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紀五十年代，我國的大規模民間文學採集整理工作深入到西南少數民族地區，其中，在四川省西北部金沙江流域的阿壩地區採集到了相當數量的民間傳說和民間故事。在此基礎上，少年兒童出版社於1957年出版了被冠以「藏族民間故事集」的《金玉鳳凰》一書，其中收錄了《斑竹姑娘》一文。上世紀六七十年代，《斑竹姑娘》吸引了日本文藝界的關注並引發了大量討論，伊藤青司於1973年出版了《輝夜姬的誕生》一書，他認為《竹取物語》有可能是從中國大陸口承傳說中翻譯過來的作品，而非日本文藝界原先普遍公認的是由一位精通漢學與佛教文化的作者所創作的「日本第一部物語」。此書出版即引起震動，由此也衍生了接下來一系列關於《竹取物語》溯源的考證。
在閱讀相關文獻資料時我發現，已有研究視角大多把《斑竹姑娘》作為《竹取物語》的同源原型，即兩者的共同溯源應該是中國大陸地區的口承傳說，但是進一步細分兩者的創作時間序列，多數學者仍然將《斑竹姑娘》置於《竹取物語》之前。以上觀點的合理性主要從故事內容的高度重合、《竹取物語》對中國民族特色元素和意象的大量借鑑、《竹取物語》對中國儒釋道思想的融合以及兩部成書不同的社會背景四個層面分析。而近年來與之相反的另一種觀點似乎得到了更多的印證——不排除《竹取物語》與《斑竹姑娘》有共同的故事祖源，但是《斑竹姑娘》在其編著過程中有刻意的「民族本土化」特徵，這未嘗不可作為是《斑竹姑娘》對《竹取物語》二次創作的證據。事實上，關於《斑竹姑娘》和《竹取物語》的關係，由於缺少關鍵材料的印證，再加上口承文學的局限性，學界至今對兩者的關係尚無定論。在此，為方便比較研究，我想先拋卻兩部作品的溯源考證問題，將兩部作品看作彼此獨立。以平行關係看待兩部作品，在此前提下，從兩國不同的民族文化，綱常倫理以及審美特徵三個方面來敘述。
在作比較之前，我想先明確《斑竹姑娘》雖然作為一部被冠以「藏族民間故事」的文本，但在傳統中華文化以及中國文學範疇均具有典型代表性。首先，《斑竹姑娘》的故事發生地明確為金沙江流域，並且文中出現的「楠竹」，從地理劃分來說，其在中國的生長範圍是四川宜賓、湖南、江西、浙江、福建。而攀枝花至宜賓流域的金沙江一帶可以看作是我國楠竹分布的西限，事實上此區域居住的藏族人民數量極少；其次，《斑竹姑娘》與其餘收錄在《金玉鳳凰》書中的故事相比，一直以來《斑竹姑娘》都缺少相關藏文原文文本的支撐，在田海燕先生的編著過程中顯得「二次創作」痕跡嚴重，那麼這是傳統藏族民間故事，還是「藏族風味化」之後的故事加工？這個問題還有待考證；最後，《斑竹姑娘》對傳統藏族民間故事規則有明顯的悖反，存在很多不符合藏族民間故事規則的設定。基於以上，我們得出結論，《斑竹姑娘》的藏民族歸屬性並不具有完全的說服力，其在「藏族民間故事」的身份下仍可作為具有中國古典傳統的中國古代文學的典型代表作品。
接下來我們從三個角度來分析兩部作品。
一、民族文化
《竹取物語》的成書日期被劃分在859-922年間，此書大致能代表日本平安時期的文化風貌。而平安時期（公元794-1129年）是日本歷史上文化發展的重要階段。以九世紀末為界限，平安時期的文化發展大致可以劃分為兩個階段：九世紀末之前，統治者極力推崇漢學，派遣大量遣唐使，積極吸收漢文化，此階段日本境內「唐風文化」極為興盛；九世紀末，日本停止向唐朝派遣遣唐使之後，加以假名文字的產生，以假名文字為記錄工具、以和歌、物語等為表現形式的具有本土文化特色的文化現象興盛，這一時期被稱作「國風文化」。平安時期是日本文化由「唐風文化」轉型至「國風文化」的時期，在這一文化轉型的過程中，文學具有典型的代表性。在此前提下，《竹取物語》一方面受到中國文化的極大影響，一方面又表現出本土特色。首先是其中蘊含的儒家思想和佛教教義。輝夜姬與養父母之間的恩情就是最大的體現，養父母在知道輝夜姬並非親生的前提下也悉心照顧；輝夜姬本為月宮之人，但面對與人間養父母的別離時仍難捨難分。而竹取翁在收養輝夜姬之後伐竹得金，這樣「暴富」的安排也是對佛教善有善報惡有惡報的教義延伸。除此之外，《竹取物語》中出現的五位求婚者均身份顯赫，身居當時日本官僚體制中有代表性且重要的位置，其人名也是在歷史中真實存在的。創作者想必對當時的官僚體制以及官僚文化有深刻的了解。
而《斑竹姑娘》的相關設定較為簡單，基本上以封建社會小農經濟家庭作為故事背景，情節聯動也局限在「農民階級——強權階級」的對立，並以強權階級的失敗（故事中具體表現為五位「高貴」的求婚人均求婚失敗）告終。在這個故事中同樣昭示了善有善報惡有惡報的佛教教義，最終的結局是斑竹姑娘與收養她的農戶的兒子結為連理。與《竹取物語》相比，《斑竹姑娘》的主題相對單一，「竹姑娘」這一意象也只是作為故事的一個「點綴」，並不真正參與故事的情節發展中，這一意象的裝飾性大於工具性。《竹取物語》中的「竹姑娘」意象則是真切地為故事情節發展而服務，從「竹」而降生，是因為在月宮做錯了事，降臨人間是其因犯錯而受到的懲罰。
二、綱常倫理
《竹取物語》所涉及的綱常倫理具有濃厚的儒家特質。舉例來說，首先是父母與子女的關係，竹取翁夫婦對偶得的輝夜姬百般疼愛，視作親生骨肉，而輝夜姬也乖巧懂事，懂得孝敬，這正是儒家綱常倫理中的孝道觀念與知恩圖報思想的具體體現。相關內容在《斑竹姑娘》中的體現為農戶媽媽對斑竹姑娘的百般疼愛。
其次再看《竹取物語》的婚俗綱常倫理。這可能與平安時期的婚俗觀有很大的關係。在《竹取物語》中有這樣值得注意的地方：眾多權貴階層追求者在追求輝夜姬的時候，為了一睹真容不惜作出在牆上打洞進行窺探的低俗行為；而庫車皇子在用假「玉枝」迷惑了輝夜姬一家，看似達到了求婚要求的時候，竹取翁已經開始興高採烈地為其準備兩人共宿的房屋。這樣未婚而同宿的行為在傳統中國文化的視角下顯然是不能被理解的。就連皇帝假借圍獵之名強行闖入輝夜姬的閨房，看似極其冒犯。然而這些行為在當時的社會背景下似乎是可以解釋的。平安時代，男女相戀，男方可以在夜晚去女方家中拜訪。如果涉及到婚姻，男方可以在女方家中完婚，婚後女子一般可以繼續在娘家居住，男子晚上到妻子家中過宿，第二天離開。這樣的婚俗倫理在當時被稱作「走婚制」。反觀《斑竹姑娘》，在婚俗倫理上顯得較為貼近儒家綱常。斑竹姑娘和男主人公的結合有農戶媽媽的極力撮合作為前提，在兩人成婚之前，斑竹姑娘視農戶媽媽為母親，「母親」極力誇讚男主人公，向斑竹姑娘表達了希望兩人結合的願望。這在一定程度上表現了「父母」這一身份在中國古代婚姻關係中的絕對話語權，而斑竹姑娘最終選擇了男主人公朗巴，這也是對這種「父命」話語權的絕對認同。在另一方面，斑竹姑娘與男主人公朗巴從小一起生活，可謂兩小無猜，兩者的結合也寓示著中國古代婚俗倫理中典型的「從一而終」思想，是一種封建社會小農經濟形態下的典型婚姻觀念，具有濃厚的儒家綱常倫理色彩。
最後來看「君民」綱常倫理。由於《斑竹姑娘》中並未涉及統治階級力量，故在此處只簡單說明《竹取物語》中的「君民」倫理關係。在五位官僚階層的權貴人士對輝夜姬的求婚歷程中我們看出，輝夜姬的拒絕是直接、甚至不留情面的。而面對皇帝的求婚，顯然輝夜姬的拒絕是經過了創作者的精心處理，顯得較為緩和。但輝夜姬的不願妥協和皇帝的君命難違還是達成了一個不可調和的矛盾，最後這一矛盾只能通過輝夜姬「升天」得到解決。而輝夜姬給皇帝留下和歌，安排這一情節似乎顯得多餘，但是這樣的情節恰好能體現出輝夜姬本質上作為一個「民」對皇帝絕對權威的服從和對其權力的敬畏。
三、審美特徵
首先從輝夜姬和斑竹姑娘的誕生中，兩者均是以「破竹而生」的方式降臨世間。這一安排顯示了中日兩國在傳統文化中對「竹」這一審美意象的喜愛和認同。輝夜姬的誕生伴隨的是光亮，即文中所寫「一道金光」，這也隱約寓示著輝夜姬的特殊身份；而斑竹姑娘的誕生則是伴隨著啼哭，斑竹姑娘的誕生更多是出於對男主人公朗巴悉心照料的一種報恩之心。在古代中國和日本，竹子作為一種經濟價值較高的作物受到人們的愛護，兩國傳統文化也將「竹」人格化，賦予竹子一定的美好寓意。在中國，竹與松、梅一起合成「歲寒三友」，文人雅士間也流傳著「居不可以無竹」的說法，竹子被人們推崇，一向是作為高風亮節的象徵。而在日本，除了受中華傳統文化影響的「竹文化」部分，竹子因生長速度快這一特性，被廣泛認為是與孩子成長有關的美好的象徵。比如日本的七夕節，家長們會在庭前插上一些竹子，讓孩子們把自己的心願寫成小紙條掛在竹子上。竹子承載了對孩子成長曆程的美好希冀。因而在中日兩國的這種「竹崇拜」之下，「竹」被賦予了獨特的審美意義。
眾所周知，日本自古以來就有「崇小」的民族審美情趣，歷史上的諸如《一寸法師》、《桃太郎》之類的文學作品也體現了日本文學中的「縮小意識」傾向和對微小事物的喜愛。《竹取物語》作為最早的物語文學，應當是日本文學中「尚小」特質的發端，又因處於「唐風文化」向「國風文化」的過渡轉型時期，這一具有民族特徵的「尚小」的獨特審美特質反而得到了標杆式的彰顯和發揚，對此後的文學作品均有一定程度的影響。而《斑竹姑娘》中，無論是用以形容男主人公朗巴的「山鷹」、「金沙江」；還是用以形容女主人公的「小鹿」、「百靈鳥」，幾個意象都呈現出貼近大自然、雄渾爽朗、清新明麗的特點，與《竹取物語》中看似有些壓抑的「縮小意識」不同，《斑竹姑娘》體現出的則是一種開闊奔放、明朗歡快的氣質。所謂一方水土養一方人，一方水土可能也「養」一方文學。中日不同地域文化滋養的的不同文學氣質在兩國大多數的文學作品裡都可以得到挖掘，這一點也值得我們繼續深入探討。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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