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一份刊物引發了國際知識界的爭論。一個基於阿根廷、輻射拉美，主要在當代藝術領域工作的左翼小組ASPO，出版了一份紀念疫情的西班牙語合集，合集中翻譯並收錄了包括阿甘本、齊澤克、呂克-南希、巴迪歐、巴特勒、哈維、韓炳哲等國際左翼學術明星為這次疫情所寫的文章，扉頁上寫著「紀念李文亮」。刊物的責編是阿根廷教授Pablo Amadeo。然而引發爭議的是，這期刊物的封面和專題名——它以《武漢熱湯》為題，封面則是一個遍布蝙蝠的設計。
左圖為《武漢熱湯》刊物的封面，右圖為歐內斯特·海克爾繪製的蝙蝠圖譜
話題在社交網絡發酵了一陣子後，來自馬德裡和巴塞隆納知識生產小組在4月1日發表
聯名信，嚴苛地指出了ASPO小組這期刊物的種族歧視性。他們發現，這期封面的蝙蝠設計，是19世紀的一幅圖像，原始繪圖來自歐內斯特·海克爾（Ernst Haeckel，1834-1919）。海克爾是19世紀日耳曼動物學家、神經學家、哲學家、生物學家和繪圖學家，他一生繪製過很多動植物圖譜。海克爾為進化論生物學所做出的貢獻卓越，但同時也備受爭議。他被認為是種族主義的倡導者，曾提出那些更為「原始的」種族，處於其嬰幼兒期，需要更成熟社會的監護。從這裡他發展出一種新哲學，被他稱作「一元論」（monism），認為人和動物之間沒有形上學的差別，主張人類不凌駕於自然界之上的同時，也認為進化法則同樣適用於人類文明。一種說法認為，他的理論體系為種族主義和社會達爾文主義提供了參考和辯護，並且是納粹種族主義理論的基礎。
來自西班牙的這封聯名信提醒讀者警惕疫情之中，本就猖獗的「種族主義「/「反華情緒」和「仇恨政治」在當代學術明星深思熟慮寫作的加持下，被正當化。因為這些文章將被人們放置於聖壇上予以崇拜，而與此同時，裝幀設計也會被認為是具有創造力的——它僅僅是一個有創造力的發揮，背後毫無惡意，而且我們也必須承認，確實是有些妙趣孕育在其中。但是，一本書或作者合集的封面的重要性，不低於書中內容，如果內容是批判性的，那麼考慮到這個關鍵時刻，封面應該與其保持一致性。然而這期刊物卻把對中國武漢的責備納入其圖像之中，成為世界其它地方向他者發洩怒氣的蠱惑。自一月以來，海外的華人（或者看起來像中國人的人）就已經生活在這種仇恨政治之中了。一些人通過政治議程將種族主義和反華合法化，一些人則通過幽默。但是還有很多人會通過身體攻擊、羞辱和殺害。
標題《武漢熱湯》則把模稜兩可的蝙蝠圖像固定在了「熱湯」這個物質和「武漢」這個地理位置上，對圖像進行了補充。聯名信指出，將問題歸結於他人以給自己免責，是西方殖民主義的習慣做法。在這個封面上，是以設計和創造性對殖民主義做了潤色。在他們看來，「武漢熱湯」和川普的「中國病毒」沒有本質區別。在這個敏感的時代，我們的生活，關係，空間，時間和冬季都在被迫發生轉變——對於那些有幸閱讀到當代思想家合集的人而言，這種感知會更加明顯。正因如此，我們應該質疑這種殖民主義話語，而不是再生產它。只有這樣，我們才能看到地緣政治地理上的病毒起源，並不能減輕任何其它地方的人的責任，因為我們都是資本主義體系的一部分。也許需要承認的是，我們的共同責任首先是真正的變革。聯名信質疑了「當代性」的西方中心視角，直到如今，依然要從西方當代性的框架下談論東方。最後，他們敦促ASPO這期刊物的編輯和設計師移除當下的標題和圖像，以防種族主義話語的進一步蔓延。
伊朗脆弱的底層與民間互助組織伊朗疫情爆發至今，已經成為中東地區最嚴重的國家，然而政府層面對疫情的控制則顯得嚴重不足，始終沒有頒布大規模隔離政策，很多生產領域也並未停工，這招致國際社會的強烈譴責。
伊朗衛生部4月5日的最新官方
數據顯示，新冠感染病例已達58,226例，其中4000人在重症監護中，死亡病例已達3,603人，比前一日高出151例。不過，因為伊朗衛生部目前只統計檢測為陽性的病例，並未把有臨床症狀卻未能檢測的病例計算在內，其數據的可靠性遭到多方懷疑。伊朗總統魯哈尼給衛生部發出指令，要求計算方法中納入有臨床症狀的病例，但是目前為止未被採納。
2020年3月25日，伊朗德黑蘭，自由塔下兩名戴口罩的男子。新華社 圖3月下旬，伊朗政府拒絕了「無國界醫生」的援助請求，在國內外引發了爭議。約一周前，伊朗已經開始限制城際間的人口流動，也勒令關閉了非必要的商業，不過仍然顯得力度不足並且為時過晚。魯哈尼在周日（3月29日）回應外部的強烈批評時
指出，他必須要考慮伊朗在美國制裁下搖搖欲墜的經濟，需在防治經濟崩潰與大力控制疫情之間作出權衡。早先疫情剛在中國武漢爆發時，伊朗難以作出切斷與中國貿易和航班的決定，因為與中國的經濟連接之於美國制裁下的伊朗至關重要。除此之外，伊朗的官員在近日
承認，防疫行動遲緩也與二月伊朗正在進行的議會選舉相關。直到2月23日，伊朗政權還在否認危機，最高領袖哈梅內伊聲稱，這是「西方陰謀」為了壓制伊朗的投票率而散布的恐懼。
伊朗的紅新月會近日
指出，已有兩百萬人失業，並沒有任何國家補助或救濟。伊朗總統魯哈尼在本周六（4月4日）
宣布，「低風險」經濟活動將開始恢復。
日前，伊朗已敦促國際社會解除制裁，聯合國人權事務負責人也在上周呼籲「緊急重新評估」對伊朗等飽受疫情困擾國家的制裁，當前的制裁造成了藥物和醫療設備嚴重不足，持續下去有可能造成伊朗醫療系統進一步崩潰。日前，除了中國的物資援助外，英、法、德在三月底向伊朗輸送了第一批醫療物資，這批物資在一年前三國與伊朗建立的INSTEX貿易機制下進行，這個貿易機制於川普退出伊朗和協定的背景下建立，目標是躲開美國制裁與伊朗進行貿易。
《衛報》不久前的一篇
報導以這樣一個故事作為開頭：諾魯孜節（波斯新年）到來的五天之前（3月16日），警察突然出現在德黑蘭西邊的一個小型的小商品市場。他們命令小商販們把那些盆盆罐罐、襪子、塑料花都收拾起來，告訴他們在公共場所賣東西是在加速新冠病毒的傳播。第二天晚上，警察又過來時，發現一個執拗的小販在同一個地方叫賣。「你，又來了！」一個警官大叫。「如果我不在這裡售賣，我怎麼付我的房租？」叫賣的女人發問，語氣中難掩悲傷。
伊朗在慶祝波斯新年，而德黑蘭的荒無人煙的廣場掛著瘟疫通告的橫幅。幾周以來，病毒在伊朗全境肆虐，成為全球被這場瘟疫衝擊最嚴重的國家之一。這場傳染病在伊朗的傳播，是以這裡正在經歷的經濟危機為背景的，這讓伊朗人的處境格外脆弱。社交媒體上迴蕩著那些戶外葬禮的圖像，穿著黑衣的送葬者站在與死者的規定距離之外。
新年隔離在家的伊朗人，開始通過在社交網絡上為彼此朗讀傳統詩歌建立連結，德黑蘭的很多街道上的住宅區，人們在
陽臺外掛上了自己書寫的他們所熱愛的經典詩句。波斯語是一個充滿詩性的語言，伊朗有著「人人都是詩人」的調侃。新年期間，大街小巷的陽臺上展示出的詩歌橫幅，訴說著這個社會的希望與尊嚴。
這場危機掃蕩到了伊朗幾乎所有的角落，但是影響最嚴重的，是底層的窮人。儘管老年人的死亡數字是最多的，但經濟上傷害最大的首先是婦女，她們最容易失業，並且還要肩負疫情中多於平日的職責——照料病倒的親人和停課在家的孩子。在過去兩年中，川普退出核協議，並重新對伊朗實施制裁，同時伊朗政權對經濟的不善管理，造成伊朗人的購買力驟降。女權社會活動家Nahid說道，「當伊朗民眾遭遇這場瘟疫時，他們的營養本來就很糟糕，他們的免疫系統本來就很弱，他們本來就已經無力承擔醫療費用了。」
庫姆是這場瘟疫在伊朗首先開始傳播的地方。該市的議員在2月下旬警告說，病毒正在這座城市殺人，但是官員卻公開地對疫情輕描淡寫。在數天憂慮的氣氛中，政府的姿態顯得遊移不定，但是當高官們開始逐一病倒後，最高領袖霍梅尼開始在國家電視臺上發表全國講話，感謝一線醫務工作者為抗擊新冠病毒所做的努力。自那之後，政府的反應發生了明顯變化，一定程度上緩解了公眾的緊張和不信任。地方官員開始逐日公開死亡和感染的人數，並在自己管轄的城市設置路障以防止漫不經心的度假遊客踏足。航空公司卻斷了絕大多數國內航班。儘管存在著阻礙，全國各地的商店傾力上貨。伊朗絕大部分的消費品是國內生產的，這種多年被國際鼓勵造成的自給自足生態，現在成為了伊朗對抗疫情的優勢。
在庫姆，草根動員現已全面展開。該城市的流動人口、神學院學生和商人已經離開，只剩下庫姆本地市民，以一種無可奈何的團結，聯結在了一起。很多志願者組成的互助組開始出現，在一個中心樞紐下組織了起來；他們一起為人群聚集的街道消毒，向貧困或患病的家庭分發食物，並給醫院裡連軸轉的清潔工和停屍間員工提供代班輪崗，讓他們有時間休息。「人們看到了政府所警告的正在發生——你從家門走出來，你就會死」，庫姆的記者Seyed Ali Pourtabatabai說，「對於死亡的恐懼，對於接下來就輪到自己死亡的恐懼，或因無動於衷而對他人的死亡負有責任的恐懼，讓人們意識到他們需要互助。」
近日伊朗社會有目共睹的是，女權活動家對於草根社區的深耕，她們搭建網絡、組織起來為底層，尤其是農村提供健康指導建議。德黑蘭的女權活動家Setareh，去年搬回她出生的鄉下，近日花費大量時間拜訪那些小商店主，給他們普及防疫實踐的知識，分發塑料手套，「當我們給他們解釋這些事情的時候，他們非常感激」，她說。民間互助團體遍布很多城市，在庫德地區尤其活躍。他們組織成立了「委員會」、「人民小組」等，不僅給有需要的人派發食物和藥物，也同樣派發口罩、手套，免洗消毒洗手液並普及防疫知識。伊朗政府沒有給出任何救濟方案，不僅如此，伊斯蘭革命衛隊（IRGC）還阻撓這些民間互助志願小組，他們寧願利用病毒滋生的恐懼，公共展演愛國主義。
瘟疫在德黑蘭南城那些極度貧困地區造成的傷害是毀滅性的。那些地方毒品猖獗，在很多家庭，婦女要承擔一家人的開支。在這些地區，人們生活在逼仄的違章住宅中，靠在地鐵車廂遊走、販賣小商品為生。現在為了防止傳染病，他們的工作被禁止。男人經常做日結零工，將一些貨物用手推車拉到巴扎裡，由於巴扎的商貿活動被限制，他們也沒有工作可做了。女權活動家Mary的機構，在疫情期間開始給這些貧困家庭挨家挨戶上門送食物和藥品。她說現在的情況非常悽慘。很多人都有病倒的親人在家裡，他們沒辦法出門買他們本來就已經買不起的食物。「我們幫助的這些人，他們的生活原本就有非常多的困難，而現在，情況糟糕了百倍。現在貧困已經不再關乎忍飢挨餓，而是誰貧窮，誰就會死去。」
無家可歸的人也沒有得到照顧。政府甚至拒絕終止水電費的民間呼籲，到目前為止，政府的唯一讓步是推遲支付醫保費用、稅收和水電費直至五月，但是這個推遲意味著，五月份他們的負擔就會加倍。對社會中最脆弱階層缺乏照顧的一員，使底層人民別無選擇，只能冒著感染的風險繼續奔波於工廠和建築工地。
那些富裕的伊朗人，像他們的全球同仁一樣，有更好的保護自己的能力。德黑蘭北部（中上產居住的地區）的銀行都在門口放置了消毒洗手液，並提醒客戶彼此間保持一米的距離。伊朗的急救病房已經無法承載更多人了，有錢人購置了氧氣罐在家。環保主義活動家Sohrab在德黑蘭的高級商場門口觀察發現，在門口測體溫的防疫人員，見到看起來像是工人階級的人，不作任何解釋就將其拒之門外。
醫療慈善機構苦苦掙扎。慈善組織和私營部門聯合籌款，在伊朗建立新診所，並且從中國購置醫療器械和物資。然而制裁讓一切變得無比艱難。「慈善機構挪款非常艱難」，伊朗瑞士商會的負責人Sharif Nezam-Mafi說。得以進入到伊朗的一切都是基於「漏洞」，而非正規的人道主義通道。
《衛報》一文的
結尾，作者Azadeh Moaveni（國際危機組織的性別與衝突項目負責人）與Sussan Tahmasebi（伊朗女權主義活動家）呼籲，在「大流行」時期暫停製裁不該被視為困擾的，甚至裡程碑意義的事件。支持美國制裁伊朗的那些人堅持認為，只有極短的壓力才能給伊朗的政策帶來改變——但是今時不同往日。抑制疫情不是幫伊朗政府的忙，而是為了伊朗人民——當然也是為了這個世界的其他地方。
3月30日，當美國總統川普被記者問到如何看待前食品和藥物管理局（Food and Drug Administration）局長斯科特·戈特利布（Scott Gottlieb）提出的「每個人都應該在公共場合戴口罩」的建議時，川普
表示，「我們希望我們的國家重振往日的輝煌。我們不會永遠戴著口罩。」
然而，就在川普發表評論之際，華盛頓郵報（Washington Post）
報導稱美國疾控中心（CDC）正在考慮改變先前的官方指導，鼓勵人們在疫情期間使用口罩。而在4月1日，英國衛報也發表
報導，稱世界衛生組織（WHO）正在考慮「更改關於人們是否應該在公共場合戴口罩的指導。新的證據表明，這樣做有助於控制大流行的傳播。」據
報導，在奧地利，捷克共和國和以色列等國家，政府已指示所有人在外出時必須佩戴口罩、遮住臉孔。而在4月3日，美國疾病控制與預防中心首次公開
表示建議民眾佩戴口罩，以防止疫情進一步的傳播。
對於歐美國家而言，實施全民必須佩戴口罩外出的政策同時面對著兩個挑戰。第一，相較於亞洲國家，歐美國家的口罩供應量嚴重不足。在全民陷入「搶口罩熱潮」後，最需要防護的醫療人員可能無法獲得必需的口罩。第二，一直以來，口罩在歐美國家都是「被汙名化」的存在，當政府下達佩戴口罩的命令後，人們是否能夠對此表示理解和接受仍然是存疑的。
生產力匱乏在2月底，外科醫生傑羅姆·亞當斯（Jerome Adams）在推特上寫道，「停止購買口罩！它們不能有效地防止普通大眾感染新冠病毒，但如果醫療人士無法獲得口罩，他們將無法照料患者，這會使他們和我們的社區處於危險之中！」而華盛頓郵報
表示，傑羅姆·亞當斯的言論恰恰說明了衛生專家正在擔心，尋求保護的普通人會從有限的口罩儲備中，買走醫療人員所需的口罩。在3月31日德國的財政部長奧拉夫·舒爾茨（Olaf Scholz）也被問及人們是否有義務戴上防護口罩時
表示，德國的口罩將被優先用於醫務人員。顯然，在口罩數量有限的情況下，為最需要防護的醫療人員提供必需的口罩是合理的。但是，民眾對口罩以某種方式保護了醫療人員，卻對其他人毫無幫助的說法，表示出了困惑和懷疑。
而歐美國家此後的一系列行為則加劇了民眾對於「佩戴口罩是否必要」的關注。在3月18日，川普政府
呼籲美國建築公司向醫院和其他抗擊新冠病毒的醫療機構捐贈口罩，以應對目前全國範圍內的口罩供應短缺。而在英國，國民保健署（NHS）則
禁止醫療工作人員對缺少口罩、護目鏡、面罩和長袍的情況發聲，這些必要防護措施的缺失已讓前線的醫護人員陷入了巨大的恐慌之中。在3月28日，空中巴士公司已經在歐洲和中國之間
部署了一個新的空橋（air-bridge）航班，來向法國、德國、西班牙和英國的衛生系統提供更多的口罩供應，以支持這些國家為抗擊新冠病毒所作出的努力。與此同時，
越來越多的
報導指出，人們應該通過自製口罩來保護自己免受新冠病毒的威脅；據路透社
報導，在美國，甚至連一些醫生都不得不製作和使用自製口罩來自我保護。
2020年4月4日，美國阿靈頓，人們戴著口罩在超市外排隊。 新華社 圖伴隨著疾病控制與預防中心的新防控指南的發布，川普政府也於美國時間4月3日
表示，「政府現在建議美國人佩戴『非醫療布料』製作的口罩」。而這與其先前給出的建議完全相反——即對沒有病的人來說，佩戴口罩是不必要的。而川普政府在「人們是否有必要佩戴口罩」這一問題上的反覆，也讓部分專家感到不滿。北卡羅來納大學教授 Zeynep Tufekci在紐約時報的專欄中
表示，「圍繞口罩展開的，自上而下的對話，已成為如何不與公眾交流的典型案例……當局應該將痛苦的事實公之於眾。儘管數十年來專家一直發出警告（尤其是在經歷過SARS之後），我們仍然沒有為這一大流行做好準備，並且我們沒有盡力提高國內的口罩產量。現在的口罩短缺是災難性的，因為我們的一線醫護人員應得到最好的保護。此外，如果他們生病了，我們就都完了。我們應該號召那些囤積口罩的人捐出一部分給當地的醫務工作者，而不是告訴人們他們不需要口罩，或者他們無法讓口罩物盡其用。」
除去由政府的混亂政策所引發的爭議，許多歐美國家還同時面臨著醫療器械貿易被禁止的風險。根據大西洋月刊的
報導，包括口罩和呼吸器在內的許多基本醫療產品的供應都依賴於國際貿易，而在緊急情況下，這些貿易變得難以預測。在疫情期間，由於邊境關閉、國內需求上升，這些產品的進口可能會被切斷。在美國每年購買的外科口罩中，只有5%是在本國生產的。而紐約時報
稱，中國政府已經開始將部分貨物運往其他國家。上個月，中國向該疫情最嚴重的國家之一伊朗捐贈了25萬個口罩，向菲律賓捐贈了20萬個口罩。本周，它表示將向韓國發送500萬個口罩，向義大利出口10萬個呼吸器和200萬個外科口罩。但是，部分國家仍然認為這樣的援助並非長久之計。在4月3日，
川普政府企圖利用韓戰時期的一項法律，迫使3M將在海外工廠製造的口罩發送到美國，並停止出口該公司在美國製造的口罩。一些貿易和法律專家擔心，這些舉措可能會適得其反，促使外國政府限制向美國出口急需的醫療必需品。對此，3M公司對川普政府的幹預作出
回應，「然而，停止向加拿大和拉丁美洲的醫療工作者提供呼吸器會產生重大的人道主義影響，在這些地區，我們是呼吸器的重要供應商……如果真的發生這種情況，美國可獲得的呼吸器淨數量實際上會減少。」在全世界國家試圖相互扶持抗擊瘟疫的今天，川普政府「以美國為先」的行事方式將毫無疑問受到抨擊。而事實上，土耳其政府也
禁止了口罩出口，甚至對於已經被比利時以及義大利購買的口罩實行了扣押。而在
捷克，一批運往德國的口罩也被扣押；同樣的情況也發生在
肯亞——運抵德國的多達600萬個口罩神秘消失了。對此，喬治敦大學政府系教授亞伯拉罕·紐曼（Abraham L Newman）和喬治華盛頓大學政治學與國際事務教授亨利·法雷爾（Henry Farrell）說，世界存在著「陷入不信任和自私」的風險。他們在《
哈佛商業評論》(The Havard Business Review)上寫道：「目前各國之間醞釀的高度相互猜疑，將加大協調國際反應的難度……當民眾受到驚嚇、供應緊張時，政府很難慷慨解囊。但這可能會導致恐懼和報復的惡性循環。」
文化汙名除去西方國家本身對於口罩的儲備不足，西方民間對於佩戴口罩這一行為的「汙名化」也妨礙了人們實踐這一保護措施。在大西洋月刊的報導中，蘇格蘭聖安德魯斯大學的醫學人類學家Christos Lynteris
表示，「在西方，我認為我們需要克服——我不會稱之為對面具的恐懼，而是面具帶來的汙名……我聽人們說，『我帶了一個口罩上飛機，但我太害羞了，不敢戴。』這種羞恥從何而來？是因為人們會認為你是一個懦夫嗎？還是因為人們會認為你病了？」據
報導，在西方文化中, 戴口罩可能被視為疾病攜帶者，所以路上有人戴口罩，對周圍人產生「衝擊」很大。歐洲人多認為口罩的功能是避免傳染疾病給別人, 缺乏「戴口罩是自保」的觀念。
另一方面，在西方文化中，「臉」和「身份」的有著直接的關係。由於「蒙面」這一行為常常與抗議示威乃至暴力活動相聯繫，歐美各國都建立了相對應的「反蒙面法」（anti-mask law）。早在1985年，德國就通過了
法案禁止民眾「在露天公共集會或前往露天集會途中」佩戴「妨礙身份識別的飾物」，以防止其對公共安全以及公共秩序造成威脅。而美國和加拿大的反蒙面法令，則將面罩與暴動以及危害社會安全聯繫起來（加拿大
Bill C-309法案：防止個人在暴動和非法集會法令下隱瞞身份）。因此，在西方語境下，口罩、面罩和其他一切遮蓋面部的飾物都與不確定性、不安全、甚至暴力有著說不清道不明的聯繫。
甚至在西方媒體的報導中，也充斥著對於起到「遮蓋」作用的口罩的負面暗示。來自香港大學人文醫學中心的學者冼順英（Maria Shun Ying Sin）在其
論文中寫道：「在西方媒體中，面具常常含蓄地——有時是明確地——與透明、真實和真誠的觀念相對抗。而新聞報導則強調了「揭露」和「揭露」的重要性。」讀者經常能在西方媒體的標題中看到類似揭開面紗（unmask）、掩蓋（covering up）等詞彙，而佩戴口罩則成為了「順從、服從管制和被操縱的象徵」。
即使是在東亞民眾紛紛戴上口罩抵抗新冠病毒的今天，西方民眾仍然無法擺脫他們對於「被汙名化」的口罩的看法。對西方人而言，佩戴口罩意味著你是病人，而東亞人卻總是主動戴上口罩；當口罩成為構成東亞人身份的一種符號之後，東亞人也被視作潛在的病毒傳播者。醫學人類學家Christos Lynteris
表示，自從非典以來，西方人把「戴口罩」與中國和東亞更廣泛地聯繫起來。他將西方國家因此產生的汙名感的部分原因歸咎於仇外心理以及「中國是傳染病的起源，而中國人在傳播它們」的看法。他指出，如果你在英國的超市戴著口罩，「人們的反應會很奇怪」，這背後可能有很多原因：懷疑你與東亞國家有聯繫，懷疑你使用的是別人（醫療人員）更需要的東西，認為你生病了並且不應該戴著口罩來超市以及堅信你「散布了不必要的恐慌」。
事實上，東亞和西方對佩戴口罩有著完全不同的看法。經歷過1910年鼠疫後，中國和日本建立了在突發公共衛生事件中戴口罩的傳統。而其他東亞國家在
經歷過2003年非典的侵襲後，對病毒性呼吸道疾病可能造成的損害有著深刻的印象和認識。來自香港理工大學的醫學人類學家蕭敬文（Judy Yuen-man Siu）
表示，今天在香港，「如果您在公共場所不使用口罩，您將受到侮辱和歧視，這不僅是因為人們會懼怕您作為潛在的病毒傳播者的可能性，還可能因為他們認為您的公民責任感較低」……在香港，口罩的使用已經完全「社會化」了，公共衛生官員和學校老師都強調了在非典危機期間使用口罩的必要性。政府「可以創造文化」，就像川普政府在冠狀病毒危機期間建議美國人除非生病，否則不要戴口罩一樣。而這樣的態度，與西方將佩戴口罩者視作「潛在傳播者」的看法是截然相反的。
隨著新冠病毒在歐洲急劇擴散，在奧地利，捷克共和國和以色列等國家，病毒的威脅
已經掩蓋了戴口罩這一行為帶來的
恥辱，這些國家的政府已指示所有人外出時必須遮蓋臉孔。而現在美國也加入了這一行列中，開始向公眾傳達在疫情期間佩戴口罩的必要性。但是，抹去一項行為的汙名，同時建立一種新的文化都需要一定的時間；在瘟疫無情擴散的同時，西方政府將以什麼樣的方式讓人們接受「口罩文化」？他們又是否會以「實用主義」的態度來看待佩戴口罩這一行為本身？甚至，在疫情過去之後，西方政府是否又將會針對口罩設立新的法律法規？相信這一切問題的答案，將在不久的將來得以揭曉。
美國前國務卿，原國家安全顧問，國際政治專家亨利·基辛格於美國時間4月3日在《華爾街日報》
撰文，發表了其對於美國政府在處理疫情危機時所採取措施的看法，並同時針對美國在未來應該如何應對疫情給出了建設性的建議。對於基辛格而言，本次的疫情是一次全球性的危機，其帶來的惡劣影響遠遠不局限於公共健康方面。伴隨著疫情而來的，是將會持續影響幾代人的政治與經濟變革。在全世界逐漸走向孤立、分崩離析的當下，基辛格認為美國應該肩負起自己的責任，從科技、經濟、政治等三個方面維護好全球的和平與穩定發展。但是，隨著川普政府在經濟、政治乃至物資援助方面都顯示出「以美國優先」的強硬態度，基辛格的建議能否讓走向「孤立主義」的美國政府為維護全世界的利益作出改變，仍然是個未知數。基辛格在文末表示，目前各國的領導人需要在應對疫情的同時建設好未來發展的道路，而這將決定全世界所有人的共同命運。
基辛格對於基辛格而言，現在的疫情如同1944年末的阿卜丁戰役 （Battle of The Bulge）一般，給人以一種剛剛開始（inchoate）的危險感。本次瘟疫沒有特定的攻擊目標，而是隨機地在各地進行破壞。但是，基辛格也強調現在的形式與二戰時有著巨大的差別。在二戰時期，美國因為有著終極的國家目標而有著驚人的忍耐力。而現在，對於美國這樣一個分裂的國家而言，當務之急是建立一個有效率和遠見的政府，因為只有這樣的政府才能克服新冠病毒這一全球範圍內前所未有的巨大困難。基辛格也表示，一個優秀的政府可以維持公眾的信任，而公眾的信任對保持社會團結、維護社會之間的關係以及確保國際和平與穩定都至關重要。
基辛格稱，在過去，各個國家都相信他們的機構可以預見災難，阻止其帶來的影響，使得國家恢復穩定。這也是各個國家相互團結、繁榮發展的原因。但是，當疫情結束後，許多國家機構都將被視為失敗。這樣判斷是否客觀公正並不重要。更為重要的是，經歷過新冠病毒之後，全世界將永遠也不會和以前一樣。
冠狀病毒以其恐怖的傳播性和傳播規模無情地侵襲著美國，並揭露出美國醫療儲備和醫療能力的種種缺陷。例如，醫療用品不足以應對不斷增加的病例、有限的重症監護室時刻處於崩潰的邊緣、測試無法確定感染的程度，到目前為止專家仍然沒有找到阻止其傳播的最佳方案。而研發針對該瘟疫的特效疫苗則至少需要12到18個月的時間。
基辛格肯定了美國政府為避免發生立即災難（immediate catastrophe）所作的努力。但基辛格同時表示，對於美國的最終考驗是能否阻止病毒的傳播，並且以一種讓公眾相信，美國人仍然有管理好自己的能力的方式來逆轉病毒的惡化趨勢。基辛格認為，美國政府應該同時緊急啟動一項，向后冠狀病毒秩序（post-coronavirus order）過渡的平行任務。
在對美國國內努力作出評價的同時，基辛格也表示，本次疫情是一次不分國界的、全球範圍內的災難。雖然其帶來的對於健康的影響可能是短期的，但是伴隨而來的經濟和政治動蕩卻可能持續影響未來的幾代人。在這樣的情況下，沒有一個國家可以僅僅憑藉自己的努力克服瘟疫帶來的影響。解決目前的問題，需要全球各國一同制定計劃和付出努力。
在最後，基辛格對美國政府的未來政策和努力方向提出了三條建議。首先，美國應該增強全球對傳染病的適應力。美國不應該滿足於如目前取得科技發展所帶來的醫學勝利，必須不斷研發出新的感染控制技術與科技，以開發出能適應大量人群的疫苗。而各個城市、州和地區應該做好相對應的準備，持續通過在科學前沿進行儲備、合作規劃和探索來保護人民免受傳染病的威脅。
第二，美國應該努力使得世界經濟重新恢復活力。2008年的金融危機對全世界各行各業所帶來的嚴重衝擊是毀滅性的。但是從本次經濟危機的速度和其在全球範圍內的影響力來看，新冠病毒帶來的經濟收縮是在歷史上聞所未聞的，這也使得本次經濟危機顯得更加複雜。伴隨著社會隔離、關閉學校和企業等必要的公共衛生措施，社會面對的經濟壓力將會更為加劇。而對於社會的低收入人群而言，本次疫情帶來的打擊是致命性的，政府能否為這些人群設立合適的幫助計劃，減輕他們所遭受的衝擊，也是未來經濟工作的要點。
第三，美國需要維護好自由世界秩序的原則。基辛格提到，現代政府的建立是一個強力的統治者保護著城牆內城市的圖景。不論這些統治者是專制還是仁慈，他們都必須強大到保護人民免受外部敵人的侵襲。而根據啟蒙思想家（Enlightenment thinkers）的新定義，合法國家存在的目的是滿足人民的基本需求：即人們的安全，秩序，經濟福祉和正義。在當今世界，個人缺少滿足這些需求的能力。在這個全球化帶來國家發展和人員流動的時代，一場瘟疫帶來的是與時代不匹配的發展道路，許多國家似乎又將切斷與世界的聯繫回到通過城牆包圍城市的時代。
放眼全球，一旦各個國家在權力與合法性之間產生失衡，社會契約將在國內和國際上瓦解。然而，國家政府不應該奢望能在解決合法性和權力的問題的同時戰勝新冠病毒。在國內政治還是國際外交等各個方面，各方都需要克制，並確定好優先次序。
基辛格最後表示，人類自二戰以來已經迎來了巨大的騰飛與發展。但是，目前全世界的領導人需要在應對疫情的同時確立好未來的發展道路，而這將會關係到全世界所有人的共同命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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