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簡介：黃愛教(1979- )，男，廣西昭平人，哲學博士，天津工業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副教授，碩士生導師。天津 300387
內容提要：傳統鄉賢在鄉村社會的「出場」「在場」「離場」都與國家權力密不可分。傳統社會「皇權」不下縣，鄉村社會實行自治，傳統鄉賢成為名副其實的治理者。20世紀上半葉以來，國家權力向基層滲透，傳統鄉賢被「汙名化」而逐漸「離場」。在實施鄉村振興戰略背景下，亟待新鄉賢的「返場」。然而，新鄉賢的「返場」不是傳統鄉賢的簡單復活，而是走向符合現代政策的新鄉賢。因為黨和國家已經給新鄉賢的「返場」提供政策空間，併合理限定新鄉賢社會角色。為此，重要的結論在於：新鄉賢助推鄉村振興不能逾越黨和國家的政策空間，必須堅守當下的社會角色的限度。誠然，新鄉賢的「返場」也遭遇鄉村社會諸多因素的阻礙，需要採取積極應對措施，促進新鄉賢在鄉村振興中的作用發揮。
關 鍵 詞：新鄉賢/鄉村治理/道德權威
標題注釋：2017天津市教委科研計劃項目「文化權利保障視角下推進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傳承發展的對策研究」(2017sk039)。
黨和國家非常重視「三農」問題，把「解決好『三農』問題作為全黨工作重中之重」。2017年10月，黨的十九大提出實施鄉村振興戰略；2018年初，中共中央、國務院頒布《關於實施鄉村振興戰略的意見》，提出全面實施鄉村振興戰略的總要求、基本原則以及具體措施。進一步的問題在於：如何調動全社會力量參與到鄉村振興戰略當中，群策群力，把鄉村建設成為產業興旺、生態宜居、鄉風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並留住「鄉愁」之地？毫無疑問，基層黨組織與政府、農民、企業組織以及其他社會組織和個人，都參與其中。在這些群體中，新鄉賢顯得尤為突出。學者認為，新鄉賢作為鄉村治理重要力量之一[1](p100-104)，是嵌入鄉村治理結構中的新變量[2](p101-110)。梳理鄉賢研究歷史，國內對鄉賢的研究可以分為兩個階段：第一階段是對鄉紳和紳士的研究，第二階段是對「新鄉賢」的研究[2](p101-110)。當前.歷史學、管理學、社會學以及道德哲學等不同學科的學者從不同的角度對「新鄉賢」進行闡釋、解釋和界定。尤其在鄉村治理、文化建設領域為盛。分析研究新鄉賢的學術成果以及考察當前全國各地進行的轟轟烈烈的「新鄉賢」評選標準後發現：社會各界對新鄉賢的態度是肯定性的。美中不足的是很多人將新鄉賢與鄉村精英、致富能手、經濟能人等同，沒有進行適當區分，導致這些評價是一種模糊性的肯定性評價。更為嚴重的後果是：如果忽視鄉賢固有本性、傳統、與之相適應的社會結構以及當前的國家政策來談論新鄉賢，就會把新鄉賢置於不合理的「討論域」，結果是這樣的討論會進入「不合理」境遇。所以，我們認為，當下討論新鄉賢，必然要釐清傳統鄉賢的本性以及社會結構，並且討論新鄉賢「返場」的政策空間，才能更好地評估新鄉賢在助推鄉村振興的作用。
一、傳統鄉賢的理念、比較以及變遷
鄉賢從歷時性維度來說，分為傳統鄉賢與新鄉賢。本文在討論概念、理念之時，用的是「鄉賢」；在歷時性維度分析時，區分傳統鄉賢和新鄉賢。當前學術研究，鄉賢更多的指向意義為概念。如果從社會變遷以及文化意義上來說，鄉賢已經不僅僅是一個概念，更廣泛的意義來說，它是根植於中國鄉村社會的一種理念。鄉賢作為一種理念，它以社會某種形態為定在，並隨著社會不斷變遷。
(一)鄉賢的理念：傳統與現代
鄉賢概念由「鄉」與「賢」創造性結合的歷史現象，「鄉」與「賢」兩個概念生態互動和辯證發展的結果，它經歷「鄉」的「賢」——「賢」於「鄉」——走向合一的「鄉賢」，形成了鄉賢的理念。「鄉」字，最初，在甲骨文中表示「二人相向共食」，意為「比較密切的人際關係」；後來，在許慎的《說文解字》中認為「國離邑，民所封鄉也」，幾經解釋和實踐，「鄉」字從原初的較為密切的人際關係引申到行政區劃的概念，指代「在地」「鄉邑」「鄉裡」。「賢」字，在《莊子·徐無鬼》中認為「以財分人之謂賢」，在許慎的《說文解字》中認為是「賢，多才也」等等，所以，「賢」的意義指向是非常廣泛，指代「賢達」「德行高尚的人」。「鄉」與「賢」結合為「鄉賢」，被指代「在地的賢達」「與鄉邑具有地緣關係的賢達」「鄉裡中德行高尚的人」。當前，很多學者也延續傳統鄉賢概念，認為「有德行、有才華，成長於鄉土，奉獻於鄉裡，在鄉民鄰裡間威望高、口碑好的人，可謂之新鄉賢」[3]。
但是，「從歷史客觀存在的鄉賢群體來看，被稱為鄉賢的人主要指的是通過「公議」祭祀於「鄉賢祠」中的人物，並不是所有在地的賢達都能被稱之為嚴格意義上的鄉賢」[4](p38-42)，之所以這樣，重要的原因在於「鄉賢」概念還必須經過第二個環節，即「賢」於「鄉」。具體而言，賢達在「鄉」教化群眾、化解糾紛、維持秩序、幫助鄉親、參與事務等而澤被鄉裡，使鄉民受益。經過「公議」，也可以說是承認、認同，才能進入第三個環節，即走向合一的「鄉賢」，成為「在地」「鄉邑」抑或「鄉裡」的「道德典範」「精神領袖」以及「村莊秩序的守護者」。顯然，傳統鄉賢與新鄉賢之所以能夠成為「鄉賢」，並積澱成為一種鄉土社會崇尚的理念，需要經過這三個互動的環節。如果按照現代社會學理論來解釋，「鄉賢」則是一種鄉土社會人與人之間互動形成的「符號」。作為標誌性符號的「鄉賢」，由於社會結構、國家政策以及社會觀念等差異，傳統鄉賢與新鄉賢的內涵是具有差異性的，如表1。宋代金華府廟學崇祀鄉賢情況顯示，傳統鄉賢集中於理學、宦業、忠節、孝義與文苑，並以理學、德行為盛。新鄉賢，以2017年河南省新鄉市首屆「新鄉賢」為例，主要集中於教育、村幹部、文化名人、經濟能人，以村幹部與經濟能人為盛。
(二)傳統鄉賢不同歷史形態的比較
鄉賢理念是歷史形成的，就社會學考察而言，「鄉」與「賢」概念本身就是變量，是變動的，不同歷史時期，傳統鄉賢呈現出不同的歷史形態。表1中清楚地顯示，傳統鄉賢的功能在於「基層治理」，而傳統社會中的鄉賢是名副其實的「治理者」，它與「仕」緊密相連，這表現了在中國傳統社會，「皇權不下縣」，縣下的鄉村實行自治，而傳統鄉賢正是鄉村自治的主導者[2](p101-110)。只不過，以科舉為分水嶺，前科舉時代，傳統鄉賢是取士的重要來源；科舉時代，傳統鄉賢必定是返鄉的「仕」。在這裡，重要的結論在於：傳統鄉賢充分地體現中國傳統文化特質，即「一種以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為主體的入世文化」[7](p22)。進一步的推論在於：鄉賢也必然與「家國一體」的社會結構相契合。
在「家國一體」的社會文化結構下，傳統鄉賢作為實質上的基層治理者，他們必須具有的共同性是：(1)德行。傳統鄉賢必然以「修身」作為邏輯起點，而後才能「齊家治國平天下」。正如《大學》所言，「自天子以至於庶人，壹是皆以修身為本」。(2)才學。傳統鄉賢必須具備相當的學識，抑或為知識權威，能夠以自己的學養造福一方。表現為以知識有效地治理鄉裡，或興學授徒、傳播知識，教化鄉民等。(3)權威。權威是一種獲得認同和自願服從的合法性權力[8](p93)。傳統鄉賢最顯著的特徵應當是基於德行、才學等，在鄉裡獲得權威。尤其在鄉村治理領域，其作出的決斷能夠獲得認同。就傳統鄉賢的社會史考察中，他的作用在於承載向上流動、文化傳承、知識傳統、維繫秩序等功能，顯然，傳統鄉賢在「家國一體」結構之中填補了鄉村社會的巨大空間，完成「家國」—「社會」的三維結構的建構。當然，這裡所說的「社會」，並不具備黑格爾的「家庭」—「市民社會」—「國家」三個環節的「社會」的本性，它僅僅局限於傳統鄉賢「在地的社會」，它是無「皇權」的「社會」，會隨著不同歷史時期「鄉」的延展不斷擴展。在這裡，比較「在場」的傳統鄉賢形態，可以明顯地看到以上所歸納總結出來的特性。但是，到20世紀初，傳統鄉賢的境遇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而被迫逐漸「離場」。
(三)傳統鄉賢的「汙名化」與「離場」
20世紀上半葉以來，社會變遷深刻影響鄉賢的境遇，傳統鄉賢也經歷「汙名化」「離場」變遷。19世紀末至20世紀初，中國社會戰亂頻繁，鄉村凋敝，民不聊生，鄉村賢達流失嚴重。進而連年戰亂，國庫虧空，為了彌補財政虧空，國家權力介入鄉村，培植新的代理人並授權其徵收稅賦，形成「新式地方權威」或「鄉村領袖」。這些「新式地方權威」的合法性來源於國家政權的授權而不是鄉民認同，又因為他們橫徵暴斂，是政府欺壓百姓的幫兇，與傳統鄉賢、鄉紳原有的「增進家鄉福利和保護家鄉利益」等「名節」「名望」相左，所以傳統鄉賢被汙名化。而傳統鄉賢「汙名化」的後果在於「大量鄉村賢德人士不願附和權力，紛紛退出領導權，從而導致鄉村社會由土豪劣紳所把持。」[9](p33-37)
然而，「新式地方權威」的土豪劣紳又成為了中國共產黨領導的農民革命對象。但是，開明的紳士中國共產黨還是歡迎的，延安時期的「三三制」還將其納入政治體制中[2](p101-110)。新中國成立後，國家權力進一步向鄉村延伸，並通過一系列的社會運動從經濟、文化以及政治等瓦解鄉紳賴以生存的基礎，最終消滅鄉紳階層，鄉賢徹底「離場」。1952年完成土地改革，廢除封建土地所有制，農民成為土地主人，瓦解了地主階級(鄉紳)的經濟基礎。進而，國家權力在基層進一步強化，推行大規模的集體化，農民生活方式轉型，「農民逐漸變成原子化的公民」[10](p243-257)，這樣的後果在於「衝擊甚至直接否定了傳統社會的家族本位和倫理本位」，宗族、家族等各種自治組織力量被消滅，徹底瓦解鄉賢的社會根基，傳統鄉賢在持續的鄉村運動中黯然「離場」。
(四)新鄉賢的「返場」及其問題
2014年，時任中宣部部長劉奇葆同志指出，「鄉賢文化根植鄉土、貼近性強，蘊含著見賢思齊、崇德向善的力量」。在黨和政府倡導下，新鄉賢又進入了研究視野。進一步的問題在於：時過境遷，新鄉賢是否還能夠「返場」呢？毫無疑問，當下中國社會結構與傳統社會相比，已經發生變化，正如學者認為，「中國亙古及今未有過的社會巨變」「中國社會的結構和組織方式從根本上變化了」[11](p3)。但是，「今天的中國，雖然在倫理道德方面發生巨大而深刻的變化，但倫理型文化沒有根本改變」[12](p4-25)。正是這一點，為鄉賢「返場」保留文化生態上的可能，也為鄉賢文化提供社會基礎。另外，改革開放逐漸深入，鄉村社會在城鎮化、市場化以及工業化等因素影響下，導致文化斷裂、內生動力不足以及鄉村治理陷入困境等等。黨和國家希望從傳統汲取有益養分，促進鄉村社會發展。進而，學術研究與社會實踐向中國傳統回歸，新鄉賢從中國傳統文化的「潛在」逐漸走向社會的「自在」，即新鄉賢「返場」。必須清楚看到的是：傳統社會與現代社會的性質、制度與政策存在差異的情況下，黨和國家為鄉賢的「返場」提供的政策空間如何？這是當下探索鄉賢「返場」不可超越的問題。
二、新鄉賢的政策空間、阻礙因素及其影響
當下新鄉賢「返場」實質在於「不是傳統鄉紳的簡單復活，而是傳統鄉紳在現代社會中的新生」[13](p57-63)。2014年至2018年，黨和國家在不同場合、不同政策中提到、表述和論述鄉賢以及鄉賢文化，為新鄉賢的「返場」提供政策依據，也為鄉賢劃定了作用空間、角色定位。而鄉賢所返之「場」發生結構性變化，在某種程度上影響鄉賢的作用發揮。
(一)新鄉賢的政策空間與限度
2014年9月，中宣部要求：「要繼承和弘揚有益於當代的鄉賢文化，發揮『新鄉賢』的示範引領作用，用他們的嘉言懿行垂範鄉裡，涵育文明鄉風，讓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在鄉村深深紮根。」在這裡，黨和國家對新鄉賢的期待在於社會新風尚引領者、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踐行者。2015年、2016年、2017年、2018年，中共中央、國務院連續四年頒布的1號文件都對新鄉賢做出明確規定；2016年《「十三五」發展規劃綱要》、2017年《關於實施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傳承發展工程的意見》兩個文件也提及新鄉賢(見表3)。由此可見，黨和國家非常重視新鄉賢的「返場」，注重發揮新鄉賢在當下語境的作用。根據中共中央、國務院的文件政策的邏輯、結果以及目標等，我們清楚地看到中共中央、國務院對新鄉賢的期待；同時，也意識到這既是新鄉賢的政策保障，也是新鄉賢的政策限度。
2015年中共中央、國務院頒布的《關於加大改革創新力度加快農業現代化建設的若干意見》的第三個方面「圍繞城鄉發展一體化，深入推進新農村建設」的第19條「加強農村思想道德建設」，提出「鄉賢文化」。根據這一文件的精神以及邏輯，它的作用領域應該是文化建設領域，它的角色定位應該是文化傳承者、道德榜樣、社會風氣引領者。黨和政府希望通過鄉賢在這些方面為農業現代化提供精神支持。2016年中共中央、國務院《關於落實發展新理念加快農業現代化實現全面小康目標的若干意見》的第六個方面「加強和改善黨對「三農」工作領導」下的「深化農村精神文明建設」中提到新鄉賢文化，它的作用領域仍然是文化建設領域，它的角色定位與2016年沒有區別，仍然是文化傳承者、道德榜樣、社會風氣引領者。2017年中共中央、國務院《中共中央、國務院關於深入推進農業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加快培育農業農村發展新動能的若干意見》的最後一段，論述「新鄉賢文化」，根據這一文件的邏輯，它的作用領域和角色定位和2015年、2016年沒有區別。2018年中共中央、國務院《關於實施鄉村振興戰略的意見》的第六個方面「加強農村基層基礎工作，構建鄉村治理新體系」下的「深化村民自治實踐」提到「發揮新鄉賢作用」，這一文件與前三年的文件規定有巨大的差別，它的作用領域為社會建設領域，角色定位為社會治理參與者。2016年國家制定的《「十三五」發展規劃綱要》提到的鄉賢，它的作用場域是文化建設領域，它的角色定位是文化傳承者、社會風氣引領者、道德榜樣等。2017年中共中央、國務院《關於實施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傳承發展工程的意見》對鄉賢的期待角色是文化傳承者、道德榜樣等。
中共中央、國務院頒布的1號文件針對的是「三農」工作。黨和國家領導下鄉村社會工作，主要包括政治、經濟、文化、社會和生態等方面。在關於提及「新鄉賢」以及「鄉賢文化」的黨和國家政策文件中，主要集中於文化建設、社會建設領域。對於政治建設、經濟建設以及生態建設等領域，從邏輯與目標來看，黨和國家是希望通過新鄉賢在文化建設和社會建設方面的作用，為政治建設、經濟建設以及生態建設提供支持。顯然，黨和國家已經充分認識到鄉賢在社會變遷過程中，他的傳統本性、與之相適應的社會結構、權力基礎發生深刻變化。從當前的學術研究以及社會的普遍期待來看，很多人都希望新鄉賢能夠全方位全覆蓋地參與到鄉村振興戰略當中來，在鄉村社會的政治、經濟、文化、社會以及生態等各領域發揮作用。這樣帶來的疑問可能是：新鄉賢能承受這樣的期望之「重」嗎？這樣的期待可能會逾越黨和國家政策限度，會對新鄉賢重新出現「汙名化」危險。況且，現代社會諸多因素，也影響著新鄉賢作用的發揮，很多關係尚待釐清和解決。
(二)新鄉賢「返場」的阻礙因素及影響
黨和國家出臺的多個文件對新鄉賢進行規定，為新鄉賢返場提供政策保障，並賦予其合理社會角色。但也清醒地看到，新鄉賢「返場」的「返」之「場」發生深刻變化，這成為新鄉賢返場以及鄉賢作用發揮的阻礙因素。
第一，半熟人社會。傳統鄉賢與「熟人社會」抑或「鄉土社會」的相適應的。費孝通先生在《鄉土中國》中說「從基層上看去，中國社會是鄉土性的」，鄉土社會「這是一個熟悉的社會，沒有陌生人的社會」[14](p1-6)。在熟人社會中，費孝通先生以差序格局、禮治秩序、無訟、長老統治、血緣與地緣等描述與解釋傳統社會的結構、秩序以及治理。顯然，鄉賢的本性、傳統與這些社會結構、秩序與治理密切相關，並且傳統鄉賢擁有的本性正好迎合熟人社會的各種需要。但是，當前鄉土社會已經發生變化，它已經從「熟人社會」過渡到「半熟人社會」[15](p3)，也就是新鄉賢返場的現實場域是「半熟人社會」。半熟人社會具有的明顯特徵為：鄉村異質性增加，村民熟悉程度下降；地方性共識逐漸喪失，傳統規範約束力下降；村民對村莊的主體感逐漸喪失等等。顯然，「半熟人社會」的這些特徵，會對新鄉賢的認知、識別產生深刻影響，也會阻礙新鄉賢作為鄉村的「道德權威」「精神領袖」作用的發揮。
第二，權力基礎。傳統鄉賢是鄉裡(縣以下)的實際基層治理者，把控著鄉裡的國家權力。新中國建立之後，國家權力向基層延伸，打破了傳統鄉賢賴以生存的土壤，導致鄉賢「離場」。改革開放後，1982年《憲法》、1993年《關於實行政社分開建立鄉政府的通知》、1988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村民委員會組織法》等明確規定「村民委員會是基本群眾性自治組織，村莊按照村民居住情況設立村民委員會，實行村民自治」。可見，新鄉賢在現有的國家政治體系中不可能把控基層權力。如果新鄉賢嵌入到村民自治當中，形成「新鄉賢治村」，參與到鄉村社會的政治領域，可能會超越政策限度。可能會遇到的問題以及後果在於，一是，新鄉賢治村，尤其是退休幹部返鄉任職存在合法性身份問題，與現有的法律依據相衝突，導致的可能後果是侵犯村民自治法律制度，擴展開來認識，可能會侵害村民「自治」。二是，鄉賢組織異化。當前鄉賢組織的異化出現端倪，如鄉賢會的「宗族化」、鄉賢會基於自身的資源與人脈優勢幹預鄉鎮政府正常工作等等，這些問題可能會導致黨和國家的政策與法律無法能夠在農村獲得正常執行，也侵害黨對農村的領導權。
第三，道德多元化。當下傳統社會道德受到現代社會的強烈衝擊，整個鄉村社會呈現出道德多元化傾向。這種道德多元的狀況，給新鄉賢的「返場」帶來諸多的問題：一是，在鄉村社會中，中國傳統道德、社會主義道德、西方文化影響而形成的道德、市場經濟中形成的道德等共存，而這幾種道德，沒有哪一種道德能夠完全在鄉村社會得到塑造，可能會產生的問題在於無法形成鄉村的「精神領袖」或「道德權威」「道德榜樣」。二是，在我們進行的一項調查中，農民在回答「您認為當前我國社會道德生活中最重要的內容是什麼？」首選「中國傳統道德」的佔比是57.7%。這組數據表明，新鄉賢的「返場」存在很好的道德基礎，使傳統鄉賢的道德能夠得以延續。但是，如果新鄉賢是帶著「中國傳統道德」嵌入鄉村社會，可能會導致意識形態中提倡的社會主義道德弱化，這與黨和國家對新鄉賢的政策期待是不相吻合的，即在加強作為文化傳承者的同時可能會弱化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踐行者的角色。
第四，社會治理基礎。傳統鄉賢是鄉村社會的治理者，他們依據傳統的「禮」而治，通過塑造「道德權威」使鄉民服從。當前黨和國家的政策賦予新鄉賢的社會角色是社會治理參與者，而很多學者在研究以及人們在期待新鄉賢「返場」之時，在鄉村社會治理方面寄予較高的期待，這種期待摻雜著很多的利益訴求，如果新鄉賢在鄉村社會治理中逾越「參與者」的角色，把自己變為「治理者」，將會對鄉村治理產生影響。一是，侵害鄉村治理格局。黨的十九大報告指出「要建立健全黨委領導、政府負責、社會協同、公眾參與、法治保障的現代鄉村治理體制」，為此，「新鄉賢治村」或者新鄉賢作為鄉村治理者，就會逾越「參與者」地位，會對黨的領導地位、政府主導地位產生影響。二是，影響基層司法。鄉村治理「堅持自治、法治、德治相結合」，它的主體或主導力量還是村民。但是，如果新鄉賢在參與鄉村治理中，成為鄉村糾紛處理的裁判者，基於經濟、道德以及家族的影響力，新鄉賢出現「宗族化」，會對基層司法的公信力以及裁判效力產生影響，進而會影響黨和國家在基層的法治進程。
三、發揮新鄉賢在鄉村振興中作用的對策
為了推進新鄉賢能夠合理嵌入鄉村振興當中，消除新鄉賢嵌入鄉村振興的阻礙因素，以及防止新鄉賢在新的歷史條件下「被汙名化」的危險，黨和國家、社會以及村民等，必須要全面審視、定位新鄉賢，不能讓新鄉賢無法承載社會的期望之「重」。
第一，推進城鄉協同發展。新鄉賢嵌入「半熟人社會」，由於村民異質、地方共識喪失以及村民主體感喪失，對新鄉賢的認同度產生影響。這是新鄉賢嵌入鄉村社會遇到的問題，也是新鄉賢嵌入後要解決的問題。如何在村民異質性不斷增強的情況下，強化村民的地方性共識以及村民主體性意識？這需要推進城鄉的協同發展。推進城鄉的協同發展的意義在於：一是，更好推進新鄉賢的嵌入。當前城鄉醫療、教育、文化、交通等資源還存在很大差異，阻礙城裡退休人員、成功經商興業者、知識分子返鄉。推進城鄉醫療一體化，協同推進教育，暢通交通，為新鄉賢返場創造條件。二是，更好地嵌入現代元素，形成新的地方性共識。推進城鄉協同發展，使更多先進的觀念根植於鄉村，成為推動鄉村振興的動力。諸如法治觀念、權利觀念，使村民遵守法律，成為新的地方性共識。
第二，合理定位新鄉賢的角色。在前面分析黨和國家對新鄉賢的政策空間之時，我們提出新鄉賢的社會角色是文化傳承者、道德榜樣、社會風氣引領者以及社會治理參與者。在這些角色當中，有兩種角色在新鄉賢嵌入鄉村振興之時必須轉變，否則，新鄉賢可能會面臨「被汙名化」的危險。一是，從道德權威向道德榜樣轉變。傳統鄉賢是道德權威。權威意味著一種服從關係，傳統社會的道德權威是與禮治相連。當前，新鄉賢面臨道德多元化障礙，而村莊領袖的權威延續，必須基於作為「經濟能人」給村莊發展作出持續貢獻的「報償性權威」和作為「道德楷模」對村莊福利「慷慨」回報的「魅力型權威」之結合[8](p115)。為此，新鄉賢的「權威」應該是複合性的，但是道德權威卻很難達到。我國的政策頂層設計中，新鄉賢的定位是道德榜樣。道德榜樣是一種理想人格，它是新鄉賢具有最核心的東西，他的意義在於：首先他對鄉村道德具有引領作用。新鄉賢應當是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弘揚者、踐行者通過新鄉賢的示範作用，使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在鄉村紮根。其次，道德教化作用。通過道德教化鄉民，從傳統社會的道德向現代社會的道德轉變，建構起符合現代意義的道德，成為前進的動力。二是，從社會治理者到社會治理參與者轉變。當前鄉村實行村民自治，村民是鄉村治理的主體，新鄉賢只能是參與者的角色。新鄉賢參與到鄉村治理的途徑主要有：在尊重村民委員會前提下，利用自身掌握的知識為鄉村治理提供建議與技術性支持；在國家政策、法律的範圍內，為鄉村化解糾紛提供法律諮詢、化解建議和解決對策；在國家政策、法律範圍內，就鄉村治理有關問題向有關機關報告，或以公民身份對有關機關在鄉村治理中的行為進行監督等等。
第三，推進鄉賢組織化建設。新鄉賢要在鄉村振興戰略中發揮作用，與傳統社會的最大差別，是組織化。組織作為一種社會集合體，為了滿足自身運作的要求，必須有共同的目標、共同的行為準則。當前，鄉賢理事會、鄉賢工作室等是把分散的個體鄉賢組織起來的有效載體。在推進鄉賢組織建設過程中，應當注意加強以下幾個方面的建設：一是，加強在新鄉賢組織的黨組織建設，貫徹堅持「黨管農村工作」原則，充分發揮黨對農村工作的領導。二是，明確鄉賢組織的法律屬性。應當明確新鄉賢組織是自發性的民間組織，明確新鄉賢組織與基層政府、村兩委之間的關係，釐清他們之間的責權關係，杜絕新鄉賢組織在權力方面的逾越，尤其在化解社會衝突過程中對司法權的幹預。三是，新鄉賢組織的活動必須限定在國家政策和法律範圍之內，堅守法律底線，杜絕新鄉賢組織以道德之名，侵害村民的合法利益，導致矛盾不斷惡化。
參考文獻：
[1]劉志秀，李增元.現代鄉賢在當代鄉村治理中的功能及參與路徑[J].四川行政學院學報，2017（5）.
[2]李傳喜.政府動員、鄉賢返場與嵌入性治理：鄉賢回歸的行動邏輯——以L市Y鎮鄉賢會為例[J].黨政研究，2018（1）.
[3]錢念孫.新農村呼喚新鄉賢——代表委員暢談新鄉賢文化[N].光明日報，2016-03-13.
[4]趙浩.「鄉賢」的倫理精神及其向當代「新鄉賢」的轉變軌跡[J].雲南社會科學，2016（5）.
[5]張會會.明代鄉賢祭祀中的「公論」——以陳亮的「罷而復祀」為中心[J].東北師大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5（2）.
[6]新鄉市「新鄉賢」評選活動辦公室.新鄉市首屆「新鄉賢」評選結果的公告[EB/OL].中國文明網，2017-03-21.
[7]樊和平.中國倫理的精神[M].臺北：五南圖書出版公司，1995.
[8]王璐璐.新鄉土中國——社會轉型時期的中國鄉村倫理問題研究[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6.
[9]杜贊奇.文化、權力與國家：1900—1942年的華北農村[M].王福明，譯.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10.
[10]閻雲翔.私人生活的變革：一個中國村莊裡的愛情、家庭與親密關係1949—1999[M].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2006.
[11]謝遐齡.中國社會是倫理社會[M].上海：上海三聯書店，2017.
[12]樊浩.中國社會價值共識的意識形態期待[J].中國社會科學，2014（7）.
[13]張露露，任中平.鄉村治理視閾下現代鄉賢培育和發展探討[J].廣州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6（8）.
[14]費孝通.鄉土中國[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