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後漢書》是南朝宋範曄所作。唐李賢等注；其書120卷，本紀10卷，列傳80。其志30卷，為晉司馬彪撰。梁劉昭注。
《後漢書》為文簡明，敘事生動，書成後遂漸取代了以前各家的「後漢史」；備受史學界推崇，與《史記》、《漢書》、《後漢書》、《三國志》並稱為「前四史」系列。
範曄，字蔚宗，宋順陽（今河南淅川）人，生於晉安帝隆安二年（公元398年）。他的祖父範甯，官晉豫章太守，長於經學；父範泰，曾為宋侍中，撰《古今善言》二十四篇，有文集行世。範曄出繼從伯範宏之。範宏之也以儒術知名，做過太學博士。生活在這樣一個士族、儒學世家，為範曄的文學功底奠定了堅實的基礎，也為他的史學思想帶來了很大的影響。
範曄自幼酷愛讀書，家中藏書閱覽已盡。善文能書，並通曉音律。但範曄為人傲岸不羈，不肯曲意逢迎。他的琵琶彈得好，卻不肯為當時的皇帝演盡興、演奏；也有說他為人不藏心機，為同僚所不容。還有說他不忠不孝，等等。諸多的優點，成就了他的功名和造就；所具的缺欠也為他今後的遭遇埋下了伏筆。
晉朝末年，範曄作了劉裕之子劉義康的參軍，累遷至尚書吏部郎。宋文帝元嘉元年（公元424年）冬，劉義康的母親彭城王太妃故。範曄因喪葬失禮，觸怒劉義康，將其貶為宜城太守。因「不得志，乃刪眾家《後漢書》為一家之作。」據此。範曄修史始於元嘉元年。而劉義康本傳卻說：「（元嘉）九年，（王）弘薨，（義康）又領揚州刺史。其年太妃薨。」這樣看來，範曄被貶是在元嘉九年（公元432年），修史也應在同年。《文帝紀》說王弘死在元嘉九年五月壬申，與劉義康傳相合。那麼，範曄修史在元嘉九年的可能性較大。
東漢封建政權是在鎮壓了農民起義之後，建立起來的封建政權。而最終它又為黃巾農民起義軍所摧毀。總結東漢一代封建政權的興衰歷史，作為統治階級的借鑑，是封建王朝對自己歷史學家提出的要求。
在範曄以前，已經有多種記載東漢歷史的史書面世。如東漢靈帝熹平年間成書的《東觀漢記》，與《史記》、《漢書》合稱「三史」，已廣泛流傳。此外，還有吳謝承的《後漢書》、晉雪瑩的《後漢記》、晉司馬彪的《續漢書》、晉袁山松的《後漢書》等等。範曄修撰的《後漢書》其主要藍本是《東觀漢記》，對華嶠的《後漢書》他採摘也頗多。
範曄對自己的史書褒獎尤佳，自稱「體大而思精」。歷代史學家也很推崇，劉昭《後漢書注補志序》認為「範曄《後漢》，良誠跨眾氏」。劉知幾《史通》也稱許「範曄博採眾書，裁成漢典，觀其所取，頗有奇工」。又美之「間而且周，疏而不漏，蓋雲備矣」。正因範曄在史學觀上，適應他們的要求，故而，它在行世以後，其他各家的著作就逐漸被淘汰。並取代了《東觀漢記》「三史」之一的地位，流傳下來。
從他在獄中寫給諸甥侄的信中可知，他還計劃除本紀列傳外，還要編寫十志。但是志沒有全部完成，就被處死了，部分殘稿也散失。今本《後漢書》八篇31卷志，乃司馬彪編寫。劉昭為了彌補範曄書無志的缺陷，把司馬彪《續漢書》志的部分抽出來加以註解，「分為30卷，以合範史」。劉昭是第一個為範曄的《後漢書》做注釋的人，伺候至唐李賢和張大安對《後漢書》的字句也做了諸多詮釋。
當時儒家思想成為統治階級的正統思想，已有五百多年的歷史。範曄又是生長在一個儒學世家，這就必然是他成為儒家思想的衛道士。在《後漢書》裡，他論斷是非，褒貶人物無不用儒家思想來衡量。他把小則一人一事的興衰，大則一代封建政權的興滅，都與儒家思想貫徹的如何，緊密聯繫起來。
《後漢書》在帝紀之後添置了《皇后紀》。東漢從和帝開始，連續有六個太后臨朝，把她們的活動寫成紀的形式，既名正言順又能準確的反映這一時期的政治特點。其次，《後漢書》增加了《黨錮》、《宦官》、《文苑》、《獨行》、《方術》、《逸民》、《烈女》七個類傳。
他也是一位在紀傳體史書中專為婦女作傳的史學家。他認為「賢妃助國君之政，哲婦隆家人之道，高士弘清醇之風，貞女亮明白之節。」他選擇「才行尤高秀者」為之立傳。所謂「尤高秀者」其言行都要符合「三綱五常」這一封建道德標準，也把全部封建禮教的繩索束縛在了勞動婦女身上。
《後漢書》在一定程度上，表現了無神論的因素。東晉南朝時代，佛教盛行；範曄反對佛教。在《西域傳》中批評他「好大不經，奇譎無已」不相信「精靈起滅，因報相尋」的說法。當然他的無神論思想，也不是那麼徹底，在《後漢書》中，也表現出某些儒家唯心主義的天命論。
範曄作史，十分講究文採，其《後漢書》文辭優美，簡潔流暢，大量使用對句、整句，還出現了四六相間的駢體形式，追求語言的聲韻美，富有音律感。
《後漢書》還勇於暴露黑暗政治，同情和歌頌正義的行為。他一方面揭露魚肉人民的權貴，另一方面，又表彰那些剛正、不畏強暴的中下層人士。他同情人民的痛苦，但反對農民起義，對黃巾起義的農民領袖張角等就沒有立傳。
範曄在獄中，寫了一篇《獄中與諸甥侄書》自述編纂《後漢書》的目的是：「欲因事就卷內發論，以正一代得失」。明確提出寫史的目的。他採用「論贊」的形式，評論史實，把史論作為重心，成為《後漢書》的一個特點。
宋文帝元嘉二十二年（公元445年），有人告發他與孔熙先謀立劉義康為帝，被處死刑，時年48歲。
「金無足赤，人無完人」。範曄在《後漢書。列傳。第五種，卷41》寫道：「春秋之意，選人所長，棄人所短；錄其小善，除其大過。」這正是所謂春秋筆法。《後漢書》為我們留下了如此豐富的史料，和精彩文章，已是對國家的重大貢獻了，其餘安足以論？
（2021.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