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秦賦》中經常提到的一個叫做「稷下學宮」的地方。李斯、韓非、淳于越、茅焦等眾多歷史名人都曾身處其中，而一代大儒荀子更是在這裡擔任過「祭酒」一職，相當於院長。
那麼，這個「稷下學宮」到底是一個什麼樣的地方呢？它存在的目的和作用又是什麼呢？
「稷下學宮」的設立，背後有著特殊的目的
「稷下學宮」是「田氏齊國」時代裡，齊桓公田午（一說其子齊威王）在臨淄設立的一個類似於「學校」的機構。
這個「齊桓公」不是「春秋五霸」的那個姜氏小白，而是戰國時期的田氏君主。而之所以說這個「學宮」是類似學校，是因為「教書育人」的功用在這個地方並不是主要的。
據說因地處一個名為「稷」的城門附近，故稱「稷下」。
「稷下學宮」雖是齊國官方建立，但官方在管理上卻並沒有多少話語權，而是由一些有名望的學者進行組織。
大儒荀子就曾經三任學宮「祭酒」，歷時數十載，也是稷下學宮中所產出的最後一位大師，李斯、韓非都曾經師從荀子，可見稷下學宮的能力還是名副其實的。
稷下學宮歷時一百五十年左右，不僅僅出產了荀子、李斯、韓非這樣的人才，據說商鞅也曾於此遊學，在韓國變法的申不害也曾是稷下子弟，除此之外，鄒衍、魯仲連、慎子等等人士都是從這裡走出去的。
這些人有的在齊國發展，如孟子，荀子；但也有大量人才出走列國，如李斯、鄒衍、韓非、商鞅、申不害等等。
這也是一個非常矛盾的事情，齊國建立的這座學宮並不受官方的管控，人才地位極高，且來去自由，甚至有一些還掉過頭來和齊國作對。
那麼問題來了，齊國為什麼要花費大量的人力、財力，來培養一群有可能被他國所用的人才呢？
齊國自管仲時開始，倡行「農商並重」的國策，是當時列國中唯一一個重視商賈的國家。而在農業社會裡重視商業，無疑會動搖國本。尤其是逐利思想的盛行，使得人心浮躁，文化孱弱。
所以，齊國迫切地需要源源不斷的文化輸入，來衝淡商賈「逐利」的風氣，使得治下人民保持知禮義廉恥的狀態。
「華夏」自古就是一個文化概念，蠻夷部落可以接受中原文明，成為華夏之一，如泰伯奔吳；華夏部族也會因為文化墮落，退化成蠻夷，如匈奴部族。
中原諸國就是因為文化上的優越感才看不起「戎秦」、「荊楚」，所以齊國異常重視文明的教化功用，需要文化大國的形象衝淡其商賈立國的本質。
至於說人才是否會流入其他國家，這本質上是一個競爭問題，齊國如果能拿出足夠的誠意，自然便不足為慮。
稷下學子可以自由議論朝政，這就是齊國給出的最大的誠意。
不得不說這種魄力不是一般諸侯國能有的，在其官謀其政，這是常態，而齊國允許稷下學子不在其位也可以暢所欲言，甚至如果博得極大名氣，或者提出了重要建設性意見，還會被授予官爵，領取俸祿。
那麼，我們可以發現，通過這樣的舉措，齊國的目的其實並不在於人才本身，而在於「輿論」的導向作用。
稷下學宮裡優厚的待遇和寬鬆的環境，會使得眾多士子趨之若鶩，造成「得道多助」的表象。而齊國只需要對他們稍加引導，自然就會有大量有名氣的人士為他們發聲，使得對手處於輿論的漩渦之中。
這也是除了「貿易戰」之外，齊國另一個非常重要的手段，即輿論戰。
最為著名的就是為田氏族人篡奪姜氏齊國一事找到了合法依據。
「田氏代齊」與「三家分晉」一起成為了春秋和戰國的分界點。本質上都是以下犯上，以臣弒君，必須要有一個合理的理由。
於是，田齊的國君將自己的祖先考證為黃帝，而姜氏一族的祖先是炎帝。黃帝打敗了炎帝，統一了華夏，所以「田齊」取代「姜齊」才是大勢所趨。
田氏是陳國的公族，「田」或「陳」都是「氏」，他們的姓是「媯」，這是舜帝的姓氏，而舜是黃帝的八世孫。
也正因為如此，「稷下學宮」有一個佔據主導地位的諸子學派，那就是道家學說。這一點直到最後一位大師荀子都沒有改變，因為它涉及到齊國的根本問題。
那麼，既然有一個官方思想，為何還會出現「百家爭鳴」呢？
「稷下學宮」的客觀作用，反映了「百家爭鳴」的實質
田齊將自己的祖先考證為黃帝，那麼必然尊崇的是黃老之學，所以道家在「稷下學宮」中是正統，也是主導思想。
但是，這個「主導」並不是在後來漢初一般，直接用為治國方略，而是一種思想上的認同。
這也反映了所謂的「百家爭鳴」，在實質上並不是一場各學派的對立，而是一次思想上的大融合。
春秋戰國時期萌生的諸子學說都有一個共同的目的，那就是尋找一種能使得世態穩定的方法。無論是道法儒墨這等顯學，還是農家、兵家、名家、陰陽家等等支流，其最終的結果都是一樣的。
這就註定了，諸子學派雖然有對立性，經常互相詰難、辯駁，但所限範圍也只是方法上的對錯，並沒有涉及到目標的是非，所以它們之間的爭論本質上是方法的取長補短。
這是有具體線索可循的。
秦國的強大離不開商鞅變法，統一六國的基礎就在秦法上。但是，商鞅只不過是諸子法家中的一個流派而已，其他流派同樣活躍在同時代中。
當時的法家在大體上分為三個支流，即「法」、「術」、「勢」，商鞅是「法治」的代表，而同時期的申不害就是「術治」的代表。
不像很多小說、電視劇中講的那樣，戰國時期韓國實力並不弱，申不害變法期間沒有哪個國家敢去侵入其領土之內，只不過後來韓國統治者平庸，而「術治」卻更為依賴賢君，這才使得這一支脈沒落了。
「勢治」的代表人物是慎到，也是稷下學宮的一員，他主張君主應該「握法處勢」，最終達到「無為而治」的程度。可以看到，這就有了黃老之學的影子。
韓非之所以成為了法家的集大成者，就是因為融合了「法術勢」三派，這就是百家爭鳴實際上是在融合思想的證據。
除了同一學派的融合之外，還有不同學派的交流，最主要的代表人物就是荀子。
雖然荀子被看作是儒家的集大成者，但他的評價在後世儒者裡並不高，甚至被開革出了儒家道統，就是因為他的學說中摻雜了很多其他學派的思想。
荀子實際上傳承了稷下道家，認同黃老思想，但其又繼承了稷下中管仲學派裡兼重法教的思想，所以其所教出的兩個學生，李斯與韓非都是法家人士。
荀子之學的駁雜，使得後世站隊諸子的士大夫們都無法將其視為自己人，大儒程頤說他「才高學陋」，「不見聖賢」；有道家傾向的蘇軾也說他「喜為異說而不讓，敢為高論而不顧」。
可以看到，稷下學宮所提供的並不是諸子互相詰難的戰場，而是一個互相取長補短、交流融合的聯盟。
這種交流的成果在歷史上也有表現。
影響最為深遠的就是漢朝「獨尊儒術」，實質上所尊的「儒」已經不是孔孟荀之儒，而是諸子融合後適合時代發展的新思想。
而隨著睡虎地秦簡的發掘，戰國後期到秦朝初期的秦法面貌也逐漸顯現，已經不是商鞅時代冰冷的條文，而是更為注重儒道等學說的教化功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