歐陽修和濮陽：三上抗章奏疏《論修六塔河》
袁冰潔/文
（濮陽說、濮陽早報《文創周刊》投稿郵箱：yuanbingjie2003@126.com；電話：13721737408）
抗洪，是歷朝歷代工作的重點。相比於長江中下遊的強降雨，黃河泛濫造成的洪災，曾在很長一段歷史時期，給中國北方帶來巨大的災難。濮陽作為黃河長期流經地區，也曾深受泛濫之苦，歷史上不少名人，都曾在濮陽治理過黃河。北宋文壇領袖歐陽修，為官期間雖未親自在濮陽抗洪，但他曾就在濮陽境內修河抗洪一事，三上抗章奏疏，由此傳出一段被後人傳頌的佳話。至今談起來，歐陽修的「諍臣」風採依然讓人敬佩。
濮陽境內的黃河
講述歐陽修《論修六塔河》的故事，不妨先弄清楚濮陽和黃河的緣分。
黃河是我國第二大河，也是流經濮陽的第一大河。歷史上，黃河有「善淤、善徙、善決」的特點，尤其決溢，為害甚烈。《宋史·河渠志》開篇就說：「黃河自昔為中國患。」
濮陽和黃河結緣，可以追溯到春秋時期。周定王五年（公元前602年），黃河始行經戚城西，這是《水經注·大河》明確記載的黃河首次流經濮陽地區之故道。此故道自周定王五年始，至公元11年止，歷時613年，史稱「西漢故道」。
公元11年，河決治亭（今濮陽），泛濫於濟、汴之間長達60年之久。東漢王景治河，固定出一條新的河道。此河道自長壽津分出，東北行匯入黃龍潭（濮陽西南），經今濮陽縣城南，逶迤東北行，最後從山東利津入渤海，此時河道史稱「東漢河道」。北宋中期至遼、金，黃河也都流經濮陽。
元、明兩朝至清中期，黃河沒有流經濮陽，時間達660年。但因有殘河道阻水，形成水泊澤地，一遇大雨，水潦成災，人們仍然認為是黃河水患。
清鹹豐五年，公元1855年夏天，黃河於銅瓦廂（今蘭考）潰決，漫流達20餘年，後漸向東北行，流經濮陽南境，形成現行河道，濮陽境內的濮陽縣、範縣、臺前縣，均在黃河流經區域。
朝廷為抗洪災修六塔河
北宋中期至遼金，黃河河道不定。其間，濮陽境內及上下遊，曾多次改道，每次改道，都會帶來洪澇災害。此段時間，濮陽境內及上下遊大的改道有：1048年的澶州商胡（今欒昌湖）決口，改道北流；1060年的大名分流，東流、北流並行；1077年的澶州曹村（今新習凌平）決口，河道南徙；1081年的澶州小吳埽（今濮陽西南）決口，復向北流；1128年的李固渡（滑縣西南）決口，東南遷徙，奪淮河入黃海；1194年的陽武（今原陽）決口，全河皆入淮，北流斷絕。
其中，1048年的決口讓歐陽修與濮陽聯繫在一起。
1048年是宋仁宗慶曆八年。這一年的八月六日，黃河主流拋開故道，決口於澶洲商胡埽（今欒昌湖），缺口寬達五百七十步，滾滾河水攜帶著泥沙狂湧北去，從大名沙圪塔、元寨，進入廣平縣潘寨、商爐、蘇莊、張洞、留女固、南寺頭等村東部，然後「沿館陶縣與廣平縣邊界北行」，爾後過邱縣、臨西、清河、威縣、南宮、青縣、天津入海，形成所謂的「黃河北流」。當時，因年荒民困，沒有堵住決口。導致公元1051年，黃河又從河北館陶郭固口決口，四年堵塞後流勢依然不暢。
黃河的多年泛濫，讓百姓的生活民不聊生。在此情況下，大宋統治者和大臣們開始商量治河事宜。在此情況下，「修六塔之役」被提上日程。六塔是一個地名，也就是今天的清豐縣六塔鄉。1052年，河北安撫使賈昌朝提議，「塞商胡、開橫壟，回大河於故道。」也就是說，改變「黃河北流」的狀態，通過在六塔修六塔河，讓黃河恢復於東流的故道。當年九月，河渠司李仲昌又提出引黃河水北入六塔河「使歸橫壠舊河，舒一時之急」。由於不少宰執大臣支持李仲昌們的主張，仁宗下詔興工，「十二月四日，發三十萬人修六塔河」。
歐陽修三抗修六塔河
圍繞是讓黃河繼續北流還是恢復東流的問題，大宋群臣意見不一。有無必要通過耗資巨大的工程來恢復東流？這樣的工程對治理黃河泛濫之患是否能起到作用？人們的意見也不一樣。對於修六塔河，歐陽修持反對態度。
當賈昌朝提出「塞商胡，開橫壟，回大河於故道」的思路後，歐陽修立即呈上《論修河第一狀》。他指出，「聚三十萬人之眾，開一千裡餘之長河，計其所用物力，數倍往年。當此天災歲旱之時，民困國貧之際，不量人力，不順天時。」隨後，他列出了五個反對修河的原因，第一是國家正經受自然災害，國家物力匱乏；第二是因自然災害導致人口流亡極多，差役並不好找；第三是把商胡決口堵塞，是一個大工程，而修河恢復故道，又是一個大工程，在國廢民乏之時，修河得不償失；第四，此工程是「逆水之性，障而塞之，奪洪河之正流，斡之人力而回注，此大禹所不能」；第五，故道已經阻塞，再難回來，決口已經數年也難堵上，何況經預算「功料極大」。綜合以上五個原因，歐陽修堅決反對修河。
半年之後，得知河渠司李仲昌又提出引黃河水北入六塔河，歐陽修立即又寫出《論修河第二狀》上書駁議。這一次，他著重從工程科學性上論述。他認為，黃河之所以決口，均由於下遊淤塞所致。治理的辦法，就是「因水所在，增治堤防，疏其下流，浚以入海，則可無決溢散漫之虞。若全開大河以入六塔，將「其害無涯」。最後他建議：「請選知水利之臣，就其下流，求入海路而浚之」。
歐陽修的連續兩次上書，都沒有說服宋仁宗和一批支持修河的大臣。仁宗下詔興工，十二月四日，發三十萬人修六塔河。公元１０５６年二月，歐陽修出使契丹歸來，返京途中看到正在集中民力開修六塔河。他焦急萬分，趕緊寫出第三份抗章《論治河第三狀》，再次強烈要求「速罷六塔之役」。他認為，即使「商胡可塞，故道復歸，不過一、二年間上流必決」。同時，「河流注溢，流行梗澀」，則上流也必決」。他強調指出：「治水本無奇策，相地勢，謹堤防，順水性之所趨爾」。他再次預言，此次「功必不成，後悔無及者乎」，並強烈呼籲仁宗，「特諭宰相，使更審利害，速罷六塔河之役」。
偉大人格閃耀千秋
連上三狀，都沒能說服宋仁宗和一些執政大臣們。宋仁宗急於治理黃河之患，而大臣們則各懷心思，貪圖急功近利，最終導致這次修河違背自然規律，不納諍言，一意孤行。
公元1056年四月一日，就在歐陽修上奏《論治河事三狀》後不久，商胡決口堵塞，六塔河修成，黃河水改北流為東流，重回故道。但就在工程竣工的當天晚上，商胡重新決口，使整個河北千裡之地陷於一片汪洋，數千萬百姓被洪水吞噬，「道路隔絕，田苗蕩盡」。與其說是天災，更不如說是地地道道的「人禍」。仁宗驚恐萬分，悔恨不已，「雙日不御殿」，閉門思過。六月二十九日，仁宗頒發詔書：「……皆朕不德，天意所譴，其令中外實封言時政闕失，毋有所諱」。
雖然沒能阻擋修六塔河的工程，但從工程的失敗中可以看出，雖然不是水利專家，但歐陽修在涉及民生工程時的先見之明和愛民情懷。尤為可貴的是，修六塔河工程得到了皇帝的肯定，歐陽修反對修河，連上三條狀子反對，其實就是敢於給最高領導提意見。這種為了江山社稷和百姓，敢於犯顏抗章的勇氣和精神，更讓人敬佩。
今天，我們的知識分子、我們各方面專家，在涉及國家大型工程決策面前，有沒有為民請命、捨身求法的膽識？有沒有實事求是、以人為本、執政為民的情懷？無疑，歐陽修應該是一面很好的鏡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