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親小人，遠賢臣，此後漢所以傾頹也。先帝在時，每與臣論此事，未嘗不嘆息痛恨於桓、靈也。」這是諸葛亮《前出師表》中的名句，讓漢靈帝「成了名」。
漢靈帝時名將蓋勳說：「吾數見上（指漢靈帝），上甚聰明，但擁蔽於左右耳。若共併力誅嬖倖（指宦官），然後徵拔英俊，以興漢室，功遂身退，豈不快乎？」但蓋勳並未成功，漢靈帝還是更信宦官。
漢靈帝曾登宮中高臺遠眺，宦官們怕皇帝發現他們的奢華私宅，便借讖緯書《春秋潛潭巴》中有「天子勿高臺榭」，嚇唬說：「皇帝喜登高，則天下百姓虛散。」漢靈帝從此不再登高。
《後漢書》記此，是為證明漢靈帝「親小人」，但清代學者王夫之指出：漢靈帝忌登高，足證心中有百姓。漢靈帝在位22年（一說21年），大赦天下20次，格外頻繁。
其實，漢靈帝作為不少：開侍中寺，設鴻都門學，嚴「三互法」，改刺史為新置牧，僅用9個月便平定黃巾起義……只是這些舉措反而加速了東漢滅亡，且天不假年，僅活了32歲（一說33歲）。
假如漢靈帝像他的二兒子漢獻帝（壽53歲）那麼長壽，東漢能否免於崩潰？其實，漢靈帝的一系列政策失誤，與他短壽，可能出自同一原因——誤信《太平經》。
公元168年，36歲的漢桓帝劉志駕崩，無後，外戚竇氏從旁支中選12歲的劉宏繼位，是為漢靈帝。
劉宏雖出自漢章帝一脈，但到他祖父時，已遞降為亭侯。漢制「列侯……功大者食縣，小者食鄉、亭」，屬低級爵位。竇氏選他，因他威信不高、少不更事，只能任竇氏專權。
漢靈帝登基僅9個月，宦官集團與外戚集團便矛盾激化，宦官曹節、王甫矯詔誅殺竇武、陳蕃。第二年，宦官集團發動第二次「黨錮之禍」，外戚集團死難者百餘人，重罪者六七百人。漢靈帝完全站在宦官集團一邊，5年後仍下詔，命各州郡徹查，凡黨人門生、親戚，一律免官，予以監禁。
漢靈帝拉偏手，因東漢政局已搖搖欲墜。
據學者李曉蘇統計，東漢中期以後，戰亂頻繁。漢順帝在位19年，異族入侵23次，農民起義9次；漢衝帝、漢質帝在位不到2年，異族入侵2次，農民起義5次；漢桓帝在位21年，異族入侵29次，農民起義16次。
西漢邊患主要來自北方匈奴，到東漢中期以後，東北有鮮卑，北部、西部有諸羌，西南有蠻族。頻繁興兵，中央財政已難支撐。
從漢順帝到漢桓帝，41年間，史料記錄水災11次，蝗災6次，旱災6次，地震山崩29次，大疫3次。到漢桓帝時，已有「三空之厄」，即：田野空、朝廷空、倉庫空。
接手這麼一個「爛攤子」，漢靈帝必須立刻有所作為。可一到具體操作層面，漢靈帝便覺力不從心，因為整個官僚體系出了大問題。
據學者韓復智研究，漢人仕進有三途，即鄉舉裡選、闢召和任子。
鄉舉裡選，就是舉孝廉和茂才。茂才由州刺史以上官員察舉，名額少，任用重。孝廉由郡太守察舉，20萬人口以上郡國每年薦1人，20萬人口以下兩年薦1人，東漢約110個郡國，每年中選僅幾十人。當上孝廉後，先任郎（即候補官），不授實職。通過皇帝主持的考試後，再由三公或尚書任官，以尚書為多。
闢召，指公府州郡衙門中有諸「曹」（相當於今天的科），可自招科長、科員。漢代兩千石以上高官可開府辦公，自行闢召。闢召者職位不高，職掌卻重，易因功提拔，「或期月而長州郡，或數年而至公卿」。
任子，即恩蔭，兩千石以上高官幹滿3年，可任一子為郎。
這三種途徑都有嚴重的制度缺陷。
東漢中期後，地方豪門崛起，漸至壟斷了「舉孝廉」之權。至於闢召，則為高官安插門生、故吏提供方便，為保證退休後的利益，高官多闢召少年。任子亦強化了高官的家族利益。
晉人葛洪說：「漢之末年，舉士也必附己者為前，取人也必多黨者為決。」
整個兩漢，文法吏與儒生本是相互對抗的群體，東漢中期開始，文法吏與儒生漸合流，變成士大夫階層。以張安世家族為例，張安世的父親張湯是酷吏，受漢武帝重用，其子張安世官至侯，「富於大將軍（霍）光」。此後張延壽、張勃、張臨都是文法吏。王莽篡位後，張家後人張放被儒生集團打壓。可到東漢時，張純、張奮突然轉為儒生。
為對抗板結、儒化的官僚體系，漢靈帝只能依靠宦官集團。熹平六年（177年），成立了侍中寺（即後來的門下省）。侍中本是服侍皇帝的宦官，在東漢，主要工作是給皇帝講經、校經，編制僅8人。漢靈帝令侍中們參與政事，監督尚書。
尚書本屬內廷，負責文書，漢武帝改由宦官擔任，以牽制外朝。漢成帝時，改用士人，是連接君主與外朝的樞紐。漢靈帝則用侍中寺監督尚書，再用尚書去收三公之權。
此外，漢靈帝加強了「三互法」，即官員迴避制度，不僅不能在本鄉任官，在妻子家鄉任官，則妻族不得在該官家鄉任官。東漢共13州，甲州人在乙州任官，乙州人不得同時在甲州任官。「三互法」造成一些州的長官長期空缺。司馬光在《資治通鑑》中批評道：「叔向有言：國將亡，必多制……以今視之，豈不適足為笑而深可為戒哉！」
有了監控，還需自己的團隊，可儒生與文法吏合流後，經學教育已被豪門壟斷，再靠經學選拔人才，難破私黨窠臼。
於是，漢靈帝把目光投向《太平經》。
《太平經》成於西漢晚期漢成帝時，作者是齊人甘忠可，自稱：「漢家逢天地之大終，當更受命於天。天帝使真人赤精子，下教我此道。」赤精子即漢高祖劉邦。甘忠可的意思是，劉邦派他來傳達天意，漢家延續江山，須用新人當皇帝。
甘忠可因「妖言惑眾」被下獄，死在獄中。漢哀帝時，甘忠可的學生夏賀良再獻《太平經》，勸無嗣的漢哀帝改年號。漢哀帝聽從，一個月後，又以「不應驗」為名，殺了夏賀良。
東漢順帝時，琅琊人宮崇再獻《太平經》，漢順帝未予理睬。漢桓帝時，襄楷又獻《太平經》，並兩次上奏推薦，亦未受重視。
一本屢遭拒絕的書，漢靈帝為何要撿起來？因為它在民間有影響力。據學者徐波研究，發現《太平經》不僅是道教典籍，還融入儒家思想。
一方面，對當時社會問題提出嚴厲批評，反對圖讖、祭祀等迷信，明確提出「吃飯、婚姻、穿衣」是社會三大根本問題，認為「聖人守三實，治致太平」。
另一方面，強調道德，即財務共有、人人勞動、男女平等、和諧相處。黃巾軍、太平道信奉《太平經》，均未稱王稱帝，黃巾發難時，「不將尺兵」（不拿長兵器），因為《太平經》倡「和平」，要求「斷金兵」。
漢靈帝很可能看重了《太平經》中的承負思想，即善有善報、惡有惡報，「天地睹人有道德為善，則大喜；見人為惡，則大怒忿忿」。凡人犯罪，只需守一、齋戒、祭祀、行善、敬奉《太平經》等，天帝使者、神師、道人就會幫他解除承負。
把社會問題說成是個人問題，讓百姓自行解決，這契合了漢靈帝的需要，所以漢靈帝讓朝廷百官都來學習《太平經》，民間也興起了「《太平經》熱」。
光和元年（178年），漢靈帝開鴻都門學。以往太學只教讖緯術和儒家經典，鴻都門學則教尺牘、小說、辭賦、書法、音樂等。漢靈帝擅音樂、書法，但開鴻都門學，是想繞過經學選拔系統，打造一支全新的官僚團隊，該團隊以《太平經》為核心思想，有才藝，是扭轉頹勢的重要力量。
鴻都門生大多出身寒門，除了依附漢靈帝，別無選擇。漢靈帝將他們安插到州郡、三公府中闢召，「或出刺太守，入為尚書、侍中，乃有封侯賜爵者」。這引起士大夫群體不滿，斥為「豎子小人，詐作文頌，而可妄竊天官」。
鴻都門學直啟「建安風骨」。曹操的父親曹嵩是大宦官曹騰的養子，曹操擅詩，或出自鴻都門學。東漢末年局面糜爛，漢靈帝卻在慢悠悠地養團隊，未免離題萬裡。從結果看，《太平經》未能統一認識，反而加劇了各階層衝突。
漢靈帝繼位的前12年，共發生10多次地震、大疫、蝗災等，漢靈帝只好「開西邸賣官」。此前漢帝也賣官，但只賣虛爵卑職，漢靈帝卻將公卿明碼標價（公千萬，卿五百萬）。曹操的父親曹嵩當上太尉，就是花一億錢買的。漢靈帝少年家貧，登上帝位後，聚斂無度，他的母親董太后亦不遑多讓。
據《後漢書》載：「帝多蓄私藏，收天下之珍，每郡國貢獻，先輸中署，名為導行費。」連宦官呂強都覺得難以理解，上書說：「天下之財，莫不生之陰陽，歸之陛下。歸之陛下，豈有公私？」
私德不臧之外，在公事上，漢靈帝又先後兩次出現重大決策失誤：
首先，放棄涼州，邊患從此不可收拾。
其次，為平定黃巾之亂，改刺史為新置牧。刺史位卑權重，難組織有效兵力，不得不在一些州恢復了州牧制度，以統管全局，相當於國中之國。為防尾大不掉，多用皇族任州牧，但這些皇族後來卻成割據主力。
189年5月，漢靈帝猝死。黃巾之亂時，漢靈帝親自閱兵，自號「無上將軍」，應不算羸弱，短壽可能與《太平經》有關。
《太平經》也是醫書，記錄了許多道教養生法，比如「一食為適，再食為增，三食為下，四食為腸脹，五食飢大起，六食大兇惡，百疾從此而生」，主張少食、禁酒，保持身心清淨。但也收入「興國廣嗣術」和「合陰陽法」，作者將多生孩子視為造福國家、弘揚上天好生之德，即「陰陽者，傳天地統，使無窮極也」，稱生育是養本性、法天地的根本。
《太平經》特別提出，要讓臣民擔起神聖的生育義務，國君必須做好表率。
學者朱越利提出，這種天人感應式的巫術在漢代早有流行。更始元年（23年），王莽見大勢已去，採取的應急措施竟然是立皇后，率120名妃嬪與皇后成「同牢之禮」（古代結婚儀式中，新郎、新娘同吃一份肉食，表示開始共同生活），成禮時妃嬪皆執弓衣（即放弓的袋子，求男子吉祥之意）。此後，「莽日與方士涿郡昭君等於後宮考驗方術」，想靠荒淫的巫術感應天地、平息亂兵。
《太平經》中也有不少類似的糟粕。漢靈帝生前貶抑士大夫集團，而他們恰恰是書寫歷史的人，在筆記小說中，不乏過甚記載，不可盡信。但沉溺後宮，可能引起自主神經功能失調，引起一系列臨床症狀，如血壓升高、免疫力下降，都可能使漢靈帝早夭。
漢靈帝一死，外戚集團與宦官集團失去約束，再度爆發衝突，東漢滅亡的命運已無法挽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