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小學六年級，「文革」開始。停課鬧革命二年後，沒有考試直接到20中學讀初中，我們這屆學生被稱為「小六九」。「小六九」由於年紀小，成了運動中的「消遙派」，我的日子優哉樂哉。
1966年11月，十三歲的我就和五個同學（四男二女）結伴坐火車去北京串聯，在先農壇體育場和新高地體育館住了20多天，還以紅小兵身份參加了毛主席的第八次接見紅衛兵。我和同學們夏天下河遊泳，冬天上坑滑冰打發時光。那些年月，知識沒學多少，年齡一年年長。
1969年底，我父親因寫匿名信攻擊「文革」而獲罪，被判死刑緩期，父親成為階下囚，我的厄運也開始了。1970年春天，輪到我這個「可敎育好的子女」貼上「知識青年」的標籤去廣闊天地了。年邁的奶奶聞訊從塘沽直接來學校跪在地上央求：「這家只剩他一個男丁了，讓李傳龍留城吧……」
在西堯大隊插隊的部分學生合影
1970年5月11日那天，我和同學登上去山西插隊的列車後，車站才放送行的家屬進站臺。家屬們一擁而入，想早點和孩子再見上一面，於是發生了踩踏，為我送行的母親被踩倒地上受傷了。我被叫下車送口鼻流血的母親去醫院。一個月後，我獨自一人踏上下鄉路。同學們到村子安置下就給我寫信，告訴插隊的地址，他們是集體行動，也弄不清路途怎麼走。我提著行李一路打聽，坐火車從天津到北京，再從北京到河南新鄉轉去山西長治，又轉乘長途車去了長子縣，再從長子縣步行十五裡找到插隊的西堯村。十七歲的我第一次出遠門，路又不熟，本該在東良田火車站下車離村近，卻去了長治縣站下車。二天的路程，一個人整整走了三天。
比我早到村的25位同學住在村裡一座當地人稱為「奶奶廟」的一座大廟裡。廟的正殿是糧庫，12個女生住三間南房，14個男生住三間北房。廟雖破，但是磚瓦結構，比村民住的土坯房好多了，村民講知青是童男童女，住廟裡能「鎮」住。知青也願意住廟，於是以後上級撥的蓋房款就挪用蓋了一座戲臺。
在西堯大隊插隊的部分學生1973年春節合影，第二排左邊第一人是作者
在大廟裡，同學們眉飛色舞地給我講述了下鄉第十二天村裡發生的「5·24」事件。廟裡有廁所，知青很少去村裡廁所方便。村裡廁所很簡陋，露天，牆只有半人高。一個女生不知為什麼去了村裡廁所，方便完站起時，正巧一男社員路過，女生以為被偷窺了，大喊抓流氓。由於語言交流有障礙，倆人爭執起來，女生只是一勁喊，驚動了廟中知青，男生衝出去支援，與聽到喊聲趕來的村民大打出手。留在廟裡看家的一個男生吹起從天津帶來的衝鋒號助威，巧的是鄰近村的知青來串門，在山上看了滿眼，就衝了下來參戰。村長以為是衝鋒號召來的援兵，就召集村中民兵……雙方雖無重傷，卻驚動了公社、縣公安局。送知青的老師那時還沒有離長子縣，表示如處理不好，要帶知青返回天津，據說還報告了天津安辦。長子縣安辦（當地稱「五七辦」）出面協調，總算把事情壓下了。後來，知青了解了農村狀況，知道是誤會了老鄉。
1994年作者和同學們重回西堯
住進了26個十六七歲的年輕人，多年斷了香火沉寂的破廟也熱鬧起來。有一次村裡晚上演晉劇，男生不愛看，半途回廟了，閒得無聊，覺得廟裡只有仙沒有鬼，就去女生房裡支起木鍁，掛上衣架，套上衣服，把看戲歸來的女生嚇得花容失色，大喊大叫。男生聽了哈哈大笑…… 後來與老鄉熟悉了，村裡的年輕男女也常來廟裡跟知青 一塊熱鬧，老鄉有了頭疼腦熱的病也常來廟裡向知青索取一些西藥，那時村裡赤腳醫生只有自採的草藥。
而廟外這個簡陋的廁所，由於離廟近，通風好，男生以後常使用，廁所下面的糞坑為積肥倒是挖得很深，有一次我的一串鑰匙掉進糞坑裡，我搬了梯子脫了衣服下到二米深的糞坑，在一尺深的糞水中撈出鑰匙，穿著褲衩就往河邊跑去洗身上的糞水，嚇得洗衣服的大姑娘、小媳婦們落荒而逃。老鄉們對廁所的簡陋持開放態度，卻對穿褲衩下河洗澡的知青大驚小怪，這就是當年城鄉差距吧。
1994年作者重回西堯
剛下鄉時，村裡把知青分成三個組，一組跟女社員勞動，一組跟老弱社員勞動，我分在跟壯年社員一起勞動。那時年輕力壯，也不怕勞累。村裡有二座磚窯，我去磚窯幹活不怕脫坯運磚，愁的是夜裡澆窯（定時往往燒好的磚上澆水，磚才能變成青色）睡不好覺。抽調去高灌站的知青幹活就很勞累，到幾裡外河漕裡去一趟趟拉砂子，去山上砸石頭，搬石頭，女生郭亞寧被石頭砸斷胳膊骨頭，被劉琳送回五裡地的村子，又送去十五裡外的縣醫院，郭亞寧痛得滿頭是汗，緊咬牙關。劉琳心疼地說：「你疼就喊出聲，不要忍著。」郭亞寧一聲不吭，被知青譽為「鐵姑娘」。
1994年作者重回西堯
插隊的年代，最讓人忍受不了的是飢餓和沒錢花。知青把埋在地下的瘟豬刨出來吃。用彈弓去射殺老鄉的公雞，知道老鄉要靠母雞下蛋補貼家用。老鄉們其實知道是我們幹的也不說破。只是說「公雞都沒了，早晨聽不到打鳴了，怎麼早起勞動呀！」下鄉轉年，郭亞寧的母親和弟弟從天津來村看望她，背著食品從東田良下車步行了40裡。亞寧母親把帶來的餅乾、炒麵分給男生一半。我姐姐李寶茹在口糧都是白面的內蒙四子王旗下鄉，知道我們常年連小米和玉米都吃不飽，更沒有油腥，就從四子王旗給我郵來白面和羊油坨子，我用羊油烙油餅，連老鄉聞見味也來嘗嘗，直說怪不得老輩人走西口，口外人生活就是比山西好呀。
村裡知青把四塊肥皀用筷子串起來刻上字冒充印板，夜裡去場面糧堆上偷糧，還用偷來的糧食換成糧票再二角一斤賣掉。雖然我們知識不多，但還能根據縣裡飯館沒糧票，一斤要加二角錢折算出黑市糧票的價格。經過「汗滴禾下土」的勞作和挨餓，知青也知道糧食的珍貴，第二年夏天，村裡把穀子、玉米粒都集中在一個大場面晾乾，忽然烏雲滾滾滾，大雨將至，村民都慌忙奔上場面遮蓋，知青們見狀把知青屋裡所有塑料布都拿出來遮蓋糧堆。老鄉們說多虧知青有這麼多塑料布呀，要不然要損失多少糧食！
2004年我們又一次回到村裡
下鄉二年多，村裡有些知青就陸續選調到縣裡，長治等企業去工作，幹的仍是苦重髒差的活，但總算有了工資保障。後來村中只剩下三個知青了。同學大猷就託他父親，天津某大學的校長派人帶我的名單來長子縣招我回津上學。招生的來縣裡看了我的檔案就不敢招收了。從此我也斷了上學、選調的念頭。我一位同學從長子縣長途跋涉去廣東偷渡到香港被抓了遣送回來，他來村告訴我，在香港拘留所天天吃麵包、牛奶，生活可好了。我只是聽聽而已，我知道如果是我偷渡被抓只能是和父親一樣坐監獄啃窩頭了。還不如呆在村子裡自由。我埋頭勞動也不計工分，只要分我口糧就行。
1978年底，父親平反出獄。插隊九年多的我也終於能夠回城了。1979底我辦病退回津。臨行前給老鄉留了聯繫方式，希望鹹魚翻身的我將來能幫上鄉親的一些小忙。在以後的年月裡，我與鄉親沒斷往來。在長子縣交電站任經理的一位鄉親託我幫助縣裡購車，我組織單位的十位司機去提十輛雁牌車送到山西駐津辦，幫助鄉親在津購買醫療器械，推銷產品等等，盡我所能報答鄉親當年的包容和照顧。1995年，我村知青中一多半人集體回訪西堯村，看到村裡鄉親生活沒有太多的改善，破廟長滿野草，幾近坍塌，很為傷感，臨行時把一鄉村的孩子小莉帶回天津做保姆，這孩子在津生活了七、八年，得到全村知青的照顧。
紀念下鄉四十周年的紀念大會李傳龍和鄭娜同學登臺歌唱
為紀念下鄉四十周年，我們長子縣知青開始捐款修建知青林。2010年，我們的近二百名知青的回訪活動得到縣裡極大重視和支持，活動中直升機航拍，長子縣街道換上女警指揮交通，知青參觀了縣裡的新產業，看到了農村有了新氣象，知青向縣裡贈送了紀念鼎，在長子縣歡迎知青大會上，我和鄭娜同學登臺歌唱「為了誰」表達了對第二故鄉的懷念之情。我們西堯大隊的知青從天津包乘一輛旅行大巴在長子縣活動完又回到西堯村。我們向小學贈送了一臺聯想電腦。這次回村，看到村裡變化很大，村裡有了蜂窩煤廠、養雞場……我們買了幾十斤豬肉帶回村，請鄉親們一起吃麵片，憶往昔。
2020年是我們下鄉五十周年，疫情阻止了我們計劃中的集體回訪第二故鄉，但隔斷不了知青與鄉親的情誼，我們期待著重訪西堯村。
本文作者 李傳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