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
本文為程千帆先生為《唐詩鑑賞辭典》所作序言，對唐詩的出現及其流變做了精彩的敘述。為使讀者有個直觀的感受，在篇幅允許的範圍內，編者又從程千帆、沈祖棻《古詩今選》中，象徵性地選了五首短詩，其後所附賞析評語，多有獨到之處，可與本文同參。
中國是一個詩的國度。
唐詩是中國五七言古今體詩的高峰。
這座高峰的出現不是偶然的。它有多方面的原因：從七世紀建國到八世紀中葉安史叛亂之前這一百多年，唐帝國的經濟一直是上升的，經濟的發展必然導致文化的繁榮。即使在安史亂後，由於南方的開發與南北交通保持暢通，經濟和文化增長的勢頭也沒有停頓下來。這個社會，正是唐詩以及整個唐代文學藝術的溫床。此其一。
其次，由五胡亂華到隋唐統一，是一個國內各民族由鬥爭而融合的過程。國內各族的融合，還加上當時日趨頻繁的國際文化交流，都使得各階級階層的生活變得豐富複雜，為作家們的修養和創作提供了多種多樣的養料和素材。
其三，在長期南北分裂以後建立起來的唐帝國，對各種思想，也和對各族文化一樣，採取了兼容並包的態度。例如儒釋道三教就是始終並存的。雖然，有的時候也因人主的好惡，不免軒輊。因此，唐人思想比較活潑，言行較少拘束，這就為詩歌創作和流行提供了方便，從而形成了唐詩的群眾性，大家都愛寫詩、愛讀詩。這，對於唐詩的發達，詩人的成長是不可能不發生積極作用的。
其四，唐帝室為了鞏固其統治，制定和執行了通過科舉從庶族地主中選拔人才的制度，以打破高門大族對仕途的壟斷。進士是科舉中最貴重的，而進士的考試以詩賦為主要內容，這種決定士子前途的考試和因之而派生的行卷之風，也直接促進了詩歌的創作。
最後，就詩歌本身而論，經過八代先驅者的努力，五七言古詩已經成熟，律絕詩也基本上跨越了它們的試驗階段，足供唐代詩人自由採用。前輩們積累起來的藝術經驗，充分表現了漢語之美的多種樣式，都使得他們易於借鑑昔賢，馳騁才力，發抒性靈，來擴大詩的反映面，提高詩的表現力。
所有這些原因綜合起來，就使得唐詩盛況空前，後難為繼。
以下，我們想試將唐詩的流變勾畫一個輪廓。
自公元618年唐帝國建立後，最初三十餘年，詩壇上仍舊瀰漫著梁陳餘風。形式上講究調聲、隸事和內容上沿襲宮體，是其主要特徵。只有王績在追宗晉宋間獨來獨往因而不免於寂寞的陶淵明，他雖以此為後世稱嘆，但在當時，也同樣是寂寞的。
武則天於公元655年立為皇后。在她當政時期，唐詩也開始呈現了自己的面貌。王勃、楊炯、盧照鄰、駱賓王、沈佺期、宋之問和杜審言等，陸續登壇。這些人，在當時封建秩序以及道德規範、審美觀念逐漸恢復正常的基礎之上，改造了宮體詩，並繼承了南朝詩人對於詩形的研究，完成了五七言律體（包括律化了的絕句——小律詩），完善了七言古體；經過他們的努力，題材和主題由宮廷的淫慾改變為都市的繁華和正常的男女之愛，由臺閣應制擴大到寫江山和邊塞；風格也由纖柔卑糜提高到明快清新。
同時，陳子昂卻走著與這些人在方式上看來相反，而在效果上相成的道路。四傑等用改造宮體詩的方法結束了」六代淫哇」，而陳子昂則用從漢魏作家汲取力量的方法來開闢唐詩的疆土。他是一位能夠把握住對超現實的嚮往和對現實的執著這一基本矛盾，並且用新的語言和形象來加以表現的詩人，上承阮籍、曹植，下開李白、杜甫。
感遇
陳子昂
蘭若生春夏，芊蔚何青青。
幽獨空林色，朱蕤冒紫莖。
遲遲白日晚，嫋嫋秋風生。
歲華盡搖落，芳意竟何成。
這篇詩以蘭、若自比，說明自己想流芳百世，但卻受到打擊，終於無成。
《感遇》一共三十八篇，是陳子昂的代表作。它們從較廣闊的範圍裡反映了當時的政治社會情況和詩人寫這些情況的看法，是阮籍《詠懷》的後勁。
如果承認唐詩是中國詩的高峰，那麼，就不能不進而承認：盛唐詩乃是這座高峰的頂點。
從玄宗繼位到代宗登基（712-763），這半個世紀通常稱為盛唐。但在公元755年安史亂前亂後，詩壇的面貌是並不一樣的。在這次戰亂以前，詩人們在其創作中都發散著強烈的浪漫氣息。這或者表現為希企隱逸，愛好自然；詩中的代表人物形象是隱士。或者表現為追求功名，嚮往邊塞；詩中的代表人物形象是俠少。這實質上也就反映了他們由於生活道路千差萬別的曲折而形成的得意與失意，出世與入世的兩種互相矛盾的思想感情。不同的生活道路與不同的生活態度，使他們或者成為高蹈的退守者，或者成為熱情的進取者，或者因時變化，兩者兼之。前人所謂「盛唐氣象」，在很大的程度上，指的就是這種富於浪漫氣息的精神面貌。
孟浩然、王維、常建、儲光羲等的許多作品都極為成功地描繪了幽靜的景色，藉以反映其寧謐的心境。這種詩人脫離現實鬥爭，但對於熱衷奔競、趨炎附勢者流，也具有清涼劑的作用。而其所提供的自然美的享受則是不可代替的。這些人是以寫田園山水詩而得名的陶淵明、謝靈運、謝朓的後繼者。氣象的渾穆或有不及，而措語的精深華妙則有過之。其後的韋應物、柳宗元在這方面是他們的追隨者。
臨洞庭上張丞相
孟浩然
八月湖水平，涵虛混太清。
氣蒸雲夢澤，波撼嶽陽城。
欲濟無舟楫，端居恥聖明。
坐觀垂釣者，徒有羨魚情。
詩人面臨波瀾壯闊的洞庭湖,不禁激起了自己用世的壯懷，因而就寫了這篇詩，獻給張丞相，希望得到幫助。詩人又有句云：「不才明主棄，多病故人疏。」合起來看，他之終於成為隱士，還是逼上梁山的。李白讚美他說：「吾愛孟夫子，風流天下聞。紅顏棄軒冕，白首臥松雲。醉月頻中聖，迷花不事君。高山安可仰，徒此挹清芬。」卻將他看得太高尚、太單純了。其實李白自己也和孟浩然一樣，都是「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善天下」這種儒家思想的信徒，其歸隱都是有所不得已。古代歌頌隱逸生活的詩篇，大都如此。
但王維卻在描摹自然、歌頌隱逸之外，還曾將其詩筆擴展到更廣闊的生活領域。在另外許多同樣成功的篇章中，他反映了當時人們的進取精神和悲壯情懷。王維在高蹈者孟浩然等和進取者高適、岑參、李頎、王昌齡之間，恰好是一座橋梁。所以有些評論家就一方面將其與孟浩然相提並論，合稱王孟；而另一方面，又將其與高適等相提並論，合稱王、李、高、岑。當然，這種提法也包含有對詩歌樣式的考慮在內，王維是兼有五七言古今之長的，而王孟並提，偏指五律；王、李、高、岑並提，則偏指七古。
集中反映了盛唐時積極進取精神的，是出自王、李、高、岑等人之手的邊塞詩。這是從太宗到玄宗這一歷史時期，唐帝國由抵抗外來侵略逐步轉為對外進行侵略的現實局勢中產生的。在這類詩篇中，詩人們塑造了邊庭健兒的英雄形象。他們希望保衛祖國，建立功勳，卻並不無原則地歌頌戰爭，往往還反對開邊。在寫勝利的喜悅或失敗的痛苦時，也同時控訴了戰爭對廣大人民和平生活的幹擾和破壞。這些詩交織著英雄氣概與兒女心腸，極富悲涼慷慨、纏綿宛轉之情。其源出於鮑照、劉琨，更上一點，還可以追溯到建安作家群，雖然那時寫邊塞的作品還很缺少愛情成分。
借隱士和俠少的形象來說明安史亂前的浪漫傾向，並不等於認為當時詩歌中所反映的僅止於這兩類人的生活，也決非那些詩人愛寫這，就不寫那了。否則，許多繁麗的社會風光和莽蒼的邊塞景色會出自佛教徒王維和道教徒李頎筆下，而著名的七絕組詩《從軍行》和《長信秋詞》乃是王昌齡一人的手筆，就不免費解。
從軍行
王昌齡
青海長雲暗雪山，
孤城遙望玉門關。
黃沙百戰穿金甲，
不破樓蘭終不還。
在這幾篇作品中，詩人描寫了遠徵軍人的生活和感情。他們過著艱苦而孤寂的生活，有時也懷念者家鄉，但為了保衛祖國，終於出色地完成了自己應當完成的任務。王昌齡寫邊塞的七絕，不獨風格雄渾，意境開闊，而且善於通過一些鮮明的景物，刻畫出出徵人的內心活動，為其他諸家所不及。
但浪漫主義詩歌的最高成就卻不能不推李白。自從賀知章稱之為謫仙人，後人又尊為詩仙，這就構成了一種錯覺，好像李白之所以偉大，就在他的人和詩具有他人所無的超現實性，這是可悲的誤會。事實上，沒有一位偉大的浪漫主義者是超現實的，李白何能例外？開元、天寶時代的其他詩人往往在高蹈與進取之間徘徊，以包含得有希冀的痛苦或歡欣來搖蕩心靈，醞釀歌吟。李白卻既毫不掩蓋他那為富貴利祿所吸引的頗為庸俗的一面，同時又因為自己絕對無法接受那些取得富貴利祿的附加條件而棄之如敝屣。他熱愛現實生活中一切美好的事物，而對其中不合理的現象毫無顧忌地投之以輕蔑，以平衡內心的矛盾。這種已被現實牢籠，卻不願接受，反過來卻想徵服現實的態度，乃是後代人民反抗黑暗勢力與庸俗風習的一股強大的精神力量。這，也許就是李白的獨特性，和杜甫那種始終以嚴肅的、悲憫的心情注視、關心和反映祖國、人民的命運那種現實主義精神，也是相反而又相成的。
安史之亂是我國封建社會前後期的界標，也是唐代文學發展的一個轉折點。活動於開元、天寶時代的重要詩人，除孟浩然外，大都死於亂後。他們都經歷了這場由於統治者的昏聵荒淫而造成的地方軍閥叛亂。在亂前，他們當中的多數人為社會表面的安定繁榮所迷惑，一意追求自適其適的浪漫生活，亂後卻喪失了過那種生活所憑依的許多條件，就轉為意志消沉，再也唱不出熱烈高昂或優遊自在的歌了。而另外少數人，則亂前原就比較清醒。在朝野沉酣中，對潛在的嚴重危機已有預感，殘酷的戰爭、苦難的環境使他們受到鍛鍊、教育，使他們在經歷危機的同時也產生了希望，使他們終於敢於正視慘澹的人生，堅決地站出來，為國家的安危、人民的哀樂而高唱。杜甫，就是這少數人中的傑出代表，他以積極的入世精神，勇敢而忠實地反映現實生活。即使在大局極端危急的情況之下，也從來沒有失去信心。而其所具有的「盡得古今之體勢而兼人人之所獨專」的高妙藝術手段，又足以充分地將這種高貴的思想感情表達出來。在我國詩壇上，杜詩的認識作用、借鑑作用、教育作用和美感作用都是難以企及的。這就是後人尊之為詩聖，將其作品尊為詩史的理由。
江南逢李龜年
杜甫
岐王宅裡尋常見，
崔九堂前幾度聞。
正是江南好風景，
落花時節又逢君。
這篇詩前兩句寫過去之盛，後兩句寫今日之衰，而以一「又」字形成尖銳對比。國家的治亂興衰，個人的升沉哀樂，都在其中。兩位流落異鄉的藝術家在國破家亡之餘，意外重逢，恰在落花時節。這落花實在太富於象徵意味了。詩中泛說江南好風景而獨取落花入詩，應當不是信手拈來的，而是「神與物遊」（劉勰語）的結果。
李詩大源出於《楚辭》，杜詩大源出於《詩經》和漢樂府。二人又在不同方面受到《文選》很深的影響。安史亂前以李白為代表的浪漫主義和亂後以杜甫為代表的現實主義雙峰對峙，顯示了盛唐之所以為盛。
代宗大曆時期（766-779）的作者，由於生活在一個遭受了極大破壞的社會，物質精神兩方面都未免貧乏。他們既不能如杜甫那樣，在困厄之中依然奮發，所以便繼承了王維、劉長卿諸人作品中適合於他們生活情調的那一部分，而著眼於寫日常生活。時序的遷流，節物的變化，人事的升沉離合等方面的描繪，貫穿於憫亂哀時的情緒之中，便形成大曆詩歌的基調。詩人們對這些方面具有特殊的敏感，寄以沉重的感慨，體物甚是工致，抒情頗為深刻，因而其作品富有人情味。那是一個從惡夢中醒來卻又陷落在空虛的現實裡因而令人不能不憂傷的時代，詩人們具有這樣的心情，是不足為異的。錢起、郎士元、李端、韋應物、司空曙、盧綸、戴叔倫、李益等的作品，雖然各有自己的個性，卻都帶有這種烙印。而韋應物之澄淡，李益之悲慨，尤為後人所稱賞。
由德宗到穆宗約計四十餘年。這時，一度中衰的詩壇又逐漸重振旗鼓，其中憲宗元和時期（806-820）最為興盛，所謂」詩到元和體變新」。這所謂元和新體，按照我們今天的理解，主要指兩個詩派，一派以白居易為首，元稹、張籍、王建、李紳等為羽翼；另一派以韓愈為首，孟郊、賈島、盧仝、李賀等為羽翼（雖然白居易那句詩所說新體可能僅自己的那一派），其源都出於杜甫。從此以後，杜甫在祖國詩壇上的影響就變得非常突出，而且歷久不衰。
白派詩人對杜甫的繼承側重在他敢於正視現實，抨擊黑暗這一方面，並且進一步努力使自己的語言變得更為通俗流暢，生動感人。他們的樂府敘事詩，無論在題材的廣闊上，或組織的複雜上，風格的平易上都有所發展，因而容易為讀者所愛好和接受。與此相反，韓派詩人則繼承了杜甫在藝術上刻意求新，富於創造性的精神，而特别致力於在杜甫胸中筆下還沒來得及開拓的境界。在內容上，他們寫險怪，寫幽僻，寫苦澀，寫冷豔，甚至寫兇狠。在形式上，他們以散文句法入詩，並且大量使用一些非前人詩中所習見的詞語。他們想通過自己的創造，迫使人們同意：詩是可以這樣寫的。這個願望，到了宋朝，在理論上和實踐上獲得了部分詩人的承認。在韓派中，李賀在意境和語言上的創新顯得比他家更為突出。除了這兩大派之外，柳宗元、劉禹錫也是這一時期有成就的詩人。柳詩峻潔而清腴，模山範水之篇，上乘謝靈運。劉詩簡煉而沉著，諷刺時政之作，下啟蘇東坡。
酬曹侍御過象縣見寄
柳宗元
破額山前碧玉流，
騷人遙駐木蘭舟。
春風無限瀟湘意，
欲採蘋花不自由。
這篇詩表達了詩人在貶謫中對自由的渴望。滿腔抑鬱不平之氣，而以委婉曲折的手段表達出來，使人讀後，不由自主地產生了對於作者命運的深切懸念，所以特別動人。它不但是柳宗元最好的七言絕句，也是唐人七絕的傑作之一。
文宗到宣宗（827-859）的三十餘年裡，是杜牧和李商隱活躍的時代。杜牧出於杜、韓，而在風格上將清新峭拔合為一爐方面有新的發展。李商隱則尤長於七律，在這種樣式已經杜甫作了多方面開拓之後，還有可喜的發展。他以精心的結構、瑰麗的語言、沉鬱的風格發抒自己的身世之感、家國之哀，足以接席杜甫而無愧。雖然有時措意過深，不免晦澀難懂，和李賀一樣被人所詬病，但懂與不懂，不單是作者一方面的問題，讀者也有一個習慣於新的表現手法的任務。與李商隱齊名的溫庭筠，情思才力，都比不上李，但其輕豔的作風對唐末詩人頗有影響。
懿宗即位以迄唐亡（860-906），詩人不少，成就不大。其間不少作者，追蹤元白，以通俗的語言反映社會問題。如杜荀鶴、羅隱、於濆、聶夷中等；還有一些人則以悽婉輕豔的風格傷悼亂離，如司空圖、吳融、韓偓、韋莊等。而皮日休和陸龜蒙則每於吟詠個人生活的悠閒時，顯出不忘世事的沉痛，有異於其他作家。但這些人都無法和他們的前輩較量了。到了北宋，五七言古今體詩才又以一種新的面貌出現。
以上，是對唐詩流變的一個掛一漏萬的敘述，聊供讀者參考。