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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人們普遍的印象中，瑞典似乎不是那種願意接受老年人的大規模死亡以節省流行病中醫療資源的國家。
瑞典人支付了世界上最高的稅款，以換取廣泛的政府服務，包括國家提供的醫療保健和教育資源，以及為失業者提供的大量現金援助。孩子出生後，父母可享受480天的育兒假。
然而，在瑞典死於新冠肺炎的近6,000人中，有2,694人（佔45％以上）是瑞典最脆弱的公民-住在養老院的人。
自1990年代初發生金融危機以來，瑞典削減了稅收，減少了政府服務。它已將照顧老年人（主要是住在家裡）的責任交給了當地的市政府，同時允許營利性企業經營養老院。他們通常使用在醫學和老年護理方面缺乏正規培訓的兼職和臨時工來節省成本。
這就是斯德哥爾摩市中心的Sabbatsbergsbyn養老院的護理人員如何發現自己遇到了困難的情況。
三月中旬，在106名居民中，有許多人已經出現了新冠肺炎的症狀，其中大多數人患有痴呆症。工作人員必須專注於各個病房，同時要嚴格避免進入其他病房以防止傳播。但是，當團隊向主管提出該計劃時，他們以人手稀少為由將其駁回。
該養老院由瑞典最大的營利性養老院運營商Attendo運營，該公司的股票在納斯達克斯德哥爾摩交易所進行交易。去年，該公司的收入超過了13億美元。
在周末和夜班期間，護士通常是唯一的值班人員。護士和護理助手說，其餘的工作人員缺乏適當的防護裝備，他們在匿名的情況下發言，擔心被解僱。管理層給了他們基本的硬紙板口罩，「護士說，這是房屋油漆工戴的」，同時指示他們連續幾天使用相同的口罩。有些人用塑料文件夾和繩子做自己的防護面罩。
她說，到五月份這名護士辭職時，至少有20名老人死亡。
護士說：「我們的工作方式違背了我們在學校學到的有關疾病控制的一切。」 「我感到非常愧，因為我知道我們是傳播者。」
護理助手說，即使是在生病之後，時薪最低，缺乏合同保護的最低工資的人員仍會繼續輪班，因為政府提供的病假工資不能彌補他們所有的工資損失。
斯德哥爾摩大學老年護理專家Marta Szebehely說：「這是勞動力市場中被低估的部分。」 「有些護理人員的薪水低、培訓差，而且就業條件真的很差。」
另一個地區的脆弱性是這場災難的關鍵：在過去的二十年中，瑞典大幅減弱了醫院的救治能力。在疫情最初爆發的最嚴重時期，養老院的老人被拒絕進入醫院。
當養老院居民表現出新冠肺炎症狀時，大流行初期在斯德哥爾摩的衛生部門鼓勵醫生放棄挽救生命，以使他們在最後的日子裡保持舒適-無需檢查患者或進行血液檢查或尿液檢查。于默奧大學老年醫學教授Yngve Gustafson博士說，這種做法相當於積極的安樂死，這在瑞典是非法的。
古斯塔夫森博士說：「作為醫生，我為有些醫生在決定患者是否應該死亡之前還沒有進行個人評估而感到慚愧。」
根據《紐約時報》的數據，在美國，約40％的新冠肺炎死亡與養老院有關。根據政府數據，在英國，新冠肺炎直接導致超過15000例老人死亡。
但是這些國家的特點是經濟不平等程度極高。一份報告顯示，估計每年有45000名美國人因缺乏醫療保健而死亡。
瑞典應該不受這種危險的影響。然而，根據世界衛生組織的數據，這個只有1000多萬人的國家被新冠肺炎病毒肆虐，人均死亡率幾乎與美國、英國和西班牙一樣高。
一種因素似乎大大增加了瑞典疫情的風險：瑞典決定不實施封鎖，來限制這種病毒傳播。儘管政府建議保持社交距離，要求人們在家工作，但學校、商店、餐廳和酒吧仍然開放，且不需要人們戴口罩。
于默奧大學的流行病學家喬亞西姆·羅克洛夫（Joacim Rocklov）說：「聚集傳播越來越多，我們失去了疫情防控最寶貴的窗口期，我們一開始的時候就犯了錯誤。」
那些在瑞典經營私人養老院的人斷言，瑞典公民一直是政府未能限制病毒傳播的受害者。
Attendo的執行長MartinTivéus表示：「這是社會的整體傳播，而政府的行為是控制疫情的關鍵。」
瑞典媒體的調查得出的結論是，私人養老院的死亡率低於公共養老院。但是專家說，私人和公共房屋受同樣的權力支配：政府負責照料老人，而納稅人傾向於少付錢。
幾十年來，瑞典一直在公共支出上進行大手筆投入，這使得失業情況很罕見。到1990年代初，人們已經意識到國家對不具有國際競爭力的產業提供補貼，工資的增長快於生產率，從而導致通貨膨脹。
1992年，瑞典中央銀行提高了75％的利率，以遏制通貨膨脹，同時防止瑞典克朗貶值。第二年，在信貸緊縮的背景下，瑞典的失業率飆升至8％以上。經濟萎縮，消耗了政府稅收。
就在經濟領域吸收了彌爾頓·弗裡德曼（Milton Friedman）這樣的經濟學家的思想之時，新自由主義原則使人們有信心通過縮小國家規模和降低稅收激發瑞典經濟活力。
從1990年代中期到2013年，瑞典將個人所得稅率從84％降至57％，同時取消了對財產、財富和遺產的徵稅。最終結果是政府收入減少了相當於國民經濟產出的7％。
根據1992年的一項法律，瑞典的老年人護理從對養老院的依賴轉向對家庭護理的重視。政策制定者是這樣一種想法，即老年人最好在自己的家中而不是在機構環境中度過最後的時光。
但是這種轉變也是由預算需求驅動的。
瑞典老齡化程度北歐最高
根據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的數據，瑞典每年在老年人的照料護理方面花費佔GDP的3.2％，而美國僅為0.5％，英國為1.4％。只有荷蘭和挪威比瑞典的花費更多，但是老齡化程度不及瑞典。
現在這筆支出分散在需求更大的人群中，按照家庭護理的規則，養老院只接納患有複雜疾病的老年人。
Attendo說，它有足夠的防護裝置來滿足瑞典的防疫政策，比公共療養院要多，但不足以完全應對疫情。當公司意識到需要更多醫護物資時，就面臨著短缺的問題。
那些關注經濟重塑的人說，瑞典養老院的短缺凸顯了政府財政預算並未匹配社會福利。
瑞典衛生與社會事務部健康研究委員會Forte秘書長Olle Lundberg說：「這種大流行所做的事證明了許多系統錯誤已經引起人們的關注。「我們完全依靠全球生產鏈和及時交貨。我們今天需要的醫療設備應該提早有準備付，但是沒有安全儲備。從某種意義上說，這可能在正常情況有效，但是面對疫情卻非常脆弱。」
Mia Grane於2018年夏天將父母送到Sabbatsbergsbyn的住所時，並未意識到這個問題。
年輕的時候，她的母親曾是奧林匹克遊泳運動員。現在，她患有阿爾茨海默氏症，她父親需要輪椅行走。
這裡位於斯德哥爾摩市中心，距離她的公寓有15分鐘的自行車車程，那裡有美麗的花園，可以用於盛夏的聚會。
51歲的格蘭女士說：「這是一個完美的地方。他們感到賓至如歸。」
但是隨著疫情的蔓延，她的信心消失了。當她問養老院的工作人員計劃如何處理這種危險時，她們向她保證一切都很好。
她說：「我想，『如果這種病毒進入這個地方，』『很多人會死。』」
一周後，她在當地一家報紙上讀到一位著名的瑞典音樂家死亡。他和她父母住在同一病房。她給家裡打了個電話，被告知父親患有感冒症狀，核酸檢測顯示父親呈陽性。
格蘭女士敦促工作人員將其父親轉移到醫院，但是並無醫院接收。
養老院缺乏呼吸機等先進的醫療設備，而醫院實際上對養老院居民而言是禁區。
斯德哥爾摩重症監護病房的醫生麥可·布魯姆（Michael Broomé）博士說：「我們知道瑞典人均重症監護病床少於義大利。」 「我們必須三思而行，是否需要讓老年人戴上呼吸機。」
這迫使療養院進行舒適護理，隨著死亡臨近，減輕了阿片類藥物的痛苦。
格蘭女士的父親於4月2日去世，他獨自一人安靜地離開。
她懇求工作人員拯救母親-「我一生中最重要的人」。但是她也沒有得到有效治療。一周後，她的母親也去世了。
格蘭女士努力理解這一點-養老院工作人員沒有足夠的口罩，無法進入醫院。
她說：「對我來說，很明顯，他們想節省成本。」 「最後，一切都是因為錢。」
瑞典持續百年的社會保障制度和政府社會治理能否經受住疫情的考驗，讓我們用時間來檢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