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 蓀
(節錄自《建豐二年》第二章)
一九七六年九月十日 香港
一九七六年九月十日下午，新鮮出廠的香港小報《今夜報》粗黑大字頭條：「哈哈哈哈哈哈哈！一代魔頭拉柴」。
九十歲的東蓀老人走過香港島東北角西灣河碼頭旁邊的報紙地攤，第一眼看到的就是這個煽情標題，他立即抓住同行妻子的臂膀說：「姆媽，他也走了！」緩口氣後，他彎身掃看平放在地上各早報的號外，直到攤販噴了他一句：「阿伯，買咩呀？星島？華僑？出號外呀！」他一份都不買，一來省錢，二來不認為港報對昨日才發生、今日收到消息的這宗死亡事件，能夠臨時編輯出什麼他意想不到的內容。他和妻子剛去了趟位於港島北角的出版社，書包裡帶回來尚未付梓、有待他校定的《我花開後百花殺？假如共產黨統治中國》的清樣藍紙，他認為這才是近三十年國是的蓋棺定論，而唯有他才會說出這樣中肯的真話。三年多前他得了場重病差點要去見康德和梁啟超了，病癒後戒掉相伴大半個世紀他暱稱「淡巴菰」的香菸，就是想活著把書寫完。今天在碼頭紙菸攤檔他破例買了一包沒濾咀的駝駱牌美國香菸，登上橫水渡，站在船頭抽著淡巴菰，看著風平浪靜的維多利亞海港，心頭波濤洶湧的等著渡船開往海港的對岸，那個肉眼可以清晰看到、面海的一片峭坡上仍插著尚未來得及下半旗的紅旗、二十多年來他和妻子叫做家的地方：調景嶺。
香港九龍調景嶺
太平洋戰爭後的香港，只是南方一隅的轉口港，英國人在戰後恢復的遠東殖民地之一，廣東人的後花園，文化上的一潭微瀾死水。中國內戰結束，很多有身價的人和企業遷回內地，本地年輕人也紛紛北上求職，香港市面頗為蕭條，因為是自稱購物天堂的免稅自由港，走私水貨行業一枝獨秀。
民國三十八年，一九四九那年，不容於國民黨、也不願意跟共產黨走的東蓀，偕髮妻紹鴻從北平來到香港，先暫借居一名當年替民盟印刷《光明報》的粵籍工人家中，晚上睡在企樓底的兩張帆布摺床上。
當時東蓀已經說了：中國一日不民主，言論一日不自由，他有生之年不歸國，不食周粟。
像東蓀這樣國共兩邊都得罪的人大有人在，但像他這樣在國勝共敗勝負分明的時候，還不去歸順輸誠勝利者，卻選擇自我流放，寧願寄居在殖民地的大名人，恐怕屬少數了。這就是東蓀之為東蓀，一以貫之的為了忠於自己的理念而變成不合時宜的人。
他到香港那年已經六十三歲了，不好找工作。當時香港的幾份華文報紙，報頭都掛中華民國年號，四九年後更要表現忠貞，對有親共嫌疑的東蓀甚是排斥。
名氣小一點的外圍親共文人可以改用化名，去寫情色小說、武俠小說餬口，但像東蓀這樣的大知識分子、泰鬥級學者，這個身段是放不下的。
幾所私立院校也都是親國民黨的，不願聘用東蓀。當然，那些私校本來就是學店，師資不高，容不下東蓀這樣從燕京大學出來的全國頂尖教授。香港大學是殖民地唯一的一所大學級學府，港督是校長，受到英國情報局的提醒不得招惹東蓀這樣的政治人物。
司徒雷登是東蓀在燕京大學時期的老校長，後出任美國駐華大使，去職前曾建議安排東蓀夫婦去美國，為東蓀拒絕。
美國總統特使霍曼、蔣、司徒雷登
幸好他的兒女皆早已自立，時常從內地寄錢出來接濟，東蓀夫婦得以在港島北角一幢殘舊唐樓租了一間尾房。只要有一丁塊落腳之地，東蓀就可以埋首寫作。
四七年共產黨在東北潰敗後，大勢已去，在殖民地白區工作的中共南方局駐港班子及統一戰線外圍成員，跟在國統區的地下黨人一樣，一部分潛回共區，還活著的最後都跟共產黨部隊撤出中國，另一部分更多的是找門路搭關係改投國民黨。四九年後公開留在香港的親共勢力已甚為薄弱，之前眾多由共產黨資助的報刊失去統戰功能，紛紛結業，留下唯一的老牌《華商報》改為週報，受莫斯科資助，言論益發教條化。
四九年前後有幾萬名身份特殊的難民抵港，他們因各種理由不見容於國民黨政府，其中有部分是民主人士，大部分只是找不到組織的地下黨人，共產黨外圍組織的員工，共區的小吏小幹部，不願意或沒資格跟隨黨中央撤到蘇聯海參崴。當時香港殖民地政府驅趕其中約一萬名難民，去到九龍東北方一座沒有車行道的荒山，一個叫吊頸嶺的難民營，讓他們自生自滅。在教會和慈善機構幫助下，這些難民胼手胝足，在海旁和山坡上搭起了簡易木屋平房，開闢了通往鯉魚門漁港的山路，建造了臨時碼頭，一年後還興辦了小學。
任小學校長的是安徽人其鞏，曾任北平中國學院代理院長，有共產黨背景，後受黨冷落，以前在國統區北平與東蓀有交情，其鞏通過東蓀的子女聯絡上東蓀，兩人他鄉遇故知，恍如隔世。
東蓀在北角，遯於質木無文的廣東人庶民世界，有點待不下去，應其鞏校長之邀從港島西灣河坐舢舨去了一趟調景嶺，驚詫的發覺這個半與世隔絕的難民窟簡直就是個小中國，居民來自五湖四海，雖然都身無長物但卻能夠同舟共濟，其中不乏受過教育的理想主義者，願意協作在此荒山尋找有尊嚴的生活方式，以證明給世人看，這麼一群無產外鄉人是可以撐起一個包容的自主共同體的，經幾年磕磕碰碰的努力，竟使調景嶺這個不入流的貧民小社會朝氣勃勃，有如以色列的基布茲公社。除了仍懸掛紅旗外，居民自發組織並不受共產黨領導，意識形態上接近民主互助主義多於布爾什維克專政。這讓東蓀有如魚得水之感，遂徵得妻子的同意，租下一間在調景嶺半坡的新建水泥平房，二人毅然搬去長住。
其鞏校長沒有立即聘用東蓀，一來東蓀年事已高，二來校方有反對意見，認為他從來不是共產黨同路人，而是批判唯物史觀和經濟決定論最著力的唯心哲學家，還有曾替美國人和國民黨人效勞之嫌疑，附共名人伯贊之流亦從克裡米亞發文給《華商週報》攻擊東蓀一向反蘇、反黨、反人民、反馬列主義。遠在香港調景嶺的東蓀對別人如何評價他是眼不見為淨，平日用功哲學，閒時與其鞏兩人詩詞唱和。
如是數年，政治意識形態漸漸淡化，坊眾與兩夫婦熟絡之後，皆知道這裡論學問數東蓀老人最好，學校也要擴展中學部，其鞏校長方邀東蓀在學校任兼課中文老師，東蓀身體清健，也樂得為生活添點變奏。未幾其鞏校長患病去世，校方仍挽留東蓀任兼課教師，作育調景嶺子弟，並義務開辦詩詞班，惠澤街坊。
五○年代中後，往九龍市區的公路通了，調景嶺大坪碼頭與港島西灣河的定時渡輪也有了，得道者馨，來調景嶺找東蓀的人絡繹不絕。
在中國，因為老總統推崇儒家，儒學大行其道，多獲國家資助，與西學的各種顯學分庭抗禮。
東蓀的留日老同學兼一度的緊密戰友君勱，同樣是自絕於共產黨而曾一時不見容於國民黨，四九年經澳門去國後定居美國，十年間已成海外儒學重要推手之一，國內的儒門報導常提到君勱之名，並且受到國民黨內辯士秋原追捧為「這一百四、五十年間思考中國出路問題貢獻最大之一人」，更於五九年民主社會黨在南京召開的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上，再次當選為國民黨容許的花瓶黨之一民社黨的主席。可是東蓀與君勱在四六年因政見不合絕交後一直再無往來。
主動找上東蓀的是另一個名聲鵲起的大儒宗三。抗戰前宗三曾撰文說，中國能自成系統的哲學家，五四時期一個都沒有，五四之後有元學的十力、知識論的東蓀、邏輯學的嶽霖。宗三是新一代儒學家中的領軍人物之一，旁及西方哲學，對康德濫觴的知識論特別用力，自然也注意到東蓀在這方面的學問，並對東蓀任燕大教授壯年期間寫成的《知識與文化》、《思想與社會》、《理性與民主》、《民主主義與社會主義》四大著作都曾通讀。他趁來港在香港大學中文系任教，兼在沙田道風山基督教叢林講學之便約見東蓀，東蓀客氣的邀他在中環告羅士打咖啡館見面，宗三堅持要親自到東蓀家拜訪，東蓀只好叫他在西灣河坐渡輪，自己在調景嶺這邊的碼頭接他上山。
牟宗三在香港
二人談了很多關於十力的新唯識論，也交流了一下西方哲學，方家在前，宗三解釋了自己新儒家心性之學的進路，東蓀腦筋很清楚，表示他有所理解也曾涉獵釋儒兩家之學，但覺得儒學不是他想致力所在。以西學而言他對時下流行的存在主義、英美邏輯實證論、歐陸現象學和批判理論也略有所知，不過更多時間是在重讀手頭僅有的幾本西哲經典，包括他自己翻譯的柏格森《創化論》和《物質與記憶》，並說自己近來正想重新評估哲學史上被忽略的西哲，有點離開了康德的知識論，回到生命哲學、唯實論和本體論玄學了，還生起修訂重寫自己年輕時候撰著的《近代西洋哲學史綱要》及《現代哲學》的念頭。
宗三邀東蓀回國講學，跟大家分享近年所思，說可以轉請東蓀曾經任教的上海光華或北平燕京出面發出邀請。東蓀說講學之事，待他文章寫出來後再說，只是外文書刊來之不易，兒女雖然也常常寄國內出版的新書和期刊給他，但他前陣子還是寫下了一句「久恨乏書堪供覽，倘逢舊友勸加餐」，就是感嘆手邊外文書和學刊匱乏，寫起文章來底氣不足。至於回國，則有待出現反對黨挑戰國民黨政權再說。
宗三與東蓀告別後，最感心酸的是這位哲學大家的居住及生活竟是如此簡陋。想起現時國內大學一般教職員養尊處優的環境，宗三感慨之餘只能說東蓀求仁得仁。
宗三唯一說到做到的是，說服了香港大學圖書館長發了一張借書證給東蓀，這樣每個週末，東蓀就從九龍調景嶺坐橫水渡到港島西灣河，步行去北角七姊妹道總站，坐公共巴士上西環半山的香港大學，在圖書館借閱外文書和翻閱學術期刊。
另一個值得一說的到訪者是《自由中國》半月刊主編儆寰，資深國民黨人，東蓀在四六年參加全國政治協商會議的時候，儆寰是秘書長。四九年儆寰與適之、立武等在上海創辦了《自由中國》，適之是掛名發行人，儆寰才是負責人，發刊宗旨第一條是「我們要向全國國民宣傳自由與民主的真實價值，並要督促政府（各級政府）切實改革政治經濟，努力建立自由民主社會。」
儆寰當時還是老總統的幕僚，那次來港，其實是受老總統之特別差使，探究香港第三勢力的動向。當時還有為數不多的非國非共人士，羈旅在香港，他們不願、不能或正在搭路回國依附國民黨，其中有青年黨、民社黨、人民黨、民盟、戰盟、前桂系、前汪偽系、前共產黨的人、前個別軍閥的人，還有一些失意軍人、孤魂野鬼落魄異士，成份複雜，有些肯定是國民黨情治機關的眼線，實在說不上是怎樣的勢力。儆寰既來此，當然也要跟東蓀這個中間路線、中間勢力、第三力量的當年代表人物見面，東蓀就是因為堅持政治民主、堅持建立政治反對力量、堅持走第三條道路而自絕於國民黨也不見容於共產黨。
儆寰到底是個黨內開明派，現在更正式打上了自由民主的旗號，兩人談得頗愉快，儆寰一句兩害相權，還好是國民黨勝了，怎麼說都比共產黨統治好，讓東蓀徘徊沉思、感嘆良久。
很多反國民黨人士其實現在只要願意寫一篇自我檢討悔過書，就可以回國，東蓀當然不願意這樣做。儆寰說尊重東蓀不回國的理由，但投稿總可以吧，東蓀表示將會考慮，只怕《自由中國》不敢刊登。儆寰打包票說你老的文章，我隻字不改來稿照登。
東蓀不投稿也自此每半月收到《自由中國》，讀到儆寰和一些主筆如道平、海光、安平等的文章，他們敢寫人所不敢寫，軍隊國家化、內閣制、組反對黨等討論都能出現，連東蓀也一時覺得國民黨變得寬宏大量了，好像春天真的要來了，這樣下去，中國的民主還會遠嗎？
東蓀不知道儆寰上次訪港回國後，曾被建豐少主在公開場合當面訓斥：「為什麼反對在軍隊中設立黨部之事，這是反動分子，是共產黨同路人之所為。」儆寰私下寫道：「這一種少年氣盛的態度，簡直目中無人，和當年袁世凱大兒子袁克定的驕傲，只有過之而無不及也。」
往後國民黨的警戒線一再被逾越，連適之都勸不住《自由中國》的主筆們。《自由中國》發表多篇文章反對老總統違憲第三次連任總統，儆寰甚至還已打算組新黨。
六○年《自由中國》被查禁，儆寰以煽動叛亂罪收押判了十年徒刑，適之等四十人求情不果，黨內開明派如舍我、秋原等發聲無效，國際聲援如蜻蜓點水不管用，老總統更在會見美國記者訪問團時板上釘釘親口說「有匪諜在該刊幕後作活動」。
這件事，再讓東蓀證明自己是對的，國民黨就如其總裁自己在訓政時期曾經說過的，是個法西斯式政黨，一個領袖、一個主義、一個政黨，不會擁抱真的民主制度。不過老總統也正如論者所說，現在江山已穩，有條件玩弄點兩手戲法，專政當本錢，民主自由當利息，本錢充足的時候，拿點利息讓大家輕鬆一下，贏點掌聲。
東蓀甚至還想過，如果中國現在是由共產黨執政，會不會好一點？他又記起自己曾引用過美國哲學家莫裡斯柯亨之語：如果有共產黨人要我在他們的專政與法西斯主義二者當中選擇其一，我就會覺得這無異於說我可以選擇被槍斃或選擇受絞刑。再次，東蓀肯定了自己不買國共兩黨賬的擇善固執是對的。
他有老人的焦慮，怕時不我與，要趕著寫心裡想寫的論著，又擔心大部頭的書沒地方出版，在內地他的名字是禁忌，而香港言論雖很自由但市場太小，養不起學術思想著作。他託人去開明、商務這些書店的香港分社問過，負責人表示說，上海總公司的意思是暫時還是不要在香港出版東蓀的書，免得國內受牽連遭處罰。
五○年代末的一天，東蓀在報攤上看到一本叫《展望》的雜誌，是由一家「自聯出版社」在香港出版的。他按地址去到尖沙咀金馬倫道一座大樓上的小單位，是個門市部，一半賣工藝品，一半賣國內禁書，而雜誌的一人編輯部則設在社長北角的家裡。東蓀正要走出大樓的時候，被剛進來的人叫住。東蓀沒見過他，他卻一眼認出東蓀，對那一代政治知識分子來說，東蓀是無人不識的。璐社長是個前共產黨人，抗日期間在延安被整後脫黨，改過幾次名字，曾在重慶、上海組織過人民黨，認識君勱和許多民主黨派人士。璐社長拉著東蓀去隔壁的格蘭酒店喝下午茶，兩人頗為投契，東蓀冒昧的問璐社長，如果他寫出百萬字的新版近現代西方哲學史，自聯出版社會出版嗎？璐社長說只要是蓀老的書，就算一本都賣不出去，璐某也一定出版，不過暫時最好先寫一些較能吸引讀者的政論文章，或談國共與第三勢力之舊事，先在《展望》發表，賺點稿費，以後編輯成書，再賣一遍，這樣比較划得來。自此東蓀開始用獨宜老人這個筆名撰寫政評史論給《展望》。
東蓀一直想說清楚的一個史識命題，就是不管是國民黨或共產黨執政，都不是歷史的必然。社會進化論是對天演論的科學主義誤讀，歷史唯物五階段單線史觀是偽學，成王敗寇只是強權勝真理的邏輯，優不一定勝，劣不一定敗，存在更不一定是合理的。
再者，列寧主義、史達林主義以及受莫斯科支配的中國共產黨，都是偏離民主社會主義理想的過激主義，法西斯主義更是野蠻主義，而自由平等民主中間路線，類似東蓀一度的同志君勱從二○年代初就推崇的「國家、社團、個人三者，宜求其相劑於平」的混合經濟、中庸憲政立國之道，才是人間的正道。
他深感四九年國民黨在中國執政成為事實後，人們已經沒有足夠的想像力去設想，如果共產黨管治中國會比現在更好或更壞？亦或中國按照四六年全國政治協商會議正式通過的和平建國綱領，成功的建立民主多黨聯合政府，中國的歷史將要如何重大的改寫。東蓀堅定的相信自己當年奔走阻止內戰、促進多黨聯合執政的努力是對的。讓一黨獨裁成了事實才是錯的，一面倒親蘇政策成真也將是錯的，中間路線沒有實現卻不等於它是錯的，如果有人不以勝者為王論世事，能把當時的選項和失諸交臂的歷史轉折說清楚，啟發今人，在適當時機中間路線的理念是會再冒出來改變現實的，因為對當代中國而言，東蓀、君勱主張的中間路線才是對的。
三年多前，東蓀以為自己陽壽已盡，康復後「然已骨瘦如柴，攬鏡自驚矣」，但仍毅然以八十七高齡繼續伏案。他一生都是哲學專論與政評史論的雙槍將，此時奮然下定決心，不寫雜文，專心著書。為了與時間競賽，他也只得放下力不從心的哲學專著、三大卷的《西哲斷片補：本無物我後才分，如霰生源化不窮，擴充相對並時空》，先寫一篇可以出版單行本的史論式長文章《我花開後百花殺？假如共產黨統治中國》。
從民生、民族、民權來看，國民黨統治下的中國，由四九年到七○年代中，民生拿高分，民族中規中矩，民權不合格。
東蓀也承認，國民黨在四九年後的總體表現比他想像中好，到六○年代初中國的小康社會已經成形。不流血土地改革勝過共產黨暴力的土地革命，對經濟成長和均富的兼顧更符合東蓀和君勱的理想。兩人都認同「公私混合生計說」，東蓀更一向重視增產，主張「於經濟是把易於造產的集產主義與宜於分配的普產主義以及側重自治的行會主義調和為一」，以增產而求平均，並非僅以再分配而求平均。
民族方面，國民黨親美國，東蓀認為遠勝過中國共產黨聽命於蘇聯。當然，他的理想是獨立自主的協和外交，即對美蘇兩面都和而不親、不一面倒也不敵對。
在二戰結束前後，作為盟國之一的中國在國民黨主導下已大致廢除了晚清以來列強帶來的各種不平等條約，老總統在日記上寫：「總理革命奮鬥最大之目的，而今竟將由我手中達成，心中快慰，無以言喻」，只差一時沒能從英葡手中收回香港與澳門兩個殖民地。反而面對蘇俄霸權，在抗戰勝利前夕中國還被迫簽下中蘇友好同盟條約，這是最後一份加諸中國的不平等條約，奪去了外蒙，方便了蘇聯紅軍進入中國東北大肆搶掠。蘇聯在六九年曾打算以戰術性核武器襲擊中國，幸而受到美國及時嚴詞喝止。除蘇聯外，四五年後沒有任何其他國家企圖主動對中國發動戰爭。自從美軍在四九年撤除青島海軍基地，以及蘇聯五二年在聯合國壓力下終於交還大連和旅順港之後，也再沒有列強軍隊佔領或駐紥在中國土地。歷史證明四九年後還要說美、英帝國主義威脅中國主權、有亡我之心，實在是聳人聽聞。美國培植日本以平衡中國崛起的行為，只是國際間大國政治的現實主義常態，中國與周邊諸國雖都有疆土劃界之邊境糾紛，但那都不屬於不平等條約性質。二戰後在國民黨領導下，中國已經站起來了，主權之完整、國土之安全是中國歷史上從未有過的。換作共產黨執政情況也一樣。
民權而言，東蓀對國民黨是完全不寄予希望的。
假如是共產黨執政又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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