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需要用多少時間,才能掙脫自己的出身?又需要用多少時間,才能結束自我的流亡?
在外人眼中,法國社會學家迪迪埃·埃裡蓬是一個不折不扣的社會精英。他是美國伯克利大學、英國劍橋大學國王學院、普林斯頓高級研究所等多所高等學府的客座教授,也是國際公認的當今世界最重要的思想家之一。但在他的切身之作《回歸故裡》中,埃裡蓬卻將另一個不為人知的自己剖露於大眾面前。當回到人生的起點,他只是一個始終掙扎於出身與性向的男孩,一個已經沒有機會與父親和解的兒子。
《回歸故裡》,[法]迪迪埃·埃裡蓬 著 ,王獻 譯,後浪 | 上海文化出版社,2020年7月
《回歸故裡》是一部動人的作品,迪迪埃·埃裡蓬通過重返過去,回顧家族的歷史,回憶童年時身處的法國工人階層,回溯他如何從工人家庭的窮孩子成為法國著名的知識分子。
當了一輩子木工的祖父,62歲高齡還在打掃辦公室的祖母,身為十二個孩子中的長子不得不輟學餬口的父親,不足17歲就生下孩子的外祖母,因為戰爭被拋棄的母親……時隔三十年,埃裡蓬回到那個記憶中「僅僅是一個地名」的故鄉,回到那個承載自己出身的小城蘭斯,重新面對那些「被遺棄」和「被侮辱」的過往。
電影《心房客》劇照
在《回歸故裡》中,迪迪埃·埃裡蓬將個體的成長、家庭情感與社會學理論融合,通過對底層生活困境的回顧和剖析,試圖與自己的原生家庭和解,這是「一場自己改變自己的勞作」,同時也在反思中為更多貧困者尋找反抗的可能。
新京報·文化客廳NO.46,我們聯合後浪出版公司,邀請到青年學者王凱,與你一同品讀迪迪埃·埃裡蓬,解讀這位來自底層知識分子的社會反思。
整理撰文 | 崔健豪
編輯 | 呂婉婷 排版 | Cassie
校對 | 李世輝
王凱,青年學者,曾在法國研讀哲學多年,策劃編輯《鳥瞰古文明》《別想生活有答案》《非洲藝術史》等圖書。
01
即便是社會精英,也曾在底層舉步維艱
在對迪迪埃·埃裡蓬的家庭背景分析中,王凱表示,人們在面對不確定性未來的時候有兩種不同的策略,一種是投資未來的慢策略,另外一種是快策略——快速生活,早早死去。
心理學家發現,在充滿壓力或無秩序的艱苦環境中長大的女性會更早地生育小孩。當預期壽命降低的時候,女性的生育年齡也會相應降低,這就是一種典型的快戰略。在極端不安全的環境下,如果窮人不急於結婚生子,可能就永遠沒有機會結婚生子。
《回歸故裡》中埃裡蓬的父母就完全體現了這種快戰略。他們都是典型的工人階級,而他們生活中遇到的種種困難,用經典的馬克思主義階級分析理論來說,最大的問題就在於沒有足夠的資本,也就是貧窮。埃裡蓬的父親一成年便著急與他的母親結婚了,而他的母親也樂於與他的父親結婚,只是想要逃離原生家庭,想要開始自己的人生。
電影《心房客》劇照
難道窮人不明白投資未來的重要性嗎?王凱認為未必如此,只是窮人可能等不起或等不到長期投資的回報。
埃裡蓬的父母就很好地驗證了這一點。埃裡蓬的父親作為大家庭中的長兄,不得不早早承擔起家庭的責任。他的父親14歲、初中還未畢業便開始工作了。而埃裡蓬的母親,學習非常努力,而且成績優異,拿到了初等教育證書。在那時的法國,一個女性能拿到初等教育證書是非常了不起的事。但她仍未能繼續進入高中讀書。原因很簡單:「二戰」爆發了。因為戰爭,母親被家庭拋棄,只能選擇工作和結婚。
中產階級以上人群之所以能夠進行長期投資,很大程度上是因為他們的抗風險能力遠遠高於窮人,而窮人只要經歷一次風險,便是前功盡棄。對於真正的窮人來說,短視是一種生存策略,短期收益雖然小,但風險更低;跟回報周期長、不確定性更高的長期投資相比,更可能生存下去。
《我在底層的生活》中,美國社會活動家芭芭拉記述了自己偽裝成一個沒有學歷、急需工作餬口的離婚白人婦女,在三個不同類型的城市各自工作一個月的經歷。其間,她儘量尋找薪水最高的低技能工作支撐自己的生活——服務員,零售,清潔,老人服務,然而無論她如何努力,身兼兩份工作,仍不足以支付房租。
《我在底層的生活》,[美] 芭芭拉·艾倫瑞克 著 ,林家瑄 譯,後浪 | 北京聯合出版公司,2014年8月
最終她發現自己陷入一個循環的死局:錢不夠,住在偏遠的地方來節省房租;住在偏遠地方,所以得花費大量時間在路上。花費很多時間在路上,用於提升自己的時間越來越少。同時為了應付各種勞苦的工作,她漸漸成為一個工作機器,每天只是無謂地重複。
顯然,芭芭拉的個人能力和工作積極性不會因為偽裝而降低,但即便是這樣一個社會精英,進入底層之後,也會變得舉步維艱。
02
埃裡蓬的「羞恥感」來自於哪裡?
王凱介紹,《回歸故裡》中,迪迪埃·埃裡蓬運用了大量布爾迪厄的社會學理論進行分析,其中便涉及到一個重要概念,「慣習 」(habitus)。
「慣習 」,也曾被描述為「習性」,是布爾迪厄獨創的一個詞,即 「由積澱於個人身體內的一系列歷史關系所構成的,其形式是知覺評判和行動的各種身心圖示」。
王凱認為,在布爾迪厄那裡,「慣習」至少表達兩層意思:一個是結構化了的結構,即某種社會結構施加於個體並表現在個體身上的限制;一個是促進結構化的結構,即為實踐提供原則和指導的機制,這種機制可能會改變場域的形態。
打個比方來說,如果一個人對世界的看法是非常理想主義的,當他到了一個現實很殘酷的戰爭場域時,他就會感到很痛苦、感到格格不入,這就是「社會結構施加於個體並表現在個體身上的限制」,理想主義限制了他自身的力量。同時他的理想主義也可以通過與場域之間的微觀互動,通過他的形式規則來慢慢改變這個環境。這就是慣習的作用,一方面限制一個人,另一方面又讓一個人可以在新的環境或者說新的場域當中嘗試對場域進行改變。
個體帶著各種傾向進入各種各樣的場域,這種傾向使得他們首先選擇帶有其階級習性特徵的生活方式。生活方式是階級關係在符號方面的實際表達,而社會階級通過廣泛而變化不定的一系列消費實踐,把自己與他人加以區分。這種消費行為不僅與收入水平有關,也與習性的傾向相關,也就是一個人的趣味。
法國資本分化坐標系
布爾迪厄將資本分為經濟資本、文化資本、社會資本和符號資本,前兩者是構成階級的主要因素。其中的文化資本就會體現在一個人的生活趣味上。
比如說,人們往往會嘲笑暴發戶的品位,其實就是認為他的文化資本與經濟資本不匹配,這種情況下就很難說暴發戶實現了階級躍遷。當然這也有一個資本總量的問題,如果一個暴發戶擁有的錢足夠多,那即使他沒有文化資本也沒關係。比如說上圖右上角的企業老闆與工業老闆,即使他們的文化資本比較低,但他們有足夠的經濟資本,他們依舊是在社會上層。
對此布爾迪厄的說法是,當社會地位的變化把習性投入新的狀況,以至於其特定的效益得以被分離出來的時候,是趣味(包括對必需品或奢侈品的),而不是高低不同的收入要求客觀地適應這些資源。
畢竟,生活方式或許是階級之間最強有力的屏障。趣味的不同意味著概念的區隔與社會的區隔。我們的實際日常生活是圍繞一系列重要的概念分類的框架組織的,它們在秩序中加強了一種位置感,並因此發揮包含與排除社會閉合的功能。底層難以向上躍遷,因為他們的生活方式、他們的趣味很難讓他們得到一種可能。
電影《超脫》劇照
就像作者迪迪埃·埃裡蓬出身於工人階級,他就會把在工人階級養成的習性,帶入到不同的地方去,這也成為他年少讀書時遭到困難的一大原因。他在工人階級養成的趣味是體育運動,但學校培養的趣味卻是音樂,這讓他在上音樂課時感到痛苦,而他的中產階級朋友們對音樂課非常擅長。同時他們在業餘時間選擇的消遣方式也是不同的。
因而王凱表示,在法國社會整體收入比較平均的情況下,埃裡蓬面臨的真正的升序困難就在於他的趣味、他的品位。他想向上躍遷,就只能選擇改變自己的趣味,改變自己的品位,改變自己的活動方式,改變自己的說話方式——改變自己的慣習,與自己的階層進行一場痛苦的割斷。而這也是他30年沒有回家,他不敢承認自己的外祖父是個擦玻璃的工人,他有強烈的羞恥感——這一切的原因所在。因為他要保持自己現在的階層,就無法再回到自己曾經所在的階層。
03
這個世界真的需要英雄嗎?
針對讀者提到的當代社會"寒門再難出貴子"的現象,王凱認為這是一個全世界共同面臨的難題。僅從布爾迪厄的理論來看,也是一個難以解決的問題。
由於法國學校強調統治階級所珍愛的知識形式、文化理念及風格,支配人們能否進入大學及精英學校的人文傳統課程,並不提供職業市場最大多數部門所需的技術技巧,因此缺乏對經濟保障人的吸引力。這也是書中作者埃裡蓬的父親並不希望埃裡蓬繼續讀書,埃裡蓬的哥哥中途輟學的原因。接受高等教育對於一個底層家庭來說,並不具備吸引力。
而且,法國的精英教育系統在語言風格上面也有別於底層學校,它們更講究形式化、唯智主義,更加的抽象,而底層的語言往往是生動率真、從具體出發的。這就直接導致了高等學校特別有利於具有豐富祖傳文化資本的人。
簡單舉個例子,就像本文一直提及的布爾迪厄社會學理論,如果以前接觸、學習過這些詞彙,理解起來就會很容易,但是如果從未接觸過,就會不明所以,這就是是否具有文化資本的區別。因此在布爾迪厄看來,法國傳統的教學法通過整齊劃一的要求,將語言內容和風格也作為文化的特權加以強化,實現了為統治階級利益服務的功能。這其中,文化資本劣勢群體並未得到關注。
電影《超脫》劇照
當然,這並不是說高等學府裡就不存在下層階級了,但他們僅僅是下層階級的倖存者、是高度優選的精英群體。他們依靠特殊的聰明才智,個人努力和不尋常的家庭社會環境,獲得以學校教育為基礎的文化資本,彌補了他們原先的文化匱乏。然而在要求廣泛知識的考試中,他們依舊會落敗,因為他們缺乏上層階級同學的文化背景。
在埃裡蓬的描述中,他為了能夠考上大學,一直在努力讀書,他的家庭也對此給予了支持,為了不打擾他讀書,允許他自己住一個臥室。然而,他在大學教育當中還是失敗的。因為他完全不知道想進入更好的大學,需要去讀大學預科班。這就使他喪失了能夠進入更好大學的機會。而在埃裡蓬教師資格證考試落敗這一點上,也同樣可以看到,在要求廣泛知識的考試中,底層階級與上層階級的文化差距。
王凱認為,任何一個穩定的社會,階級固化都是難免的。沃爾特·沙伊德爾曾在《不平等社會》一書中指出人類歷史上的和平穩定時期都會伴隨著財富差距的惡化,真正造成財富差距持續下降的只有四大驅動力,分別是大規模戰爭,重大革命、國家崩潰和大型瘟疫,由此我們可以說,暴力和瘟疫才是真正能夠持續調整財富分配的要素。
事實上也有很多思想家在探討一個問題:這個世界真的需要英雄嗎?打穿階級壁壘,從最底層上升到最頂層的永遠是極少數人,而真的要把階級固化完全打破,往往需要災難性事件,英雄人物也往往是在那樣的「亂世」中才會湧現,但這代表的是社會劇烈動蕩。這真的好嗎?
在王凱看來,對於法國社會而言,雖然最底層與最高層一直趨於穩定,但整個中間階層的流動還是非常活躍的,因而,法國階層固化是否嚴重的問題,或許可以打一個問號。相較於此,在收入差距相對合理的社會當中,更重要的問題還是在於公正,在於它是否能夠提供足夠的保障、足夠的平等機會給所有的民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