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12月20日，傅斯年逝世。胡適在當天的日記中說，「這是中國最大的一個損失！」兩年後，胡適寫道：「孟真的去世，使中國喪失了它最忠實的愛國者與一位能繼往開來的偉大學人。無論在什麼地方，他都有一種力量，並發揮其領袖才幹。」（胡適《傅孟真先生的思想》）
傅斯年，堅持獨立人格，堅持自由主義，不當官不從政，高舉五四旗幟，炮轟孔宋豪門，鐵骨錚錚，國學大師陳寅恪稱讚他「天下英雄獨使君」。
傅斯年（1896－1950），字孟真，山東聊城人。傅斯年是典型的書香門第，其父傅旭安系光緒二十年的舉人，祖上傅以漸是清朝第一任狀元。
傅斯年，十七歲考入北京大學預科，後轉為國文門。傅斯年是五四遊行總指揮，高舉大旗走在隊伍的最前面。傅斯年不僅是學生領袖，還是北大學霸。後來考取官費留學，到歐洲留學七年，和陳寅恪一樣沒有正式的學歷，卻是學貫中西卓有成就。1926年回國，應中山大學之聘，擔任文學院長兼文史兩系之系主任。1928年就任國家最高學術機構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所長。
傅斯年作為一個著名的歷史學家，著名宋史學者鄧廣銘這樣評價："凡是真正了解傅先生的人都知道，他的學問淵博得很，成就是多方面的，影響是深遠的；他對中國的歷史學、考古學、語言學所作的貢獻是很大的。……可以說，中國沒有個傅孟真，就沒有二三十年代的安陽殷墟發掘；沒有當初的殷墟發掘，今天的考古學就完全是另一個樣子了。"
傅斯年的貢獻不僅僅是歷史學的成就，而是一個知識分子的追求和理想。傅斯年是五四運動的發起人之一，更是五四精神的實踐者。他在1919年9月5日撰寫的《〈新潮〉之回顧與前瞻》一文中說：「『五四運動』過後，中國的社會趨向改變了。有覺悟的添了許多，就是那些不曾自己覺悟的，也被這幾聲霹雷，嚇得清醒。「
「愛國、進步、民主、科學」，傅斯年一生都在追求，成為民國知識分子的一個標杆。
一、傅斯年的愛國主義
北伐勝利後，傅斯年在蔡元培家吃飯，喝醉了酒，放言道：「我們國家整理好了，不特要滅了日本小鬼，就是西洋鬼子，也要把他趕出蘇伊士運河以西，自北冰洋至南冰洋，除印度、波斯、土耳其以外，都要『郡縣之』。」
傅斯年的民族主義思想很強烈，酒後之言其實也是夢想國家強大的一種寫照。沒有這種感情，因為巴黎和會中國外交失敗，傅斯年也不會扛著大旗率領遊行隊伍直撲趙家樓了。愛國主義，這是傅斯年的本色。
「九一八」事變發生，日本佔領東北，傅斯年著《東北史綱》，以大量史料證明東北有史以來就是中國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以駁斥日本散播的「滿蒙在歷史上非支那領土」的謬論。１９３２年８月，傅斯年在《日寇與熱河平津》文中下了這樣一個判斷：中日問題決無和平解決之望，希望與日本謀和乃是做夢。傅斯年常常在文章中稱日本人為「倭人」、「倭寇」、「倭軍閥」，堅決反對國民政府綏靖的外交政策。１９３３年１月，傅斯年在《中國人做人的機會到了！》一文重申：「我們若想到我們背後並無路走，而是無底深淵，雖懦夫也只能就地抵抗的。」
傅斯年對文化漢奸深惡痛絕，表示要「漢賊誓不兩立」。抗戰結束之後，他擔任北京大學代理校長，第一件事就是宣布將所有留在日偽控制下的教授通通開除。
1945年2月，美、英、蘇三國首腦在雅爾達籤訂秘密協定，以蘇聯對日宣戰為條件，把中國給賣了，其中包括承認蒙古獨立，管理東北地區的鐵路，和租借大連旅順兩個海港等。雅爾達秘密協定的內容公開以後，爆發了以大學生為主的反蘇運動。傅斯年與20位著名學者聯名在《大公報》天津版以「星期論文」的形式發表聲明：這一秘密協定「違背了聯合國共同作戰的理想和目標，開創今後強力政治與秘密外交的惡例；影響所及，足以破壞今後世界的和平，重踏人類罪惡的覆轍。這一秘密協定，實為近代外交史上最失道義的一個記錄。」
傅斯年在《中國要和東北共存亡》一文中表示，「若東北竟失掉了，或者名存實亡」，中國就「永為貧民窟，永為睏乏、疾病、愚昧之國」。
二、傅斯年要革命
傅斯年愛憎分明，嫉惡如仇，說話直率而呼之曰「大炮」。中國的知識分子大多數是唯唯諾諾明哲保身為主，講究中庸之道。即便是自由主義的領袖胡適，有時候也是身不由己不敢造次。面對國民政府的腐敗，傅斯年是拍案而起。1945年8月9日，傅斯年在重慶《大公報》發表《黃禍》文章，一針見血揭露「抗戰以來，大官每即是大商，大商必受庇蔭於大官。前者發展為官僚資本，後者便是發國難財的。」抨擊胡作非為的既得利益階級，「簡直應該用原子彈去炸他，因為他們是全民族敵人，不下於日本鬼子呵！」
1947年，傅斯年在題為《論豪門資本之必須剷除》的文章中尖銳指出：「今天的官僚資本當然推孔宋兩家」，「古人說『化家為國』，現在是『化國為家』」。接著他又在《世紀評論》上發表題為《這個樣子的宋子文非走不可》的文章，慷慨陳詞：「古今中外有一個公例，凡是一個朝代，一個政權，要垮臺，並不由於革命的勢力，而由於他自己的崩潰！」文中斷言：「用這樣的行政院長，前有孔祥熙，後有宋子文，真是不可救藥。」
傅斯年，一介書生，炮轟皇親國戚權貴豪門轟動全國，成舍我主辦的《世界日報》當日甚至用了「傅斯年要革命」這樣的標題。
傅斯年給胡適的信中寫道，「我一讀書人，既不能上陣，則讀聖賢書所學何事哉？我於此事，行之至今，自思無慚於前賢典型……士人之節，在中國以此維綱常者也。」(《胡適來往書信選》)
傳統知識分子的」雖千萬人吾往矣「的氣勢和現代知識分子的自由主義，在傅斯年身上充分體現出來了。
三、傅斯年拒絕當官
傅斯年作為一個學者，被胡適稱為「人世間一個最難得最稀有的天才」。傅斯年一直保持一個獨立的自由知識分子本色，不入黨不當官，議時政敢說話。
1932年，傅斯年批評：「今日國民黨的領袖，曰胡(漢民)、曰汪(精衛)、曰蔣( 介石)……胡之人格堅固，汪之人物有吸引力，蔣之意志有強力……然而說汪先生之政務精練，或蔣先生的近代知識充分，似乎不能言之成理，而政務之精練，近代知識之充分，確是今日主持一個國家所應有的。」在傅斯年眼裡，國民黨的這些領袖都不合格。
抗戰勝利後蔣介石邀請傅斯年出任國府委員，他堅辭不就。北大校長一職，他也不願擔任，為等胡適返國，只同意暫代。傅斯年自己不願意當官，同時也勸胡適不要當官，寫信給胡適說：「借重先生，全為大糞上插一朵花。」勸胡一定不要動搖。並說蔣「此公只了解壓力，不懂任何其他。今之表面，美國之壓力也」。（《傅斯年致胡適》）
蔣介石對胡適傅斯年這樣的知識精英極盡拉攏，胡適對蔣介石充滿幻想。傅斯年對蔣介石有自己的看法，在給胡適信中坦言，「此公法制觀念甚微」，「這樣說法是使我永不相信在介公手中，中國能走上法治的」，「介公量實在不大，此次已遷怒及北大」，「蔣最善於毀人」。
蔣介石對傅斯年青睞有加，傅斯年絕不會卑躬屈膝。李敖在《李敖有話說》中講了一個故事。代總統李宗仁到臺灣來，蔣介石去歡迎。在松山機場的會客室裡面，蔣介石坐在沙發上。旁邊坐的就是臺灣大學校長傅斯年，在沙發上面翹著二郎腿，拿著菸斗，就這樣叼在嘴裡，跟蔣介石指手畫腳講話。其他的滿朝文武全部站在旁邊，沒有人在蔣介石面前敢坐下。
四、知識分子的標杆
傅斯年是民國知識分子的標杆，是具有批判精神和道義擔當的理想者。為國而憂，為民放言，「心所焦慮，唯在國家之危急存亡」，「只要事關國家，他便知無不言，言無不盡」，「非識時務之俊傑，更不識何謂明哲保身」。（俞大綵《憶孟真》）
陳寅恪說「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傅斯年一直都在堅持知識分子的獨立性，議政不當官，從道不從君。傅斯年不反對政府，又守護其獨立立場，「我擁護政府，不是擁護這班人的既得利益，所以我誓死要和這班敗類搏鬥，才能真正幫助政府。」
傅斯年曾寫信給胡適說：「我們自己要有辦法，一入政府即全無辦法。與其入政府，不如組黨；與其組黨，不如辦報」，「我們是要奮鬥的，惟其如此，應永遠在野，蓋一入政府，無法奮鬥也。」傅斯年的理想就是「永遠在野」，輿論批評，保持一個知識分子的獨立性。
傅斯年是「五四」之子，堅持學術自由教育獨立思想自由，全面地代表著五四的真精神。傅斯年作為校長，拒絕三民主義進入臺灣大學，以保持思想獨立和學術自由。為保護學生傅對軍警司令說，「若有學生流血，我會跟你拼命！」
傅斯年有一段名言：「我平生的理想國，是社會主義與自由並發達的國土，有社會主義而無自由，我住不下去，有自由而無社會主義，我也不要住。」（《評英國大選》）
傅斯年逝世，蔣介石親筆書寫「國失師表」挽章，于右任的輓聯是：是子路，是顏回，是天下強者；為自由，為正義，為時代青年。
傅斯年北大出身的青年領袖，而現在北大流行的是精緻的利己主義者，今天的時代還有沒有傅斯年這樣的知識分子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