措施。
鴉片戰爭之前，清朝的對外通商口岸，實際上只有兩處。一處在廣州，為海路通商口岸；一處在恰克圖，為陸路通商口岸。恰克圖陸路通商口岸主要就是中俄兩國之間的通商貿易。直到鴉片戰爭後，實行五口通商，情況才有了變化。
康熙二十八年（1689年），中俄兩國籤訂了第一個邊界條約《尼布楚條約》。《中俄尼布楚條約》雖然劃定了中俄東段邊界，但是中俄兩國商人常常進行貿易往來的中俄中段邊界卻沒有確定。條約籤訂後的康熙三十二年（1693年），俄國派遣義傑斯出使中國，談判貿易問題。談判的結果是清朝「準許俄國商隊每隔三年來北京一次，每次不得超過二百人，免稅貿易八十天。俄國政府的商隊，由此得以向中國傾銷西伯利亞的皮毛，並採購茶葉、緞布等運回本國」。於是，頻繁來華的俄國商隊到北京與中國商人交易，成為了當時中俄商品交流的主要方式。但在這期間，俄國利用中俄中段邊界「未定」的機會，不斷向南擴張，蠶食中國蒙古地區領土。清政府為此曾多次建議舉行中俄中段邊界談判，均遭沙俄拒絕。康熙六十一年（1722年）4月，清政府被迫宣布中斷兩國貿易。兩國貿易中斷後，沙俄政府擔心其對華貿易受到更大影響，加上同瑞典、波斯連年作戰，無力再在中國邊境挑起戰事，所以決定重新與中國坐到談判桌前。
雍正三年（1725年），俄國女皇葉卡捷琳娜一世召見了薩瓦·務拉德思拉維奇·拉古金斯基伯爵，交給了薩瓦一項使命。讓他與清政府進行新的劃界和貿易問題談判，以彌補《尼布楚條約》的不足。雍正四年（1726年）10月，薩瓦·務拉德思拉維奇·拉古金斯基伯爵以俄國特命全權大使的身份攜闊留赤甫、郎克和格拉儒諾甫三位助手，率領俄國使團到達北京，開始了一場漫長的談判。
薩瓦·務拉德思拉維奇·拉古金斯基率領的使團是雍正四年（1726年）十月初八到北京的，《中國通史》第十冊記載：「清雍正帝派吏部尚書查弼納（滿族人，有文獻漢文譯為察畢那）、理藩院尚書特古忒和兵部侍郎圖理琛等為代表，與俄使進行了三十多次會談，就基本問題達成了協議。」次年閏三月十四日，歷時六個月就原則問題達成了10項協議的談判結束。最初，兩國的分歧是清政府要求先劃定兩國國界，後商談其它有關事項；沙俄堅持先商談其它事項，不考慮兩國劃界問題。後清政府讓步，同意中俄國界由兩國代表在邊境商談劃定，原則上先給俄國人在中國貿易和宗教方面的權利。接著，兩國使團前往邊界上的布拉河畔，在中方退讓的情況下，按俄方提出的劃界方案達成初步協議。
雍正五年七月十五日（1727年8月31日），中俄在布爾河畔籤訂了《布連斯奇界約》，劃定了中俄在喀爾喀地區的疆界。同年九月七日（11月2日），又籤訂了《恰克圖條約》，漢文也稱之為《中俄喀爾喀會議通商定約》（次年五月十八日雙方正式換文）。條約共十一款，主要內容包括邊界、貿易、宗教、越境人犯處理等四個方面。恰克圖條約要點是：一、以後雙方均不容留對方逃犯。二、劃界東起額爾古納河，西至沙弼奈嶺。三、烏第河暫為兩國共有地方，雙方均不侵佔。四、通商仍照舊例，過境買賣，定於恰克圖、尼布楚二處。五、中國於北京建俄羅斯館，為俄人建教堂，教士四人，學生四人，教習二人，由中國給予贍養。六、彼此行文平等。其中中俄中段邊界照《布連斯奇界約》的規定，以恰克圖和鄂爾懷圖山之間的第一個鄂博（敖包）作為兩國邊界起點，東自額爾古納河，西至唐努烏梁海地區西北角的沙畢納依嶺（沙賓達巴哈）為界線，以南歸中國，以北歸俄國。這樣，貝加爾湖之南及西南約10萬平方公裡國土因恰克圖條約而喪失。貿易方面重申「準其兩國通商。既已通商，其人數仍照原定，不得過二百人，每間三年進京一次。」「除兩國通商外，兩國邊境地區之零星貿易，應於尼布楚、色楞格（恰克圖）兩處，選擇妥地，建蓋房屋，以準自願前往貿易者貿易……。」這就是後來中俄恰克圖互市的由來。
其實，大約在《恰克圖條約》籤訂前的十餘年間(即1717年左右)，俄國商人在色楞格之恰克圖與中國人的互市交易就已經開始。「在頭十年，恰克圖(的俄商)有百來戶人家。」而當時來恰克圖貿易的中國商人，主要是清初隨康熙帝平定噶爾丹時來到漠北喀爾喀地區的旅蒙商人。薩瓦在前往中國的路上就已發現了靠近中俄邊界的這個名叫「恰克圖」的小市場，並且決定把它開闢為未來的貿易市場。
和恰克圖同時開放的還有一個叫庫克多博之祖魯海圖的市場。這個市場地處偏僻，而且遠離中俄通商歷史形成的主要商路，因而貿易情況始終不佳，不久就被放棄。於是，恰克圖互市就成為了19世紀中葉前中俄貿易往來的唯一法定渠道。當然，這裡所說的恰克圖互市是包括中國的買賣城的。
從十八世紀初到十九世紀中葉，恰克圖與買賣城貿易市場的貿易一直處在持續穩定發展的良好狀態。一份統計資料顯示：恰克圖與買賣城市場貿易進行了近二十年的乾隆十四年（1749年）時，其年貿易總額比開市時增長了一千多萬盧布。可見其發展速度之快。從此，恰克圖與買賣城市場貿易額不斷增加。也正是由於貿易的增長，恰克圖由一個普通的村鎮一躍成為了「百貨雲集，市肆喧鬧」的繁榮大市場，成為張庫商道輻射網上一個重要的貿易集散中心，並逐漸發展成一個有相當規模的城市。
自從中俄《恰克圖條約》籤訂後，中俄之間一直是商隊貿易和邊境貿易兩種貿易形式並存的格局。據文獻記載，1728年至1762年間，俄國共派遣了六個國家商隊經恰克圖來北京貿易。分別是雍正六年（1728年）的英洛科夫商隊; 雍正九年（1731年）的英洛科夫商隊;雍正十三年（1735年）的費爾索夫商隊; 乾隆五年（1740年）的費爾素夫商隊；乾隆十年（1745年）的卡爾塔雪夫商隊；乾隆十九年（1754年）的弗拉德金商隊。據蘇聯歷史學家斯拉德科夫斯基對1666年至1669年來中國貿易的阿勃林商隊獲利情況所作的統計：「阿勃林帶來的貨物，價值4539盧布83戈比，在北京賣得8981盧布39戈比。因此，俄國皇庫賺得100%的利潤，實際上，收入還要多些。西伯利亞衙門把這批中國貨物運往莫斯科，按莫斯科價值出售，轉手賺得18751盧布94戈比。因此，出售俄國貨賺得純利潤為14212盧布11戈比，比從託博斯克出發時的俄國貨物價值高出300%。還應指出，商隊在途中購買馬匹、駱駝、糧食和禮品的費用已經扣除在外。」
從乾隆二十一年（1756年）起，俄國原則上不再派商隊來北京，貿易基本進入恰克圖市場。據俄國文獻資料統計，「1757-1760年，恰克圖貿易佔俄國與亞洲各國貿易總周轉額的67%。」其中，「1758-1760年三年間，俄國在恰克圖的貿易總額為2249417盧布。」僅乾隆二十五年（1760年），俄國政府在恰克圖徵收的商品關稅就佔其全國關稅總收入的百分之二十四。乾隆二十七年（1762年），俄國沙皇政府完全停止國家商隊來北京貿易，宣布取消對恰克圖市場毛皮貿易的限制，恰克圖互市交易額得到直線上升。據俄國駐恰克圖海關稅務統計資料, 乾隆二十六年（1761年），中俄商人在恰克圖交易總額為1011067盧布。其中俄國輸入中國的貨值為391 469盧布，中國輸出貨值為610597盧布。乾隆二十七年（1762年）交易總領為1075633盧布，乾隆三十五年（1770年）為2633715盧布，乾隆四十六年（1781年）為7570629盧布。在短短二十年間，恰克圖貿易總額就增長了七倍半以上。《清代前期的中俄貿易》一書說：「十八世紀下半葉，恰克圖（買賣城）貿易在俄國與亞洲各國貿易中居第一位，佔貿易總額的68％；俄國從恰克圖貿易中所徵關稅佔俄國總額的20％－36％。」
《恰克圖條約》籤訂後，俄方在恰克圖貿易的商界選出四名監督人，負責監督檢查邊境互市交易情況，「他們對商品預先分等定價，經全體商人大會通過決議後，就對交易情況進行監督，如發現有人用次貨充好貨，就要受到相應的處罰。頭一二次罰款，第三次再犯，就被取消在恰克圖經商權利。」
十八世紀後期至十九世紀初期，恰克圖和買賣城的邊境貿易主要是以中國的茶葉、大黃與俄國的毛皮進行交易。俄國商人在恰克圖與買賣城市場上的交易中獲取的利潤很大。由於缺乏進出口貨物的海關統計資料，所以要想準確的了解當時中俄兩國輸入輸出的交易額是十分困難的。僅據俄國有關歷史文獻不完全統計，1689年至1691年間，俄國商人共向中國陸路貿易輸出毛皮等貨物總值已超過24萬盧布，獲得利潤率最高年份達到百分之四十八。
以乾隆三十八年（1773年）的海獺皮為例，俄商在西伯利亞收購海獺皮每張價格為40至60盧布，而進入恰克圖（買賣城）市場每張為90至100盧布，有的甚至高達140盧布。在西伯利亞收購猞猁皮每張2至3盧布，而進入恰克圖（買賣城）市場每張為4至16盧布不等。僅出售毛皮便可以使俄商獲得200%至300%的利潤。俄商再用毛皮交換回的中國茶葉和大黃還有更大的利潤。以1839年的茶葉行情為例，俄商在恰克圖（買賣城）市場上以700萬元購買的茶葉運到下諾夫哥羅德市場上就可以賣到1800萬元。
當然，恰克圖和買賣城互市貿易中並不是所有的生意都賺錢。俄商在恰克圖（買賣城）作為交換的商品除了毛皮外，又逐漸增加毛呢（哈拉）的輸出，但毛呢銷路較窄，未能受到中國商人的歡迎，俄商只有壓低售價，賠本拋售。
恰克圖和買賣城貿易中，貿易逆差是困擾兩國商人和沙俄政府的又一難題。恰克圖和買賣城貿易全面展開後，俄商僅依靠毛皮與少量日用品，已遠遠不能抵償茶價，貿易逆差日益嚴重。中方輸出額每年一般可達八百萬盧布左右，俄方僅達到六百至七百萬盧布。每年恰克圖和買賣城的貿易逆差多達一二百萬盧布左右。開始，貿易逆差用銀子直接補足。沙俄政府發現白銀大量流入中國後，就停止了現銀的結算方式。於是，精明的商人們就把銀子澆鑄成各種銀器，以重量與中國商人結算。
清廷對恰克圖和買賣城這個國際貿易市場的管理極其嚴格。俄文的《皇朝文獻通考》提到：「凡入恰克圖（買賣城）市場必有理藩部頒發的信件（信票）。無信者不準入市。」也就是說，凡入市貿易的商人，必須持有理藩院頒發的部照（亦稱信票，部票），無票不準入市。走私入市者，一經查實，貨物沒收，一半充官，一半獎勵稽查人員。
清朝廷的理藩院是恰克圖和買賣城的互市貿易和張庫大道的直接管理者，因此，我們需要說說理藩院。
中國自古就是一個統一的多民族國家。歷代封建王朝為了加強對邊疆地區的統治，大多設有專門機構或兼職官員處理邊疆地區的民族事務。清代理藩院的前身是清人在尚未入關的崇德元年（1636年），設立的蒙古衙門。崇德三年六月，改蒙古衙門為理藩院，隸屬禮部。封建時代稱屬國屬地或分封的土地及邊防重鎮為藩，處理藩屬事務的衙門就叫理藩院。順治元年（1644年），改置尚書、侍郎。清代理藩院的地址，在今北京東城區東長安街王府井附近。光緒二十六年（1900年），理藩院拆除，改建成今天的北京飯店。
理藩院是管理邊疆民族事務的專門機構。最初清代理藩院只負責漠南蒙古諸部事務及處理對俄事務。康熙年間執掌範圍擴及喀爾喀蒙古和新疆北部以及西藏地區，乾隆朝中葉以後成為管理各少數民族地區事務的中央機構。
康乾時期理藩院組織機構漸趨完善。康熙即位以後，認為理藩院責任重大，不應當再隸屬禮部，理藩院由此完全從禮部獨立出來。平定維吾爾貴族大小和卓的叛亂後，理藩院職權再次擴大，增設徠遠司專管新疆南部事務。嘉慶直至宣統三年辛亥革命爆發前，理藩院人事和建制經歷了頻繁變革。鹹豐十年十二月（1861年1月 ），成立總理各國事務衙門以前 ，兼辦對俄外交事務。光緒三十二年（1906年），清政府預備立憲，開始「釐定官制」的改革，光緒三十三年（1907年）九月，改為理藩部。1912年清帝退位後，理藩部改為蒙藏委員會。
理藩院的職掌大體可以分為六個方面。一是管理蒙古、新疆南部及其他少數民族王公、土司等官員的封襲、年班、進貢、隨圍、宴賞、給俸等事，並派遣該院司員、筆帖式等到民族聚居地區管事，定期更換。二是辦理滿蒙聯姻事務。凡遇皇帝下嫁公主、指配額駙之事，會同宗人府辦理。三是管理喇嘛事務，保護藏傳佛教格魯派。四是管理蒙古各旗會盟、劃界、驛道及商業貿易事務。五是修訂關於少數民族的法律，參加審理刑名案件。理藩院駐各處司員，參加對該地區的民族案件的判決。凡判遣罪以上者，均要報理藩院，會同刑部或者三法司審定執行。六是掌管部分外交、通商事務。清代前期，理藩院還負責部分外交事務，主要是兼管位於西、北兩個陸地方向的與清朝相鄰國家的外交事務。其中，處理和俄國的關係是理藩院外交事務的重要內容。對俄事務主要包括協調兩國的外交關係，負責交涉主權問題；負責兩國的貿易往來；管理在北京的俄國人員三個方面。鹹豐年間成立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後，理藩院不再管理外交事務。
理藩院對俄事務的協調有許多記錄：順治十三年（1656年），俄國派遣巴依科夫使團到達北京，清政府派理藩院官員負責接待；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針對俄國對中國東北黑龍江流域的侵略由黑龍江上遊擴展到中下遊地區和額爾古納河東岸的行徑，康熙令理藩院具文俄國，要求予以解釋；康熙三十一年（1692年），俄國派出以伊臺斯為首的使團前來中國。使團在中國的一切活動均由理藩院安排。理藩院官員多次接見伊臺斯，並就劃分中俄邊界問題、俄國來華使團人數問題闡述了清政府的立場；雍正元年（1722年），理藩院致書俄國辦理逃民事務的使臣勞倫特·朗克，就兩國之間的逃民問題進行協商。
理藩院協調中俄兩國貿易往來的記錄也有許多：17世紀中後期，俄國商人開始經由西北邊境到北京進行貿易。京師互市期間，俄國商隊留在張家口外的馬匹、牛羊除俄國人自己看管外，清朝理藩院還要派遣司官一人前去照料；邊境互市貿易中，黑龍江互市規模比較小，以土產交易為主，因此理藩院只是委派當地官員巡視，並命其於每年7月將情況上報；恰克圖互市地點最初設在圐圙，後移至恰克圖，清朝從理藩院司官當中委派一人在此任監視官。
當時，中國商人前往草原及中俄邊境貿易實行信票制度，初期信票一律由理藩院頒發。另外，理藩院還有管理在北京的俄國人員和俄國派遣來北京學習的學生的職責。康熙二十四年（1685年）之前，俄國在北京的人員近百人，主要是在雅克薩戰爭前後被清軍俘虜、招降或者主動投降的，居住在東直門內胡家圈胡同。這些人都由理藩院負責管理。
雍正六年（1728年），依中俄籤訂的《恰克圖條約》，俄國派遣教士4人來北京傳教，由清朝理藩院提供食宿。後俄國傳教士來北京住在位於北京東交民巷的南館，理藩院也負擔他們的部分生活費用。
近年來，學界對清代中俄恰克圖貿易給予了很大關注。南開大學歷史學院教授米鎮波老先生《清代中俄恰克圖邊境貿易》一書對清代中俄恰克圖貿易做了全面細緻的研究、剖析、總結。學者呂妍《清代中俄恰克圖邊關互市始末》中按照中俄恰克圖（買賣城）互市發展的脈絡，清晰地劃分了四個階段。現整合轉述如下。
一、緩慢發展的初期階段（1728——1762年）：從恰克圖開市，到乾隆五年（1740年）之間，由於俄國沙皇政府實行毛皮對華貿易由國家商隊專營，禁止私商在邊境貿易中經營貴重毛皮，從而使中國商人不能得到他們最感興趣的貨物，而清朝政府也禁止販運大黃以及禁止沒有理藩院發放茶票的商人經營茶葉出口貿易等規定，使俄國商人想多得利而又獲利最大的商品交易受到限制。所以，恰克圖開市最初幾年，兩國互市貿易發展緩慢，交易很不景氣。至十八世紀四十年代，每年交易總額大約在10萬盧布左右，只有當專營毛皮貿易的俄國國家商隊，把有時在北京市場上未能銷售完的毛皮運到恰克圖市場出售時，這裡的交易額才出現驟然巨增的局面。恰克圖互市的早期發展不很順利，尤其是最初的30年。俄政府「禁止俄國商人販賣糧食和毛皮，使交易無法進行。最初，甚至不允許販賣牲畜。在這樣的規定下，貿易自然不能開展。」此外，清政府對赴恰克圖和買賣城漢商的嚴格管制和缺少暢銷商品，也使中國商人寥寥無幾。從乾隆二十三年（1758年）起，清政府開始對市場嚴加管理。對無票照入市和入市貿易手續不全的商人嚴加盤查處罰，致使俄方無票照商戶對恰克圖望而卻步，違法俄商紛紛逃遁，市場出現蕭條。正如恰克圖市場理藩院司官方觀承向朝廷所上奏摺中講：「自奉文查禁以來，赴恰克圖、庫倫貿易者只十數家，小商依附行走者二十餘家，其餘百餘家多已歇業。」乾隆帝對方觀承奏摺進行了批覆：「所奏甚是，即有旨諭。」不久，理藩院對恰克圖市場管理做出了新規定：「華商赴恰貿易一律在張家口領取理藩院頒發的信票，每貨一單。」儘管如此，恰克圖和買賣城市場的貿易還是漸漸發展起來了。據俄國文獻記載，乾隆九年（1744年），在恰克圖的雙邊貿易額約為30萬盧布，到乾隆二十五年（1760年）便上升到110萬盧布。
二、大起大落的前期階段（1762一1792年）：恰克圖和買賣城互市發展並非一帆風順，市場開市之初，俄商尚能遵守市規，隨後俄商屢屢出現違規，俄國草原的流匪也曾對市場進行騷擾。由於未能妥善處理雙方貿易中的矛盾和糾紛，結果導致了三次較長時間的貿易中斷。
第一次是乾隆二十七年到乾隆三十三年（1762至1768年），中斷了六年。第二次是乾隆四十三年到乾隆四十五年（1778至1780年），中斷了兩年。第三次是乾隆五十年到乾隆五十六年（1785至1791年）中斷了七年。三次中斷貿易共15年，這就是清代史籍所稱「恰克圖三次閉關」。
第一次閉關的起因是貿易糾紛，大約從乾隆五年（1740年）起，中國商人就開始對俄銷售織有俄國國徽雙頭鷹的布匹。後沙俄女皇葉卡特林娜二世認為這是中國商人在試圖表明俄國人不能織這種布，於乾隆二十七年（1762）下令不準俄商經營雙頭鷹圖案的布，致使中國商人積壓，造成損失。
清帝乾隆反應也極快，認為這是俄國人在破壞恰克圖條約，你製造「貿易壁壘」，我就乾脆閉關。乾隆二十七年（1762年）十月，在俄國商人目瞪口呆的表情中，買賣城的大門關閉了。乾隆帝之所以下令閉市，有著深層次的原因。其實 「布匹事件」僅是個導火線，開市以後俄國人越界圈地，私徵貨稅，收容逃犯等違規舉動早已惹怒了乾隆，閉市只是個時間選擇而已。正如乾隆後來說道：「恰克圖貿易一事，近因俄羅斯不遵守舊制，違背禁約，其且多收貨稅，苦累商人，是以降旨停業。」
閉市初，俄方政府很有些滿不在乎的樣子，以為「閉市」僅僅是清朝皇帝的一種姿態，是用來嚇唬人的。沒想到「閉市」竟然是清政府玩起的真把式。俄方政府傻眼了，一再苦苦哀求開市，清朝皇帝一直不予理睬。直到五六年後乾隆帝氣消，恰克圖開關的事才有了協商的機會。
乾隆三十三年（1768年），乾隆帝派駐圐圙辦事大臣慶桂協同喀剌沁貝子與俄方接觸會商。俄國人聽說是恰克圖開關的事，忙不迭地坐在了談判桌前。談判中，慶桂等代表乾隆皇帝譴責了俄國屢次違反《恰克圖條約》的行為，俄國代表唯唯諾諾，卑躬屈膝，一副可憐相。慶桂奏摺中講到：「俄羅斯知悔過……乞求貿易。」 從「知悔過」到「乞求」，俄國代表扮演了一個市場癟三無賴偷東西被捉的丑角。
一個國家已經到了「知悔過」再「乞求」的地步，乾隆帝看罷奏摺必已是笑得前仰後合。還能說什麼呢？硃筆一揮批准：「復市」。
第二次閉關距上次開關整整十年，乾隆四十三年（1778年），「知悔過」的人又忘記了當年的「乞求」，幹出了一件違反《條約》的事。俄商費約多爾為了私逃關稅，乘月黑風高之夜私自越境販馬，被我巡哨官兵擒獲。俄方卻一味袒護，竟不經會審私放走私犯。乾隆帝聞報，又下令閉關。這次俄方沒有耍大樣，馬上故伎重演，主動認錯乞求，並將處置此事的官員撤換。乾隆皇帝見俄國人已認錯，並且有具體悔改行動，兩年後才準許復市。
第三次閉關的時間到了乾隆四十九年（1784年），我商民靳明持合法經商執照在赴烏梁海途中被俄羅斯土匪搶掠。俄邊防人員捕獲土匪後，俄邊防納拉巴爾少校卻不按《恰克圖條約》之規定當眾處決土匪，私自把土匪發遣了事。乾隆再次發怒，恰克圖（買賣城）市場又被關閉。
八年之後的乾隆五十六年（1791年），俄國沙皇政府致函清政府請求恢復邊境貿易。在俄羅斯人多次乞求下，同年十月清政府與之籤定《恰克圖市約》。恰克圖（買賣城）才繼續開市通商。
在停市期間，乾隆帝下令對繼續與俄國商人私通貿易者，無論官民商人一律嚴以懲處 。《清史稿》列傳三百八·籓部四記載：「三十年六月，命阿里袞索琳查辦恰克圖潛通貿易一案，以桑齋多爾濟私聽蒙人仍與俄商貿易，論罪削爵；辦事大臣醜達以私市得賄正法」。從字面上看，桑齋多爾濟似乎僅僅是負有領導和連帶責任。
其實，這位桑齋多爾濟是位通天人物。他利用職權，多次直接籌劃了和俄羅斯之間的秘密貿易。事發於乾隆三十年(1765年)四月，定邊左副將軍青袞扎布發現往來於烏裡雅蘇臺的商人運載大量的通過當時已被停止的與俄羅斯之間的貿易才能購入的皮革製品到張家口銷售，於是就奏報了乾隆帝得奏後雷霆大怒，下令嚴加查辦，由此揭開了桑齋多爾濟滿洲大臣醜達等官員和俄羅斯的秘密貿易的黑幕。結果，除將桑塞多爾濟的全部財產抄查沒收，削爵軟禁在北京外，並將知情不報的圐圙辦事大臣額爾景額處以斬監候，將奉命前去查辦此案又隨同舞弊的大臣醜達敕令處以死刑，將奉命協助查辦此案卻又徇私袒護的副都統索琳革去職務。日本國東北大學東北亞研究中心岡洋樹教授說：「桑齋多爾濟得到乾隆帝的寵信和支持，在庫倫任上排斥異己，安插親信，權力膨脹、不受制御。他本負有禁止對俄貿易之責，卻在短短的兩年內進行走私貿易９次。而參與者又均是親近他的喇嘛和官員」。
恰克圖三次閉關中斷貿易總計15年，對中俄雙方經濟發展及兩國人民正常貿易往來顯然不利，而且雙方商人也蒙受巨大損失。這個時期的恰克圖互市交易額，明顯出現了大超大落的現象。例如，據俄國海關統計，1762年交易額達到108萬盧布，而1766年則降到了4．4萬盧布，1776年達到304萬盧布，1778年又降到了146萬盧布，而1781年則又劇升至757萬盧布。
三、鼎盛的中期階段（1792—1858年）：乾隆五十七年（1792年），乾隆帝下令理藩院起草了《恰克圖通商章稅五條》。其內容是：「一、恰克圖互市於中國初無利，大皇帝普愛眾生，不忍爾國小民困窘，又因爾薩那特衙門籲請，是以允行。若復失和，罔再希翼開市。二、中國與爾國貨物原系兩邊商人自行定價。爾國商人，應由爾國嚴加管束；彼此貨物交易後，各另不得衍期，即是歸結，勿令負欠，致啟爭端。三、今爾國守邊官皆恭順知禮。……此後而守邊官，當慎選賢能……四、恰克圖以西十數卡倫之布裡亞特不法，故致有烏裡勒咱之事。爾國應嚴加禁束，杜其盜竊。五、此次通市，一切仍照舊章。」章程言頗傲慢，儼然是在訓誡一個從屬藩國。清王朝在中俄貿易中的表現，完全是當時中國封建制度的反應，完全是一種封建皇上的妄自尊大。清王朝的皇帝們之所以理直氣壯，有他自認為是制約俄人的兩個法寶，成為了對俄的外交籌碼。這兩個法寶除茶葉外，就是大黃。所以，大清的皇帝們遇到俄國人製造的邊界事件和貿易糾紛的時候，往往用禁售大黃或停市進行懲罰。
在此，我們順便說說大黃。恰克圖交易中俄商搶購的大黃是一種多年生宿根野生植物，在中國古代醫藥文獻中大黃被稱為馬蹄大黃。大黃作為一味藥性猛烈的瀉藥，主要作用有攻積滯、清溼熱、瀉火、涼血、祛瘀、解毒等功效，在歐洲及中東，大黃成為治療因食魚中毒的特效藥物。歐洲人對大黃的藥效極其讚賞，如文獻記載：「俄羅斯則又以中國之大黃為上藥，病者非此不治。舊嘗通貢使，許其市易，其入口處曰恰克圖。」早期大黃價格昂貴，並且由阿拉伯人控制經銷渠道，所以大黃幾乎和黃金等價。
大黃分布地域廣泛，我國甘肅和青海等地的大黃質量極佳，其名貴品種是名為斑黃的有錦紋狀斑點的大黃，牛舌大黃品質稍次於前者。
早在十世紀，中國出產的大黃就通過伊斯蘭教徒商人的中繼貿易輸往西亞和歐洲。十六世紀以後，中國出產的大黃通過土耳其人與布哈拉人把這種大黃運往地中海地區出售。所以，在歐洲通常把這種大黃稱為「土耳其大黃」。
據康熙十五年（1676年），率領俄國貿易代表團前往北京的斯巴伐裡所記:「布哈拉人從撒馬爾罕市絡繹不絕地經過吐魯番、喀布爾和其他布哈拉諸城市去拉薩旅行，經由此道到達中國的邊境城市肅州，那裡是大黃根的產地，託博爾斯克人和布哈拉人就前去採購。事實上歐洲所有的大黃，都是來自這兒的」。松筠在《綏服紀略》中說:「恰克圖販賣大黃者，獨有一家，系青海回民。俄羅斯最為值服，他商販此物勿能售也。」這裡所說的「青海回民」，是指信仰伊斯蘭教的布哈拉人。
十八世紀以後，雖然這種大黃由布哈拉商人運到恰克圖賣給俄國人，但它仍保留著原來的名稱。但是，有時也把它叫做「俄國大黃、鞭粗大黃、布哈拉大黃、西藏大黃等等。」
大黃是俄商急需的藥材，又是獲利最多的貿易商品。因此，俄國政府從一開始就對大黃實行壟斷經營，規定，「只有聖彼得堡商會才有權接收這種藥材」，此商會就是俄國政府指定的大黃經營機構。俄國政府為了在恰克圖購買到上等大黃，委派有專門經營大黃的代理商人辦理採購生意。嘉慶十一年（1806年），隨從俄國使節闊魯普金到達圐圙的克拉普羅託夫說:「來自哈密、葉魯番、喀什噶爾、和田等塔裡木盆地各處的布哈拉人，在西寧採購大黃，再轉賣給駐恰克圖的俄國政府藥劑官。」這些布哈拉商人把大黃運到恰克圖，「他們訂有合同向皇室提供那種藥材來換皮貨。」凡在恰克圖市場上採購的大黃，都要經俄國「政府委託在恰克圖的藥劑師檢查。」
經營大黃的利潤是極其巨大的，十八世紀三十年代，俄國商人在恰克圖購買一普特中國大黃價值約12至15盧布，而運往歐洲市場上色價高達到110盧布。僅大黃貿易一項，俄國府政國庫銀年收入利潤就達15萬盧布。
雍正十三年（1735年），俄國沙皇政府下令，嚴禁俄商販運私實大黃，「如發現有私運大黃者，不論有什麼藉口和託辭，均嚴加懲辦，及至沒收全部財產。」接著又頒布命令規定，凡有破壞國家對大黃壟斷貿易者，均處以死刑。
十八世紀後期，恰克圖市場上每普特大黃價格提高到16盧布。俄國政府在恰克圖市場上壟斷大黃的採購，主要是為了轉銷歐洲市場，攫取巨額利潤。而在其國內市場上大黃銷售量並不多，「乾隆四十二年（1777年），僅有六普特零五磅。」
嘉慶十三年（1808年）、道光九年（1829年）和道光二十三年（1834年）的三次閉關，大黃、茶葉都是主要的禁運商品。對在閉關或禁運期間，違反規定私通貿易販運大黃者，均嚴以刑律懲處。
乾隆五十四年（1789年）3月22日乾隆帝諭旨中說:「若私賣大黃，一經拿獲，不唯大黃入官，他物一概抄沒，人犯拿解內地，加倍從重治罪，斷不輕貸。」
乾隆五十四年（1789年）10月29日,乾隆帝對於在短短一個月時間內，新疆、內蒙等地查獲五起總數高達18000斤偷運大黃的案件，批覆道「回子商民均系犯禁」，應從嚴懲處。同時，乾隆帝聖諭盛京將軍，直隸、江南、閩浙、山東各督撫嚴守港口，稽查大黃走私犯。同日又諭令廣東督撫嚴查大黃走私販運。甚至對廣州的外國商人，每國每年只有500斤的配額，以防轉賣俄國。
而當大清皇帝們高興的時候，大黃的對俄貿易就會開禁，甚至還有皇帝直接督促販運大黃的布哈拉商人進行大黃貿易的記錄。如道光十六年(1836年)十一月。道光帝給陝甘總督瑚松額、西寧辦事大臣德楞額的諭旨說:「本年西寧寄什米爾(即克什米爾)回民，應販大黃至恰克圖與俄羅斯交易，逾期未到，飭催迅速販往」。又說:「每年西寧販運大黃至恰克圖與俄羅斯交易，向有定限，……乃此項大黃，並未運到。上年復有虧欠，殊屬非是。著交陝甘總督瑚松額、西寧辦事大臣德楞額，將本年應販大黃商販飭催迅速販往，嗣後務令揀購精良，於每年七、八月間，運到恰克圖以備交易，不得稍有虧欠。」
大黃比茶葉更能獲得厚利，對商人更有吸引力。儘管清朝政府和俄國沙皇政府對恰克圖貿易中的大黃經營都規定了嚴格法規加以限制，但在重利的誘惑下，中俄兩國商人都冒著風險走私大黃。而在恰克圖閉市期間，大黃黑市價格猛漲，商人們在巨額利潤的誘惑下，更是肆無忌憚地私販大黃。不過，他們往往通過通往中亞的其他路線進行走私。
乾隆五十七年（1792年）2月19日，中俄訂立《恰克圖市約》，結束了18世紀下半葉恰克圖互市時斷時續的歷史。這一時期。中俄邊境局勢相對穩定，恰克圖和買賣城互市進入了它的鼎盛時期。據統計，中俄雙方交易總額從重新開市當年的493.4萬盧布，上升到嘉慶五年（1800年）的838.4萬盧布，幾乎增長了一倍，道光十年（1830年），恰克圖的雙邊貿易額保持在800萬盧布左右。
恰克圖貿易徵收的關稅，也大大增加了俄國國庫的收入。嘉慶五年（1800年）俄國在恰克圖關卡的關稅收入也比乾隆五十七年（1792年）增加了21萬盧布。到了19世紀中期已達1600萬盧布。俄文文獻中有「當時中俄貿易為俄國國庫提供了20%的收入來源」和「俄國的常年關稅收入總額的15%-20%是在恰克圖徵收的」記載。嘉慶十五年（1810年），俄國恰克圖關稅收入為134萬盧布，到道光二十七年（1847年）關稅為548萬盧布。
19世紀30年代，正處拿破崙戰爭期間，從歐洲到中國的海路受阻，許多歐洲商人只好通過俄國商人在恰克圖和買賣城同中國做生意。因此，到19世紀中葉，恰克圖和買賣城不僅是西伯利亞的商業重鎮，而且也是歐洲商人青睞的地方，成為了漠北商業「都會」。
恰克圖和買賣城互市進入繁榮期後的十九世紀50年代初，恰克圖和買賣城互市貿易額仍保持上升勢頭，每年交易總額在1000萬美元以上，是我國商品輸出總額的百分之十六到百分之十九，而俄國在恰克圖的對華貿易已佔其對外貿易總額的百分之四十到百分之六十。俄國商品輸入總額，佔中國進出口總值的百分之十五至二十，俄國僅次於英國，成為中國的第二大貿易夥伴。總之，恰克圖和買賣城互市及包括張庫大道在內的茶葉之路對俄羅斯的影響是巨大而深遠的。也正如帕爾申評論所言：「一個恰克圖抵得上三個省，它通過自己的貿易活動將人民的財富變成寶貴和富有生機的液汁，輸送到西伯利亞。」
現在回頭來看，十八世紀的俄國政府確實比清朝政府有經濟頭腦，他們牢牢地抓住了東亞貿易這一經濟「復甦劑」，發展了自己，使他們國家以工業為基礎的經濟走上了快速發展的軌道。這一點，從俄國在恰克圖商埠對中國的出口商品的變化上就能夠分析出來。中俄開展貿易的前期，俄國對華出口的主要商品是毛皮、糧食，這兩項佔總出口的百分之八十。可是到了十九世紀初這種情況就發生了變化：毛皮比重降為百分之三十左右，到了十九世紀四十年代毛皮出口所佔比重就降到了百分之二十八。代替了毛皮的商品是俄國的輕工業產品，其中主要是紡織產品。那時候俄國的輕紡產品由於價格的原因在歐洲市場上基本上沒有競爭力，而在恰克圖邊境貿易市場它卻異乎尋常地搶手。數據顯示，從道光五年（1825年）到鹹豐四年（1854年），短短的二十幾年間，俄國通過恰克圖商埠輸往中國的紡織品就猛增了六倍多。莫斯科民政總督的謝尼亞溫說：「西伯利亞地區的繁榮和我國工業的發展特別是莫斯科紡織工業的興隆，主要依賴恰克圖貿易。」
恰克圖市場不但為俄國輕工業產品找到了出路，而且還刺激了俄國東西伯利亞地區輕工業的發展。恰克圖開市以後，俄國在東西伯利亞連續興建了製革廠、羊毛加工廠和呢絨廠。乾隆十二年（1747年）和乾隆二十年（（1755年），又在伊爾庫茨克建立了兩個絲綢廠，它的產品全部進入了恰克圖市場。
為了擴大恰克圖貿易，俄國還採取了一系列措施。乾隆八年（1743年）批准向恰克圖移民；乾隆十年《1745年》準許其他地方商人移居恰克圖；準許商人用支票繳納關稅；乾隆二十七年（1762年）取消國家對毛皮的壟斷並不派商隊赴京，從而使恰克圖貿易自由化；乾隆二十六年（1763年），俄國開闢由葉卡捷琳堡經昆古爾到莫斯科的道路；乾隆三十三年（1768年），在俄國中部地區經營毛皮業的莫斯科公司、阿爾罕洛爾斯克公司、圖拉公司、沃洛格達公司、喀山公司和託博爾斯克六大公司都在恰克圖建立了分公司，參加邊境貿易；此外，太平洋一些島嶼的毛皮貿易商也參與了恰克圖貿易；乾隆五十七年（1792年）俄國又建貝加爾湖環行道路，沿大道設驛站、建村莊，組織向邊區移民，迅速擴大的恰克圖邊境貿易，強有力地激活了俄國邊境地區的經濟發展。
中俄建立恰克圖市場、打通張庫大道後，俄國人並沒有滿足。嘉慶十六年（1811年），俄國沙皇政府秘密派遺通譯官普赤穆齊耶夫等前往伊犁等地調查商務搜集情報。大約從十九世紀初開始，俄商又在中國境內搞起了私販賣鴉片的勾當。
清代中俄之間的國際交往中，中國往往處於守勢，雖然有時不得不做出一些比較強硬的反應，但是在「強硬」之後又往往是更大的讓步。道光十九年（1839年）9月4日，清朝政府鑑於新疆地區鴉片流毒甚廣，諭令各將軍督撫嚴禁利用邊境貿易販賣鴉片。同年12月5日和9日，清朝駐買賣城監督官員致函俄國特羅伊次克邊境公署，要求嚴禁俄商在邊境互市貿易中夾帶販賣鴉片，並要求追捕偷運鴉片的走私犯。道光二十年（1840年）1月23日，道光帝硃批奏摺，諭令嚴格查處新疆等地走私販賣鴉片。同年3月18日，清朝政府頒布新疆查禁鴉片煙新章程。鹹豐八年（1858年）11月14日，籤訂《中俄北京條約》，條約中規定開放西部邊境地區互市貿易。
鹹豐十一年（1861年）4月，清朝駐圐圙辦事大臣色克通額上奏朝廷，俄商違約闖人蒙古遊牧地區貿易。同年12月圐圙辦事大臣又奏，「俄羅斯商人擅自到蒙古哈薩克各旗遊牧處貿易，實屬不遵合約。」緊接著同治八年（1869年），中俄就籤訂《改訂陸路通商章程》，條約規定準許俄商前往中國所屬蒙古各盟貿易亦不納稅。對不設官的蒙古地方，如俄商前往貿易，中國亦不攔阻等。
光緒七年（1881年），中俄籤訂《陸路通商改訂章程》。條約重申兩國邊境百裡內，準中俄商人任便貿易，均不納稅，俄商前往蒙古及天山南北兩路貿易，須持本國官所發執照，並附貨物清單。光緒二十七年（1901年），俄國政府宣布在恰克圖增加徵收茶葉進口關稅。
對於恰克圖與買賣城市場，俄國人採取的是壟斷政策。1800年3月，俄國沙皇政府頒布《恰克圖貿易條例》。同年10月，俄國沙皇政府又頒布《恰克圖關稅和股東細則》。條例規定，恰克圖邊境貿易完全由俄國商人掌握，其他未經俄國同意的外國商人不得進入恰克圖貿易。嘉慶十六年（1811年），沙皇政府允許普魯士呢子過境運往恰克圖，但條件是要由俄國商人來經營中繼貿易。
嘉慶二十年至道光十二年（1815年至1832年）間，俄國經恰克圖（買賣城）輸入中國市場的呢料，雖然與歐美商人經廣東輸入的呢料，形成了激烈的競爭，但俄國通過恰克圖（買賣城）市場進口的呢料數量同歐美各國從廣東進口的呢料比較，仍然處於第一位。十九世紀三十年代末，已超過百分之五十。
因當時處於戰爭期間，英國、奧地利、普魯士、荷蘭等國通向中國貿易的海路受阻。許多歐洲商人便通過俄國商人，把許多呢絨等紡織品運到恰克圖（買賣城）市場上同中國做生意。壟斷政策甚至涉及到中國商人。嘉慶二十五年（1820年），西伯利亞總督斯波蘭斯基下令俄國商人，在恰克圖（買賣城）互市中削減輸入中國的絲綢、棉布等貨物，而對茶葉的輸入量卻要求再擴大進口的數額。斯波蘭斯基對俄商說:「絲織品已經結束了，棉布也差不多要結束了，剩下的是茶葉!茶葉!還是茶葉！」
為了壟斷恰克圖至張家口的商道及恰克圖（買賣城）貿易市場，使中國的蒙古地區和華北市場成為俄國銷售工業品的唯一市場，俄國外交部亞洲司司長羅多菲尼金，於道光十三年（1833年）4月14日致信給俄國駐北京傳教士團團長。信中說:「俄國內閣對中國主要的和長期的目標是:在政治方面保持與加速與中國的聯繫，因為我們有很長的邊界線與它接壤，在貿易方面，為了祖國工業的利益和相互利益，護大和發展對中國的貿易關係。」
在《恰克圖關稅和股東細則》中還規定，俄商向中國出口的呢絨免稅，皮革和毛皮減稅;俄商販運到恰克圖（買賣城）出售的外國毛紡織品減稅。這樣，俄國紡織品出口在恰克圖（買賣城）貿易中佔據了主導地位。實際情況也是如此，到1854年俄國在恰克圖（買賣城）貿易中向中國出口的紡織品比1825年增長六倍以上。而同期普魯士、荷蘭、奧地利出產呢料等紡織品，在恰克圖（買賣城）市場的銷售只佔同類貨物總額2%。在1837年以前，波蘭的毛紡織品曾經過俄商運到恰克圖（買賣城）市場向中國出口。但俄國政府採取貿易保護主義政策，增加了對歐洲毛呢的關稅。因此，1837年波蘭毛呢在恰克圖（買賣城）市場的貿易完全消失了。到十九世紀五十年代，中國成為俄國最大的毛呢進口國之一。僅1842年，俄國在恰克圖（買賣城）貿易向中國輸入毛呢價值總領達200萬銀盧布以上。從1832年起，俄國呢子對中國的出口一直迅速地增長。俄國生產的毛呢較為厚實，價格也較為便宜。《中國近代對外貿易史資料》：「許多華北的城市，都有數量極大的俄國藍色原毛呢、售價之低，幾不敷成本。過去這種厚呢，可能在個別店鋪找到100匹，而至1846年，在北方所有大的商業城市中，經常出現數千匹。……但是沙皇願意鼓勵基本國的工業，這種損失或其它貨品的損失，是在回程上面取得補償的。」另一份文獻也記載，清末民初 「在中國華北許多城市的商店，都有數量極大的俄國蘭紅厚呢出售。」當時有一種俄國進口的高級紡織面料，叫絨羽綾。因它在張家口大量成交，所以在國內大都市銷售時，這種面料就叫做口羽綾或口哈達。張家口市內的張家口堡鼓樓南街2號院是華豐成布莊舊址。華豐成布莊胡同口門樓的建築樣式有著明顯的俄羅斯風格，因為這個布莊是莊姓商人與俄國商人合作創立的。華豐成布莊通過張庫大道出口綢緞，進口俄國毛呢紡織品。華豐成布莊生意做得很大，專門做批發業務，範圍除涉及整個察哈爾及西北地區外，還包括京津地區、直隸、山西、山東、河南。華豐成布莊經營的紡織品還有哈喇、畢圖絨、羽翎緞、羽毛紗、大絨、毛毯和俄國標布，俄國呢、嗶嘰、毛氈、天鵝絨及波蘭呢。後來，俄國人在恰克圖壟斷紡織品市場，波蘭呢受到排擠就在市場消失了。
四、日趨衰落的後期階段（1851—1903年）從1853年開始，特別是1858年中俄《天津條約》籤訂後，恰克圖和買賣城交易額急劇下降，80年代較50年代少了四分之三，恰克圖互市開始走上了一條下坡路。恰克圖（買賣城）互市的衰落是一個複雜的過程，原因也是多方面的。《伊犁塔爾巴哈臺通商章程》的籤訂，使俄國大批商人將注意力轉向西部；俄商拋開中國商人深入中國內地，直接免稅採購、加工茶葉，開闢了從天津港海運到海參崴，再經新修的西伯利亞大鐵路直達莫斯科的一條茶葉之路；海上交通恢復，一些歐洲國家直接從海路同中國貿易都對恰克圖和買賣城互市產生了致命的影響。有人做過一個對比，「19世紀40年代，同樣數量的茶葉，從恰克圖到莫斯科的運費是廣州到倫敦的十倍不止。」中俄貿易中的商業地位卻不斷下滑，到19世紀末更是淪為地區級的商貿中心。
還得說說買賣城。買賣城是恰克圖互市貿易區域的組成部分，是與恰克圖對等的中方貿易區，其實際功能與恰克圖無異。只是因為當時人們沿用舊的稱謂習慣，總把兩個貿易區統統稱為恰克圖，甚至一些官方文件也把買賣城和恰克圖混淆在了一起。所以，買賣城名聲就遠遠不如恰克圖了。
買賣城是中國商人自己出錢興建的一座木頭城堡，房舍、馬廄、庫房及買賣城城堡圍牆都是清一色的紅松。1924年，一場莫名其妙的火災將買賣城徹底毀滅。由於眾所周知的原因，見證過這段歷史的人自然不會再說什麼。也正因為如此，買賣城的故事也就從此煙消雲散了。
火災過去近百年後，我們發現了許多疑問，筆者也利用種種渠道和關係，想儘可能多地了解一些當時的真實情況。遺憾的是，現在就連火災發生的準確時間都沒有一個答案。據說，「火是從西北角燃起的」，「大火著了好幾天」。我們想問：難道當時買賣城內已經空無一人，人也都喪身火海了嗎？大火燒毀了全部的房舍建築和貨物，人哪裡去了？為什麼至今沒有一份當事人對火災的記述？因為這場火災恰恰發生在1924年圐圙事變前後，所以有人說這場「火是蒙古分裂分子想把漢商擠出買賣城的幹的」，有人說這場「火是漢族商人撤退回國時自己點著的」，俄國人則對此保持了足夠的沉默。所以，我們只好稱這場火為「天火」。
不管怎麼說，這場火災已經發生，這場火災已經成為過去。空曠的買賣城遺址中，高低起伏的輪廓下是房屋建築的遺骸和可能永遠不會有答案的火案之謎。筆者曾與色楞格博物館原館長巴布有過交流。他說，買賣城遺址至今沒有人發掘。筆者提議，應該進行發掘，並建立買賣城遺址博物館。事情很巧，當我們這本書正在醞釀的2012年初，接到了布裡亞特共和國一位朋友，學者恩和先生的電話。電話的大意是他和蒙古國有關方面已做了溝通，計劃和色楞格博物館合作，共同發掘買賣城遺址，並在發掘的基礎上建立買賣城遺址博物館。願此項目儘快實施，願中蒙俄的友誼之花，再次綻放於古商道的終端。
張庫大道是特定歷史條件下產生的社會經濟現象，它成就了張家口也成就了恰克圖（買賣城）與大圐圙。可以說，張家口、恰克圖（買賣城）與大圐圙分別位於張庫大道的起止點和中繼站，三個商業重鎮互為依託，共生共榮，不可分割。
歷史永遠是現實的鏡子，「古為今用」也是歷史研究的永恆定律。歷史的研究，必因現實的需要。今天世界經濟一體化大潮席捲全球，我們張庫大道沿途的人們都應該回頭看看歷史，都應該站在發展的高度提出共同的呼籲：架設橋梁，恢復商道，再續友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