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97年，第一名基督教傳教士抵達大溪地。而至此時，基督教從其歐洲腹地向外傳播已經長達250多年，並在各地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功。且不論歐洲文明在向外擴展的過程中給世界其他地區的人們帶去了多少幸福、多少恐懼，可以肯定的是有相當多的歐洲人真切地相信他們會將最寶貴的禮物送給全世界——那就是全人類靈魂的救贖，這300年中是這樣，這300年之後更是如此。從殖民徵服的最開始，歐洲人就盼望著，插在異教土地之上的，不僅是國王的旗幟，還有十字架；收穫棉花與糖的同時，也要拯救當地人的靈魂。發起召開特利騰大公會議（Council ofTrent）的教皇保羅三世就曾為美洲印第安人辯護，稱其「不僅能夠完全理解天主教信仰，據我們所知，還十分樂於接受」。
他的信息渠道並不單一，但其中最為重要的便是很多修道士與教士當年十分熱情地跟隨西班牙探險者及定居者來到那片新大陸，向土著居民傳教，為土著居民洗禮，破除偶像崇拜，還在那裡建立起第一批位於海外的歐洲大學，主要目的便是培養教士，以更好地傳播福音（第一所大學於1517年建設於聖多明戈）。在隨後的100年中，羅馬天主教的傳播達到巔峰，贏得了比歷史上其他時期都要多的皈依者。耶穌會士從1542年開始便在果阿駐留，以此為據點將福音傳至東南亞、傳至日本、傳至北京。
還有一點相當重要，即使是批評歐洲殖民的世俗主義者也不得不承認，那就是在美洲殖民地的西班牙教會人員設立起託管地（這一想法從此一直被沿用），在早期帝國主義時代為土著居民提供了最大可能的援助，令他們中很多人得以逃離瘋狂的殖民地政府官員和定居者的迫害。在針對殖民地土著居民的傳教問題上，同反對改革的羅馬相比，新教教會則被落在了後面，他們在新大陸的傳教活動也少之又少。
荷蘭人幾乎從來沒有進行過傳教，而英國在北美殖民地上的定居者不僅不尋求讓當地民族改宗，還奴役他們的印第安鄰居。只有賓夕法尼亞的貴格會教徒們是例外。直到17世紀末，才有大型英國海外宗教團體加入到這一行列，而其他的新教徒則還是行動遲緩。此外，即使是歐洲教士送給新大陸的福音——福音書，也是充滿了模稜兩可的內容，因為畢竟還是歐洲人的輸出，所以可能從很大程度上會挑戰、破壞當地傳統的社會結構和思想，威脅到社會權威、法律制度與道德標準、家庭與婚姻模式等很多東西的原有地位。
教士也經常會不由自主地充當徵服與被徵服過程中帝國主義的工具——畢竟，這才是在歐洲與世界其他地區交往的歷史中，無法剔除的主線。我們經常談到歐洲人作出了多少驚天動地的大事，但究竟如何從「質」和「量」上來界定這些「豐功偉績」？講這些不是為了找出歐洲人該為歷史負多少責任，或者承擔多大的罪責（因為這不僅本身毫無意義，而且多少年已經過去，很多事情難以定性），而是因為歷史最為重要的功用之一，便是教育每一代人，讓他們知道人類的謀劃與思量在歷史面前有多麼渺小。
您讀完拙作這短短的一章、了解了這300年來歐洲人所取得的成就之後，卻還需要將另一點牢記於心：雖然歐洲人在很大程度上改變了世界，並且從方方面面決定性地將世界各地永久聯為整合的一體，但發生在1800年之前的所有這些，同下個世紀即將發生的事情相比，不過是冰山一角。只要放眼看一看更廣闊的世界，我們就會發現這300年間的變革其實具有很大的局限性。
歐洲商人的腳步的確遍及全球，大西洋沿岸的歐洲港口的確終年忙碌，但跨洲的貿易航線上卻還是少有商船通行；即使在1789年，東印度公司全年發往中國的貨輪也只有21艘；日本則只允許荷蘭每年派出兩艘貨輪進行貿易；通往中亞僅有陸上交通，且開通於成吉思汗時代，甚至人們所能借用的交通方式也與古代無異。天高氣爽的日子裡，旗手站在英格蘭南部隨處可見的「信號山」上，將信號從普利茅斯或樸次茅斯發到位於倫敦的海軍部，其速度已經是從前所不能比擬的；如果不幸陰天，或者是在英格蘭之外的歐洲大陸，飛馬送信的速度則絲毫不會比朱利亞斯愷撒時代快多少。
在這一時期的俄羅斯帝國大部地區，政府效率都還比不上凱薩琳大帝統治的時候。歐洲人確實已經發現了大洋洲並開始了移民，但非洲腹地因為有著可怕的疾病和惡劣的氣候，對於歐洲人來說依然是禁區。總而言之，真正的全球化歷史時代還沒有到來，1800年的歐洲人，已經揭開了新的世界圖景，只不過它還不完整。19世紀的歐洲史（正如18世紀那樣）大多還是戰爭和衝突的歷史。雖然不是唯一的原因，但導致這種局面的一個重要原因是某些政治觀念和政治制度在大陸的傳播和認同。
到20世紀初，歐洲人對主權國家的認同達到了巔峰。主權國家的至高地位在原則上已經無懈可擊，除了無政府主義者和教皇的支持者依然反對它。那個時期，其他的一些主要政治思想，只要遵循著一定的基本原則，都得到了前所未有的支持。這個原則就是從民族國家和民族主義出發來使權力合法化並規範對權力的使用。
另外在1900年還有一種觀念，這種觀念並沒有完全成型，仍然受到質疑，甚至在某些國家還遭到抵制，這就是民主的理念。這種理念認為讓大眾更廣泛地參與公共事務是必要的、令人嚮往的，甚至是必然的。最終，在19世紀末，無數歐洲人開始支持社會主義這一19世紀初聞所未聞的信條。不管是否願意接受，就連歐洲最反動的統治者也在1914年被迫同意將這種觀點納入考慮的範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