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典賞析||《孟子》選讀之三十九：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
【原文】
孟子曰：「民為貴，社稷（國家。社，土神。稷，穀神。古代帝王諸侯建國，要立壇以祭祀「社」、「稷」，後來就用社稷作為國家的代稱）次之，君為輕。是故得乎丘民（丘民：田野之民，引申為眾民）而為天子，得乎天子為諸侯，得乎諸侯為大夫。諸侯危社稷，則變置（變置：更立，改立。此指更立賢君）。犧牲既成（供祭祀用的牛、羊、豬已經肥大。犧牲，牛、羊、豬等祭祀品。成，飼養之期已足，長得肥碩），粢盛既潔（放在祭器裡的穀物都已潔淨。粢，音 zī，古代供祭祀用的穀物。盛，音 chéng，.把東西放進去），祭祀以時，然而旱乾水溢，則變置社稷。」
——《盡心下》
【譯文】
孟子說：「人民最貴重，其次是土神和穀神，君王為輕。因此得到民眾的擁戴，就可以當天子；得到天子的賞識，就可以當諸侯；得到諸侯的賞識，就可以當大夫。如果諸侯無道，危害到社稷的存在，就可改立賢君。供祭祀用的牛、羊、豬等已經飼養得很肥大，放在祭器裡的穀物又都很潔淨，也按時祭祀了，但仍然發生旱災水災，就可廢棄那土神和穀神，重立新的。」
【評析】
本章是孟子民本思想最鮮明、最集中的體現。他認為，為了社稷的利益，可以更立賢君；為了民眾的福祉，可以變置社稷。國君和社稷都不是絕對的，唯有民眾是不可更換的，他們才是組成國家的主體。所以，民眾最為貴重。
生活於戰國中期的孟子，對各國諸侯對內橫徵暴斂，對外幹戈不息的社會現實，有著切膚之痛，他的言論大都是針對現實政治問題而發。孟子的政治思想，以民本為核心，以仁政為綱領，以王天下為最終目標，希望救民於水火之中，使民眾獲得福祉。
「民貴君輕」思想的要點是：
第一、民心向背決定君王政權的興衰。春秋戰國時期是我國社會大分化、大轉變的時代，也是一個思想大解放的時代，「百家爭鳴」是這個時代最顯著的特徵之一。正是在這樣的歷史環境下，「以民為本」的民本主義思想獲得了大發展。《尚書》中有「民惟邦本，本固邦寧」的名言；齊國著名政治家管仲提出：「夫霸王之所始也,以人為本,本治則國固,本亂則國危」（《管子·霸言》）；《老子》主張愛民治國，「聖人常無心，以百姓心為心」（四十九章）；孔子則從心性和社會兩個層面，對民本思想進行了深刻的闡述，提出了仁者愛人的倫理原則和為政以德、博施於民的政治主張。孟子繼承並發展了孔子的思想，提出了以「民貴君輕」為核心內容的「仁政」學說，成為先秦時期民本主義思潮的高峰。在心性層面上，他提出「仁義禮智根於心」（《孟子.盡心上》），認為人的道德行為的根源在於人心，從而深化和拓展了「仁」的觀念，強化和突出了儒家自我反思、自我修養、自我完善的道德實踐方法，這是他「仁政」學說的理論依據。在社會層面上，他提出「仁政無敵」（《孟子·梁惠王上》）、「國君好仁，天下無敵」（《孟子·離婁上》），認為社會興衰治亂的關鍵在於君王能不能施「仁政」。孟子說：「先王有不忍人之心，斯有不忍人之政矣。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治天下可運之掌上。」（《孟子.公孫丑上》）所謂「不忍人之心」，就是「惻隱之心」、「羞惡之心」、「辭讓之心」、「是非之心」，孟子認為，人的仁義禮智「四德」，就是由此「四端」萌發、擴充而來（《孟子.告子下》）。所謂「不忍人之政」，就是「仁政」。孟子認為，「天下不心服而王者，未之有也」(《孟子 離婁下》)，「仁政無敵」的根本原因是可以贏得人心，「吾行仁政，斯民親其上，死其長矣」（《孟子.梁惠王下》），就是說，君王如果實行仁政，百姓就會愛護他的上級，情願為他們而犧牲。他用夏、商、周三代的歷史證明，「三代之得天下也以仁，其失天下也以不仁」，進而揭示了一個重要的歷史規律：「國之所以廢興存亡亦然。」這就是說，一個國家的興起和衰敗、生存和滅亡，根本原因在於能不能行仁政，得民心。「天子不仁，不保四海；諸侯不仁，不保社稷。」（《孟子.離婁上》）
第二、君王實行「仁政」必須以民為本。自從人類進入文明社會，建立了國家以後，如何處理民眾、國家、君王之間的關係，就成為一個至關重要的問題。在先秦眾多思想家中，孟子用「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這句名言，鮮明地提出了關於民眾、國家、君王之間關係的主張，成為我國民本主義思想中最具代表性的觀點。首先，「民貴君輕」思想突出了「民」的重要性。孔子講「仁」，重視的是人的生命。孟子在此基礎上更進一步，他關注的是人的生存狀態和權利。孟子說：「民事不可緩也。」（《孟子·滕文公上》）他尖銳地揭露和批判了苛政給人民帶來的苦難，呼籲統治者要「救民於水火之中」（《孟子·滕文公下》），要求統治者克制私慾，實行「仁政」，慎刑罰，薄賦斂，廣施恩澤以讓人民安居樂業。其次，「民貴君輕」思想要求統治者進行自我道德約束。孟子說：「惟仁者宜在高位，不仁而在高位，是播其惡於眾也。」（《孟子.離婁上》）他認為，具有「仁」的道德修養，是天子、國君必須具備的品質。強調統治者應以「不忍」之「仁」設身處地為民著想，憂民之憂，樂民之樂。這就把民本思想升華到一個自覺的政治道德境界。其三，「民貴君輕」思想提出了不同社會地位的人之間雙向的義務關係。在「君」與「民」的關係上，孟子強調君王要「樂以天下、憂以天下」，他認為，作為一國之主而不能「與民同樂」是不對的，「樂民之樂者，民亦樂其樂；憂民之憂者，民亦憂其憂。」（《孟子·梁惠王下》）在「君」與「臣」的關係上，孔子要求「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論語·八佾》）孟子則更進一步，他說：「君之視臣如手足，則臣視君如腹心；君之視臣如犬馬，則臣視君如國人；君之視臣如土芥，則臣視君如寇讎。」（《孟子•離婁下》）這些含有民主性色彩的觀點，是中華民族走向文明的歷程中迸發出的極為寶貴的思想火花。痛惜的是，在秦以後兩千多年的封建社會中，君權愈益強化，以至於提出了所謂「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的愚忠思想，民主的思想火花也就被窒息了。
第三、對於失掉民心的天子、諸侯可以「徵誅」、「變置」。孟子雖然也認為君王的地位和威權是「天」授予的，但是，他只講「義理之天」，不講「主宰之天」。所謂「天不言，以行與事示之而已矣」（《孟子.萬章上》），就是說，天不說話，它是用行動和事情來表示的。孟子說，天子是不能夠拿天下授予人的。因此舜得到天下，不是堯授予的，而是「天」授予的。堯把舜推薦給「天」，「天」不能直接表示它的意見，這就要看民眾是不是擁護他，民眾很滿意，都表示歸順他，這就叫「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孟子.萬章下》）就是說，民眾的眼睛就是天的眼睛，民眾的耳朵就是天的耳朵。換句話說，「民意」就是「天意」，這正是孟子對於「天」的認識的閃光點。在他看來，天子之所以為天子，是因為得到民眾的擁護。孟子在論述「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時指出：「是故得乎丘民而為天子，得乎天子為諸侯，得乎諸侯為大夫。諸侯危社稷，則變置。」（《孟子.盡心下》）「丘民」就是民眾，孟子認為，只有得到民眾喜歡的人才能做天子，得到天子喜歡的人只能做諸侯，得到諸侯喜歡的人只能做大夫。諸侯危害國家，那就要變換他。孟子在回答齊宣王關於「武王伐紂」是不是「臣弒其君」時說：「賊仁者謂之賊，賊義者謂之殘，殘賊之人謂之一夫。聞誅一夫紂矣，未聞弒君也。」（《孟子.梁惠王下》）紂是商朝的暴君，周武王滅了商朝，誅殺了紂。在孟子看來，這不能算是以臣弒君。他認為，破壞仁愛的人叫做「賊」，破壞道義的人叫做「殘」，這樣的人就是「獨夫」。紂不合乎「為君之道」，是個「獨夫」，周武王討伐、徵誅獨夫紂，是「救民於水火之中」。
孟子「民貴君輕」的思想，關注的不是君王的威嚴，而是民眾的意志；不是統治者的權益，而是民眾的命運。它在政治上突出了統治者實行「仁政」的必要性，在道義上肯定了民眾反抗、推翻暴君的正義性，在思想上打破了神權、君權至上的蒙昧迷思，這在當時是一個了不起的進步。儘管在長達兩千多年的封建社會中，「民貴君輕」的思想不可能得到真正意義上的貫徹，但是，它在一定程度上對統治者起了制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