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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11月的《新媒體與社會》（New Media & Society）推出了一期關於「跟蹤社會」的特刊，旨在從不同領域的視角出發，共同關注線上追蹤（online tracking）這一問題。它既是一個技術問題，也是一種權力問題；它既關心大數據為人類社會帶來的福祉，也關注無所不在的監視所導致的恐懼。在本期推送中，我們為你總結了這期特刊的導言部分所闡述的核心觀點。其中，作者解釋了「跟蹤社會」這一話題重點關注的四項議題：隱私、數據、權力、歧視。
參考文獻：König, R., Uphues, S., Vogt, V., & Kolany-Raiser, B. (2020). The tracked society: Interdisciplinary approaches on online tracking. New Media & Society, 22(11), 1945-1956.
各種形式的在線跟蹤（從簡單的Web Cookie到跨越不同設備的複雜技術）是數位化的支柱，它既帶來了希望，也帶來了恐懼：它為用戶和企業帶來了新的機遇，因為它使我們能夠定製更有針對性的內容；與此同時，對（經常）不知情的用戶而言，無處不在的跟蹤，加之不透明的數據處理方式，總是引發來自各方的批評。近年來，追蹤相關問題越來越受到專家和公眾的關注。關於大數據、隱私、過濾泡或治理算法的激烈辯論，也已成為日常新聞的一部分。
因此，問題出現了：我們如何才能更好地理解並積極塑造這種新興的跟蹤社會？這必然需要多學科的努力，把握這一現象的角度也不勝枚舉。本期特刊試著將各個學科、各個角度集合在一起，力圖涵蓋這一廣闊的領域。
正如所有跨學科的嘗試一樣，在元層次上，研究者存在著迷失的內在危險。換言之，研究者更多會去關注「如何」談論它，而不是「實際問題」本身。追蹤的過程到底從哪裡開始，又在哪裡結束？我們是否應該從「以技術為中心」的角度來解決這個問題？把追蹤的實踐和互動放在我們關注的中心，會不會更有成效？到底是什麼讓社會背上「跟蹤」的標籤？毫無疑問，如果我們想要對跟蹤社會有一個細緻入微的了解，這些問題都是很重要的。同樣毫無疑問的是，我們有幾十種方法可以回答它們。
雖然某些跟蹤技術可能是新的，但是，跟蹤作為一種活動，與人類本身一樣古老，因為在社會層面上，我們每個人都需要收集和處理關於他人的信息，以便能夠與他們互動。社會學家齊美爾曾說：「人們彼此之間的所有關係都是基於他們對彼此的了解。」在最基本的意義上，這是一個生死問題：與我互動的人是否有傷害我的意圖和能力？在更大的範圍內，這是一個權力和控制的問題。在這份導言之中，我梳理了跟蹤社會的四個核心問題，供未來的研究者們參考。
核心問題1：
隱私
一個明顯問題是：媒體技術對個人信息進行處理的能力，已經對隱私構成了威脅。儘管許多學者同意隱私的重要價值，不過，他們一直在努力搞明白，隱私究竟是什麼？畢竟，隱私如今已經成為一個包羅萬象的概念，包括思想自由、對自己身體的控制、在家中獨處、對個人信息的控制、免受監視、保護自己的名譽以及免受搜查和訊問。
因此，媒體技術對隱私構成了威脅，這是一個廣泛的共識，但對於問題究竟出在哪裡，人們的看法卻並不一樣。我們似乎很難將隱私本身確定為一種價值，特別是在一個（潛在的）具有各種不同文化的全球環境中。因此，Helen Nissenbaum建議我們在具體的社會/技術背景下分析隱私。她認為，我們不僅需要宣稱「私人」與「公共」之間的二分法，更重要的是，我們需要認識到，在一個領域被認為是公共的東西，在另一個領域可能是私人的。我們願意把我們財務生活的細節呈現給我們的會計師，但通常不會向他們展示我們赤裸的身體。相反，儘管醫生對我們的健康了如指掌，但我們大多數人並不會掌握我們的收入情況。簡而言之，隱私只能通過語境來理解。
當然，Solove也提醒我們：單從語境看待隱私往往無法為決策或法律決定提供充分的方向，因為決策或法律決定依賴於歸納總結。所以，我們要建立一個有用的隱私理論，就必須概括。不過，過於籠統的理論將被證明是模糊的、簡單化的。因此，我們必須在一般性與特殊性之間、抽象與具體之間的張力中航行。
核心問題2：
無處不在的數據
雖然19世紀的「新」媒體出現之時，人們已經提出了我們今天所討論的許多問題，不過如今，不管是從數量還是從質量上來講，數據的無處不在都已經不可同日而語。
早在20世紀90年代中期——當時網際網路還處於萌芽階段——David Lyon就預見到了監視社會的出現，他是這樣描述的：在大公司和政府部門的龐大計算機資料庫裡，我們個人生活的精確細節被不斷收集、存儲、檢索和處理。
這種定性可以很容易地適用於當今的許多社會。然而，這句話中的所有要素都必須從我們當前的角度進行仔細的重新思考：這裡所描述的「精確」的程度，被視為「個人」的深度，被視為「巨大」的規模，以及公司和政府權力增加的程度，都不可同日而語。雖然我們可以使用相同的屬性來描述「監視」，我們必須認識到，20世紀90年代相對基本的監視做法，與現在的監視並沒有多少共同之處。如果沒有當今無處不在的數據，過去幾年的許多激烈辯論都不可能發生。我們根本不用擔心由於個性化內容而產生的過濾泡，也不用擔心通過微觀定位對選民的操縱。
同樣，一些根本的關切也並不是新問題。例如，帕特南已經警告說，在世紀之交出現了「網絡巴爾幹化」，也就是說，公眾會出現分裂。但在這個時候，這並沒有成為一個被廣泛討論的問題。只有數據在規模和普遍性程度上的激增，再加上技術的進步，才助長了與大數據相關的希望和恐懼。如今，我們生活世界中幾乎沒有一個部門不或多或少地受到大數據的深刻影響。如果沒有跟蹤技術，這一切都是不可能的。
儘管許多持批評態度的學者敲響了「監視資本主義」的警鐘，卻也有學者稱讚從追蹤技術讓我們有可能理解整個「客戶旅行」——從最初對產品產生興趣到最終購買。Netflix產品副總裁Todd Yellin讚美「行為數據」的效率，他還將地理、年齡和性別等公認的人口學因素歸類為「垃圾」。這與Chris Anderson的大膽預測一致，即大數據將結束對理論的要求。如果可以通過複雜的數據分析生成一幅完整的畫面，為什麼還要建立理論呢？批評者提醒我們，數字不能「自己說話」，我們不應該「被大數據的承諾所誘惑，從而使理論變得沒有必要」。
核心問題3：
權力不對等
雖然用戶是數據的主要生成者，但他們通常不會直接參與平臺的重要決策。相應，在數據主體和數據處理者之間，存在著巨大的權力不對稱。許多跟蹤者來自廣告業，旨在提供有針對性的個性化廣告。
雖然仍然有無數的公司提供追蹤服務，這個市場已經展現出重大的集中化趨勢。舉兩個例子，廣告公司aQuantive被微軟收購，Google收購了DoubleClick。網際網路的「平臺化」已經將網際網路轉變為一種基礎設施，可以輕鬆地進行遠距離跟蹤，不同的是，早期的網際網路是圍繞超連結建立的（例如谷歌網絡搜索）。
當然，這些發展不是在沒有阻力的情況下發生的。政府也在努力遏制不斷擴大的跟蹤系統，並解決信息宣傳活動所涉及的權力不對稱問題。例如，歐盟在《一般數據保護條例》（GDPR）中列入了「被遺忘權」，並採取了其他一些措施。如今，各會員國也被要求使其法律適應數字時代的現實。目前，對平臺和中介機構的監管這一問題，也展開了激烈的討論。然而，追蹤者和反追蹤者之間的「軍備競賽」，顯然是相當不均衡的。
核心問題之4：
（錯誤的）呈現與歧視
前面提到的問題直接導致了與跟蹤有關的另一個主要問題：強大的行動者收集不同語境下個人和群體的詳細信息，從而嚴重影響其生活。許多學者指出，平臺和其他重要行動體的做法並不是中立的，而是服務於特定的功能，主要是資本主義意識形態。因此，人們一直擔心，與先前對網際網路的看法相反，特別是隨著流程的自動化和可擴展性，網際網路可能會助長更多的不平等。同時，大多數相關決定都是黑箱操作，因此很難被注意，甚至更難被控制。在這種情況下，如Taylor（2016）所指出的，來自弱勢群體的數據主體面臨著被忽視或被歪曲的雙重風險。
為解決這些不同的問題，人們已經進行了各種嘗試（從模糊的道德準則到更具體的措施），例如算法審計（algorithm audits）。許多人呼籲通過某種形式的「數據正義」（data justice）或「設計正義」（design justice）來實現更多的公平。例如，我們可以使決策過程更加開放和更具參與性。
必須說明，到底問題出在了額哪裡，以及應該如何解決這些問題，同樣充滿了爭議。這些討論基於不同的政治和文化傾向，因此也給出了非常不同的答案。有些人可能會尋求擴大政府的控制，也有人認為，擴大政府控制的做法，不僅不能解決問題，還會帶來更多的問題。這也提醒我們，追蹤技術的影響不是單向的，也不是決定論的。如今，技術與社會之間的關係被理解為一種「共同進化」（co-evolution），在不同的背景下，技術可能具有非常不同的影響。
原標題：《跟蹤社會（tracked society）：你需要關注的四項研究議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