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紀七十年代，在西方國家興起了「新自由主義」經濟和政治思潮，這股思潮主張私有化、非調控化、全球自由化、福利個人化，堅決反對社會主義體制以及國家幹預經濟的做法。
新自由主義的代表人物叫哈耶克，他鼓吹私有制才是自由最主要的保障，他甚至攻擊社會主義體制是「獨裁」和「極權主義」，甚至認為是「通往奴役之路」。關於自由主義的論述，還是恩格斯說的到位，他曾在《國民經濟批判大綱》中指出：「自由主義經濟學，就竭力瓦解各民族的辦法使敵對情緒普遍化……。」
對於七十年代出現的新自由主義，有兩個有名政客把這玩意奉為寶貝，這兩人是柴契爾夫人與裡根，他們兩人還請弗裡德曼擔任經濟顧問，此人是新自由主義經濟學家。柴契爾夫人與裡根在弗裡德曼的參謀下，主張市場至上、高度私有化、福利個人化等思路，反對國家對經濟的宏觀調控，據說是新自由主義經濟理論的強力推行者。1975年，柴契爾夫人當選保守黨主席不久，在一次保守黨會議上，她拿著哈耶克寫的《自由憲章》，重重拍在桌子上，對與會人員說：「這是我們應該信仰的！」
1981年，裡根在總統就職典禮上發表演說，他指出政府不是解決問題的機構，推崇新自由主義。
說來奇怪，柴契爾夫人與裡根兩人是不謀而合，還是的確想追求新自由主義？應該說撒裡二人有政治共識，甚至還成為好友，成為全球新自由主義的「吹鼓手」，不斷鼓吹新自由主義。全球的資本主義國家也正是在英美兩國鼓吹下，效仿英美兩國，於是西方國家開展了一系列的國有企業私有化、富人減稅、政府減少開支、限制一些福利，並形成了「撒裡主義」。
此時蘇聯已是戈巴契夫執政，誰也沒想到，蘇聯也受到新自由主義的影響。但戈巴契夫卻沒想到，所謂的「新自由主義」是西方和平演變蘇聯的一個手段，只是對外包裝後誰也看不出來。戈巴契夫居然對新自由主義深信不疑，認為這是蘇聯改革的「良藥」，竟然以新自由主義作為蘇聯經濟工作的指導原則，推進蘇聯改革，這就壞菜了。
1988年6月，蘇共召開19大，戈巴契夫在會上提出了經濟改革任務，開始嘗試私有化，這東西猶如潘朵拉魔盒，打開容易，想合上很難。
1990年8月，戈巴契夫竟然認為公有制是經濟壟斷，他沒想到，蘇聯正是靠公有制才走到如今。戈巴契夫猶如著魔一般，大力推動公有制改革，把一些國家所有企業變成私有化。國家一把手推行新自由主義，那蘇聯亂套了，蘇聯的自由市場經濟思潮成為一些人的追求。實際上西方國家的新自由義的思想已經徹底主導了蘇聯經濟工作。
當時蘇聯也有一個新自由主義的經濟學家，此人叫亞夫林斯基，戈巴契夫實現「加速向市場經濟過渡」，甚至還重用一些經濟學家，比如謝爾蓋耶維奇，讓他制定了一個向市場經濟過渡的構想，這就是所謂的「五百天計劃」，就是利用五百天讓蘇聯從計劃經濟一步到位過渡到市場經濟，連適應緩衝的時間都沒有。
1991年4月，因為「五百天計劃」成名的亞夫林斯基與美國哈佛大學的教授阿里林，又炮製了一個計劃，名為「哈佛計劃」，據說這也是解決蘇聯問題的「新藥方」。這是在戈巴契夫授意下進行的。其實這個所謂的「哈佛計劃」，就是「撒裡主義」新翻版。就是在西方的援助下，在蘇聯加快經濟改革，建立私有制為基礎的市場經濟和西方民主制度。
「哈佛計劃」出來後，蘇共一些清醒的人員表示反對，但他們無法與戈巴契夫抗衡。1991年7月1日，蘇聯通過了私有化的法律，還制定了國有企業私有化的時間表，蘇聯走向了新自由主義，國家寡頭開始崛起。
蘇聯解體後，俄羅斯繼續進行私有化改革，實際此時俄羅斯進行的就是蘇聯財產的分配，大量拍賣蘇聯一些國有資產，成為少數人瓜分國家利益的機會。此時一些人一夜暴富，寡頭和財團出現了。
蘇聯解體15年後，據資料顯示，2006年，我國一家官媒刊登了一篇文章叫《戈巴契夫後悔了》。從這篇文章中顯示，戈巴契夫接受了採訪，並在採訪中說了句令人深思的話，他說：「給中國朋友一句忠告：別搞什麼民主化，沒什麼好結果，穩定是第一位的，千萬不要亂」。
作為一個操縱和見證蘇聯解體的大國元首，戈巴契夫說的這番話是心裡話，戈巴契夫看到西方設的坑，但他當時沒看到，不顧一切往裡跳，以為西方什麼都好，只要向西方看齊，蘇聯就能過上西方國家「美好生活」。其實西方的「美好」都是表面化，現在西方所謂自由，導致疫情下大量人員感染並死亡，這叫什麼自由？很簡單的防控，因為自由，因為所謂的民主，讓大量民眾丟了性命。所以西方國家也應該反思一下，連生命權都不保障，他們的自由及民主真的是「良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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